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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亚的范围并不限于旧突厥斯坦。新疆常常被别有用意地称为东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自然也属于中亚,在观念上与中亚颇难区分的还有包括西藏的所谓“亚洲腹地”(Inner Asia)。与土库曼隔里海相望的阿塞拜疆也牵涉在内。阿塞拜疆在语言文化上与塔吉克之外的中亚四国关连,在宗教和民族上则与伊朗有密切关系。

  从地理上看伊朗,东邻什叶派少数的阿富汗,东北部是逊尼派的土库曼族人口,北接里海,西北部则集居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在大博弈的棋盘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都躬逢其盛,伊朗自然也在劫难逃。而新疆在满清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始终和大博弈休戚相关。

  满清末年,原中亚敖罕国的和硕伯克(Yaqub Beg ,清史称帕夏)侵入新疆,为当时与俄罗斯争夺中亚的英国提供了机会,于是“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52](从此新疆成为国际大博弈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左宗棠当时对新疆局势的精辟分析)。

出身湖南湘阴的左宗棠,不顾各种内外阻力,克服重重困难,率兵击败英国在幕后支持的近代史上第一个“疆独”政权,并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迫使另一觊觎新疆的强权帝俄从伊宁撤军,恢复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崩溃,所谓“泛突厥主义”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泛突厥主义的目标,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而惯于利用各种民族矛盾为其帝国利益服务的英国,马上抓住了这一机会。

  辛亥革命之后,新疆长期为几位军阀强人控制。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积弱,军阀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国和俄/苏势力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寻求生存。这几位军阀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可以另当别论,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维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清帝逊位后第一个控制新疆的杨增新,云南人,光绪己丑科进士。他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和策略。为了对付近在隔邻的帝俄-苏联对新疆的蚕食,在中国国力软弱之时,杨增新不得不借用英国力量予以抗衡。但此事的副作用是位于南疆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影响猛增,成为英国策划各种阴谋的间谍中心。英国领事艾泽敦(Percy T. Etherton )在其回忆录《亚洲腹地》( In the Heart of Asia )中,就坦率承认当时英国深深地卷入了新疆分离主义运动。

  杨增新于1928年被刺身亡,与其有师生之谊的甘肃人金树仁在混乱中取得政权,但是金树仁的政治能力远不如其老师。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新疆发生哈密事变,动乱迅速蔓延到鄯善、吐鲁番等地。金树仁政权不久垮台。

  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活动之下,南疆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借机发动暴乱,于1933年11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都”喀什公开打出了“独立国”的招牌。由于当时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国,这个“独立国”,不仅代表英国的利益,更可以说是日本支持的新疆“满洲国”。可是这第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具有传奇色彩的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击溃瓦解,马仲英随后又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击败。后者在新疆长达十一年的统治由此树立。

  但是新疆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消失。随着其在次大陆的统治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英国对新疆未免越来越力不从心。但是苏联对新疆地区的渗透却日益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发生了所谓“伊宁事变”,在苏联的主导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的合作下,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控制了伊梨、塔城、阿尔泰三个专区,实际分裂了整个新疆。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事件,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其中泛突厥主义的成分极重,例如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 )事败后便终老土耳其。此外,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后来被中共改编为第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 )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露面。成为公开的泛突厥主义分子。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结束,归功于当时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张治中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案。随后由于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迅速胜利,斯大林不得不让步,所谓“三区自治政府”和军队被中共收编,包括阿合买提江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死于一次神秘的苏联飞机失事。[53]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都有幕后的黑手。“疆独”的幕后黑手就是“东突”。

2001年上半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一篇名为《新世纪新挑战》的文章中写到:“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合为一体,兴风作浪,目标是使该地区民主过程倒转,推翻该地区的合法政府。”[54]

  一位中国专家阅读此文后断言,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风口浪尖上!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的邪恶力量源自“东突”。

