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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血溅中华,确保台湾在中国(全文)

文章很长,阅读者要有心理准备 不过读完后你会对台湾问题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你会理解为什么台湾对中国那么重要---------------它不仅仅是局限于台湾本身这一片领土和出海口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海洋资源的问题,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它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稳定,关系到中国其他疆域的稳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关系到中华的复兴!!!
血溅中华,确保台湾在中国(全文)






  半个多世纪来,台湾问题一直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困扰。自1991年以来,在李登辉的"循循善诱"下,"台独"思想在台湾岛内渐渐散播开来,2000年"五·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陈水扁主政台湾之后,人们看到了最终实现统一的前所未有的麻烦。在一帮吃里扒外的汉奸的操弄下,短短10余年的时间,台湾的发展趋势令人思之胆寒。"台独"急剧发展下的不统一,已成为干扰破坏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环境、阻碍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反动因素。
  从1840年以来,每一代中国人都在始终如一地追求同一个目标:一个富强且被外部世界所尊敬的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认定,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版图和人口都使得中国有权跻身于"大国俱乐部"中。正如伟达先生在《第三类把握》中所说"在21世纪,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再清楚不过:振兴古老的文明,一改前150 年的颓势,恢复自己作为世界主流文化应有的特质,创造力和领导地位。"[1]现阶段中国国家利益有多方面的体现,但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只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国家统一。二者相互作用、交叉影响。经济发展是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国家统一又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强国梦"是中国安全战略的目的之一,也是中国安全战略的基石之一。目前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安全和经济上正进入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一个瓶颈,受到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新世纪伊始,国际上反华力量的利爪正在伸向我们的咽喉,东边日本重整军备,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正加紧拉紧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西边美国借"反恐"深入阿富汗及中亚诸国,"疆独"、"藏独"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蠢蠢欲动,直接威胁我西部的政治和能源安全;中国国家生存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但这些都比不上"台独"对我们的威胁。"台独"已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
  即使不论人种血源、文化、历史和法理因素,台湾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她对中国安全、经济、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台湾对中国绝不仅仅是"洗刷国耻"的面子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理念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因此它是中国最生死攸关的利益。
  要认识台湾的位置,你必须站在一张包括了俄罗斯远东、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更重要的是太平洋的世界地图前,你会看到:从北到南,有一条弧型岛链逶迤而来。北起俄罗斯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至我国的台湾岛,再经菲律宾群岛、一直到加里曼丹岛。这样一条庞大的岛链紧紧环绕着中国东、南沿海。我国海岸线虽然曲折漫长,但是出入太平洋,必须从这条岛链的缝隙间穿过。这条岛链仿佛是一道有岛屿构成的篱笆。这道篱笆对中国出入太平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和平时期这种作用尚不明显,一旦冲突发生,这种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台湾正处于这条紧紧环绕中国的岛弧链上,它是中国直面太平洋的最前沿。只有从这个中国的"大阳台"上 ,中国人才能一览无余地欣赏太平洋浩瀚无垠的海浪。失去了台湾,我们就不能直接去拥抱太平洋。我们和太平洋之间就会出现"第三者"。[2]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岛链的中央,处于海权与陆权的交叉点,史载兵家论台,素有"四省左护"、"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说。中国的重要港口上海、天津、青岛全在台海以北,中国经济重心及最富庶地区也都位于东南沿海一线。由于陆地资源日益枯竭,中国十几亿人未来的资源必须从海洋获取,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疑在台海及南中国海方向。因此,台湾是中国东南国防安全的核心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如果把韩国、日本及硫球群岛、台湾、菲律宾连成一条线,就可知这条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韩国和日本是美国的保护国,布什对台湾也有"保护"的冲动,美国在菲律宾虽然撤了兵,但又借反恐之名又派兵进驻,希望长久呆下去。如果台湾在美、日的支持下独立了,就会能成为美、日以华制华的工具,成为刺在中国大陆腹部的利刃,不仅分割了中国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把中国的海军砍成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段,而且会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线(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在风吹草动时对我们外贸依存度已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的国家经济安全无疑是灭顶之灾;如果它成为美国"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中国的强国梦就要沉没在台湾海峡。
  小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说,中国的版图在民国时期象一片海棠叶,现在不是了,因为外蒙古被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开了;现在的中国版图酷似一只面向东方的雄鸡,就因为缺了背上这一大块;所幸的是,两条鸡腿(海南岛和台湾岛)还很结实,一旦"台独"得逞,中国岂不是将成为一只跛脚鸡!
