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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借第三方存管淘空万联证券 《证券市场周刊》消息,知情人士透露,吴旭后期融来的资金多是通过网络来的证券公司高管,在大型国有企业、农信社、券商、银行处融来的资金,这些融资客户随着高管的出局,开始抛售思达高科,吴旭已无力回天。 2004年6月底,泰阳证券的股东内部斗争进入白热化。2004年半年报中,泰阳证券成为思达高科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惟一的机构股东,一时间泰阳证券备受股东内部指责,掌握与影响了泰阳证券36.18%股权的吴旭成为鸿仪系掌门人鄢彩宏攻击的目标。2004年9月,泰阳证券开始大量抛售思达高科。当时鄢彩宏掌握与影响的股东强烈要求吴旭高价将泰阳证券持有的思达高科买回去,万联证券账户上的现金成为吴旭的目标。 据悉,吴旭此前通过四方控股的名义与广州市政府官员洽谈收购万联证券,其目标就是冲着万联证券账面的两亿元现金。2004年6月23日,万联证券召开股东大会,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情况下,广东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40%股权中的20%转给江苏阳光集团,另外20%转让给深圳市广盛投资有限公司。知情人士指出,两家接盘的公司都是代为吴旭持有,两亿元的转让价格,吴旭实际上只付了7000万元的定金。 吴旭利用江苏阳光集团这个在江苏颇有实力企业的幌子,2004年7月开始大张旗鼓地套取万联证券的现金。万联证券没有自营的资格,不能通过自营部门购买思达高科,但吴旭想到了一个最名正言顺的策略,万联证券账户中的大量资金存在银行,不能产生可观的收益,万联证券完全可以将资金委托给独立第三方进行管理,这样万联证券就可以坐收投资收益。 2004年9月,思达高科突然跳水,但是很快思达高科又被人拉起来,知情人士透露,收购泰阳证券抛售的思达高科很可能就是用万联证券的资金接盘的。而此前,吴旭已经通过收购国泰基金股权的把戏,将万联证券的1亿元资金挪出了万联证券。 眼见万联证券账面的现金越来越少,广州市政府也觉察到吴旭挪用万联证券5000万元买思达高科的猫腻,广州市政府决定清理吴旭。从万联证券退出来,吴旭又瞄上了第一证券。到思达高科崩盘的时候,有96%的筹码掌握在吴旭自己的手上,加上同时还在运作四环生物,吴旭的资金出现紧张,进入证券公司迫在眉睫。 2004年,第一证券大股东第一投资集团遭遇经营危机,借助海南当地人脉,四方控股草签协议收购第一投资集团持有的第一证券股权50%的股份。想不到6月9日,思达高科股价崩盘。吴旭还来不及对第一证券下手,就只能离开第一证券。 世纪证券捅19亿窟窿 南航希望“债转股” 《证券市场周刊》消息,最新消息称,南航集团希望争取到世纪证券的重组主导权,因为,南航集团在世纪证券的12亿元委托理财难以收回。消息人士指出,世纪证券做的这部分股票可以说是“惨败”,南航集团的资金几乎没有回收的可能。据透露,经审计,世纪证券窟窿在19亿元左右。 因此,南航集团希望可以“债转股”,由“大债主”变成“大股东”,以尽可能减少损失。消息人士强调,“以前的拟收购方亿阳集团是南航集团的对头,引进南航集团的目的似乎并不仅仅是重组那么简单。” 而在南方航空之前,今年5月,亿阳集团、西部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和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入股世纪证券,并将共5.1亿元的收购保证金打入了世纪证券的账户。 但在其后的几个月,世纪证券的股权重组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消息人士表示,重组方案已经上报了证监会,但还没有获得批准,估计与世纪证券由于委托理财而形成的较大数额不良资产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处置方案有关。 瑞银17亿闪电接手北京证券 据悉,北京证券重组方案已于9月7日获得国务院批准,付出17亿元人民币换取20%股权的瑞银集团,为单一持股比例最大股东,将成为主导重组后北京证券的中坚力量。 知情人士透露,方案的大致内容为:新公司注册资本金仍定为15亿元,但过去的老股东权益将大幅缩水,由原来的每股1元调整为每股0.3元,也就是说原来的15亿资本金只留下4.5亿元,原股东占有新公司30%的股权,剩余的股权暂时由建银投资持有。 但与其他券商重组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建银投资随即将这些股权又转让给了第三方:瑞银、国际金融公司以及以中粮集团为代表的国企,它们分别获得20%、5%、45%的股权。其中,瑞银为获得这些股权付出了17亿元的代价:14亿元是偿还建银投资此前为北京证券垫付的再贷款,其余3亿元作为资本金。 据介绍,国际金融公司(IFC)以及中粮集团等国企的引入都是瑞银“拉入伙”的,不过,它们本身也有入股券商的内在要求。虽然瑞银等新股东进来,但是重组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他所指的主要包括人事安排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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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证监会打算放开外资入股券商比例至49% 据悉,监管部门正在考虑提高外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的比例,最有可能调高至49%。而此前,外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最高比例为33%。调高参股额度旨在化解困扰着众多国内券商关闭清算的危机。 不过,正在准备参股北京证券的瑞士银行对此拒绝评价。国内一家合资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则表示,这应该是监管层在政策层面的一个试探,但不会全面放开,应该是在对个别券商的重组中,采取个别协商的方式与外资谈判,以试点方式进行。毕竟在券商整体清理整顿的时候,确实需要外资参与进来,但又不能完全放开让其控股。 英国《金融时报》称,根据监管部门正在考虑的方案,在中国的130多家证券公司中,大多数券商存在财务困难,这些券商的股东投票权将被冻结,以允许外国同业对手购买20%至25%的股份。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现行制度,这些合资券商可以承销国内公司发行上市,却被禁止从事经纪、衍生品交易等业务,这被认为极大地限制了合资券商投行业务的发展,甚至外资进入中国证券行业的步伐。