  “东突”一词不是中国的地理名词,也不是新疆或新疆的少数民族,“东突”问题是在国际势力支持下由极少数分裂分子为制造分裂而炮制出来的,把新疆称为“东突”本身就是别有居心。

  2001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严正声明:“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接受‘东突’说法。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分裂主义。”

  作为一个组织的称谓,“东突”是“东突厥斯坦”(也译“东土耳其斯坦”)的简称。据专家说,“东突”是1944年在新疆建立的一个谋求新疆独立的反动组织,上个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据称,类似的流亡组织在海外有50多个,他们把中国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杀回灭汉”是他们的口号,目的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合并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风马牛不相及。分裂分子妄想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分裂新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新疆的情况也与前南斯拉夫问题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之前,南斯拉夫各族本身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新疆恰恰相反——她和中国各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

  事实上,有关“突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民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维吾尔族的祖先丁零人远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牧,到公元前后才来到北疆。而在他们进入新疆之前,中国汉王朝已经开始统治新疆楼兰等地了。

  从族源看,虽然维吾尔民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原本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当突厥人占据了从里海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后,“突厥斯坦”才获得了广泛的含义。但“突厥斯坦”的名称并没有非常确切的含义,在这个名称之前加上“东”“西”“南”“北”的界定,也是很随意的。1722年,《帖木尔伯克史》一书,将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叫做“北突厥斯坦”,将“中国突厥斯坦”叫做“南突厥斯坦”。1829年,比丘林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出现在俄罗斯东方学家格里戈利耶夫的著作中,才正式传播开来。

  由上述事实可见,关于现代泛突厥主义理论所制造的“东突厥斯坦”问题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确定也是十九世纪的事,距离突厥人的国家被维吾尔族和汉族联军所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

  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55]

  塔利班宗教极端分子与中国“疆独”运动的关系,人人皆知。但这只是其中的宗教层面。“疆独”运动的民族文化层面,是“泛突厥主义”。

  中国西北地区聚居着回、维、乌、哈、塔、吉等少数民族,早在七世纪中叶就接受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因此,境内外的同一民族在宗教、文化和习俗上存在着“同质性”。“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根深蒂固。它们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所有突厥民族应建立统一的国家”等等。它们甚至号召通过“革命”和“圣战”,实现“新疆独立”。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民族分裂势力确实呈现出极端的色彩。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部边缘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使得新疆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已成为三股恶势力对中国进行分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前进基地”。境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根据地,频频在国外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试图扩大国际影响,而且竭力向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渗透。他们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和武器弹药,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据外电报道,2000年,两名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盘踞在土耳其、中亚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还试图联合蒙、藏等宗教分子搞破坏活动。由此可见,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已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中国西北边境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冲击。

  与此同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恐怖主义组织纷纷成立。据披露,在境外的“东突独”组织就有50余个。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有40多个。一些组织已形成一定规模。

这些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一定组织形成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们培训暴力恐怖分子,积极筹集武器弹药,实施恐怖破坏活动。以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为标志,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活跃期,带有“圣战”色彩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发生。[56]

有两件事足以反映出“疆独”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会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解放军报》称:“(公约签署)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这一公约与前一年“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2001年5月20日,由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率领的大型西部访问团启程访问中国大陆西北地区,以了解西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境外的新疆分离分子表示反对,声称将有对香港考察团不利的举动。

此事居然惊动了正在南亚访问的朱镕基总理,出面保证说:“在大陆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访问团不必害怕!”

