大国战略中的地理因素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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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略中的地理因素 [转]


大国战略中的地理因素 [转]
作者：李方


战略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尽管它的定义有几十种，而使用者可能并不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

不过，我们姑且可以笼统地理解为：所谓战略，是一个国家运用各种手段追求特定目标的行为。

本文无力探讨战略问题，只想约略涉及战略问题中的地理因素。

房地产商喜欢讲：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这个说法也被研究战略的学者套用：决定一个国家的战略，第一是它的位置和形状，第二是位置和形状，第三还是位置和形状。

当然，这只是半开玩笑地形容地理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形成独特战略的重要作用，还不好与地理决定论等量齐观。

由于认知局限，本文无意探讨当今国际的战略问题，只希望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地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些大国的战略传统。

仅仅提供一个背景。但是，未必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意识到，这些背景是值得重视的，并且是现实的。



美国

自独立以来，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划过征服美国，应该讲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由于大西洋阻隔，独立战争期间，一份英国命令四个月后才送达战地。

美国人认识到他们远离欧洲列强的地理优势，以至于甫一独立便解散了大陆军队――他们不想在军费上花冤枉钱。日后联邦党人疾声呼吁的几件事之一，便是组建一支正规军，哪怕仅仅是一个团的规模。

很明显，一个团根本无法抵挡来自英国的海上威胁。美国人在这项任务上宁愿倚赖各州民兵和志愿军。而作为正规军的那个团，其主要任务是在西北边境一带对付印地安人。

由于缺乏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很长时间内美国的军力可以说微不足道。

美国人传统上有两大“情结”。第一个情结，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某种“上帝的选民”意识。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自己向全世界普及自由、民主、人权是正当的，是替天行道。此一点与地理因素关系不大，不去说它。

第二个便是美洲情结。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称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同样欧洲列强也不得干涉美洲独立国家的事务。“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就是门罗宣言。

但在当时，由于美国相对弱小，这也只能是说说而已。美国人内心真正渴望的，是统一整个北美大陆，即所谓“天定命运”。

早在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中，美国人就考虑过进攻加拿大。

贯穿19世纪中前期的西进运动，美国人先后自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从墨西哥人手里夺取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从英国人那里购得俄勒冈。这种开疆拓土的努力，在美国人看来，并非简单的探险、征服、开发，更是一种使命――上帝就是派他们来统治整个北美大陆的。

如果不了解这个心理，也就无法解释1867年从沙皇手里购买阿拉斯加的举动。现在当然认为这是一桩合算的买卖，然而在当时，一方面沙皇偷着乐，觉得撞上了冤大头，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也吵得一塌糊涂，不少人认为这是烧钱。其实美国人真正的目的，很大程度是实现他们的“天定命运”。对此反倒是加拿大人最敏感最紧张：你们今天买下阿拉斯加，明天就该打我们的主意了吧！

当然，美国人终于还是未能席卷整个北美大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拥有独特的不易受攻击的地理优势。托克维尔注意到，正是这种地理优势，是美国得以形成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外敌入侵的威胁，美国人才有可能关起门来把民主程序细细地从头走到尾。这要放在欧洲，战端随时可能开启，哪有时间容得国民讨论来讨论去，往往就演变成强人政治。事实上，日后二战期间，美国就几乎搞成强人政治了。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美国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发扬，与其地理位置因素具有某种逻辑关系。

今日美国是国际社会最活跃最进取的主导力量，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年代里，却是孤立主义占上风。由于国土安全无虞，美国人无意费人费钱费时费心费力去管世界其他部分的闲事。一战后，本来美国已经是最强大的国家，理应成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但是当欧洲吵成一锅粥后，他们宁愿悄悄回到本土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美国人倡导建立了国联，自己却最终退出这个组织。二战初期援助英国，罗斯福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如何说服自己的人民，请他们理解为什么要伸手管这闲事。

也许，就算二战后美国照例完全抽身退回本土，也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地位。不过若果真如此，世界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以上只是笼统而言。其实美国本土还是有它的战略劣势，特别是当它扩张到西海岸之后，由于同时面对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中间隔着横垮四个时区的广袤大陆，若东海岸和西海岸同时遭到攻击，整个的协调调度、资源配置就很成问题。两洋舰队必须航行两万多公里绕过南美洲合恩角才能汇合，很可能什么事情都不赶趟了。因此，它必须控制巴拿马及其运河区。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几个战略利益之一。