  一旦"台独"成为事实,台湾就必定是直指中国咽喉的尖刀,彼时,我们就将欲哭无泪。"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台独"不除,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梦魇。
  台湾一旦回归大陆,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战略地位直线上升,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立即好转,而美日受到削弱。台湾海峡一旦成为中国的内海,中国就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也就控制了日本大部分的海上运输,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基地,收复钓鱼岛、琉球群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
  一旦台湾回归祖国,挟大陆、台、港、澳四者之经济规模和13亿人口之优势,在东亚大陆将出现一个巨龙中国。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出现在南中国海时,中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台湾对中国安全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感情的因素,事关民族兴亡,绝不是民主与非民主之争、人权与非人权之争。我们不可想象没有海洋资源的中国在21世纪如何生存,我们更不可想象经济衰落的13亿人及其他们后代的未来。
中国目前最宝贵的的战略资源是时间,争取20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无庸多言,我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市场经验,需要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但这一切都是时间的函数。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一个最基础的平台。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另一方面借反恐屯兵中亚在中国后院埋下地雷,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乘机生事,"台独"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期望的这个平台开始摇晃了,中国能否争取到10年的和平都成了问题,台湾问题,这个本来并不急于解决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动摇了中国和平建设的平台,从而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台湾问题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也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平台。失去台湾,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有些连锁反应是现在就可以预见到的,而有些连锁反应是我们今天也许还无法预见的。50多年来,台湾问题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如果今天失去台湾,我们将付出的是"无限的成本",在冷和平(随时有滑向一场生死攸关,关乎自身根本利益的战争)的框架下,台湾的战略地位大大上升了,由冷战框架下的一条骨刺升值为外部势力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的一根绞索。[3]
  应该承认,中国在冷战期间游移于两强之间,左右逢源,与七十年代末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如古巴,朝鲜,印度等相比,中国获得了与其综合国力不对称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麻痹大意,居安未能思危的错误战略造成了目前的困难局面。[4]
  只要一日不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帝国主义势力对台湾一直怀有野心,虎视耽耽。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制海权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的围堵。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
  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难以解决。而时间拖得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我们越生疏,这期间如果我们的力量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的日期,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一样做为即成事实,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被迫加以承认。
  现在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我们的时间无多了。我们的对手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让我们慢慢来。
  两岸只有早日实现统一,中国才能进入发展与安全战略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否则,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战略都将进入恶性循环,中华民族脖子上的绞索(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就会越抽越紧,分裂与内战将不可避免。[5]
  "台独"意谓着分裂国土,这是中国人民万难答应的。阻止"台独"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对此任何人都不能有幻想。中国共产党如不能贯彻这一意志,将难逃政权覆灭的危险。相应地,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将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也必会获得全体中国人民及海内外炎黄子孙全面和积极的支持。
  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成为了一个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节点,如果失败,中国人民就可能斗志消沉,台湾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绞索。如果成功,可以提高全民族的凝聚力,中国就会以更大的自信心勇往直前,台湾问题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崛起的磨刀石。[6]
  台湾,绞索还是磨刀石,是对中国民族的历史性考验!
第一章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
第一节 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
  台湾出土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其特征与同期的大陆文化遗址也十分相似。如台北县八里乡发掘的以绳纹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在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广泛存在。高雄县凤鼻头出土的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台北市发掘的圆山文化受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马家浜——良渚文化的明显影响和福建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的浸润,同属闽台地区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同属一脉,早在史前时期台湾就已经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生活空间”,台湾住民和大陆住民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南北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印第安人的氏族、文化以至国家存在是截然不同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人伦道德、风俗习惯、以及两岸人民之间的亲属血缘关系等,都证明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
  1998年11月,福建泉州考古爱好者刘志成等在石狮市祥芝镇祥芝村渔民从台湾海峡海底打捞上来的数千件化石中,发现了一件疑是人类骨骼的化石。经鉴定,确定这件骨骼化石为晚期智人男性个体的右肱骨,石化程度相当高,绝对年代约距今11000至26000年前,保存基本完整,仅缺失肱骨滑车和肱骨小头,保存长度311毫米,表面呈棕褐色,并留有海生无脊椎动物附着的痕迹。