  与官方学者认为新疆“东突”分裂恐怖主义难成气候[57]相反,有实事求是的学者指出,实际从上层到下层,新疆“东突”思想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号召力,“赶走汉人”的宗旨可以获得热烈地响应。在新疆自治区主席位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58]

  “藏独”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国际大博弈。今天的“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便是这前一轮大博弈的“遗产”。

  在第一轮国际大博弈中,俄国密使德尔智(俄名多尔日耶夫)入藏潜伏25年,成为藏名村哓堪钦的西藏僧官兼哲蚌寺僧人。他曾经七次赴俄活动,往返圣彼得堡拉萨之间十多次,策动所谓“西藏抗英独立”,终于落空。因此,英国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的大举侵犯西藏,攻占拉萨等地,便被西方史家视作英国在第一轮大博弈中赢得的最后一场血腥胜利。

  尽管当时荣赫鹏率领英军在西藏一路烧杀掳掠,坚决抵抗的藏军和其他无辜僧俗民众死伤巨大,后来的“藏独”人士却视其为友,当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更美化荣赫鹏的侵藏为“远征”,正是“拜荣赫鹏远征之赐”(达赖本人原文),才有拉萨英国代表团和荣赫鹏迫拉萨所签条约,因此证明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云云。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苏维埃势力迅速获得胜利,面对苏联的崛起,英国加紧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腹地的动作,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地的军阀混战,为英国加紧渗透西藏提供了机会,因此出现长时期内藏军军官用英文发号施令、藏军军乐队演奏“天佑我王”之类的奇妙现象。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对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在亲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派黄慕松入藏,后来又责成马步芳护送年幼的青海灵童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父亲等家属到拉萨等等。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更是伸张中国主权的大事。此后亲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出任年幼的达赖喇嘛的摄政,进一步限制了西藏亲英势力。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量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区设立青海和西康两省,并在西藏地区发展中国国民党地下党,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影响。

  国民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分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在回族名将白崇禧的细致工作下,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成为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这从今天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就是在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独”运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命令马步芳在青海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事机场,使得后来蒋介石可以公开宣布:如果拉萨噶厦政府某些成员继续其离心动作,重庆政府将“进军西藏”。同时中国国民党大力支持印度国大党的独立运动,迫使英国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萨,如果重庆中央政府进军西藏,印英将爱莫能助。
同时,随着英帝国的衰亡、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和冷战的开始,美国政府一反多年来支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开始接收英帝国在中亚的衣钵。早在1948年,美国驻迪化(庭州)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可南(Mackernan )便帮助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1949年4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驻印度大使:美国希望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1949年9 月,在中共军队入疆前夕,马可南仓惶经西藏逃亡,并对“反共”人士留下指示:“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从此际起,在新的外国主顾下,藏独运动逐渐进入“现代”阶段。

  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措施,加上英国从次大陆撤退,“中国军队”入藏成为一个迟早的历史大势。解放军1950年10月越过金沙江和半年多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无非是这一历史大势晚来的兑现而已。

  值得一提的历史事实,是在二次大战前后,美国政府一直相当坚决地支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这也是二战时美英在亚洲的一个矛盾。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的变迁,美国全面接手第一次大博弈中英帝国争夺亚洲腹地的传统和“资产”,西藏不幸成为“冷战”的战场和牺牲品。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国的悲哀。

  美国从195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对美国亚洲战略的利用价值。于是在北美,美国国务院等开始大力资助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美国则直接在军事上卷入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鼓励”少数民族对中共的“反抗”。

  早在19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便秘密卷入策划西藏的“秘密战争”。1957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空运大批受过训练的藏族特工和武器进入西藏,同时美国在琉球(即日本所谓冲绳)到科罗拉多州的各秘密基地,集中训练藏族武装人员。西藏反共的“四水六岗”武装组织,完全是美国一手策划和装备的。仅从1957至1960年,美国即给西藏“游击队员”空投了400 多吨物资。1950年代初期北京和拉萨“蜜月”的结束和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出现。“起义”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员、弹药,直到指引达赖喇嘛“奔印”具体路线,连达赖喇嘛自己都不否认。

  另一必须指出的事实,是美国导演的这新一轮藏独运动,一开始完全是彻底的“暴力”行动,而达赖喇嘛及其家族从最初就直接卷入。其实达赖喇嘛几位兄弟和美国中情局的密切接触,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而根据在美国出版、为藏独宣传的《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一书,远在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之前,目前以“慈悲和平”面目到处游说的达赖喇嘛,便已经向坚持“暴力斗争”的四水六岗组织秘密传送了八封“鼓励信”。