美国以商业立国，这就要求它必须保护自己商业利益所及范围，直至整个世界。然而，这却是美国本土地理优势及其安全保障所无法企及的。事实上，独立之初的美国商人是最没地位的，连北非小国都敢打他们主意。美国在1812年被迫向英国开战，主要原因是英国在海上强征美国商船和水手。

19世纪末，美国战略家马汉终于发现了英国霸权的秘密（此前连英国人自己都没意识到），那就是：与占据海上交通据点、控制航线相比，舰队本身强大与否也许仅仅是次要因素。

彼时，英国人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居于统治地位无法撼动。但美国人发现，最大的太平洋几乎是一个真空地带，却又恰恰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于是他们相继取得了夏威夷和菲律宾，构筑起自己的海洋利益体系，并隐隐形成与英国分庭抗礼之势。此种战略意识为当日西方列强所无，当列强纷纷抢占海外领地时，美国人第一个认识到，占有多少面积的殖民地并无实际意义，关键是控制海上交通线；而控制海上交通线，关键又在于控制几个关键的地点。

二战后美、英和平交棒，美国全面接管对于海洋交通线的控制权。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美国声称有重大利益的地方，几乎全是交通要道所在。这也是我们理解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只有在保障了海上交通线安全之后，美国才谈得上从其他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反恐、人权等等；而后者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话语，也实在是因为美国的交通线安全利益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甚至没有哪个国家动过挑战的念头。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未来若台湾问题摊牌，它将可能导致中美根本利益上的冲突――相比之下，人权、民主等说词和理由就完全是小儿科了。那将可能是根本性的挑战和应战。

所谓战略，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拿美国来说，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解决了安全问题；其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又解决了利益问题。至少从第一个层面来说，美国人的自负，比如“天定命运”，比如救世主意识，的确有它的道理在里边，这还不仅仅是狂妄，也不仅仅因为它强大。

英国

从战略史的角度看，英国的地理特点可以这样概括：岛国形态赋予它相对安全的地位和行动自由；但它又距离欧洲大陆足够近，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超脱于欧洲大陆事务。

当英国有能力搞好两者的平衡，它称霸世界；当它被迫完全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就面临衰落的命运。这种衰落，自一战始，至二战终。

历史上英国战略的核心任务，是阻止欧洲强国跨过英吉利海峡的入侵。诺曼底人1066年的成功，始终是他们最大的梦魇。

英吉利海峡是个什么概念？其宽度一般在几十公里。拿破仑称：给我一阵顺风，我就能征服英国。其实最早这么想的并不是拿破仑，而是1588年的西班牙人。无敌舰队的作战计划之一，就是在荷兰海岸（当时是西班牙领地）集结，等待一场顺风然后冲过海峡。

在危机年代，英吉利海峡牵制了皇家舰队的主力。

英国人还进一步认识到，作为横渡海峡的欧洲大陆一侧的跳板，荷兰、比利时的中立是至关重要的。不允许这两个国家落入欧洲强国之手，也是英国最高的战略利益。任何这种尝试和企图，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至此，事实上英国已经不可能完全从欧陆事务脱身。早在路易十四年代，当法国军队入侵荷兰，英国人只好投入战争。

英国人知道，仅仅依靠自己不可能保证比利时、荷兰的独立地位。他们需要在欧洲大陆有些帮手。具体来说，这些帮手并不特定，而是定义为欧陆的第二强国、第三强国等等。无论哪个国家试图取得欧陆霸权，剩下的国家便是英国的盟国。这就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均衡战略”，或者形象地称之为“除强扶弱”战略。

尽管出过马尔博罗、威灵顿等陆战名将，但英国陆军从来不是一支可以与欧陆强国等量齐观的力量。其陆军在干涉欧洲事务中，倾向于选择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进行投入，也就是在关键地点起到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这个特点，在拿破仑战争中表现得最充分。同时，这也是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行动的自由”。

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关键地点的“行动自由”，并且在一战中土耳其海峡、二战中希腊都遭到了失败。两次失败的尝试，其思路与拿破仑战争中登陆葡萄牙无异，都是试图攻击敌人的侧翼和薄弱环节。所不同者，由于英国彼时已经完全陷入欧陆事务，它再追求什么“行动自由”就属虚妄了。

当欧陆各国处于均势，英国人可以享受其超脱地位，例如自维也纳会议解决拿破仑问题之后的整个十九世纪。事实上那也是英国人最幸福最强大的年代。然而当一战中70万英国将士丧生西线战场之后，英国人完全改变了心思，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地“享受”孤立于欧洲大陆的超然地位。这也就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心理根源。