  在发现此人类化石同一区域,还发现了1件骨器和1件留有多处人工刻痕的哺乳动物下颌骨,以及大量的化石如古菱齿象、四不像、野马等暖温带动物化石。说明这些动物和人类曾共同生活在这一区域,死亡之后就地掩埋。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蔡保全副教授经过研究认为,当时是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盛期,由于气温低,海平面大幅下降,黄海、东海,包括台湾海峡的绝大部分海域成为陆地,使大陆和台湾连成一片,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往来。由于平坦的大陆架平原成为季风的通道,致使淮河流域的哺乳动物随冬季寒风沿大陆架平原南下,因此这一时期的化石组合面貌不同于同一时期的闽粤“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先生都肯定了蔡保全提出的1至3万年前,由于陆海变迁、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谷地,生活着晚期智人,他们是从大陆向台湾迁移的早期人类的看法。贾兰坡认为这一发现十分有意义,并建议将其命名为“海峡人”。
  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发现证明现在一片汪洋的台湾海峡数万年前是与祖国大陆同为一体的陆地,台湾早期人类来自大陆。[1]
  福建东山岛博物馆收集了许多渔民在台湾海峡海底打捞回来的古菱齿象、犀、四不象鹿、牛等动物化石近百件,这些化石来自东山海域,属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3万年。2001年底,经海峡两岸考古专家共同考证研究,发现这一海域打捞的哺乳动物化石与台湾澎湖海沟的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首次发现9件更新世晚期鹿角化石上的人为刻痕,证明了3万年前本是陆地的台湾海峡已经有古人类与哺乳动物共生共存。专家们一致认为,台湾海峡在1.5万年前还是陆地,由于冰河时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变冷,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130米至180米,才形成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同胞自古就是一家人,而东山岛就是连接两岸的“桥梁”。
  据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祁国琴介绍,台湾海峡自古横亘着一道浅滩,发端于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至台湾西部,一般深度不超过40米,只要海平面下降40多米,这条浅滩便露出海面,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因而这道浅滩被命名为“台湾海峡陆桥”。距今约8500年以前,东山陆桥才最后被淹没。由于“陆桥”使海峡两岸相连接,使远古人类及哺乳动物群才能由北往南迁移,途经福建进入台湾。[2]
  台湾山脉走向与大陆沿海地区的山脉走向一致,都是有规律地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平行排列,台湾岛西部海岸形状与隔海相望的福建海岸形状基本吻合。台湾海峡最深处不过100米,过半地域深度只有50米,台湾岛与大陆最近处仅130公里。从海底地形来看,台湾海峡海底河谷有向南及向北两大河系,这种海底河谷地形是台湾海峡还是陆地的时候,由陆上河谷侵蚀形成的。这些都说明台湾与大陆原本就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由于地球自转向心力作用和地壳运动,相连接部分沉陷成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就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1972年在台湾台南左镇莱寮溪发现的“左镇人”是迄今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住民,经台湾考古学家考证,认为他们在体质形态上,跟大陆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相同,也与北京山顶洞人同一个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他们有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在福建漳州莲花池山距今四到八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被发现以后,考古学界得出更具体的结论,3万年前的“左镇人”就是闽南人沿着已经成路的东山陆桥长途跋涉到达台湾的。[3]
  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民,是原住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又称山胞,史学界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
  中国大陆越文化研究专家何有基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发现,高山族与古代江浙一代的越人在风俗习惯、先民遗物、造人传说等众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约在4000年前,浙江绍兴一带的部分越人,因某种变故,乘船渡海,迁入台湾繁衍生息,遂成为台湾先住民。[4]
  台湾师大陈大络教授和厦门大学杨国桢、陈友平教授说:“中原人是闽台人血缘之根”、“闽台与中原古代语言相通”、“闽台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但与中原文化本质上相同”。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说:“广东称客籍者,大抵本自河南”。厦门大学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认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欧谭生先生也在文章中说:台闽豫“一千年前是一家”。
  这里有四个统计数字,尤其能说明上述问题:
  1930年台湾统计的资料,当时总人口为375.16万人,其中注明从祖籍福建泉州和漳州移去的有309万人,占总人口的80%。
  1946年福建省云霄县人口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为113802人,81个姓,在族谱写明先世从河南入闽的有林、陈、王、蔡、方、张、柳、汤9姓,共约9000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
  1953年台湾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姓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63姓共670512户,占台湾总数828804户的89.9%。
  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上篇“移民资料”中介绍,先祖来自河南固始的族谱有16部之多,分布于晋江、泉州、南安、安溪、永春、漳州、龙海、诏安、仙游、长乐等地。为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其先祖也是“自光州固始县入闽”。这不仅写在族谱里,而且还刻在了墓志上。
  1988年台湾出版的族姓巨著《台湾区族谱目录》收集了200多姓万余族谱,几乎究尽台湾民间所有谱牒,究其这些谱载家庭的开基祖先,无不来自大陆,来自中原河南。[5]
  民族的划分,根本上来讲,它是由血缘和文化来区别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制度、政治的东西来区隔。现在的台湾民众虽然接触和接受了许多外来文化,但他们骨子里血脉中依然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文化纽带——中华文化。
  文化最起码的标志是语言文字,台湾官方的语言是普通话,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当时国民党政府就致力于推行普通话,到今天为止,50多年来,它所进行的教育就是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的教育,文字是和大陆一样的汉字。
  台湾方言台湾话又称河洛话,也就是所谓的闽南语,台湾话与现行的国语北京话一样,都是中国正统语系的支脉。“河洛”一词出自对原乡的认可,意思是说,世代移民台湾者,不认为自己是闽地的土居,而自认是源自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世胄。
  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包括民俗、宗教信仰,还有价值观念,以及一些生活方式。台湾的民俗、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主要是从中国大陆带过去的东西。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妈祖,就是从闽南湄州的妈祖庙传过去的。台湾的很多风俗习惯也和大陆一样,比如春节、端午、中秋这三大节日,亲人离得再远都要设法赶回家团聚,这都是中国文化特定的组成部分。
  台湾的民间语言主要是闽南话,还有客家话,当然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但这些方言没有文字,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因为他们接受教育是普通话的教育,是汉文字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汉文化、汉语言的思维。
