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how 于 2015-7-17 17:08 编辑
特权消费社会在生产方面，要求无条件接近世界最高消费品水平，在分配方面对应地就要求购买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否则就会出现生产和消费的脱节问题。<BR> <BR> 改革最开始，基本上有一个收买民心的过程，79年给农民涨价，从80年代开始，给工人工资调级和发奖金，这样一个消费的膨胀过程，受益面比较大。从85年以后，这个势头就开始逆转了，农民遭遇了“卖粮难”问题和价格下跌。城市改革里面就推广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和聘用制，强化了“物质刺激”，这些措施的政治意义是强化管理阶层的权力，把被管理者的经济利益和就业保障作为管理手段来使用。早期的收益增加，有助于工人平稳地适应被强化的管理，这个接受过程的背后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的下降，有相应的物质利益增加对应，在八四年如果是工人出来说“小平你好”也是不奇怪的。<BR> <BR> 邓小平主政时期，胡耀邦、赵紫阳开始攻击平均主义，要拉开分配的档次，只能说还是一个开始。真正落实消灭多数人的购买力同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上的过程，是朱镕基任上实现的。他力举进行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实现了让中产阶级掏工人农民腰包，住房产业化则是让暴富群体去掏中产阶级腰包。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完全落实了中国精英们，依据垄断地位和优势地位，向多数人索取剩余的权力。<BR> <BR> 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利益分配结构，与今天很不同，当时个人的有形收入是很少的，但是作为无形收入提供的福利却很多，例如低廉的房租和水电燃料费，还有就是普遍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机会等，是一个有形收入较少同时搭配着无形收入较多的利益分配结构。这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政策安排，因为不存在大幅度增加收入的可能，也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条件，那么减少个人的负担和支出方面就尤为重要，这主要是通过各种福利制度安排来实现的，今天的农民贫困和城市普通人家的经济困难，多数是无法应付疾病和教育方面的巨额开支造成的。如果更改这一利益分配结构，同时却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可能，这就需要谨慎对待了。<BR> <BR>[B] 朱镕基在台上实现的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的结果，基本上把原来作为福利提供给普通人的东西，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然后在这种谈判地位极端不对称的市场上，造成一种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进行价格敲诈的态势，你的儿子姑娘要上学吗？你家亲人病了吗？对不起请拿大把的钱来，否则就别想治病，别想上学了。很明显，原先作为福利提供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是取消了从业人员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别人的劣势，进行讨价还价的。经过朱镕基的改革之后，就完全反过来了，医院和学校被作为产业来办，也成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构。显然，这个政策是很有利于实现多数人的财富向少数人的手上集中的。有个工人跟我说，原来这些都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我也不用操心着急的，现在一改之后，变成别人可以趁人之危了，原来不是“危”，是可以很稳妥得到的东西，硬改成了“危”。如果说这两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或者为这个改革付出代价的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话，那么住房产业化损害的人就是社会的中上层了。[/B]<BR> <BR> 我们知道，现在的上海、北京、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暴涨，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工作人员甚至是白领所能承担的限度。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水泥、钢材的时候，那时存在住房短缺是有道理的，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指望中国工业化完成之后，钢材建材大增产，从而缓解住房的紧张状况，现在的情况恰好反过来，中国去年生产了全球30％的钢材，40％的水泥，土地批出去的数量也很可观，不是缺乏建房子的材料，现在住房短缺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短缺，只要你不能承担房地产寡头的高价格，帮助他们实现高利润的话，你就成为不合理的消费者。北京还有一个地产业的寡头任某人公开说，我们不是为穷人造房子的。为住房改革付出代价的不再是工人农民了，就算是农民进城打工，反正房子是买不起的，也不作指望了，这一次为所谓的改革付出代价的是小资和白领阶层。这一政策的社会分配功能是为了暴富群体的富裕，听任他们从中产阶级的口袋里掏钱。<BR> <BR> 由于房地产事业的畸形繁荣，加上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需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国的水泥产量，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七个最发达国总产量的两倍多。从今天资源流动和生产力布局看，怎么看都象是我们早年竭力批判的畸形发展，在整个工业里面，建材和钢材，存在着严重的恶性膨胀，汲取的生产性资源太多，就像是人身上的癌症一样，癌症被定义为上皮组织的恶性增生。<BR> <BR> 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改革是为了让市场配置资源，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多么成功，但是这一资源流动和分配的背后，明明就是政治权力的力量在起作用，不过是借助“市场价格机制”来公开而系统地排斥多数人，实现少数人的暴利而已。这些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生存条件恶化是互为因果的，而且也看不到他们这些富人对国家政权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有什么贡献，说到底，他们暴富的结果非常恶劣，除了这一小撮寡头之外，连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受到他们严重的损害。由于有高额利润作支撑，他们往往拉拢和腐蚀政府内部的个别人作为羽翼和帮凶，在房地产普遍暴利的情况下，还到处搞野蛮拆迁，上海还发生放火烧死人的恶性事件。说到底这都是以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无形资产，来作为地产寡头发家致富的代价，这样的改革还被某些主流捧着，很难说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在微观上对消费者设置了结构性短缺的高门槛，在今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间，确实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拉拢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扶持他们，大量汲取银行的资金去支撑他们的膨胀，在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中，房地产寡头组织起贪官和银行的支持，结果成为撬动资源流动一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在支撑着房地产业恶性扩张的同时，拉动中国的工业结构畸形发展。贪官掌握的权力和银行掌握的金融资本，都明显是在为少数人的暴富服务。<BR> <BR> 我们知道，要制造和维持一个特权的社会，在人均资源很少的中国，就得排斥更大的人去支持少数人先富，这样就得依靠强有力的排斥机制起作用，仅仅依赖市场机制的排斥力度就不一定够用，需要引入更强有力的力量来起作用，说到底就是建设特权消费社会必需搞“超经济强制”。我们已经知道，主流舆论在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所谓“改革旗号”下，基本上只体现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愿，完全没有普通工人农民的声音，话语权一边倒地“傍大款”，长期没有受到质疑和追问，只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才在局部和个别问题上对主流经济学形成追问。今年七月份，老经济学家刘国光奋起，讲了一些那些主流们不爱听的话，结果受到林毅夫这些人用造谣的手段进行封杀。政治权力由于少数人受到暴富群体的腐蚀，确实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渠道，帮助财富向少数人手上转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企和民族工业的大面积衰败，这就同时剥夺了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生产条件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失去了人力资本跟着技术和产业升级的积累，多数人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越来越明显地起作用，没有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中国的大学生就很少有机会成为合格的工程师，中国的技术创新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国际竞争力只能是逐步下降，被固定在国际分工底层，靠输出血汗工厂的产品和本土已经非常短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去维持一个少数人有权进行高消费的社会。沃勒斯坦说，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摆脱超经济强制，只有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才有比较规矩的资本主义。<BR> <BR> 前几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就提出我们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间，许多居民被现代化进程甩出去了，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享受不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今年初，李强教授他们按照五普的数据，画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图。人们经常提起金字塔社会、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比金字塔还要糟，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而且还是不连续的，他说这样的社会缺乏交流。当然这样的社会分化程度和结构，社会矛盾就相应地很严重了，公安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去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激增至七万起。<BR> <BR> 今天的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不再提效率优先，已经很明确把握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间严重的不和谐，但是要解决这样的严重问题，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BR>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彩| 六合投≒注| 网络赚钱:顶级信用≒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 |
发表于 2005-12-18 22: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