二战后，实际上英国已经丧失了独立的战略地位，也不大可能继续执行其传统上超然于欧陆的战略。但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心态，使他们不愿意积极响应欧洲一体化以及欧元区的建构，以致最后法、德决定甩开英国自己干。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他们宁愿依傍远亲而非近邻。

至于英国本土的地理特征，在英格兰统一大不列颠岛并控制爱尔兰之后，已经不构成战略决策中值得考虑的因素。当然在更早的年代，英格兰背后一个独立的苏格兰的存在，的确经常是如芒在背。关于这个话题，可以阅读伊丽沙白一世和苏格兰玛丽皇后的故事，这是欧洲历史中最流行的文学题材之一。其实单独一个苏格兰并不构成很大威胁，可怕的是法国等欧陆强国由此介入英国事务。不过在那些年代，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形成，国家之争主要反映了各个王室的利益之争，因此也就无法从现代意义的战略角度去考量。

作为岛国，英国本土市场相对狭小，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因此历史上英国的战略，从来都不存在本土战略，而只能是欧洲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同时也就是说，英国人必须从全球地理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帝国年代，英国战领了一百多倍于本土的殖民地。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海外领地本身并不构成利益或者说力量，如果它们的资源和财富不能够安全、自由地流动的话。为保证这种流动，英国人必须确保对于两条关键航线的控制权。一个是大西洋航线，再一个是通过地中海、红海通往印度的航线。

英国人在大西洋航线上是海盗出身。但在随着身份“转正”，西班牙、法国退出海上竞争，他们保卫大西洋航线的任务前移到北海一带，即封锁俄国、德国海军前出大洋的通道。两次大战中，这都是英国关键的战略目标。

另外，二战结束之前，皇家海军一直是地中海的统治力量。直布罗陀、马耳他等都是宁死不肯脱手的基地和战略据点。

结论：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球战略的国家，因此，考察英国战略传统中的地理因素，也必然是全球性的一个视野：英国的国家安全，建立在欧洲大陆的均势上；英国的力量源泉，来自它通过控制关键航线，从而把各海外领地的人力、财富连结为一个整体。

至于英国本土，由于缺乏战略纵深，在形势最吃紧的时候，英国人所能考虑的也就是在伦敦（至多推进到郊区）多修筑一些沙包工事而已。

法国

法国的形状，看上去像一个非常整齐的六边形。

除了草草划界的殖民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边境线，都是根据自然因素比如河流、山脉的走向等形成的。因此，法国这么整齐的形状，我们有理由猜测其中包含了人为的痕迹。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见，法国有三个边是“自然”的，分别是它的大西洋海岸、接壤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地中海海岸；但是面向欧陆各国的三个边，就显得不那么“自然”了。

事实上，它们的确是人为裁剪的结果。这个裁缝，就是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乃是欧陆强国之冠，并且这位太阳王在位的大部分年代，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因此，17、18世纪之交的法国，给人的印象是穷兵黩武的好战之徒。有点在欧洲激起公愤的意思，最后是各国联手遏制住了路易十四的野心，法国也由此暂时衰落下去。

在邻居看来，“野心”这个词用在路易十四身上再恰当不过。然而路易十四内心并不这样想。伟大的太阳王连年用兵，居然是出于恐惧，换句话说总觉得法国不够安全，他还想让法国更安全些。

火药应用于战争，按说是有利于进攻一方的。但是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个结论被反转过来，并且直到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战争形势重新转为对进攻一方有利，那还要等到德国人出神入化地使用他们的装甲部队――传统的固守阵地的战法，在大规模地面机动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然而我们知道，早在蒙古人西征年代，地面防御工事就已经证明无法抵挡火器的进攻。对于习惯依托城堡作战的欧洲人来说，无疑这是很不爽的一件事。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而这个办法到了路易十四年代终于被想出来，那就是修建一种名叫“棱堡”的防御要塞。

传统的城堡，一般是靠围墙来进行防御。但事实证明简单的围墙无法抵挡大炮的轰击。所谓“棱堡”，是把围墙修成多边形，并且在围墙的突出部位加筑火力点如塔楼之类。这种改进后的城堡，其平面图看上去有几个突出的棱角，因此叫作“棱堡”。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地图，整个法国的形状，像不像一个巨无霸棱堡？