  闽南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南地区、台湾大部分地区(约占台湾全省人口的75%)、广东潮汕地区、海南省、浙江南部的平阳、玉环一带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据统计,全球讲闽南方言的约有5000万人。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一书中说:“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过程,大概始于秦汉,盛于晋、唐,而以宋为极。”
  闽南话,又称“河洛话”。据黄典诚教授的研究,河洛话的语音系统与隋朝的陆法言《切韵》基本一致。《切韵》中反映的中原河洛古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活化石”一样保留在中原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中。
  固始方言、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差异很大,惟独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相似,甚至完全相同。闽南方言和固始方言均属《切韵》所反映的中古河洛话。这种保留在民间的语言“活化石”,充分印证了闽台与中原之间的祖根渊源关系。
  在台湾,人们习惯地称说闽南话的人为河洛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河洛人在晋代以前生活在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这一带简称河洛地区。河洛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当推东晋的“五胡乱华”之际。史书上记载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指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次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建溪、富屯溪流域,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这些汉人带来的汉语(据史载是河南中州一带)便是闽南方言形成的基础。
  河洛人第二次大规模入闽的时间是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123个将领,南下“征蛮”。这批汉人“征蛮”后就定居当地,并开发了漳州(《漳州府志》)。他们带来了7世纪中州话,发展了闽南方言。
  河洛人第三次集体迁闽是唐朝末年,当时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状态,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及其弟王审知乘乱起兵,带了大批人马南下入闽,占据福建全境。王潮被册封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公元926年,王审知之子王延翰立闽国称帝。这批人带来10世纪中州话,对闽南方言产生很大影响。 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等开发台湾,招募不少闽南人到台湾屯垦定居。郑成功于1661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又带去了大批闽南人移垦台湾,因郑成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他的左右将士大多是泉州人,他们定居在台南地区。
  根据史料记载,从1648年以后的300年间,大陆民众向台湾移居大约形成四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清之交,随郑成功移居台湾的军民;第二次是康熙、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渔民;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年间,因躲避战乱而移居台湾的福建南部民众;第四次是1945—1949年间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的军民。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夕,在台移民总数约3.7万人。福建各县有陈、林、王、李、黄、蔡等20多姓移民进入台湾。郑成功治理台湾时期,汉族移民增加到10.12万人,除郑氏军队外,新增移民2.3万人。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由于两岸统一,再度出现大陆居民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台湾人口和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后起的一个世纪间,台湾人口增加了70.80万。1893年即日本占据台湾前两年,台湾汉族人口达507505户,2545731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台湾。随着国民党军队进驻台湾,又陆续有大批大陆外省籍人口移住台湾。1948—1950年迁台湾者达483373人,另外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合计当时迁移台湾的人口共约100余万。
  据《台湾省通志》卷二第三章第二节《河洛与客家》中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
  台湾爱国诗人、历史学家连横(现台湾政坛人物连战的祖父。)在《台湾语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据《闽南人》记载:“特别漳泉两府的人,沥血流汗,不仅积极开垦台湾,而且把台湾建成第二个闽南,他们带去了闽南话,带去了闽南的风俗习惯和闽南人的刻苦耐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气质”。
  《明清两代闽南人入垦台湾一览表》中列举的81个姓氏的祖籍皆是漳州、泉州及其所辖的县。为了纪念祖籍地,台湾许多地方均用漳州、泉州、东山、德化等闽南地区的名字来做地名,有些地名用“厝、寮”来称呼,如陈厝、何厝、番仔厝、东势寮、海尾寮、火烧寮等。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闽南话是来自中原的河洛话,闽南人的根在中原,而台湾人的根又在闽南,所以闽台地区至今流传着一句话:“人同根,语同根”。闽台同文,两岸同根。[6]
  今天在台湾的各民族中,汉族人数约占全省2300万人的98%。1946年以前他们中的80%左右祖籍福建,其中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大约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高山族现约32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构成台湾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台湾先住民一道,共同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不仅考古发现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一脉相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史籍进一步证明台湾自古与大陆密不可分。
  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人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万年以前的更新世纪晚期。据台湾考古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初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的古人类顶骨化石研究表明,被命名为“左镇人”的晚期智人与福建清流县发现的晚期智人“清流人”体质形态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两者存在着共同的起源。
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三国东吴人氏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
  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逐渐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隋代以后,大陆与台湾往来日益频繁。《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杨广)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大陆与台湾间早就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
  唐宋以后,大陆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多山少田的福建,土地贫瘠,造船业却十分发达,海洋开发活动逐渐繁荣。泉州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港和对外贸易中心。1975年在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载重200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是大规模东渡,开发台湾的重要物质条件。
