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仍在经历“成长的烦恼”

金银岛岛主

《时代人物周报》刊出的纪念股市十五周年，《五任精英主席难改市场乱相》的一组文章，该文以人物为主线，回顾了中国股市艰难的发展史，我将之编辑、整理如下，供参考。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股市从诞生到如今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并不是靠“人”这一个因素能够解决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都必然要经历一段“成长的烦恼”。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成熟的资本市场之一，美国股市同样历经百年的博弈，才形成如今的气候。对于成长中的中国股市，一味指责显然并不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事实上，仅仅从股指点位来看，那么这历任五位主席的表现的确差强人意，与股市巨大扩容的规模相比，股指的涨速太慢了。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充分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股市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产物，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徐林日前指出，以前国家有关部委在讨论金融服务业发展问题时，只是把金融和银行作为一个政策手段。在讨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关于金融服务业发展方向的问题时，则已经认识到金融服务业应当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商业化的服务领域。 随着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股市的重要性也日益突显，尚福林也才得以有机会，去解决历任证监会主席都无功而返的股权分置问题。以此而言，股市的表现与个人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也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尚福林之所以要比前任证监会主席显得有所作为，更多的成分在于，他得到历史机遇的垂青，显得更富有传奇色彩一些。股市中的种种乱象，与五任精英主席不构成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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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历任“帝王将相” 今年是中国股市诞生十五周年，但人们好像忘了这回事。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前后五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作为最高监管机构的负责官员，他们无一不是中国官员中的精英、金融界的专家，他们睿智、理性、有为，但中国股市还是成了今天这副样子。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王，有什么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监管者。让我们随他们走进这历史的长卷，从头读起。 尚福林对股市展开大手术 当周小川离任之时，有分析认为：国内股市边缘化已成定局。他们的理由是：走了一个中央委员(指周小川)，来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但就是这个没有深厚背景也不大解股市的人，做了一件所有前任没有做过的大事：解决股市多年积累下来的股权分置问题。 长达两年多的调研和准备之后，这个看上去有点土气的中年人一出手就令人震惊：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并于5月9日晚公布首批4家试点公司。 尚福林是一个出色的手术医生，刀法精准，迅速而有效。他甚至完成了前任主席周小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处理违规券商、加强自律监管、分流市场风险等方面，他把周小川想到而没做到的事落到了实处。 周小川成为股市改革的“敲门砖” 周小川是最有明星相的一任证监会主席：年轻新锐、海归背景、学养深厚、思维超前。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周小川的超前思维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公众。但作为一个决策者，他的很多决策却受到了广泛的甚至是尖刻的批评。 在市场下跌之后，受到重重压力的周小川无奈重拾“调控市场”的旧业，但几经反复，市场仍旧疲软。僵局之中，周小川还是相信市场，他主张把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交给市场讨论，希望能拿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是直到他离任，这样一个完美的方案始终没有找到。 市场或许不喜欢周小川，但他的确改变了中国股市。“保护投资者权益”第一次超越了行政权力和领导意志，成了证监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周正庆成为股指的胜利者 周正庆在任期内大部分时间面临的任务是：让低迷的股市涨起来。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国内经济长期不振，通货紧缩，需要一个新的兴奋点。为了这个，他写了评论员文章。 和前两任主席相比，周正庆应该是扬眉吐气的：他在任期间，股市由低迷走向红火，创造了新的高点。政府调控下的“519”行情，成了中国证券史上的经典。 2000年2月，周正庆功成身退。他是历任主席中对股市发言最多、也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今年的两会期间，他曾接受记者专访，就宏观调控带来的股市失血问题批评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矛头直指他的继任者、现任中央银行行长的周小川。 周道炯只做不说的监管者 周道炯在到任前和离任后都很少对股市发表看法，而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打压下去。当时的情形是：股市涨高了，上边不高兴；跌下去了，股民不高兴；不涨不跌吧，所有的人都不高兴。而调控市场指数被认为是证监会理所当然的责任。 从周道炯时代起，监管者发明了一个特殊的调控股市的方法：发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周道炯任职的两年多里，由他亲手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个月都有2、 3起。他和他所领导的证监会，被骂、被围攻、被威胁炸楼，饱尝了坐火山口的滋味。 