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岛岛主

华尔街死于自杀还是谋杀？

现在你很容易就会变成金融怀疑论者。且让我们提醒自己，将我们带进当前困境的金融创新，在不久前还显得理由十足。

谁不想让信贷市场为购置房产服务？因此，我们开始将真正的竞争引入抵押借贷领域。我们允许非银行机构开展房贷业务，让它们向有意购房但得不到传统借款机构的人提供更有创意、更负担得起的抵押贷款。然后，我们允许这些贷款被集中包装成向投资者出售的债券，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风险的降低。我们进一步把这些住房贷款的现金流拆分成风险不同的若干部分，为高风险债券的持有者补偿更高的利率。接着我们号召信用评级机构证明：由风险较低的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安全到可以由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来购买。如果有些人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又创造出衍生产品，允许投资者为债券发行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投保。

如果你想展示金融创新的好处，那么，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实例。多亏了这些债券，让成百上千万一直被排挤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产，让投资者赢得了高收益，也让金融中介机构赚足了服务费和佣金。

这项创新看来美得像一场梦——直到大约一年半以前，许多金融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还这么以为。

然后，一切都轰然倒塌。近几个月来，吞没金融市场的这次危机埋葬了华尔街，也动摇了美国的地位。美国财政部被迫提出对被困金融机构的近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让此前新兴市场的灾难——像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之下都显得小巫见大巫。

但到底错在哪？如果我们的补救措施没有对准真正导致危机的因素，我们新激发的监管热情就可能在杀死有毒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让有用的创新无法幸免。问题在于可疑的对象很多。是那些居心不良的抵押贷款者诱使毫无疑心的借款者陷入了债务陷阱？或许是。但是，这些策略对放贷者本身并没有意义，除非他们相信住宅价格会一直上涨下去。

那么，也许罪魁祸首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房地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不愿意放走泡沫中的空气。即便如此，债务抵押债券和类似债券快速膨胀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维持抵押借贷的所需。信用违约互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成了一种替代保险的投机工具，其总额则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2万亿美元。

因此，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在追求高收益时无所不用其极，这场危机可能不会达到现在的规模。可问题是，信用评级机构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及时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这些市场就不会吞噬掉这么多的投资者。这难道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宏观经济决策者本来可以齐心协力，及时采取行动消除不可持续的巨额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那样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流动性在市场上游来荡去，静候灾难的出现。但也许真正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是美国财政部在危机爆发时处置不当。虽然形势很不乐观，但致使信贷市场失灵的却是财政部长保尔森拒绝为雷曼兄弟提供救援。就在这项决策作出后，就连资金最充裕企业的短期融资实际也陷入了崩溃的状态，而且整个金融体系也都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也许保尔森当时最好能克制住自己的厌恶情绪，对雷曼采取已经加诸于贝尔斯登、AIG同样的措施：拿纳税人的钱救它们。这样，华尔街也许可以幸存下来，而美国纳税人也许可以避免支付数额更大的账单。

也许，我们根本就无法找出导致金融体系在我们面前爆炸的单一原因。如果你还愿意相信金融理智，一个能带来些许安慰的想法是：这是一场“完美风暴”，一次需要许多星座同时连成一线才会爆发的非常罕见的灾难。那么，对华尔街的验尸结果会揭示什么？这是个自杀案件？是谋杀？还是意外死亡？还是一次罕见的器官全面衰竭个案？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立法者为防止危机再次爆发所制定的法律和防范措施，也因此必然难以摆脱效果不明显而且无法确定的困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这次危机消失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我们还是会在将来某一天面对另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你可以把一生的积蓄都押在上面。事实上，你也许会这么做。