路易十四可能是历史上最执着的棱堡爱好者，在位期间，法国人沿边境线修建了上百座棱堡要塞，驻扎了几乎一半的地面部队。

路易十四是个性格积极的人，他可不想看到他的各个棱堡在战争中被动地各自为战，而是希望所有棱堡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防御体系。所谓“有机”，就是说各棱堡能够彼此呼应，利用内线优势进行军事机动。

这个要求，在自然地理形成的犬牙交错式的边境线上很难达到。于是，路易十四开始对法国的边境线动大手术：裁弯取直，最终得到类似一个超级棱堡那种效果。

很自然，法国人是不肯吃亏地往自己这边“裁弯取直”的，而只能表现为向邻居那里“找齐”。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路易十四修整边境线的努力，大概只能称为蚕食，而非跃进式的鲸吞。然而在当时的邻居们看来，却实在是一种野心勃勃的可怕行为，因为他们无法猜测路易十四到底打算推进到多远，也无从得知法国人的战略企图究竟是什么。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战略与地理关系的范本。

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法国终于把自己弄成一个超级棱堡模样。仅仅从达到既定战略目标来看，法国人似乎成功了。然而这种棱堡思维，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以后几代法国人的战略决策。马其诺防线是最后的悲剧。

法国一度是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强国，在很长时间里是皇家海军的假想敌和主要对手。不过在路易十四时代即已证明，限于财力和资源，法国不可能同时追求它的海洋目标和大陆目标，而后者对于欧陆国家来讲无疑是当务之急。

法国有过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其最终失败，除了上文原因，地理位置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面向大西洋是法国的优势，然而遗憾的是其大西洋沿岸缺乏良港作为海军基地。法国最好的港口马赛和土伦都在地中海沿岸。为了保护两个方向的安全和利益，法国必须同时维持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若两支舰队汇合必须经过直布罗陀，那里却在英国人控制下。因此，在与英国的对抗中，法国海军从未能够捏成一个拳头。

巴黎过于靠近北部边境也是限制法国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它导致法国人必须在战争中坚守阵地，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这种战略，法国在一战中勉强成功但伤亡惨重，二战则彻底失败。

历史上法国非常执着于控制地中海对岸的阿尔及利亚，感觉上那里跟一般的海外领地还不同，它是作为战略纵深被法国人所考虑的。二战中，阿尔及利亚也的确为自由法国作出了贡献。今天，法国仍在世界各个犄角旮旯保有一批所谓海外省，但它们无足轻重，只有法国人在那里搞核爆时才会被世人想起：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地方啊！

德国

德国地理堪称研究战略与地理关系的经典案例。

现在的国际关系，仍然抹不去地缘政治的影子。而地缘政治这门学问，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人麦金德。

麦金德首倡从全球地理角度研究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其有关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学说，百年来虽经“与时俱进”，内容已有很大改变，但仍然为考量世界大势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视野和框架。

麦金德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主要就是海权和陆权的抗衡，也就是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抗。在他那个时代，他认为海权或者海洋国家主要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海洋国家控制了海上交通线，具有机动优势，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投放力量。这是海洋国家的战略优势所在。

与之相对，麦金德认为还存在一个陆权，也就是大国强国。历史上的大陆强国依靠行政强制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惊人的力量，进而对海洋国家的利益甚至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这种行政动员的强制力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历史上的大陆强权大都失败了。

尽管如此，未来有可能崛起的大陆强权，由于大陆腹地广阔人口众多，仍然可能对海洋国家提出严峻挑战。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形象地称为“世界岛”，进而提出他那个著名的论断：谁控制了核心区域，谁就可以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可以统治全世界。

为此，海洋国家必须防止任何大陆国家控制“世界岛”的企图。

学理上的关键问题是，所谓“世界岛”的“核心区域”到底在什么地方？而这个核心区域被认为是大陆力量的源泉。

站在今天或者往前推几十年的立场，这个核心区域无疑应该是指俄罗斯（或者前苏联）的欧洲部分，还包括东欧国家。事实上地缘政治理论后来也的确是这样发展的。因此，苏联才被认为对西方国家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站在不同的角度，其实可以诠释同一件事。就拿前苏联来说，它的专制主义威胁着西方自由世界，这是从意识形态来考虑；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则是它的陆权威胁到西方国家的海权，特别是当时普遍认为苏联已经囊括整个“核心区域”。

然而在麦金德时代，由于俄罗斯还很落后，他并不认为“核心区域”也就是大陆力量源泉是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及东欧国家。麦金德研究大陆强权的着眼点，恰恰在于当时的德国。与此相对应，他把“核心区域”定义为中欧。