最高法院、证监会秘晤券商破产事宜 为破解券商破产的法律困局,最高人民法院和证监会第一次坐到了一起,组成两队人员于9月21日至23日几乎不眠不休的开会。 一队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等人,还有一同前来的众多最高法中院民庭庭长。另一队是证监会风险处置办主任吴清、证监会机构部主任黄红元、法律部主任王超、刚刚上任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董事长陈共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交易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肃毅,以及正在被清算的各证券公司清算组、托管组、工作组组长。 南方证券、汉唐证券、大鹏证券、亚洲证券、民安证券、武汉证券、北方证券,随着倒下的券商越来越多,一块大石头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最高法院和证监会心头: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家证券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仅有一家例外,大连证券破产案于2003年6月25日被大连中院受理,但至今一次都没有开庭,仅仅受理而已),所有的问题券商都在行政清算程序止步不前。 一位证券公司人士分析,现在证监会对问题券商的处理手法很明确,一般是首先找一家券商托管经纪业务,同时委派清算组进入,清理公司资产以及债权债务,同时央行给予再贷款,偿还个人债权债务,等清算完毕后,再去法院申请破产。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性清算。 现在的问题是:凡是进入行政清算的,清算工作都遥遥无期,无法进入司法破产程序。这其中清算时间长的,如南方证券,已经进行了近两年。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律的缺失。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还债程序中,都没有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主要针对的也是一般企业,金融机构破产无法简单套用。新《破产法》不知何时才能出台。 因此,最高法已经把制定关于证券公司破产的司法解释提上日程。一位与会人士称,我们这次会议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找下面的同志摸情况,因为最高法不直接受理破产案件,比较熟悉情况的还是高院中院的庭长。 券商清算组强烈反对法院破产“五个完”原则 法院受理证券公司破产的门槛应该划在哪里?据接近最高法的人士介绍,最高法对此有一个大致的精神,基本上是“五个完”:个人债权债务清偿完;资产和账册清理移交完;证券类业务处置完;保证金缺口补完;员工安置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比如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案必须有,赃款赃物的处置方案要妥当。 但这一标准遭到了清算组的强烈反对。一位负责清算的组长表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个小券商都要清算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搞完,而且之前我们和法院沟通的时候,法院提出只解决资产负债的问题,不解决员工安置问题,如果有员工安置没结束的,即使已经受理的也要停下来,这样的话碰上一两个钉子户,行政清算永远也结束不了。而像南方证券这样的大型券商,没有三年五年清算不完。 券商破产“难产”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 在目前众多清算券商排队等着法院受理破产的情况下,制定司法解释显然已经迫在眉睫。一高院法官就直接说,在最高法司法解释出来以前,我们法院是不会受理破产申请的。 但当询问最高法人士,司法解释是否能很快出台的时候,该人士断然否认,不可能。该人士表示,日前最高法、证监会组两队秘商券商破产的会议主要是统一思想,技术性问题只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在于市场化的券商破产机制应该如何建立。 随着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设立,证监会对于问题券商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已经非常明确,“券商谢幕,政府埋单”的退出模式即将终结,未来投资者保护的重任将交给这个基金完成,虽然现在的启动资金包括新股申购冻结资金利差账面余额和沪深证券交易所交易手续费的20%等五方面来源,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资金来源将是证券公司缴纳的会费,也就是说,埋单者将是市场而不再是政府。 而现在制定司法解释的尴尬之处在于:之前的券商退出方案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导向,是不得已权益之计,但是现在,如何在行政清算和司法破产之间实现平稳过渡? “外资技术+国有资本”整合券商是周小川等的梦想 迅速“国有化、本土化”能一偿所愿地彻底改善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吗?建银投资正面临着这一严峻的挑战。引入外资,把外国证券公司好的治理方式带到中国来,“外资技术+国有资本”结合是“海归派”周小川、汪建熙们的梦想。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中金十周年论坛上关于国有银行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国内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很重要,引入外资投资者,并不在于这几十亿美金。 嗅觉灵敏的外资已洞悉了这一想法。目前,一些外资投行开始主动接触建银投资公司。步伐较快、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有瑞士银行、法国里昂。目前,这两家外资投行正在与建银投资谈判合资入股北京证券和湘财证券事宜。外资券商的强项是投行和资产管理,国内券商无法与之比拟,但国内券商的优势是网络、经纪业务和客户。外资看中的就是这个。 现在,谢认为外资有足够的理由进入国内券商,2001年就策划进入国内券商,之后又主动撤回的宝来证券人士告诉了其中的原因,外资不担心国内券商业绩有多么差,而是担心那些不可预料的黑洞。