  到元代时,民间的贸易和往来进一步将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澎湖当时已有大陆移民1600余人。每年有几十艘商船来往于澎湖与大陆之间。澎湖已成为福建泉州地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大陆民众不断迁居澎湖、台湾,中国政府最迟从宋元便开始经营和管辖台湾地区。

  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载:“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又据同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1171年,汪大猷出任泉州知州,改变每年春季派兵到澎湖驻守,秋末撤回的办法,决定在澎湖当地造屋200间,派水军常年屯守。这说明,到南宋时澎湖已归泉州管辖,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临到台湾“宣抚”。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对此,《岛夷志略》记载曰,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职巡逻,专捕获’,兼办“盐课””。自此,中国政府开始在台澎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明承元制,继续对台澎行使管辖权。
  据《元史》记载,澎湖当时有“泉州外府”之称。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曾亲自到过台湾的汪大渊在1344年前后所著台湾实地考察录《岛夷志略》一书中写道:“澎湖岛分三十有六”,“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在那里“泉人结茅为屋居之”,“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工商兴贩,以乐器利”。这是有关元代台湾社会经济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大陆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确凿见证。
  1592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扬言侵犯台湾鸡笼(今基隆)、淡水,为此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兵”,“春冬戍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以防倭寇侵扰。
  1642年荷兰殖民者夺占了西班牙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盘踞38年,其实际占领区只有南部沿海的有限地区,以及北部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其统治一直极不稳固。
  1661年郑成功亲率2.5万名大军及400余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困9个月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被迫投降。
  郑成功收复古湾后,废除荷人殖民制度,改荷兰殖民者修筑的赤嵌楼为承天府,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孙郑克爽相继治理台湾凡22年,史称“明郑时代”。郑氏祖孙三代在台湾实行屯田政策,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满清。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即台湾府、台湾、凤山、诸县(今嘉义),隶属福建省。自此,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
  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建制为一个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出任台湾巡抚后,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修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人自己集资修成的。刘的这些举措,大大推进了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重划全台湾行政区划,设3府(台北府、台湾府、台南府)1州(台东直隶州)3厅11县。
  从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清政府有效治理台湾200余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翌年3月攻占澎湖,1895年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澎湖等地。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广大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建立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主国”,发表《自主宣言》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起之后,当再请命申朝,作何办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台湾抗日民军并肩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血战。到台南失守为止,台湾军民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一半以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严正指出:“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属于当然废止的条约之一,日本由该条约所获得的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有权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失效。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太平洋战争末期,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再度签署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样,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国,由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公告方式,两次正式通知了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正是根据以上规定,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条明确写道“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兹为日本皇帝、日本政府与他们的继任者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完全接受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
  以上四项国际文献——《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和发表,从法律地位上确定了台湾、澎湖及其所属岛屿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法律地位得到了国际公认。
  1945年8月29日,即日本投降后14天,设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任命当时的陆军大学校长陈诚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9月4日中国政府宣告:中国政府将根据有关协议,接受治理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10月25日陈诚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中山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受降仪式完毕,台湾省行政长官陈诚发表谈话宣告“自即日期,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至此,沦陷50年的台湾终于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