金银岛岛主

华尔街“卖方”：露脸和丢脸常常紧相连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曾经名声显赫的美国五大投行已基本不复存在。李曼倒闭，美林和贝尔斯登被收购，仅存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变成了综合性银行。但我认为，大家不要被这些变化所误导，美国投行的业务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受到影响，因为顶着综合银行的名义，照样可以做投资银行业务，而且在原来投行业务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存贷款的业务。同时，很多新的投资银行还会在美国不断地产生。这就是美国，只要市场有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就会应运而生。当然，投行会不会象以往那样大起大落，从业人员能不能继续保持丰厚的报酬，倒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所以，了解这一行业的特点以及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通常来讲，华尔街的“卖方”就业机会竞争比较激烈。在金融危机以前，投行的业务不仅具有挑战性，而且从业人员的收入颇丰。在经济好的年份，报酬是很高的。因为，一个好的投行，如果赶上股市暴涨的年份，要上市的公司就特别多，作为帮助上市的投行，承销这些股票就变得十分容易。因为，股市暴涨的时候，常常是投资人疯狂的时候，投行基本上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这些股票卖光。想想看，在美国科技股泡沫的时候，或者在中国股票市场暴涨的时候，任何一个新的上市公司，其承购与发行比例哪个不是超过百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投行赚钱就十分容易，投行的每个从业人员就会拿到十分可观的奖金。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好的投行在好的年景下，资深秘书的收入也会达到六位数，这曾被媒体广为报道。

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投行的业务一般用人都比较少。因此，投行的工作直接与上市公司的上层接触，而且所涉及的资金周转金额往往都比较大。例如，一个公司准备兼并另外一家公司，其转手的规模动辄几百亿美元，一个这样的兼并案例完成，其佣金即使以较小的百分比计算，也会轻而易举地过亿。但从事这个兼并案的投行人员可能仅仅是几个人而已。特别是有些投行的激励机制如果是按照创造的利润提成的话，这些人的收入当然十分可观。

当然投行也不是一切都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投行的稳定性比较差。市场行情变化莫测，不要说年初和年末会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月初和月末也会有天壤之别。所以，能不能赚到那么多钱，能不能顺利地把一个公司推向市场，承担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所以，最有挑战性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能够及时地把公司推向市场。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就是没有把握好时机，没有顺利地把股票推向市场，或者没有达到预定的发行价格和数量。这样的结果当然都是投行和融资的公司所不愿意见到的。

正是投行的这些不稳定的特点，决定了投行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往往比较差。当市场条件好的时候，大量公司准备上市，加上兼并和重组，使投行感觉人手不够。所以，投行在估计未来一年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下，就会从应届的MBA或大学毕业生当中录用很多新人，让他们从事上市或兼并所需要的分析和营销相关的各种文件的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常常需要大量的人员，而且赶时间要速度。这些年轻的应届毕业生就成了最佳人选。他们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急于表现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少有怨言，大家有时戏称他们是最好的“奴隶”。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随着景气的降温，上市公司的减少以及业务量的慢慢枯竭，投行的瘦身也就开始了。那些经过一段卖命工作的新的“银行家”们该面临公司的定夺了。公司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当然不用担心；公司认为在未来几年可能不太需要的人，就成了不景气的牺牲品，加入了重新找工作的行列。

“卖方”分析师是另外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卖方的分析师主要是分析和研究市场和公司的情况，为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提供投资的建议。这些分析师在华尔街的地位与其所在的公司和研究的领域关系很大。但更为主要的将取决于他们对市场的影响力。有些杰出的卖方分析师具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一句话能够让股票上涨或下跌很多。这样的分析师其报酬也非常可观，拿到七位数的分析师在华尔街也大有人在。当然，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分析师则要经过相当的历练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个过程对很多分析师也是个煎熬的过程。因为，他们无法隐蔽自己的观点，也无法隐藏自己的业绩。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投资推介，投资人的记忆是非常好的。错误的推介不仅有可能损及到公司的利益，很多时候还会断送这些人的职业前程。的确，卖方的分析师如果做得好，容易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要是做得不好呢，臭名远扬也在所难免，就像我的初中老师曾经说过的：露脸和丢脸常常紧相连。