  西藏的这场“武装斗争”,是冷战中一场标准的“代理人战争”,一如在越南战争中武装利用印度支那半岛苗族来对付越共,是美国在冷战中唆使煽动“民族矛盾”以实现政治军事目的的拿手好戏。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国国际“利益”有变,华盛顿马上始乱终弃。在越战败局已定,特别是美国准备“联华抗苏”之时,华盛顿全面放弃支持“藏族武装斗争”,任四水六岗组织被尼泊尔皇家军队全歼,其无情无义程度,令许多当事的中情局特工为之汗颜,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后话。

“塞翁失马”,尽管在军事上惨遭“出卖”抛弃,由于美国地缘战略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瓦解后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离强合弱”的需要,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改走“和平”路线,近年来在美国行情大涨。[59]

  十四世达赖喇嘛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功不可没”。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劝。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的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过去,达赖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协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叁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49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1997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于西藏的影片……达赖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叁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60]

  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政府和传媒另一件不愿声张面对的事实,是近百多年来,真正遭到“文化灭族”和“民族清洗”的原藏语和藏传佛教地区,决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正是被原英帝国强占的大吉岭(原属锡金)、锡金(即哲孟雄,原属西藏)和拉达克等地。它们今天都成了印度的正式领土,那里的藏语文化频临消失。中国境外唯一的藏语国家不丹,也面临印度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效忠达赖喇嘛的“西藏难民”双重威胁。[61]

  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 元 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 东至东南亚地区。

  印度独立后,俨然以大英帝国在南亚的继承人自居。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 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这份“遗产”。他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眼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这里所说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国。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遭到首次重挫。印度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 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 联邦” 不可回避的近邻大国。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 “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 ,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 ”。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顺利平息少数藏人叛乱,以 及1962年对印作战的胜利,使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设想受到自印巴分治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以至尼赫鲁在1962年印度军事失败后不久逝世。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的巴基斯坦分裂;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间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的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渐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

  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2000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由此看来,印度“ 大国”概念的潜在含意应是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西藏乃至印度洋沿岸诸国都被纳入印控的“联邦”的历史概念。

  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印度从尼赫鲁以后所追求的南亚霸权目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对巴基斯坦-西藏- 孟加拉的实际控制权,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权。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几年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说过“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按印度霸权主义的主张,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分离。[62]

  印度近年来“大国梦”膨胀,其情报部门公然招募“精通汉语、藏语、尼泊尔语……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印度又面临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爆炸的严重威胁。中国之外大吉岭、锡金、拉达克等原藏语区遭到印度的“非藏化”,实在为“藏独”运动提供了不祥的前车之鉴。[63]

  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

  印度梦寐以求的是西藏的独立,西藏独立可以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 ,这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危险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只要印度不放弃其孜孜以求的南亚霸权目标,印度就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挑衅。在印度某些人看来,只有促成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印度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因此,由印度所谓“安全利益”引起的与中国的矛盾是地区性的。而西藏是中印矛盾的核心。

  印度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在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已发展为独立的一极。1995~ 96年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6位;军事上看今天的印度已成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为后盾的军事强国,其空军自封世界第四,海军已挤入世界10大海洋强国之列。这一变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已不再局囿于克什米尔那样的弹丸之地,印度所要谋求的已是“在国际事务中要起到与其国土面积和实力相符合的作用并要得到相应的大国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30年代德国、日本及80年代伊拉克面临的两面夹击的形势一样,印度必须先从北方解决问题。北方在印度看来最不能绕过的就是中国。不与中国从地缘上隔离开来,印度在南亚的所有霸权目标就只能是空想。为此印度必须把加速西藏与中国分离作为实现南亚霸权的首选步骤。