随着德国在两次大战中被打垮，“核心区域”才逐渐东移。

德国的确曾经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妖魔化”通常是双方互动的结果。个人认为，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包含了很大的妖魔化德国的倾向，几乎是先验地把它与历史上的大陆强权联系起来。同时，德国人也对这种态度作出回应，认为海洋强国试图围困德国，遏制它的崛起。事实上直到二战前德国人始终抱有这样一种被迫害的心理。我们似乎很难断言，德国人这样一种心理，到底是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还是确有其事。也许，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吧！麦金德以降的地缘政治理论，或可视为英美海洋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某种伤害性。

问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中欧，是否具有成为“核心区域”的资格？

北京亮马河附近有一间德国餐厅。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那里，就为了看它墙上悬挂的一张大幅德国地图。这个地图很特别，不是那种平面网格图，而是一张预设观察者站在德国南部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巅，向北眺望德国全境的模拟效果图。当然，这里不考虑大地曲度，也不考虑大气能见度，因此你可以依次俯瞰近处的慕尼黑，稍远的德国中部工业区，直至穿过北部平原抵达北海之滨。本着透视原理，你甚至可以看见慕尼黑教堂的尖顶；许多河流从阿尔卑斯山发源，分道流经德国国土，最后注入北海、波罗的海；最远处的汉堡、不来梅等城市，在地图上只能用小黑点来表示。

这个地图似乎具有某种魔力。首先它是一种大气磅礴的表现方式，但我认为不仅仅如此。我们知道，任何预设的观察角度，实际上都可能包含着某种潜意识或者意识形态，也就是说，都可能包含了特别的目的或者心理。那么，这个地图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仅仅是一个独特的观察德国的角度吗？需要强调的是，这张地图制作于德国统一之后。

地图制作者选取了一个俯冲的角度，因此构成了强烈的张力，尽管我不愿意说它可能隐含着一种扩张的欲望。但是，的确有某种冲动和激情在里边。

地图表现的实际上就是日尔曼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主要是德国人，还包括奥地利人、瑞士人、荷兰人等。他们的主体，居住在南北纵贯中欧的狭长地带。西边是法国人，东边是斯拉夫人，南边是意大利人。应该说，该地图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我意识。当然，这种认同感和自我意识如何寻找表达方式和出口，就是一件很隐讳的事情了。我不能妄自猜测什么，我只是被地图所表现的效果而震撼。而且我相信，类似的感觉恐怕不仅仅我一个人有。事实上那个餐厅主要是为在京德国人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地图表现的内容，与麦金德预设的中欧“核心区域”相当吻合。因此我不免猜想，这里边可能包含了一种跨越不同年代的普遍意识。只不过一方是在表达某种民族认同，另一方则感到了现实的威胁。不是吗，这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俾斯麦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同时也为德国设定了有限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作为欧陆的一个平衡力量，而不是单方面谋求霸权。但是他的后继者过于迷信德国的武功（当然这是后来胜利者一方的总结），不相信除了战争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开始谋划一种以德国一己之力对抗全欧洲的战略。参谋本部制定了两线作战的方案，要求极其精确地使用德国的力量，分别在东线和西线取得胜利。然而后来一战表明，由于资源限制，由于对方的决心不可预测，加之当时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可能达到“程控”，这种战略所依赖的理想状态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在客观效果上，的确应验了麦金德的预言：中欧强国试图向外辐射它的力量，进而控制整个欧洲大陆。“核心区域”果然成为战争之源。

德国自有山河，但这不是战略的考量因素。所谓战略中的地理，在于它的相对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命运或者说宿命。德国的历史极好地说明了这些。

俄罗斯

我是谁？――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哲学问题，对于一个国家却是首要的战略问题。

当然只有很少的国家被这个问题困扰，俄罗斯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而且至今都还没有彻底解决掉。

俄罗斯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有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原因。

历史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人接过东正教大旗之前，他们被西方视为蛮夷，不是“自己人”。

民族上，刻薄的西方评论者至今喜欢说：俄罗斯人的血液里有着抹不去的鞑靼人的痕迹。这是他们的耻辱。

当然最主要还是在地理上，俄罗斯横垮欧、亚两洲。俄罗斯的国徽是一只双头鹰，喻意它同时注视着东西两个方向。

从彼得大帝到叶利钦，俄罗斯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西方，但是从未获得他们期望的认同。