当他终于能够卸下重担时，他对继任者周正庆说：我在火山口上坐了三年，现在还好，安全着陆了，现在是该你去起飞了，我相信你比我飞得好。 刘鸿儒中国股市的引路人 1990年，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约刘鸿儒在回京的飞机上谈话。刘鸿儒的结论是，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临下飞机时，江泽民表态：“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继续试验，暂不扩大。” 刘鸿儒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救下了中国股市，却也留下了一个“不会搞私有化”的紧箍。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国家体改委在审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时内定了一个四六开的原则(流通股不超过40%，国有股不低于60%)。这就是后来为害中国股市十五年的“国有股减持及全流通”的源头。 片言救市，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就此和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他就任第一届证监会主席。随着“327国债期货事件”的爆发，1995年3月，刘鸿儒离职。它可以看作股市，第一个高歌猛进时代的结束。 中国股市名词大PK 五位主席在推动证券市场制度演进过程中，其政策取向各有不同，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也是层出不穷，时至今日这样一些争议，也还并没有完全消失。 管市场VS管指数 在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改革是启动较晚的部门，资金高度集中在国有银行。考虑到这一背景，刘鸿儒所谓不能让股票价格猛涨，也不能猛跌，更不能不涨不跌，就容易理解了。股票猛涨，各路资金争相入市，这些钱则大量地来自银行。这样，股市的风险将积聚在银行系统，一旦到达临界点，股市泡沫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反之，如果股票猛跌，“股民”损失太大，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 如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发达证券市场，被认为是有违自由市场精神的行政干预，却在中国证券市场管理者手上，如此频繁地被使用。在实际操作中，新股发行频率是快一些还是慢一些，新股上市时间怎样安排，都得考虑当时二级市场的脸色是不是好看。 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任主席周正庆和第四任主席周小川的思路有一定差异。周小川上任后曾经讲过，证监会在新形势下要调整职能，不能将调控指数作为工作目标和工作方针。而现任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周正庆仍坚持认为，要精心呵护市场，并提出了设立平准基金的政策思路。 办成事VS办好事 前几年，经济学界和证券界有相当多的人对证券市场的各种问题提出批评。对此，前证监会副主席、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积极的推动者和设计者之一高西庆有一句回应：在当时，不是考虑证券市场“应该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通过”。这句话不能为管理层的某些失措免责，但是一句非常实在的话。 在早期，证券市场能建起来，能维持住，已经是莫大的成绩。后来一些市场发展的举措也是如此。一些市场创新的东西以成熟发达市场的眼光看，可能是个四不像，可是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在行政力量大于市场力量的时候，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办成。“先发展，再规范”，是证监会主席们常说的一句话。 这实际上是个改革取向和路径选择的两难困境，是中国改革者们时常和必须面对的现实。 顺应国情VS国际接轨 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有一个新的提法——国际惯例。持这一取向并在以后积极推进的人，被统称为“海归派”。持不同意见的人被称为“本土派”，他们强调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国外的办法。 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除了要求证监会不调控指数之外，他还认为应该改变审批职能过多的局面，当好监管者，不以行业主管部门自居，注重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周小川不但将发行上市的审批制改革为核准制，还考虑将核准权还给交易所。 他的做法有人不高兴。自我削权，有人不高兴；不调控指数，有人不高兴。当他卸任之后，有的证券媒体发表题为《别了，海归派》的文章，欢欣鼓舞。 证监会主席的“扫帚星” 他们威名赫赫或默默无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令当时的证监会主席焦头烂额。也给市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时任主席：尚福林 王小石：原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2004年11月，王小石被检察机关带走。他的出现暴露了股市发行中的腐败链条，使公众对证监会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谁来监管证监会”的质疑声，加快了股票发行制度改革的进程。 时任主席：周小川 吕梁：著名庄家，中科系的操盘手。他不但违规操纵市场，还在事后约见记者大爆内幕，吹嘘自己的做庄手法。2000年底中科创业崩盘后一度被监控，后逃脱下落不明。 时任主席：周道炯 马玉和：琼民源董事长。1997年初琼民源造假案东窗事发，被中国证监会勒令重新申报财务报表。马玉和一面申请股票停牌，一面鼓动股民闹事。甚至派车拉着股民冲击证监会，威胁监管人员人身安全。后被逮捕判刑，琼民源在一年以后改组为“中关村”。 时任主席：刘鸿儒 管金生：原万国证券公司总裁，中国证券界的元老级人物，“327国债期货事件”的罪魁祸首。1995年2月23日，327国债期货的空方将成大败之局；空方主帅——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紧急调动上亿银行资金，在收盘的最后8分钟抛出1056万口的“327”卖单砸盘，相当于“327”国债发行量的3倍多，“327”由暴涨3元瞬间直线下跌0.71元。多方崩溃。 当日，上交所被迫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并组织协议平仓。这一事件导致了包括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内的多位官员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