好券商不需要资金支持,质量差的证券公司又面临破产,无法挽救。规模大的券商,汇金很难有话语权,而且船大掉头难,相对难以改造。摩根大通人士透露,外资投行青睐国内券商的标准:一、质量一般、包袱轻,透明;二、中等规模;三、有重组需求。 建银重组国内券商面临四大壁垒 面对前两次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失效,券商流动性警报此起彼伏,有着丰富银行管理经验的建银投资有限公司,是否一定能把手中的上百亿国有资本运作出成效呢?一位券商总裁认为,建银投资面临着四大壁垒。 第一,建银投资没有选择注资对象的权利,而是被动接受。按照目前申请注资的流程,首先要经过人行同意、国务院批复,注资名单才到汇金或建银手中。这意味着存在本该关闭的券商通过高层公关加入到注资队伍的可能,加重了建银投资改革的困难。 第二,建银投资管理层大多数来自建设银行,他们没有证券从业和管理的经验。建银投资会情不自禁地用审查贷款风险的眼光,去看待发生在证券公司的某些问题。他说,保证国家资本安全是首要的,但注资不等于贷款,更重要地是如何用注资行动换来整个行业的重振。 第三,面临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国内证券公司治理机制中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点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作为大部分证券公司控股股东”,这已成为完善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的主要障碍。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对证券公司高层人事的安排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一些地方政府以大股东身份直接任免证券公司的高管人员,使公司高管人员的约束激励机制扭曲。 在这场注资行动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地方性券商偏好把这笔钱看作是国家的财政资金,不是市场化运作,因此,建银要深度介入这些处于强势政府下的券商,进行治理和改革,存在难度。 第四,通过这场注资,使得本身股权高度集中在国有资本的证券公司股权更加国有化,股权更为集中。这并不利于公司的治理和发展。如果建银投资不能克服上述四大壁垒,投入数百亿国家资本还是被浪费掉,换不来行业的改革,今后谁会有实力和能力重振中国的证券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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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1700万掌控黄海期货 上海黄海期货经纪公司透露,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黄海期货56.67%(出资1700万元人民币)的股份转让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事,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至此,海通证券正式成为黄海期货第一大股东,另两大股东分别为上海盛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和上海黄海经贸有限公司。 据悉,按照有关国资股权转让手续,此前黄海期货股权已经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公开挂牌项目之列,其标价为1927万元人民币。黄海期货有关负责人透露,海通证券已经于近日通过产权交易所摘牌并完成最后交割手续。 挪用北京证券1.98亿的主犯被判无期仍称“无罪” 1996年4月至9月,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小西天证券交易营业部(以下简称小西天营业部)将面值1.98亿余元国债的销售款提供给刘付臣使用。但是刘付臣到了还钱的时候,却不能按时归还全部钱款。于是便与小西天营业部总经理史新纪、副总经理晏宇庆内外勾结犯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005年9月27日上午9点,号称“北京市最大挪用金融资金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宣判。本案的主审法官杨子良宣判,“法院以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刘付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个人挪用资金11亿余元、合同诈骗1.65亿元、至今尚有数亿元未追回——这起案子涉案资金数额之巨在全国也属罕见,故被广泛关注。 刘付臣,男,49岁,这起惊人的挪用金融资金案的炮制者。刘付臣原是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风云卫星气象科技总公司技术开发二部副经理,但是其名下的公司多达十几个,是多家公司的幕后掌控者。刘付臣的案子是由史新纪、晏宇庆(均已判刑)的揭发才浮出水面的。1998年,刘付臣携款出逃,并于2003年在河北被捕。2005年9月2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同日上午9点45分,刘付臣被法警带上法庭。在法官宣判的整个过程中,刘付臣的面色一直凝重,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当他听到自己被判无期徒刑后,便低下头看着法警给自己带上手铐,接着抬起头,面对数十家媒体记者镜头的一片咔嚓声和刺眼的闪光灯。 上午10点30分,宣判完毕,刘付臣被带出法庭。据了解,旁听席上除十几家媒体外,还有来自光大银行的两位相关人士。光大银行与此案关系密切。 本案审理法官杨子良说,刘付臣实施挪用资金、诈骗等犯罪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想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他名下众多公司的发展迫切需要资金。 据了解,刘付臣毕业于清华大学,早年化名“刘平”下海经商,做房屋中介业务,后来参与多家公司的经营。他是北京东晔通讯电子有限公司、北京福尼特工贸集团、北京福尼特家具城10余家企业的“幕后老板”,同时还任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下属风云卫星气象科技总公司技术开发二部副经理,其身份极其复杂。