  离散50年的弃儿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不禁悲喜交加。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去台,台湾民众即自动争挂国旗,争学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响应接收。国民政府官员和军队赴台,均受到台胞欢迎。10月25日受降典礼结束后,“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7]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却没有得到久盼的和平,内战再次爆发。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抓紧时间调运兵力,把国民党军队部署到原日本占领地区,以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全国内战,彻底消灭共产党。到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撕下和平的伪装,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然而,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战争进行了仅两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在各战场节节败退。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被消灭过半,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蒋介石为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而焦头烂额时,他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面对艰难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他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认为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万一大陆被共产党拿了去,凭借海峡天险,和自己掌握的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以延续香火,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渡过仅有130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登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再圆自己的帝王梦。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陈诚得令后,以惊人的效率于1949年1月5日即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奸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解放军攻城的隆隆炮声中,在瑟瑟的寒风里,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从而结束了其在大陆长达23年的统治。
  全国解放后,随着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大本营迁到台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渡过台湾海峡,彻底歼灭国民党残余,解放台湾进而解放全中国的计划。
  要解放台湾,首先就得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扫清台湾外围,巩固攻台阵地。1949年8月17日,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的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福州。
  9月中旬,10兵团一部攻占大榭岛、平潭岛、大小练岛、南日岛和湄州岛,解放漳州。10月4日,占领金塘岛。10月15日,解放军向厦门发起渡海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歼敌2万7千,守将汤恩伯、刘汝明乘船败逃,厦门解放。
  10月24日晚,解放军3个团乘船直扑金门,金门战斗打响。解放金门的战斗由于轻敌、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加上潮夕等多方面原因失利。
  1950年4月16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4月23日,四野第一梯队5万人成功渡过琼州海峡,击溃守岛国民党军队两个军,当天即解放海南岛最大的港口海口。30日,占领榆林港,部分敌人乘舰逃走。5月1日,占领北黎、八所,海南全境解放。
  海南战役的失利,使国民党驻舟山群岛的守军惊恐万分。5月13日,国民党守军开始主动从舟山向台湾撤军。得知消息后,16日,第三野战军即以3个军的兵力提前向舟山之敌发起攻击,并在敌军大部分撤走的情况下于17日轻松占领舟山群岛。
  5月12日,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一部渡海攻占福建省第二大岛-东山岛。25日,解放军广东军区发起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经过两天战斗,于6月27日占领万山群岛主要岛屿。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金门、马祖以外的台湾外围的主要岛屿,开始正式准备发起渡海攻台。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任务,并委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全权负责解放台湾战役的指挥。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发动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时候,朝鲜半岛局势的突变深刻地改变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迅速推进。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下,美国将北朝鲜的攻击视为共产主义扩张,一方面派兵赴朝参战,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对台湾“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派遣第七舰队出兵台湾及台湾海峡。在此情势下,解放军将担任战略预备队的主力部队紧急调往东北边防。不久,美军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将没有后方及两翼掩护而冒进的北朝鲜军队拦腰截乱,美军的南北对进攻击迅速造成了北朝鲜军队的灭顶之灾,溃不成军,其残余部队退向鸭绿江,而以麦克阿瑟为统帅的“联合国军”则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向鸭绿江中国边界进逼。在此严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以志愿军名义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原担负台湾战役的主力部队及其它方向的主力部队分期分批赴朝轮战。
  朝鲜战争来得太快,也太突然,迫使共和国的领导者们不得不集中力量应付北边的战事,台湾战役计划不得不放弃。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残余部队则利用朝鲜战争度过了风雨飘摇的存亡危机,在美国的援助和保护下在台湾稳住了阵脚,得到了休养生息的良机,于是,两岸分裂的格局开始形成。
  朝鲜战争之后,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宣称反攻大陆,并对大陆沿海岛屿发动过一些打了就跑式的突然袭击,例如1953年7月15日对福建沿海的东山岛的武装进犯;另一方面与美国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由于美海、空军出兵台湾,解放军的主要对手已变成美军,国民党军则降为次要对手。渡海作战必然伴之以海空战争,而海空战争优势正是美军所长,以己之短击敌之长显然是兵家大忌,更何况与美军作战。因此,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渡海战役的条件和时机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解放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加强了东南沿海前线部队,并形成了陆海空三军合成作战的能力。解放军相继发动了规模有限的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役战斗,例如1954年至1955年初的浙东沿海作战,三军协同攻占一江山岛,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此后,国民党军占据的地盘仅剩下人们常说的“台、澎、金、马”。[8]
第三节 台湾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台湾位于祖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地处东经124°34′30″(宜兰县赤尾屿东端)至119°11′03″(澎湖县望安乡花屿西端),北纬21°45′25″(屏东县恒春镇七星岩南端)至25°56′30″(宜兰县黄尾屿北端)之间。全省由台湾本岛和周围属岛以及澎湖列岛组成, 共有大小岛屿88个,为中国的“多岛之省”,陆地总面积3·6万平方公里。台湾本岛南北长而东西狭,南北长394公里,东西最宽处144公里,呈纺锤形,绕岛一周的海岸线长1139公里,面积3·5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97%以上,是我国第一大岛,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1%。其周围附属岛屿有21个,面积为74.80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兰屿( 47平方公里)、绿岛(又称火烧岛,15平方公里)、琉球屿(6.8平方公里)、 龟山岛(2.8平方公里)。
  澎湖列岛由64个岛屿所组成。澎湖本岛(又称马公岛),面积为64.24平方公里。属岛面积共62.63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渔翁岛( 即西屿岛,18平方公·里)、白沙岛(14平方公里)。