  长期以来,印度给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以庇护,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式给予噶玛巴难民地位并取消了对他自由活动的限制。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用使西藏问题迅速卷入国际化的方式,而不是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方式,以及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徊(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的方式,很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印度及国际反华势力达到实际分离中国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4]

  1950年11月18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在写给他的同事萨达尔。帕特尔的信中说:“我们不能拯救西藏,虽然我们希望这么做,我们救它所做的努力越大,给它带来的麻烦也越大。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有效地帮助它,反而给它带来麻烦,这对西藏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们有可能帮助西藏维持最大限度的自治。”

  尼赫鲁加了以下的话,其意义对今天来说都是有用的:“必须记住的是英国、美国、以及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对西藏或那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找中国的麻烦。”[65]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下)
[code]<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luohongencode("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印度对“藏独”的影响还表现在宗教层面。

  自古以来,西藏对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地理上,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国,从中国内陆到西藏上任或办事的官员,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绕一大圈,也比从中国境内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转。有风险即去印度,亦成为本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物的习惯动作。

  1980年中央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迅速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么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后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藏人全民信教。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达赖既是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

  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400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镇)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1993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问题是对于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样?

  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镇藏人,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即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

  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镇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囗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城镇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达赖可以左右开弓的利器。

  从考虑危机的角度看,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多万汉人在那里安家(其中有近200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什么唯独绕过身边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去呢?原因就在于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口优势也没用。

  西藏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如果独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谅其自己力量无法建立有效的边防。这一点,先天地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依靠一个大国,以获得建立边防的人力物力,或者干脆就由那个大国为它承担整个防务。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不是依靠中国,就是依靠印度,没有别的选择。而西藏独立是其对中国的摆脱,仅凭分离的惯性,也会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况达赖喇嘛及他治下的数万西藏难民,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之恩惠呢。达赖对此曾坦言:“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

  印度是能够为西藏提供边防、足与中国匹敌的大国吗?中国人爱回顾1962年中印战争的的印度军队如何不堪一击。然而今非昔比,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国军人最清楚这一点。中国边防至今还有一些段落靠骡马运输(甚至人背肩扛)保证后勤,印军却已经普遍使用直升飞机。印度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军费开支在80年代却曾达到中国的近两倍。即使中国在90年代大幅度增加军费,也仍然没有赶上印度。1962年那场失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1971年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66]

  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开始,出现了新一轮国际“大博弈”,当前的新一轮大博弈,完全可说是老一轮大博弈在新国际战略组合下的延续,只不过大博弈的主角换成了美国,美国在这一大博弈中有地缘政治和经济两大目的,两者又密切相连。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在政治上,美国的目的和策略都是世界强权斗争中传统的“离强合弱”(“抑强助弱”),其主要对象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对于俄罗斯,美国的目的是确保本区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削弱俄国对它们的控制和影响,进一步蚕食俄罗斯在中亚、里海和高加索的势力。对于伊朗,美国企图长期遏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并通过支持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威胁伊朗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甚至最终肢解伊朗。

  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上突飞猛进,无疑是对美国独占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挑战。而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国必须发展和利用中亚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美国对此是以攻为守,以第一轮大博弈中应运而生的“藏独”和“疆独”两大分离主义运动,直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西部的发展。

  在经济上,美国的目的更加明确,其中心便是前苏联里海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尚未开发的巨大石油蕴藏,阿塞拜疆共和国早已以其石油储藏著名于世。此外,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与英国——挪威北海油田不相上下。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第五位。总之,本区的石油总储量估计至少在250 亿桶以上,与已经长期开发的科威特油田总量相仿,超过阿拉斯加北坡和北海油田的总和。

  目前美国和西方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石油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受到伊斯兰什叶派势力崛起的巨大挑战,迫使美国寻求更为长远稳定的能源资源。