这造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孤独的一面。多数历史时期，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总体来讲并不友善的世界上。

因此，向西方靠拢，还是保持一定距离，成为俄罗斯首要的战略选择。近十多年来，俄罗斯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前者渐渐后退的过程。

历史上，影响俄罗斯战略的地理因素，需要从本土地理和相对位置两个方面来考量。

俄罗斯足够大，因此从库图佐夫到斯大林，全都抱着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路。战争中它不太在乎一城一地一山一河的得失，而且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在领土上大进大出。前苏联解体，俄罗斯就丧失了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们形容北京的交通是“摊大饼”，其实历史上俄罗斯在追求国家安全方面才是真正的摊大饼。俄罗斯本土是它的战略安全核心，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是外围，而东欧国家则是外围的外围。俄罗斯的确在多数年代中是一个政治整体，但它的安全指数却并非一致，而是分层次的。我们可以发现，从19世纪中期三次瓜分波兰到铁幕时期的东欧卫星国，俄罗斯对于东欧的态度是，能取则取，不能守就退回本土。东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增加战略纵深，而这个纵深一般来讲也是不牢靠的。乌克兰、白俄罗斯那一圈属于有效管辖范围，但本质上仍然只起到阻滞入侵之敌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里都曾经被德国占领大部分，因为并未实行最坚决的抵抗。只有当战火烧到俄罗斯本土，抵抗才达到最强烈的程度，那就是拿破仑在莫斯科，希特勒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遇到的情况。事实上，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红军也是立足于坚守俄罗斯本土的欧洲部分，而当时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包括乌拉尔、西伯利亚几乎全在叛乱者控制之下。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守住俄罗斯本土，它就能取得最后胜利，至于外围甚至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得失则并非生死攸关。

最大限度地开发其地理上的战略纵深优势，一直是俄罗斯的国策。从沙皇时期到冷战年代，俄罗斯人持续向西伯利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西伯利亚大铁路于1905年最终建成，被认为是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事实上，如果它能够早一年通车，俄罗斯不至于输掉对日本的战争。冷战年代，西伯利亚的蛮荒之地出现了城市群和工业基地，并且修建了贝阿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备份，而这条铁路沿途荒凉，几乎没有像样的城市，完全是军事考虑。

前文谈到，俄罗斯的首要战略问题在于弄清楚“我是谁”，自认为找到答案后，从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亲自建起第一座小木屋并环绕形成彼得堡后，打通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一直是俄罗斯人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俄罗斯整体纬度相当偏北，冬季气候恶劣。这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战胜侵略者，另一方面也的确使其感到一种百年孤独。

而且，这种孤独感并不完全是心理因素，更是地理条件使然。俄罗斯并不缺乏海岸线，尽管绝大多数是荒凉海岸，却也不乏良港。然而致命的是，它缺乏安全、开阔的出海通道。换句话说，俄罗斯进入大洋的必经之路，几乎全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出波罗的海，需要经过丹麦海峡，再前边是英国人控制的北海；出黑海，然而土耳其海峡的主人是土耳其人；出太平洋，则受到东亚岛链阻滞，其间只有一些狭窄的水上通道。

波罗的海强国林立，打不动主意，因此历史上俄罗斯主要是从黑海方向想办法，发动了多次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到19世纪中期，眼看就要把土耳其人彻底打垮，却引来英、法两国干涉，1854年一场克里米亚战争打下来，俄罗斯的土耳其海峡之梦功败垂成。

又从太平洋方向寻求突破，但在1904年对日战争中失去旅顺基地，雄心遂告破灭。

中亚是俄罗斯通向温暖海洋的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在殖民时代，英属印度拦住去路，英国亦曾不止一次表示过保卫阿富汗的决心。冷战年代，1978年的阿富汗战争被西方视为对印度洋航线的严重威胁，并因此投入援助，尽管前苏联可能并无此意。

俄罗斯人在陆地上所向无敌，而接近温暖海洋的努力却几乎无一胜绩，表面看这是一种命运或者说宿命，实际上却是其主要对手们分得清楚：陆地上怎么折腾那是你的事，我不管；若你想捞过界，咱可就对你不客气。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就证明了，即便是陆地战争，俄罗斯人也并非不可战胜。

结论：俄罗斯的确是一个大国，它的战略纵深是其国家安全的保证；然而它的地理局限决定了，它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在多数历史年代中自我期许的那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决定性国家。如果说冷战年代是个例外的话，它所依赖的也更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资源，而不是其本身力量，更非由于优越地理位置而形成的物流优势。地理劣势使这个国家似乎永远处于一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境地。