而刘付臣之所以能掌控巨额资金,则是利用其众多身份与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员内外勾结。 在宣判后,有记者与刘付臣进行了简短对话。 记者:“你在原职位上是否缺钱?” 刘付臣:“我只是总经理助理,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你是否会上诉?” 刘付臣:“上诉与否我要和律师商量,由律师确定。我不想回答。” 记者:“那你觉得自己有罪吗?” 刘付臣:“我觉得自己无罪或者应是轻罪。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没有。” 当记者再次提问时,刘付臣对法警说自己头疼,不想回答问题,请求回看守所。之后,法警将其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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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证券“十一”后有望率先进入破产程序 据悉,9月21日至23日证监会、高法院共组的“协调会”,商讨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该如何受理券商破产案件。 而28日,一位接近大鹏证券清算组的人士透露,由于上周的“协调会”未就券商破产案件受理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大鹏证券的破产受理时间最早也将延迟到“十一”以后。按照原定计划,大鹏证券有望成为首例国内券商破产案件的主角。 据了解,目前部分券商的清算工作已接近尾声。而其进入破产程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已成为当前被清算券商的共同问题。尽管我国《公司法》及《破产法》对公司破产有极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券商破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却依然缺位。 按照清算组成员之前交流的意见来看,大家普遍认为,只要问题券商的个人债权债务数额得到央行的确认,由央行拿钱出来填补漏洞,证券公司就可以进入破产程序了。 高法方面做出上述决定的道理是:证券公司一旦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如果不在行政清算阶段把个人债权债务处置完,留到司法阶段就不能够全额或9折偿付,顶多2到3折,一旦处理不慎,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一位与会人士表示,我觉得不会很远了,因为已经有这么多券商等待着走这个程序,证监会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拖下去,但是这一切,都要等待不知何时才能启动的司法程序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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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合资券商的IPO家数“拔得头筹” 华欧国际总经理朱德贞表示,作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A股高端市场,其特殊优势在于理解境内外两个市场,能够为企业在境内外两个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做通盘考虑,以最佳的方式、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风险、最快的速度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在全球资本市场范围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本市场的支持。 长江巴黎百富勤投行业务负责人指出:合资公司的定位是国际平台,专注中国。我们更多关注国内成长性企业、有市场领导地位的企业。合资公司的目标是利用外资投行的技术优势,为国内客户提供国际水平的服务。我们不仅仅是做业务,而是跟客户一起成长,帮客户一起成长。 秉承着 “技术型”投资银行运营思路,两家的业绩以承销家数取胜。2004年共计49家券商以主承销商身份参与IPO,华欧国际以承销威尔科技等五个项目排名首位,长江巴黎百富勤则因七匹狼、中航精机等4个项目排名第三,中金公司排名27位。而如果以承销资金金额来算,中金公司以25.13亿元居榜首,华欧国际和长江巴黎百富勤则分居第三和第六位。尽管都是合资券商,但华欧国际和长江巴黎百富勤的经营之道与中金路线迥异。 2004年是华欧国际和长江巴黎百富勤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完整业务年度,华欧国际共完成了7单业务,包括5单首发和2单再融资,总募集资金额近30亿元。长江巴黎百富勤也排在前十位之列。 此外,接近高盛方面的人士透露,现在高盛高华已经开始操作一项IPO业务。高盛方面希望,这是国内A股重启IPO之后的首个上市项目。目前,高盛高华和高华证券均保持低调,就是为了全力做好该项目。如果最终一切顺利,高盛方面将会对高盛高华证券和高华证券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据悉,该IPO项目很可能是湖北的一家中小板上市企业。 而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华欧国际和长江巴黎百富勤分别为多家上市公司承担股改保荐。但分析人士也指出,尽管华欧国际和长江巴黎百富勤承销项目金额以及家数都排在业内前列,但基本上都是沿袭母公司长期的累积资源,合资公司优势尚未显现。 周小川、尚福林曾数次询问:高盛是否愿意“买门票”? 1995年,当中国建设银行邀请高盛参与中金公司的组建时,高盛拒绝了。理由是高盛担心最终无法获取合资公司的控制权。 随后,摩根士丹利借机参与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的创立。但业内人士却称,摩根士丹利之后与合资公司渐行渐远,逐步淡出对公司的管理,而且不再输入投资银行技术,演变为单纯的股权投资。 2001年年底至2003年夏天,原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与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向高盛数次询问:“高盛是否考虑以‘买门票’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计划?” 