  与此同时,根据当今布什总统自己的说法,美国正面临短期和长期的能源危机。布什不仅食言而肥,违背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竞选诺言,还冒天下大不韪,取消前克林顿政府对京都国际协议的承诺。因此不难理解某一美国战略研究人士的结论,认为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对21世纪西方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生死攸关。”

  在西太平洋,从白令海峡、朝鲜半岛直到台湾海峡,美国的战略是依靠日本,因此日本的二战翻案运动愈演愈烈。而美国新中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利用北约盟国土耳其。其结果是苏联崩溃后在中亚“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所谓“疆独”运动,便是其组成部分。

  苏联瓦解之后,中美反苏“轴心”寿终正寝,而原苏联中亚和里海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纷纷独立,为美国直接涉足中亚,提供了大好机会。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民族特性和地理位置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宠儿。

  在新疆,当年的独立运动的背景支持是苏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插手新疆三区革命,为三区革命政府培养、训练、输送干部的过程中,灌输“民族自决”思想,对新疆政局影响是深远的。斯大林当时的意图,乃是建立一个外蒙古式的仆从国,或者干脆加入苏联,成为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今日新疆的民族分离主义与苏联当年长达二十年的以“民族自决”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了干系的。现在的情况是,“疆独”的指挥大棒由美国的铁杆盟友土耳其国接过,“疆独”分子梦想成立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最后好与土耳其合并。

  中亚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四个共和国,都是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作为最大的突厥族国家,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运动当仁不让的旗手。土耳其各界领袖纷纷发表有关新疆的狂热言论,例如已故总统欧扎尔就公开声称:“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同时在新疆地区,各种爆炸和骚乱事件开始不断出现,近年来愈演愈烈,海外特别是土耳其境内的各种“疆独”组织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疆独”运动形成第三次高潮。

  在美国方面,从“中情局专家”到有关“学术界”人士,不断放出“新疆局势不稳”,“中国可能分裂”的言论。美国政界和美国国会,则不断出面表示对新疆突厥族人“受压迫”的关注。同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美国政府主办的宣传机构,全力以赴,加强对中国新疆地区突厥语各族的宣传广播。2001年3 月,美联社发表专评,公开称此宣传战为一场“高科技手段的大博弈”。

  美国中亚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国务院之外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职责,特别值得注意。早有美国学者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公司路线”,是“中国可能分裂”。

  苏联瓦解后,美国军方的四大世界辖区之一——“中部军区”(Central Command,辖区是非洲、中东和中亚)在中亚的活动急速增长,成为极重要的区域司令部(Regional Commanders-in-Chief,简称CINC)。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屡屡被削减,但是军方区域司令部对外不公开的预算却不断增加,以致区域司令们特别是前不久退休的中部军区司令兹尼上将(Anthony C. Zinni)得到了“四星外交家”的美称。

  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正在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演变,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导致两项发展:“丝绸之路”和南洋海陆空商路的繁荣。由于与东南亚华人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南洋商路备受各方注目。中美撞机事件,表明南洋商路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并作为对美国新一轮中亚大博弈战略的回应,中国加速开发大西部、复兴丝绸之路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正如南中国海上的撞机事件,作为大博弈一部的“疆独”运动,决不会消失于中亚的政治舞台。随着美国全面加速其战略重点向亚洲的转移,“疆独”的热度将会不断上升。[67]

  与此同时,美国对“藏独”运动的支持也日益升温。2000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估计国会将会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总统签署生效,美政府就会借口“法律依据”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放手干涉我内政。5月17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任命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这是自1997年以来任职最高的官员担任这一职务。鲍威尔表示:“西藏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能帮助国务院制定出有助于藏人和中国人和解的政策。”“美国应该让中国知道,西藏问题将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关系”。23日,正值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五十周年之际,达赖在会见鲍威尔之后又受到布什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白宫的接见,布什“声明坚定支持达赖喇嘛为倡议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所作的不懈努力”。[68]

  有网友指出,在美国国务院关于西藏的网站中居心叵测地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屠杀了400万藏民,殊不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按美国人的说法,西藏的藏民岂不是绝了种?