华人在“卖方”无论是做投行还是分析师，要成为明星级的人物，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卖方人员的本领就是要有销售的本领，对语言的要求比较高，要经常见客户，向客户推介你的投资理念。华人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的劣势，要想得到大多数美国投资人的认可，常常会付出比同行们更大的代价。对华人来说，在美国能做到顶尖的投资银行家就更为困难。因为，帮助分析参与研究往往较为容易，但要能够周旋于美国大公司的主管行列，使他们愿意把这些投行的业务交给你来做，就要困难多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能够做得比较好的华人投资银行家要么在香港，要么在大陆，因为，在那里延揽到业务的可能性将大大地提高。

在“卖方”还有很多其它相关的岗位，例如，交易和交易相关的助理与研究工作等等，在这里都不能一一展开了。

金银岛岛主

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和战略分析师们

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和战略分析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极小群体。他们有的属于“卖方”，有的属于“买方”，具体划分应根据他们所服务的公司而定的。

说他们是一个极小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在人数上的确仅仅占华尔街就业人员的极小比重。尽管如此，他们的能见度很高，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大，媒体对他们的关注程度也非比寻常。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职位赋予他们的市场或营销的功能。即便是“买方”机构的经济学家或战略分析师，他们不仅要服务于本公司的投资决策，更为主要的，他们常常是这些“买方”投资管理机构的发言人，把对市场的判断传递给他们自己的客户。

经济学家当然是研究经济的，但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与大学里的经济教授们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必须要研究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资本市场。华尔街是应用理论的场所，投资人感兴趣的是如何去做。或者说当前的经济环境或趋势，为投资人提供必要的投资线索。

所以，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为那些需要宏观因素来决定其投资方向的机构和基金经理们提供了参考，但对于那些崇尚基本面分析或数量模型的投资者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各大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经济研究部和首席经济学家。以“买方”的观点来看，这些“卖方”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常常差别很大，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衰退的判断经常是南辕北辙。久而久之，“买方”的基金经理们对这些经济学家的重视程度也减退了不少，当然，仍然作为经济判断的重要参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们不太预测股票市场。华尔街的投资人也不太在乎他们的预测。原因十分简单：有经验的投资人都知道，预测股票市场在某个时间达到某个水平，实在是个自欺欺人的东西。不得已的情况下，说一说还行，要是叫起真来，没有人能够说的让人信服，即便是对了也是偶然的因素大于必然。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经济学家们预测股票市场似乎成为一种时髦，投资人对这种预测也过于认真，无形中增加了对国内经济学家们的压力。

在预测股票市场问题上，高盛的著名战略分析师曾经公开讲过：预测未来股市，能够准确判断趋势已经是成功了；如果非要给出确切的指数水平的话，最好不要给出时间，那样会留有一些余地。换句话说，可以告诉你道琼斯工业指数可以到一个高水平，但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当然可以无限期地准确；或者仅仅告诉你道琼斯工业指数明年会上涨，但不能告诉你具体涨多少。这不是笑话，这是实际情况。就这点来说，“卖方”的经济学家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投资大众却常常会记住他们错误的判断。正是这样一种原因，国内的经济学家常常成为投资人指责的对象。

其实，美国在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也是一样，预测当然有对也有错的时候，所不同的是，他们很少受到“买方”投资人的过多指责，顶多对他的预测置之不理就是了。

大摩经济学家罗奇的“小插曲”记得95年的时候，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罗奇到我们公司来参加午餐会，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基金经理都到了，想听听他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那时他的观点比较悲观，但后来的市场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两年以后，他又来我们公司午餐会，参加的人包括我在内仅剩3个人，一个是公司分管投资的主管，一个是研究部的主任，我是唯一的一个基金经理。

如此冷清的场面，罗奇非常自嘲地调侃：“没关系的，我虽然经历了艰难的时间，但我老婆还和我在一起。”说了以后，他觉得调侃不到位，又补充说：“就是老婆最近有些不正常，因为那天我在衣橱里发现了一双男人的鞋子。”我们研究部的主任话接的很快：“确认一下，那鞋不是我的吧？”大家哈哈一笑了之。外国人可以拿自己的老婆开玩笑，这大概是西方人摆脱尴尬的一种幽默吧。