  台湾本岛的属岛还有钓鱼岛、赤尾屿等8个。较大的钓鱼岛面积3.6平方公里。此外本岛附近还散布一些礁石和沙洲。[9]
  台湾本岛是一个形状好似芭蕉叶的狭长形岛屿,其地貌类型十分复杂:有雄伟的高山,也有险峻的峡谷;有起伏的丘陵,也有坦荡的平原;有连续的台地,也有标准的盆地;有挺拔的火山,也有尚在喷发的泥火山;有怪岩林立的海岸,也有沙滩连绵的海湾,可谓是多彩多姿,气象万千。
  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西部平原海岸,宽广笔直,水清沙白,柳林成群,极宜泳浴:阳光白浪,轻风椰林。充满着海滨的浪漫情调。北部海岸,又别有洞天,被台风、海浪冲蚀的海蚀地貌,鬼斧神工、千奇百怪,构成一幅幅天然奇境,具有“海上龙宫”的雅号。阿里山、日月潭早已弛名天下,耳熟能详;而宜兰苏澳冷泉,更是世之稀有。
  台湾是个富饶的宝岛,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岛上生物种类繁多,是著名的“兰花王国”、“蝴蝶王国”、“珊瑚王国”。台湾盛产大米,其中最著名的是“蓬莱米”,为此有“米仓”之誉;盛产水果,香蕉、菠萝、柑桔、荔枝、龙眼、木瓜、柚子、批杷、芒果、橄榄、槟榔、椰子等,一年四季不断,因而素有“水果之乡”之称;盛产食盐,而有“东南盐库”之称;盛产蔗糖,因而有“东方糖库”之称。
  台湾四面环海,又处暖流与寒流的交汇地,海产十分丰富,一向是我国重要产渔区,鱼类多达500多种。高雄、基隆、苏澳、花莲、新港、澎湖等地都是著名的渔场。现已探明的各种矿藏有200多种,在台湾北端大屯山一带,还出产重要的化工原料——硫磺。这是我国天然硫磺储量最多的地方。据估计,达200多万吨。
  台湾森林覆盖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约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的总和,比欧洲著名的山林之国瑞士的森林面积还大1倍,木材的蓄积量达3亿立方米以上。岛上大部分土地都覆盖翠绿的森林,有“海上翠微”之美誉。重山峻岭间,植物种类繁多,包括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品系近4000种,是亚洲有名的天然植物园。森林风姿多变,原始森林中的千岁神木,比比皆是,世之罕见。
  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台湾“山海秀结之区,丰衍膏腴之地”。她是祖国引以为傲的“美丽而又富饶的宝岛”。[10]
  然而,台湾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资源,更重要的在于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现实及潜在的军事、经济价值。
  海权论的鼻祖艾·塞·马汉指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1.它的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态势。……
  2.它的军事力量,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

  3.它的资源,本身的资源及其周围附近的资源。……[11]
  在三个基本条件中,态势最为重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力量和资源可赖人力以补充或增进,然而,一个港口如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则其态势是人力无法予以改变的。[12]因此,所谓战略要地就是能使力量倍增的支点。
  国际关系中有许多因素是可变的,易变的,但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地区的基本地缘环境也是难以改变的。而台湾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无法改变的地缘位置。
  一言以蔽之,台湾的重要地缘意义体现在它扼西太平洋南北航线之要冲,既是亚欧大陆东入太平洋的桥头堡,也是从海洋西进欧亚大陆的跳板与基地。异常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使台湾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澎湖、台湾,由此,日本控制了从千岛群岛到台湾的岛弧,左右和影响了从鄂霍次克海到南海的大片海域,掌握了亚洲东岸大部分海岸地区进入太平洋的通道。日本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的舰队是从千岛群岛出发的,突袭美在菲的空军基地的飞机也是从台湾起飞的。战争开始,日军进展迅速,很快就打到所罗门群岛,这与其以台湾为基地的有利条件有关。如果当时日本没有占领台湾,则战场形势也许会另当别论。
  西太平洋海域地处亚洲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南北长3000余海里,是亚洲与太平洋联系的“桥头堡”。海区外缘有世界上最长的岛链环绕,北端是日本列岛,中部为琉球群岛、台湾岛,南部是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其中,台湾居于西太航线的枢纽地位,扼守着整条航线的要冲。西太航线既是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长廊,也是连接太平洋、沟通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是世界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和海上航运繁忙的航线之一。
  西太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东北亚—东南亚航线,航程约为1600—3200海里。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可经此航线向东南亚地区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战略物资;另一条是中东—关岛—日本航线,又称为“石油航线”,是中东地区产油国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或巽他、龙目海峡至日本、关岛等地的航线。航程为5300—6800海里。该航线是日本运输石油的一条主要航线。日本进口原油的70%都经此航线。该航线也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条主要石油补给线。
  近年来,西太航线每年通过的舰船在8万艘以上,是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的必经之地,其中日本货运量的3/4都要通过该海域。因此,该海域平时影响到东亚各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战时将关系到国家的胜败和存亡。
  日本四面环海,土地狭小,资源极端贫乏,工业所需的石油、天然气、焦煤等重要燃料和原料,国内几乎都不能自给,均依赖进口。同时,日本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之一,大量工业产品需向国外推销,离开对外经济联系,日本经济不但不能发展,而且生存都受到威胁。从地理位置看,日本是太平洋西缘的一个岛国,东临太平洋,西濒日本海、东海,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赖海上交通。鉴于日本对海上运输的严重依赖性,西太平洋的海上航线是“日本的生命线”,在平时关系其生存和发展,战时将直接影响作战的胜败。
  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到日本的海上航线,历来被日本视为其经济的“生命线”,日本所需石油有70%是由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或巴士海峡——琉球——日本这条海上航线运回国内,日本的制成品也有很大一部分经这条航线输出。一旦该航线被封锁,等于切断了日本经济大动脉,其经济就会在短期内崩溃。如果驶往日本的船只不经过南海而绕道菲律宾以东航行,也会使日本的制成品成本上升25%。
  西太平洋海域是紧邻中国的海区,它不仅是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和海上作战的主要战场,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往来的重要海上交通线之一。
  西太平洋海域是当今海洋权益斗争最剧烈、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事实上,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日本军舰开赴海外、日本击沉不明船只以及2002年的朝韩交火等事件无不与这片海域紧密相关。 在近现代战争的历史上,各国为争夺这片海域及其海上航线而进行的战争接连不断。如1904年日俄进行的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战役之一黄海之战;1898年,在南中国海马尼拉湾附近进行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等。二战及战后几十年间,西太平洋海区的战事始终没有间断。如二战中,1941年日军登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击败英国在远东最强集团军的马来西亚战役;1944年,为控制南中国海交通线,美日双方发生的菲律宾战役等。20世纪50年代,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作战和60年代在侵越战争中对北部湾海域的封锁作战等。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同苏联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不仅频频集结重兵干涉亚太事务,而且还拉拢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大量的前沿军事基地,逐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围堵苏联和中国的“岛屿锁链”,并对西太平洋航线一直虎视眈眈。虽然美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其对矿藏资源和物资的消耗巨大,所以一些重要战略原料等仍需依赖进口。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它还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地区。因此,太平洋区域海上交通线对发展美国经济与军事工业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在军事运输上对本海域海上交通的依赖性亦很大。