印度

自人类从事海上贸易以来，印度一直具有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地理优势与印度的战略无关。事实上直到独立前，印度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略可言。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被从中亚南下的入侵者征服的历史，统一的年代屈指可数。同时，印度南部的半岛部分，多半时候被林立的土邦所割据。在英国人征服之前，印度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

英国人塑造了印度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地理意义，并且赋予了基于地理特征的战略含义。英属印度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也就是通称南亚次大陆的那一带地方。在殖民时代，印度被英国视为最重要的海外领地。这包括两个要素：一、印度以其人口和资源的规模，成为英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印度居于北印度洋的正中位置，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控制印度也就控制了印度洋。

印度独立后，基本上全盘继承了英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构思（例如，与我们中国有关的，印度援引英国人的协定来证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国土和人口规模使其具有了成为权力中心的潜质；同时，它也在努力追求作为印度洋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

但是，这种全盘继承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它必须在原英属印度的范围内取得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为此它与巴基斯坦打了三次战争，并且促成这个主要竞争者被拆分成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然而直到今天，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仍未完全达成，常规军事对峙甚至上升到核对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完成与否，将直接决定印度未来大国战略的成败。

印、巴分治堪称英国人的绝妙弃子。它的意思是在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中制造对立的权力中心，这符合英国人一贯的均衡战略的思路。印、巴分治的理由是宗教信仰，然而在历史上，这两个国家却从未被视为各自独立的地理存在。印度文明首先起源于印度河，而这条河今天却流淌在巴基斯坦境内。我们外人很难理解那种基于文化传统的特殊心理的精微之处，我们只是看到这两个国家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确，不共戴天这个词用在这里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印度占据印度洋的核心地位，然而印度人却从来不是合格的水手，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菩提树生长在北方的缘故。历史上，活跃在这条航线上的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因此，当今天印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海洋战略的时候，我们不妨在理解上略微打些折扣。你有什么样的传统，才可能去实现什么样的战略。显然，印度洋战略是殖民时代的英国人的，印度人不大可能照搬得神似，得其形而已，何况还必须小心翼翼不要抵触美国人的利益。当年英国人在此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而今天，只有在美国人的默许下，印度才可能获得行动自由。近年国内颇多人严重关注印度在印度洋的军事崛起，而个人认为基本不必放在心上，因为那不是一支可以随心所欲支配自己行动的力量。

基于传统和现实两方面局限，可以认为印度战略的核心仍在大陆方向。其海洋战略，恐怕不无炫耀色彩，或可视为放焰火那个层次。最主要的是，印度海军缺乏假想敌。今天印度洋的主导力量是美国，打它的主意想都不要想。巴基斯坦海军只是岸防舰队那个档次，印度完全没必要花这么大血本。难道真如猜测的那样是为了遏制中国？恐怕只能用风马牛不相及来形容了。

印度半岛向南突入印度洋，这是个巨大的地理优势，是不是给了印度人一种家藏巨款不花说不过去的想法呢？然而我看这笔钱还是存美国银行更好些。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出美国有衰落的迹象，也就是基本不存在填补力量真空的问题；第二点，波斯湾经印度到马六甲的航线，今天已经不仅仅是某个国家利益所系，而是西方世界集体安全的重要保证，因此它的畅通需要由集体来做出担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单独追求其战略利益，恐怕都隐含着风险，哪怕像印度这样的“地主”。印度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它的海洋战略就多少让人有点看不懂。而我们知道，所谓战略，首先要目标明确，俗话说就是搞清楚你想干吗，否则根本无从谈起。

印度未来的风险，可能恰恰在于被其海洋战略遮住望眼。然而话说回来，历史上哪个大国在崛起的时候，不是对海洋充满渴望甚至想入非非呢？

与前边几个国家的描述相比，本文论述甚至预测的色彩更多些，因此也就要冒更大的风险。但也是无奈，毕竟印度这个国家的战略几乎没有历史可言。

日本

二战后日本的战略就是紧随美国，脱亚入欧，基于岛国形态的地理特征的战略核心，就是维护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至于二战前，目前普遍认为日本只有战术没有战略，我以为这个说法未必恰当。那可能是误把战略限度问题当作了战略本身。

任何国家都只能执行一种有限的战略。也就是说，它期望的目标与它有能力达到的目标之间，肯定会存在一段距离。明智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制定战略，并严格控制力量的投入。成功的例子是历史上的英国，它从未试图将霸权辐射到欧亚大陆深处，因为它明白那是力所不能及。失败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它们把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去追求超过自己能力的战略目标。