美国插手西藏和新疆,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石油利益的双重考虑。

  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的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21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69]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

  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二十一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今天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自中东和中亚。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21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20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甸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

  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正因此,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5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21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下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21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与海洋体系息息相关,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台湾海峡的航行畅通对我国民经济均恒发展和外贸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海峡长约220海哩,平均宽度约90海哩,是我国沿海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日均通过的商船达百艘之多.
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90]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

  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
  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台湾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91]

  当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将人类生存的陆地弄得不堪重荷之时,众多的目光投向了包裹着陆地的海洋。那浩淼的蔚蓝色正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它占有地球面积的70.8%,它拥有的矿物资源、海洋食物资源是陆地的千余倍,它所提供的水产品至少能活300亿人口,曾有这样一件事:在距日本京都千余公理的海洋上,有一个叫冲鸟岛的地方,岛屿很小,涨潮时,岛的最高处离海面仅有45厘米,其露出面的长度不足五米。岛上既无矿藏,也无人烟。但是日本政论却投资数亿美元修葺小岛营造建筑,以“填海造田”的气势保留这块孤悬在汪洋的小岛。[92]

  精明的日本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日本这样大兴土木图的是什么呢?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而岛屿可以像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有权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2海里领海和24海里毗边区为依据,向广阔而富绕的海域索要“海洋国土”。因此,岛屿具有数万倍的增值能力。正因为如此,凡涉及海岛的主权归属,各国绝不相让。

  中国80%的石油沉睡海底。
一个民族要生存,就必须拥有相应的陆地、海洋和领空。
与此同时,美国对“藏独”运动的支持也日益升温。2000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估计国会将会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总统签署生效,美政府就会借口“法律依据”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放手干涉我内政。5月17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任命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这是自1997年以来任职最高的官员担任这一职务。鲍威尔表示:“西藏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能帮助国务院制定出有助于藏人和中国人和解的政策。”“美国应该让中国知道,西藏问题将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关系”。23日,正值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五十周年之际,达赖在会见鲍威尔之后又受到布什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白宫的接见,布什“声明坚定支持达赖喇嘛为倡议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所作的不懈努力”。[68]

  有网友指出,在美国国务院关于西藏的网站中居心叵测地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屠杀了400万藏民,殊不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按美国人的说法,西藏的藏民岂不是绝了种?

美国插手西藏和新疆,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石油利益的双重考虑。

  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的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21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69]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

  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二十一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今天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自中东和中亚。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21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20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甸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

  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正因此,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5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21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下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21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与海洋体系息息相关,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台湾海峡的航行畅通对我国民经济均恒发展和外贸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海峡长约220海哩,平均宽度约90海哩,是我国沿海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日均通过的商船达百艘之多。

  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90]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

  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

  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台湾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91]

  当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将人类生存的陆地弄得不堪重荷之时,众多的目光投向了包裹着陆地的海洋。那浩淼的蔚蓝色正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它占有地球面积的70.8%,它拥有的矿物资源、海洋食物资源是陆地的千余倍,它所提供的水产品至少能活300亿人口,曾有这样一件事:在距日本京都千余公理的海洋上,有一个叫冲鸟岛的地方,岛屿很小,涨潮时,岛的最高处离海面仅有45厘米,其露出面的长度不足五米。岛上既无矿藏,也无人烟。但是日本政论却投资数亿美元修葺小岛营造建筑,以“填海造田”的气势保留这块孤悬在汪洋的小岛。[92]

  精明的日本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日本这样大兴土木图的是什么呢?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而岛屿可以像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有权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2海里领海和24海里毗边区为依据,向广阔而富绕的海域索要“海洋国土”。因此,岛屿具有数万倍的增值能力。正因为如此,凡涉及海岛的主权归属,各国绝不相让。

  中国80%的石油沉睡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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