投资战略分析师风光就几年投资战略分析师研究的问题比经济学家要实际的多，他们不仅要给出市场的具体走势，还要提供详细的投资选择。至少，他们要建议投资人在资产配置上，什么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例如，股票、债券和现金的持有比例，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的股票配置以及不同类别的债券持有比例等等。好的战略分析师甚至对具体的股票选择也有很多独到之处。即便如此，这样的职位也很有挑战性，一个人可以一夕成名，也可以中断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90年代初，里曼兄弟公司的首席战略分析师伊林，在华尔街是鼎鼎大名的年轻女将。她的成名是在1987年成功地预测了股票市场的崩盘，因为她在黑色星期一之前，告诫她的客户尽快卖掉所有的股票。就因为这一预测，她很快成了华尔街的宠儿，到处演讲、预测。

90年代初其声望已如日中天。当然，她的报酬也直线上升，据传在80年代末，她的每年现金报酬就达到了250万美元，股票当然另计。不仅如此，她在里曼有很大的办公室，还配备了至少十几个研究人员供她调配。这样的明星当然对公司的管理层也构成了压力，从93年开始，上层给他配备了一个排名第二的战略分析师汉森女士，名曰帮助其工作，实则不愿意看到她不断增加的砝码。这当然是华尔街很多公司的一贯做法。

到了94年，里曼几乎就变成了两个战略分析师。但两个人对外的声音却南辕北辙。伊林认为未来的股市走强，建议投资人买入，但汉森女士认为股市会有问题，建议投资人减持。投资人面对这样来自同一个公司的报告，当然会感觉无所适从。只好向里曼高层抱怨，里曼不能这样对投资人不负责任。里曼管理层在这样的压力下，必须在两个人当中作出选择。出于政治的原因，里曼很快作出决定，选择了汉森女士，把伊林赶出了里曼。当然，两个战略分析师的矛盾结束了，可二位的结果却也不相上下。

伊林离开里曼以后，当然是自立门户，自己当老板，仍然做投资战略分析的研究，开始还有一些客户，据说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她的竞争对手汉森女士，在成为里曼的首席战略分析师以后，她当然必须坚持她对市场可能走弱的先前判断，但市场也不给她帮忙，却一直走强。坚持了几个月，似乎证明伊林是对的，这让里曼的管理层也很丢面子，在市场和舆论的压力下，几个月以后，汉森女士“自动”辞职，黯然离开了华尔街，结束了其战略分析师的职业生涯。

在华尔街，要能够成为常胜将军太难了！这里同样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就几年。

金银岛岛主

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

大家可能已经熟知退休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对冲基金，在此基础上，加上专门的理财公司和各种特殊账户管理公司等等，这就构成了所谓“买方”的投资机构。“买方”常常是华尔街比较喜爱的领域。不仅因为“买方”相对稳定的工作特点，还在于“买方”易于展示一个人的真实本领。

当然在“买方”更能够使从业人员有很大的缓冲时间，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建立自己的职业基础。也有人称“买方”是上上职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不会给“买方”人员带来就业的困难，相反，经验常常成为这些人的价值所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管钱”或理财当作自己职业的首选，致使“买方”的职位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和挑战性。

“买方”虽然为很多人所青睐，但这个行业能够容纳的从业人员实在是比较少。在美国，即便是一个管理几千亿美元的公司，如果聘请外部结算机构的话，其管理人员也就是几百人。买方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因为，一个基金经理或理财专家，管理的资产可达数十亿，甚至到几百亿。

当时，富达基金公司的旗舰基金就高达 500多亿美元。正是因为“买方”用的人比较少，职位也就比较少，一个好的基金经理能够做几十年，投资人一直会追随这样的基金经理。所以，能够在“买方” 寻求到就业机会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那些直接拥有投资决策权的岗位就更难。