这一次,高盛抓住了机会。 2003年,一个由高盛公司董事长亨利·鲍尔森直接领导的专案小组随即成立,正式启动在中国建立合资证券公司的计划。 为了进入中国,高盛设计了三个步骤:一是为海南证券解决历史包袱,捐赠5.1亿元,二是借助外力组建高华证券,再通过与高华证券的合资组建高盛高华证券。 在高华证券成立时,高盛寻找到了方风雷出任董事长。高盛为方风雷团队提供了8亿元的商业贷款。同时,与高盛一直关系密切的联想投入2.72亿元,高华证券最终于2004年10月成立,为综合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10.72亿元。高华证券持有在中国境内经营全面证券业务的执照,可经营A股及A股可转换债券的经纪和交易服务以及其他经许可的业务。 2004年12月2日,高盛宣布,公司与高华证券组建高盛高华证券,高盛拥有合资公司33%的股份,而高华证券则拥有其余67%的股份。高盛高华可以承销本地上市的A股项目、人民币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也可提供国内金融顾问及其它服务。 外资重组成功会诞生一批强大竞争对手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问题,并不是投入资金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也不是所有的证券公司都能够重组。对于“不可救药”的证券公司,更应该借此改革之“良辰吉时”,完善“退出机制”,下决心“清理市场”。此外,外资重组券商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如果外资重组成功,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上会诞生一批强大的竞争对手。像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在保护色彩渐渐淡化,竞争性越来越强的市场环境中,这些后来者可能给那些本来就已经“风雨飘摇”的证券公司带来巨大的冲击。有关方面要严密观察这些公司的动向,制定预警方案,防止部分这类公司的破产对证券市场造成重大冲击。防止或者减小这种可能预期的发生特别需要“民营”资本的参与,这也给参与市场化重组的民营资本提出挑战。 其二,瑞银重组北京证券毕竟是首例市场化重组,成功与否还要拭目以待。为减少试点风险,可多几家试点机构参与,尝试不同的重组模式。让这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长袖善舞的投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各显神通,相互竞争,使中国证券公司的重组模式不断创新,更加丰富多彩,一种尝试不成功还有更新意的改革后来居上。避免一家失败或者“不理想”就被简单地、习惯性地归咎为“市场化重组”的失败,否定市场化重组的方向,推迟市场化重组的步伐。 其三,市场化的重组不能一哄而上。无论是外资参与的重组,还是民营资本参与的重组,毕竟都是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不能够赶“时尚”或“潮流”。要大胆试点,谨慎推广。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要急于追求规模效应。 掌握券商控制权成为外资首要目标 正是由于对控制权的看重,目前外资参与的无一不是中等规模的券商,因为国内的大券商一般合资的可能性小,而中等券商或者小券商会相对容易取得控制权和管理权。而今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外资投资国内资产管理公司的比例限制,允许外资在此类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达到49%,此举被许多业内人士视为是中国进一步放开外资持有国内券商比例上限的前奏。 但瑞银入主北京证券,却被视为对外资投资中国券商的持股比例设定了上限,使其他投资银行恼怒,因为它们希望中国政府允许更高持股比例,甚至高达49%。 而外资对于掌控国内券商控制权的诉求,在美国政府高官言谈中更是表露无遗。美国证券业协会主席马克·莱克瑞斯表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让这些限制都能够彻底取消,因为有这样的限制,不让这些外国公司充分参与实际上对中国并没有好处,我们觉得对中国市场发展非常有利的做法,是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能够以百分之百的股权形式参与到中国市场中来”,美国财长斯诺也公开指出,“我们希望中国尽快开放资本市场,允许更多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市场,并扩大它们可以提供的产品范围”。 外资参股券商已被赋予全新内涵 中国股市只有深入推进,不断创新与开放,才能吸引更多资金入市,中国股市才能走出其所独有的资金困局,其中,解放券商成为重中之重。而目前外资参股券商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首先,宏观背景不同。进入“十一五规划”实施年以后,新的货币政策取向将成为必然,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难以逆转。 其次,市场建设理念不同。近两年,由于外资介入,大投行的概念深入人心。“走出去”与“请进来”都不是空想。 第三,市场参与者不同。最新统计显示,继高盛高华成立以后,目前,我国已有5家中外合资券商;13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30家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新资金源源不断流入市场。
瑞银一直在走中国政府的“上层路线” 瑞银之所以能够击败德意志银行、JP摩根等众多国际大投行,而成功重组北京证券,事后来看,是瑞银为这一行动做足了准备。比起任何一家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瑞银与中国政府有着非比寻常的良好关系,瑞银集团新闻发言人陈瑞琴解释说,我们是由每块业务的负责人与其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的。去年,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彼得·乌夫利还受到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接见。而瑞银集团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何宏丰认为,这是因为瑞银的行动具有持续性和一贯性。