日本是以海上强国的身份崛起的，如果它能够深刻理解英国的成功经验，那么它本应当非常慎重地向亚洲大陆投放力量。依据这个逻辑，它占领朝鲜半岛和台湾都不能算是战略错误，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大陆边缘地带，地处交通要道，作为海洋强国为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是必须去控制的。但是，它占领满洲甚至决心征服中国本部，就属于过度使用力量。试想，英国有什么理由要占领法国？更不要说试图征服欧洲。日本人贫寒乍富，无法理解英国这种老鸟的智慧。

日本并非没有战略，它的战略就是建立马六甲以东的亚洲霸权。然而，它是要做领导者还是要做主人？这就是战略限度的问题。前者是一种有限战略。事实上，当日本人表现出这种渴望的时候，它在东亚地区并非缺乏感招力。明治时期很多日本领导人都是这种所谓亚洲主义者，他们希望这个地区能够整体上摆脱西方的控制，并达到富强。正是由于这种胸襟和视野，尽管伊藤博文做首相打败了中国，但中国人似乎对他还颇有好感，甚至曾有请他来做首相的动议。清末大批中国学生留日，除了钱包上的考虑，主要还是日本具有感招力，这个国家隐然被视为亚洲的领导者。因此，日本是否像今天教科书说的那样，历史上一直亡我之心不死，恐怕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会成为孙中山及其同志的革命基地，并且曾经与日本密议过很多在今天看来纯属丧权辱国的交换条件。实在是因为，当时孙中山并不认为日本要灭亡中国，他看到有不少日本人真诚地希望帮助中国。孙中山骨子里也是个亚洲主义者。再如鲁迅，日本侵略事实俱在，但他似乎从未流露出特别的愤恨。以鲁迅的刚烈性格，这里边一定有我们现在出于“政治正确”考虑而无法明说的原因。

如果亚洲主义都不能算作战略，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称为战略？

问题在于，就像一个刚刚长出肌肉的大男孩，下手没轻重，终于把一场内部练兵变成生死搏斗。至于日本军方如何倒逼政治，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历来多有论述。像“日本无战略”的观点，也必须限定在这个语境里边才成立。

但是，也不能把日本试图扮演的角色从领导者变成主人简单归结为愚蠢。

日本和英国具有非常相似的地理特征，都是岛国，都居于大陆边缘。然则为什么英国发展出一种均衡战略，日本却最终要作惟一的主人？原因在于，自罗马帝国之后，欧洲绝大多数时间都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换句话说，欧洲并无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力量，迫使英国必须作出选择。而英国在欧陆执行除强扶弱的均衡战略，主要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恐惧：一旦欧陆形成单一政治力量，它就必须面临选择：挑战，还是顺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两者都几乎是最坏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今天中国似乎就处于类似的选择境地，因为美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日趋接近一个“单一中心”。

在日本的历史上，它经常需要作出这种选择。它面对的大陆，中国在多数历史年代都是一个单一政治中心，再加上占有压倒优势的统一文化。对此，日本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哪怕没有外力逼迫，它也必须解决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的问题。磁场就是磁场，尽管磁场里可能并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伸出来要把你拉过去。因此，有遣唐使，也有丰臣秀吉。

而明治至二战的日本军方，或可视为丰臣秀吉传统的延续。当然彼时中国并非一个强大的单一政治中心，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有必要注意：军阀混战时期日本并未在中国采取大动作；倒是东北易帜不久，便发动了满洲国。这里边应该有一个明显的理由，那就是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单一力量中心。特别是随着中国统一步伐加速（蒋介石摆平军阀，把共产党赶到陕北荒凉之地），日本也加速了对中国的征服。

征服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可能是自己来统治，也可能是寻找代理人。我们在谈论日本的征服或者侵略的时候，似乎应该注意两者的细微区别。事实是，日本人采取了后一种做法，从溥仪到殷汝耕，最后到汪精卫，日本试图在其中国占领区扶植亲日的本地人政权，并且是多个政权。由此是否可以这样判断：日本人最终是想在中国制造多个权力中心（当然最好是亲日的），以此来彻底摆脱困扰它上千年的大陆对岸大一统的局面。不过，它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证明了。

如果是这样，也许日本最终会走回到海洋强国的标准战略上去。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关于日本战略与地理关系的讨论也就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