虽然“买方”用的人数较少，但“买方”的种类却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一个重要的划分方法就是根据政府对其监管的力度来划分。

政府管的最多，立法也相当严苛的是那些退休基金。

美国的退休基金有专门的“雇员退休基金法”作为其管理的根本条法。要求管理公司必须降低风险，投资策略十分保守，以保障退休人员能够获取最佳利益。在退休基金的管理上，由于法规的种种限制，投资上不能有太大的灵活性，这里的基金经理们在报酬上常常受到很多制约，特别是来自出资方和利益方的双重压力，使他们的报酬比其它买方基金经理要低一些。

好的方面是：退休基金常常是机构对机构，不会有每日报价的压力，其业绩和操作方法几乎不对大众公开。即便是管理公司对托管单位也大都是每季度报告一次，管理关系的变更往往要拖很长时间。

除了退休基金以外，共同基金是华尔街一个很大的“买方”形式。

政府对于共同基金的监管相对于退休基金要松一些。除了“共同基金法”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制约。当然，共同基金领域有自己的自律机构，通过自律性质的行业协会，使这个行业与政府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在管理上，共同基金公司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都比较强，无论在产品的开发和发行上都比较容易。

当然，共同基金属于零售产品，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所以，在风险控制的要求上还是满严的。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基金公司的透明度比较高，招股书不仅是投资人了解基金运作的主要文件，基金经理也必须遵从招股书的具体设计来规范其操作。共同基金的基金经理们的报酬比退休基金的要好，因为，好的基金经理在公众的声望很高，容易成为其他竞争对手挖角的对象。基金公司为了争夺人才，不得不对这些人付出较高的报酬。同时，共同基金的业绩大体上与市场同步，每天都有详细的结算价格。

对冲基金属于灵活性最高的“买方”投资形式。美国监管部门理念非常清楚，对冲基金不是面向普通大众的产品，是属于机构和少数有钱人的产品。监管部门对这类基金的最大制约就是不允许把产品销售给不合格的投资人。监管部门对所谓“合格的投资人”有严格的定义，例如，连续两年的平均收入要超25万美元，净资产在 250万美元以上等等。

这些具体的规定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说白了就是怕普通人可能不能承担其风险。从另一方面说，这也给了有钱人某些特权。因为，对冲基金在管理上十分灵活，基本上不受金融领域很多法规和条款的限制。对投资的领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限制，既可以做长期也可以做短期；既可以控股也可以卖空；既可以做境内也可以做海外。更为主要的是可以用杠杆的原理，通过借贷来加大投资回报的效果。这个领域较好的基金经理收入相当可观。他们不仅仅收取高于共同基金的管理费，还分享投资的利润。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于赚钱以后的利润分成，常常占到利润的20%以上。

还有一些特殊的“买方”理财公司，他们所管理的不是公开在市场销售的共同基金，也不是某些公司或机构的退休基金，而是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分散账户。

这里既有有钱人，也有普通的中低收入的投资者。投资的管理者可能会帮助客户推荐或购买共同基金，也投资债券或股票。这些职业经理们常常兼具销售和管理两种功能。很多这类公司大都是传统的合伙人式的，或独立的家族性的公司。

“买方”的基金经理们的工作环境比较好。这个环境指的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相对于“卖方”要短一些。还有就是心情相对比较好，因为这些基金经理们常常成为上市公司和“卖方”提供服务的对象。因为，他们掌握资本分配的权利。不仅那些需要资本的公司试图影响这些基金经理，即便是暂时不需要资金的公司心里也清楚，只有这些基金经理购买公司的股票，股票的价格才会上涨。对那些已经拥有公司股票的基金，能让他们长期持有才会使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再有就是这些基金经理们常常会走遍世界各地，为了寻找好股票，实地考察是他们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

“买方”的基金经理要么来自于“卖方”的分析师，要么就是在“买方”已经锻炼一段时间，被证明很有经验的分析师转任。华尔街的大部分基金经理们，至少应该有5年以上的经验。在美国，很难想象一个刚参加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就能够有机会成为基金经理。