他说,在中国,我们已经有非常长的历史,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市场的现代化,为中国企业进行融资,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坦诚、长期和持续的。 在何宏丰眼里,即使花费了14亿元人民币购买高价入场券,但能够进入北京证券仍是一件让人十分兴奋的事情,“这为瑞银在中国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建立了一个基地。” 1965年,瑞银就在香港开设办事处,成为第一家通过财富管理业务在亚洲地区开始分支机构的瑞士银行。 瑞银从1985年就开始为国内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现在,它在中国的资产管理业务也做得有声有色,第一家取得QFII资格,并拥有最大的投资额度,也是第一家参股合资基金达到49%上限的外资。 但此次猎取北京证券股权又有不同,“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何宏丰一再重复强调,“参股北京证券让我们能够承销国内债券和股票,而且还能买卖及分销国内二级市场的债券及股票等经纪业务。这是目前其他的合资券商都不能做到的。” 正因为看到这个机会,所以瑞银进入北京证券的速度快于市场想象和其他外资,当然也在于中国政府加快了对券商重组的步伐。 瑞银重组北京证券:“湖泊、湖泊,我是江河!” 在7月之前,有关北京证券重组的传闻主要集中在是由中央汇金公司还是建银投资注资或者重组上,而在7月初,北京证券就已接受了代号为“江河证券”的外资匿名问卷调查,当时北京证券代号为“湖泊证券”,“江河证券”则是瑞银集团。 3个月之后,结果迅速明朗,瑞银集团出资17亿元人民币,从建银投资手中收购新北京证券20%的股权。 整个重组方案由两大主线组成,明线上是建银投资出面,构建新北京证券的整体股权架构;而暗线上则是由瑞银出资,拿出真金实银启动整个重组计划。 经过精心设计的新北京证券股权结构最终是:瑞银集团持股20%,中粮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建银投资分别持股14%,国际金融公司持股5%,剩余的股份将由原北京证券股东通过新组建的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按照新北京证券15亿元的注册资本和瑞银20%的参股比例来看,瑞银17亿元出资中有14亿元属于溢价出资,这些资金将被用于填补北京证券所欠下的个人债务窟窿和挪用的客户保证金等。 何宏丰也承认,“14亿元是一个很贵的入场券,换算一下的话,我们在北京证券的投资是2.2亿美元左右,相比之下,我们在俄罗斯投资合资券商是3.5亿美元,但是我们占100%股权。” 但他又表示,瑞银愿意做这样的投资。他认为瑞银在北京证券的投资会有很多长期的增长前景,“瑞银给出的价格是合理的。” 瑞银:即使“亏损”也不退出北京证券 来自市场的一致声音是,虽然只持有北京证券20%的股权,但由于其他股东只扮演战略投资者角色,所以瑞银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 瑞银方面人士表示,随着整合北京证券的进程发展,瑞银未来会派出更多人员参与北京证券方面的管理。目前,北京证券的公司架构、人员配置方面尚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瑞银是否会继续增资是市场所关心的。而瑞银首席执行官何宏丰仅仅表示,会履行自己的承诺,达到北京证券原来的股东以及监管当局,对于这次交易的期待。 他还明确表示,未来瑞银在中国的投资即使不理想,也不会退出。瑞银是一个在中国有着非常长的经营历史的公司了,在市场允许的前提下,瑞银是非常有决心的投资者。 由于老北京证券已经将营业部批量转让给招商证券,所以业内分析,瑞银很可能走中金模式,即业务范围更多趋向于投行大单和机构客户。对此,何宏丰的解释是,目前瑞银主要侧重机构投资者、公司和政府,由于瑞银在证券业务方面的能力和历史,所以一开始北京证券最主要的业务还是股票交易投资。 何宏丰表示,会参考瑞银在其他市场的业务模式,但在进入一个市场时还要量身定做,在中国应该有继承也有改变的。瑞银的优势还在于它已经成为提供综合金融产品的供应商,能够根据各类的技术和风险管理、交易的技巧来设计各种不同的投资策略和各种金融产品,来帮助客户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些与未来北京证券业务是互补的。 “瑞银模式”或对民营资本重组券商有示范效应 事实上,瑞银入主北京证券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国证券公司的重组开始尝试市场化。其意义在于: 其一,瑞银参与北京证券重组应该对中国民营资本参与证券公司的重组有示范效应。中国证券公司一直没有真正的非政府资本参与。那些出了问题的“民营”证券公司的问题与国有背景的公司的问题其实同出一辙。如果有眼光有实力的中国的“民营”资本,愿意按照瑞银的模式重组一些证券公司,特别是一些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中小证券公司,这样既给了“民营”资本与外资同等的投资机会,也避免证券公司的重组模式变成纯粹“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模式。如果能进一步开放国内民营资本进入证券市场,有“货真价实”的民营资本实质性参与市场化重组证券公司,将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进步,市场化重组必将使证券公司重组的成功概率更大。 其二,资金已经不是政府背景,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证券的DNA。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证券公司面临大规模重组。但是至今为止,政府行为在证券公司的重组中占主导地位。由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拯救行为能解燃眉之急,但未必能解决证券公司的发展问题。政府主导的重组可能更加强了政府和券商的关系,弄得不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瑞银重组北京证券与政府主导的重组不同,理顺了证券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有利于严格监管体制的形成。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的建设。 第三,受资本的逐利性驱动,相信瑞银将从根本上改变北京证券的管理体系,完善其风险机制和治理结构,从内部制度上降低“股权投资”的风险。瑞银的管理国际资本的技术力量,强大的人力资本,良好的市场信誉,将直接移植到前北京证券,并会严格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运作。这种“花自己钱”推动的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是花“政府”的钱无法比拟的。资金的注入某种意义上只是起到强心剂的作用,现代企业文化的建立,国际金融公司的体制建设才能真正起死回生。瑞银投资北京证券以后的重组动作,使北京证券得到脱胎换骨的再造,才是证券公司的市场化重组带来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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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昆仑证券挪用2亿客户保证金由光大证券托管 据悉,数码网络实际控制人钟小剑,掌控的昆仑证券因严重违规,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已于2005年10月21日起由光大证券托管。 证监会办公厅的文告,于10月20日下发给证监会各地派出机构以及昆仑证券。然而就在当日,钟小剑控制的深圳友缘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收购了另一家上市公司,双环科技大股东双环集团70%的国有股权。 在昆仑证券深圳总部以及上海西藏南路营业部的通告显示,已委托光大证券对昆仑证券所属证券营业部、服务部进行托管。托管期间,证券经纪以及相关业务正常进行,光大证券不承担昆仑证券的客户保证金损失以及其他债务。在昆仑证券深圳总部,光大证券托管组已经在几日前进驻,员工被要求在3个月内不得离职。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昆仑证券至少有约2个亿的个人客户保证金被挪用,另外在集合理财部分出现巨额亏损。去年年底,昆仑证券按照证监会要求对委托理财的融资利息损失进行了计提,导致公司大幅亏损,牵连公司的两个股东数码网络以及另一上市公司粤高速,分别将对昆仑证券的股权投资几乎进行了全额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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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证监会同意大鹏证券进入破产程序
25天,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大鹏证券起诉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私自转移、变卖质押股票一案,这只是大鹏证券众多诉讼中最鲜为人知的一个。 据了解,2003年-2004年间,券商为地方社保资金理财在业内渐成气候,仅上海一地,委托券商理财的地方社保机构达1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达数十亿元,而大鹏证券正是其最大的管理人。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委托给大鹏证券旗下的大鹏资产总计6亿元人民币的委托理财,大鹏证券用220亿股票做质押。质押的股票转入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账户不久,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就将这批被质押的股票,又转移到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在另外一家证券公司所开立的账户中,并且在2004年10月,向大鹏证券提出了解除委托理财合同,并私自将这部分股票出手。为此,大鹏证券以利益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赔偿其损失8000万元人民币。 一位资深投行界人士则指出,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非常有先见之明,如果它当时没有这么做,很可能损失惨重。因为按照大鹏证券破产清算的顺序,这部分质押物是需要先行财产保全的。 据一位大鹏证券的工作人员透露,大鹏证券日前已获得证监会的批复,证监会同意大鹏证券进入破产程序。尽管有了证监会的首肯,但相关法律程序的缺位依然是横亘在大鹏证券破产之路上的障碍。据大鹏证券的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大鹏证券清算组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个人债权的清理和甄别过程中。他透露,尽管目前清算组仍然未就破产条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完全达成一致,但基本上已经认可了高院提出的八大条件,因此,他预计大鹏证券的破产走上司法程序应该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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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事件 券商需强制两个工作日内披露 券商综合治理及分类监管的总体监管思路正在逐步实施。为从根本上防范券商风险,完善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国证券业协会25日发布了创新类(一类)、规范类(二类)券商信息披露指引。对规范类券商的信息披露制度作出了十八条详细规定,此规定涉及的对象为12家创新试点券商及日前刚刚通过审批的7家规范类券商。 与去年十月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比较,此次的信息披露指引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与要求,为创建及完善券商信息披露制度奠定了基础。 指引首先明确了这一规范只是券商信息披露制度上的一小步,并非终点:“此次指引只是公司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鼓励公司比照上市证券公司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公开披露有关信息。” 指引要求,证券公司在重大事件发生后两个工作日内须予以披露。