当然，“买方”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判断或操作上失误都可能给投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当然，作为基金经理的当事人，为此承担的直接后果可能就是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基金经理的业绩都是有据可查的。那些专门评价各种投资基金的机构也会轻而易举地把其不良业绩录入其史册。

金银岛岛主

华尔街的交易员们

交易员在华尔街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业之一。交易员不仅直接接触市场，而且是在第一线搏击。业绩容易彰显，报酬也相对丰厚。当然这是就最好的结果而言。现实与这样的想象有时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要取决于什么类别的交易员，什么层次的交易员。

交易员的称谓就像军队中参谋的叫法一样，可以是三军统帅的参谋，直接参与决策；也可以是最基层最不重要的某部门的参谋，仅仅是个头衔而已。我常听到国内一些说法，并不是十分理解。例如，国内有时讲的操盘手，不知道是指的交易员还是基金经理，但我觉得似乎是直接操作的人员。所以，正确认识美国交易员的多样性和性质，可能更有助于大家理解国际资本市场。

通常来讲，交易过程不是买就是卖，但交易员在这种买卖当中，所起的作用和基本功能，在整个资本市场上却有很大不同。“卖方”的交易员，常常是为客户提供服务性质的，帮助客户完成交易。这样的交易员，有些是造市商，他们的交易过程纯粹是为了保证市场的流畅，在此基础上赚取一定的买卖差价。这样的交易员，往往分类比较细，交易的产品专业化很强，但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叱咤风云的大牌交易员。

那些大牌的交易员，往往是很多华尔街公司的自营交易平台。这些交易员实际上与基金经理类似。公司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分配给这些交易员，让他们在市场交易，为公司赚取利润。在这点上来说，和基金经理的功能是一样的。他们在公司的地位是由其所能够推动的资本与盈利水平来决定的。

实际上，每年媒体经常讲的那些赚大钱的交易员，大都出自这个领域。这些交易员常常为较大的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工作。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以后，有些人开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但这些人大都在大公司训练过。因为，他们的经验是靠公司的资金训练出来的，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熟练程度当然不是通过自学能够形成的。

交易员因交易的内容不一样而差别很大。有些人是交易政府债券的，相对来讲产品的规范程度很高，交易员之间的可比性较高。交易企业债券的难度可能要大一些，因为，企业债券的规范性比较差，波动性也大，所以，价值评估变得相对复杂。就股票交易员来说，其差别也有天壤之别。通常来讲，初学者通常是帮助完成交易的性质，资深的交易员或基金经理常常对交易方法和原则给出了适当的规范。所以，这些交易员不会有太多的主观下注的性质。作为机构投资人来说，比较有名而且得到重视的是那些能够大规模地交易，但又不至于对市场造成太大影响的交易员，这样对交易人员才是巨大的挑战。

即便是“买方”的这些交易员，他们的责任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我个人做基金经理十几年的经验，先后用过很多交易员，我发现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员。因为，再好的投资战略如果不是通过交易员及时、准确地变为现实投资行为，高回报率就是一句空话。

的确，即便是买方的交易员，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记得我曾经用过的一个老交易员，他在华尔街几十年，一直到退休，他几乎是市场的活字典。最绝的是他能够找到很低的价格买入，也能够以相对较高的价位卖出。他退休以后，我先后换了几个交易员，才深深地体会到那个老交易员的重要。

记得后来请来的那个交易员号称是在纽交所有十几年经验的交易员，但我实在不敢恭维。因为，当你让他买入的时候，他能够把价钱买高百分之十以上，但却没有买到多少股；而在接到卖单后，又常常把价格砸低很多，却没有卖掉多少。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得不要求他暂时取消那些尚未完成的交易，因为，他已经暴露了公司的意图。后来发现，他是很难训练出来的，或许他在纽交所的交易和这里完全是两回事，最终我们不得不让他走路。

当然，交易员当中女性比较少，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女性在这个领域要能够做得很大的确不容易。时间压力、业绩和家庭的压力可能是女性在这个领域不易施展拳脚的主要原因。

交易员的常常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定量的内容。因为，市场的瞬息万变决不会等待一个交易员去拉开架势，按照既定的方针走完全过程，应变能力常常是区分好坏交易员的重要分水岭。丧失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利润，等待机会的时间常常是漫长的，说不定在等到下一个机会以前，自己的就业机会已经结束了。

无论是基金经理还是交易员，都免不了出差错，但重要的要看差错的性质和特点。没有人故意出错，但如果不能尽可能地避免那些重大失误，这样的人是不能做交易员的。最忌讳的交易错误就是做反了方向，基金经理明明让你买入某公司多少股，交易员却卖出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错误。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年轻的交易员，因为这样的一个反向错误，轻而易举就损失了上千万美元。短短两个小时后公司就让他走路了。

对那些在交易领域推动巨额资本的交易员们来说，一年的收入总是在7位8位数之间，最多的能够到10位数，这才是这个行业的巨大的诱惑了所在。

交易员这个令人向往又充满了挑战的行业，不知造就了多少富翁，也不知让多少踌躇满志的人黯然离去。

金银岛岛主

华尔街薪酬体系面临政府“接管”

从2002年到2008年，华尔街五家最大的证券公司共发放了约1900亿美元的奖金。在此期间这些公司共实现利润760亿美元。这五家公司去年共计净亏损253亿美元，但它们仍向员工支付了约260亿美元奖金。

虽然华尔街公司不会放弃其从明星交易员到普通秘书人人有奖金可拿的传统薪酬体系，但至少在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前，华尔街高管和普通员工们将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薪酬期望值。

华尔街的薪酬体系尚未寿终正寝，但它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几家证券公司的管理人士承认，由于华尔街正极力避免遭受政府有可能更加猛烈的“修理”，未来几个月中，本已因企业利润缩水而大幅降低的员工薪酬或许会进一步缩减。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华尔街机构滥发奖金斥为“可耻”之举，这一谴责上周五在交易员、投资银行家和华尔街高管中间激起强烈反响。而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提出一项法案，目标直指那些接受联邦政府救助的金融企业，要求将其高管所获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的金额限制在美国总统的工资水平以下，即：40万美元(不包括福利)。这只相当于高盛集团首席执行长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2007年时两天的收入。

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已经历了几十年的考验，无论形势是盛是衰。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为了换取美国政府依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F)提供的上百亿美元注资，华尔街正准备接受政府的“修理”。

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正一改向高管和明星交易员每年发放动辄5000万美元高薪的做法，开始在薪酬发放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至少以华尔街的标准衡量是如此。这些交易员在年景好时通过负债操作往往能为公司创造丰厚利润。许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已决定放弃2008年的奖金，而在公司业绩长期不佳时用以限制员工薪酬的新机制也正在制定中。

但要颠覆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薪酬体制并非易事。华尔街上许多雇员的聘用合同目前都无法更改。此外，降低薪酬既无法弥补以往的过失，也不能保证金融机构今后不会再遭遇严重挫折。

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并不介意人们对华尔街薪酬的挞伐，因为这反而有助于这些公司将经营费用降至与华尔街已普遍降低的经营风险相一致的水平。由于华尔街公司正在纷纷降低负债率，因此当经济和市场形势好转时，它们大幅提高利润的难度也会增加。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部门2008年的奖金平均比2007年下降了50%左右。这家银行的发言人说，公司还规定，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业绩最优者的奖金不超过100万美元，奖金将更多以股票方式支付。摩根大通还修改了奖金计算政策，确定一位银行家的奖金时要评估他给公司造成的风险，而不仅仅考虑他给公司创造的收入。