八大重大事件为: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金和注册地址变更;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发生变动或受到重大处罚;公司遭受重大亏损或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公司提供担保等或有负债超过净资产百分之二十;公司合并、分立;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 新规定的另一变化是增加了对信息虚假及遗露的惩处规定:“若发现公司未及时报送资料,或者报送资料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协会将视情节轻重记入证券业诚信信息系统或报请中国证监会调查处理。” 另外,关于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确定公司应于每季度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更新财务信息。 据悉,监管层关于完善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时间表为,在今年底要做到优质、规范类证券公司公开披露财务信息;在2007年底前,证券公司全面实施公开披露信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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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央行为40亿窟窿买单 辽证续走北证之路[/B] 半年前,JP摩根开始与央行总行接触,就辽宁证券(下称辽证)重组事宜展开谈判。就目前谈判细节来看,部分重组思路在双方已经达成共识: 其一,辽证最终将留在沈阳。这主要是出于为辽宁省证券业保留一点血脉角度考虑的。 其二,移植“北京证券”重组模式。据悉,通过关联方联合持有,JP摩根最终将要持有辽证25%的股权,以求对辽证的控制权。 较之其他问题券商,辽证的托管更成为央行的心头之痛——如果没有央行经营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尤其是由其代为发行的柜台企业债问题,辽证决不会如此迅速的摔了跟头。据悉,辽证被托管时留下的40亿资金黑洞中,因企业无力偿还问题,柜台企业债让其背上了8-10亿元的包袱。 作为央行的“家生子”,犯了错的辽证理当“子债父还”。在这个问题上,央行态度也很明确——承担起40亿元的资金窟窿,同时为辽宁证券找到好的婆家。知情人士透露,截至目前,辽宁证券的“救赎”事宜全部由央行总行主导,辽宁省人行和地方政府尚未介入到辽宁证券的重组工作中。 而在央行总行看来,拯救中国风雨飘摇的证券行业,引入外资是终南捷径——一方面可以满足国际投行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可以引入机制,带来能够解决问题的资金。至少,由外方重组后的问题券商,不会再挪用客户保证金。这一思路被完整地移植到辽证之中。 [B]湘财证券合资为不受地方政府限制?[/B] 业内人士认为,关于如何使湘财证券(下称湘财)变成全国性券商这一点,湘财老总陈学荣早有打算。他希望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但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如果湘财成了合资证券,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受地方政府限制。 如果湘财合资成功,便可由地方中等券商一举蜕变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合资类券商。据透露,陈学荣在前几年从海外召回一大批湘籍留学生,也是促使他考虑合资的主要原因之一。湘财如果此次能够合资成功,至少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好处: 其一,国内证券公司除了类似于中信、中金这样的公司,因为特殊的背景和特殊的关系,拥有特殊的优势外,其余的公司业务同质化严重,基本没有业务优势。引入外资,可以同时带来资本和业务的优势,同时带来人才。 其二,湘财前身湘财试验银行投资仅仅几十万元,陈学荣将之一手带到现在注册资本金25亿规模,已经达到了极致,但是如果合资成功,湘财就可以从一家地方中等券商蜕变成全国性的合资券商,其竞争力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B]北京近2000名国债投资者身陷民安证券“旋涡”[/B] 据《北京现代商报》报道,2004年,北京宝瑞理财顾问有限公司与民安证券北京营业部签订了代理合同。宝瑞理财利用其在北京的6个营业网点吸引投资者到民安证券开户购买国债,交易一直正常进行,但由于民安证券被国信证券接管,今年9月29日,国债账户被突然冻结,北京的近2000名投资者被卷入“旋涡”。 宝瑞理财永定路营业部的负责人称,其实投资者完全没必要担心。但近日民安证券的说法却有些含糊,“要等国家政策,至于如何补偿投资者的损失,目前还不好说。” 业内人士指出,按照正常情况,这部分资金返还应该不会出现问题。至于能否全额返还,可能需要看对民安证券的侦查结果,看民安证券挪用的资金中,有没有用来购买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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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面亏损超10亿 证监去年就“盯”上昆仑证券 据《经济观察报》引述昆仑证券内部人士消息,昆仑证券被紧急托管,源于一笔1000多万元的工资款。2004年巨亏后,昆仑证券可能就被管理层注意上了。而公司员工的工资一直由大股东深圳友缘代发,这次它打算收回1000多万的一年工资款,可能是被认为要转移资产,从而成为被托管的导火索。 据悉,昆仑证券被托管,主要是由于它挪用了至少2个亿的客户保证金,再加上它的委托理财业务出现了巨额亏损。委托理财业务的规模大概是9个亿,个人柜台债1个亿,再加上至少2个亿的客户保证金,加起来负债大概在12个亿左右。 分析人士则指出,2004年一年里,昆仑证券不仅把注册资本亏光了,还又亏了5.66亿元,二者相加共计10.89亿元,也就是说昆仑证券至少亏了这么多,还不算可能隐瞒的亏损。 他进而解释称,无论是买国债还是买股票,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损失,有一种可能就是:另设一个公司与券商对倒,券商亏的就是它赚的,否则很难解释怎么会亏这么多。 而一位前昆仑证券财务人士表示,挪用保证金以前也是常有的事,但通常几天就能还上,这次能出这么大的事,可能是亏得太多,补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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