另外一些银行家担心，如果政府为华尔街公司的薪酬设置上限或其他限制，那么这些公司的最优秀人才将流失到那些监管较弱的公司中去。

花旗集团一位发言人说，公司将遵守首席执行长潘伟迪去年12月在一份致全体员工的备忘录中所立下的原则。潘伟迪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参考公司的总体财务状况，充分考虑向公司各个层面的优秀员工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公司的精英人物在薪酬方面会得到区别对待。

华尔街的薪酬咨询师艾伦·约翰逊认为，政府插手企业的薪酬决策令人不安，以政令的形式明规定不得向华尔街高管发放奖金更是有可能破坏金融机构的稳定，但这样的声音现在听来过于微弱。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乔纳森·梅西认为，华尔街的奖金发放体系是“腐败的”，因为奖金已经从一种业绩奖励变异成了一种期待，因此这一体系也失去了信誉。这样的看法正成为舆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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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预言天后”自立门户

梅瑞迪斯•惠特尼的成名经历与华尔街这两年的衰败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位39岁的金发女郎是奥本海默公司的银行业分析师。在2007年10月底之前，她还只不过是个无名小辈。但当她于本周三从公司离职并将自立门户的消息传出后，一些媒体甚至在她的名字前冠以“guru”（大师）的名号。

惠特尼得以声名鹊起的原因是她于2007年10月31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她当时在报告中提醒投资者，花旗集团的现状十分糟糕，如果不削减分红以及调整管理层，将难逃倒闭的厄运。当天，花旗股价收于41.9美元。4天后，花旗首席执行官普林斯就宣布辞职。2008年1月，花旗正式宣布削减分红。今年2月18日，花旗的股价只有可怜的2.91美元。

也许惠特尼不是第一个看出花旗存在问题的人，但她却是第一个站出来提醒投资者的分析师。后来她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敢于把如此负面评价花旗写在报告中，而我做到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胆怯的人，优秀的研究报告在走坏的市场里更有价值。”

去年3月，惠特尼预言美国的金融股将大幅下跌50%以上。当时她的判断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在近一年后，道琼斯美国金融指数已经下跌了65%。

2008年8月，当美国股市经历过次贷危机的第一轮考验而陷入数月的盘整格局之时，惠特尼又预测说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美国大型银行股以及整个金融业都将持续走熊。此后，美国股市开始了第二轮更加惨烈的下跌，一些大型银行股的跌势惨不忍睹。

一系列精准的预言令惠特尼逐步成为了华尔街的“天后”，美国《财富》杂志在去年则将惠特尼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商界50位女强人之一。她的言辞从而也备受投资者乃至华尔街巨头的瞩目。业界流传的一件趣事称，在去年10月摩根大通召开的电话会议上，惠特尼对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说，如果他认为市场很快就会看到美联储救市举措见效的话，那么他就会买入高风险资产；戴蒙回答说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他还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那你就是疯了。”惠特尼回应说，“我确实感到害怕”；戴蒙则打趣说：“我们知道你怕，我们正在等着你改变立场”。

据悉，在离开奥本海默公司后，惠特尼将在3月份成立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投资顾问公司。这无疑意味着她的分析观点今后只能被少数人分享。而在她离职前最后几次发表的预测中，惠特尼认为目前市场底部仍未出现，这场金融危机至少还要持续到2010年上半年，继证券市场与投资银行相继倒下后，随着失业率攀升、信贷紧缩等问题，接下来要承受痛苦的将是美国消费者，州政府预算严重不足的后续效应也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

惠特尼还指出，过去15-20年以来，美国的信贷过度扩张，因此现在要让市场重回正常轨道也需要花上不少时间才行。过去一度走高到69%的美国住宅自有率的正常水准应该在65-66%间，因此还将有部分美国房主将失去自己的资产。

在得知惠特尼自立门户的消息后，很多美国投资者都在网上留言表示惋惜，并高度评价了她的预见能力。不过，也有投资者发牢骚说，随着美国金融援助计划的逐步深入，美国的大、小银行纷纷被政府救援并被“国有化”，投资者已经没有再关注金融行业的必要了。惠特尼此时不走，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