  目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设有基地与军事设施百余处,驻有各种兵力达10余万人。这些基地设施大都建立在别国领土和远离美国本土的岛屿上,补给能力很弱,每年均需补给大量的军用物资。战时,美军远洋作战、部队机动等都需依赖海上输送,海运在美军战略运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军海运量占总运输量的98%,越南战争中占95%,海湾战争中占94%。由于经济及军事的需要,在美国最重要的10条海上航线中,有3条经过西太平洋地区,年货运量超过2亿吨。因此,不论在战时还是平时,西太平洋海上交通线对美国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3]
  台湾东滨太平洋,离海岸30公里,便是深达4000公尺以上的海沟;东北接琉球群岛,通往日本本土;南靠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接壤;西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相望;北向东海。台湾地处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西太平洋海域的咽喉,镇守着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是我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联系的交通枢纽和海上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她与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构成一条海上“长城”,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史载兵家论台,素有“四省左护”、“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
  如果说中国的大陆岸线弯曲如弓,那么台湾即位于弓背要害之处。台湾既是大陆岸线的重要屏障,也是进入大洋深处最近的踏脚石。在西太平洋特有的岛弧上看,台湾北连日本列岛与冲绳岛链,南接菲律宾和印尼等千岛之国。台湾对于中国其重要意义怎样估计也不过分。
  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可作为主要的战略点对我沿海防御起到骨干支撑作用。台湾与海南岛相映,形成“双目”;北和舟山群岛呼应,构成“倚角”;足以掩护我东南沿海6省市及该方向的战略纵深。
  明清以来中国数世纪历史业已证明,台湾安定则大陆安定,台湾有危则国事不宁。清初统一台湾,其后近三百年海疆大体安定,且对大陆经济商贸带来巨大利益。岛内新兴有许多大市镇,“街衢纵横”、“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到乾隆之后,“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元”。[14]煤、糖、茶、稻米等是输出大宗,樟脑在19世纪末占世界销量1/3-2/3。稻米丰收时“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15]有记载乾隆初年“盖缘拨运四库及各营兵饷之外,内地采买既多,并商船所带,每年不下四五十万。又南北各港来台小船,巧借失风名色,私装米谷,透越内地。”[16]
  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曾带来中国有限的“同光中兴”,而台湾亦成为中兴要区。至日本割占台湾之前,在台湾曾出现全国第一家机器煤矿,第一条电线,第一台电话,第一盏电灯,第一家现代邮局,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大铁桥(淡水河大桥、长463米)等等。台湾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17]日本据台使中国遭受了十分沉重的经济损失。
  台湾自晚清以来对于中国国防、尤其在海防上更具有关涉全局的作用。台湾防务的存在曾与晚清的三洋海军相配合,为绵长而空虚的中国海防线保存了改善的希望。杰出的晚清战略家丁日昌建议,以台湾为战略基地,对入侵大陆之敌特别在对付京畿方向敌寇,“由台出奇兵断其后路”。他强调:“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湾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18]然而由于日本的突然袭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台湾被日本割占,中国的东南海域门户大开,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屏障,于是攻防易手,台湾成了日本不断攻击侵略大陆最重要的海陆空军战争基地。二战中无数驻台湾的日本飞机轰炸大陆内地,攻占“九州通衢”武汉的日军先头部队,便是从台湾开拔的波田支队。[19]
  世界上拥有强大海军的都是那些向外扩张最具侵略性的国家,19世纪的欧洲殖民国家个个都有强大的海军,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等莫不如此,美国、日本、苏联等则是20世纪后起的海军大国。中华民族没有向外扩张的本性,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没有过海军。
  中国的地理形状代表了典型的地缘政治学家所描绘的边缘国家的特徵:主要是大陆国家,同时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军实力相对较弱,不具备争夺海权的民族心理等。
  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国人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康乾盛世,有过在亚洲大陆将满清疆域拓展到多达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伟业,然而在海洋方面却无所作为,实行闭门锁国的“禁海令”。
  正因为有海无防,才有《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等一个个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如果抛开政治、经济因素不谈,可以说不重视海军,轻视海军,是近代中国频遭外敌侵略的根本原因。
  无数惨痛的事实证明,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根本无法抵抗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蓝色文明”的无情进攻。 避免外敌入侵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
  中国海洋国土所特有的地理现象是边缘海,边缘海简称边海,是位于大洋边缘滨靠大陆,由半岛、岛屿或群岛分隔,但水流与大洋交换通畅的水域。太平洋西部有一串链珠般的岛屿,划出了这样一些水域,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黄海、东海、南海,此外还有著名的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珊瑚海等。而太平洋东部没有这种水域,北南美洲均直接滨靠太平洋。边缘海成了亚洲大陆与太平洋主体之间的分隔性水域,中国人要出入太平洋和其他地球上的水域,必须首先穿越这些边缘海。[20]
  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组成的西太平洋防线,对中国形成弧型封锁、围堵之势,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首先提出了对亚洲国家实施“东方弧线”的新月形封锁战略。1950年1月12日,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宣布:“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1951年1月4日,美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范围应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这是美国人首次明确提出“岛链”这一概念。
  所谓岛链简言之就是利用西北太平洋海域中一些特殊岛群的战略地理位置建立的多道防御圈和众多的军事基地,它就像铁链一样紧紧封锁、扼杀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2年美国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同日本缔结了安全条约。1953年又同韩国签订了一项安全条约,1954年还与菲律宾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杜勒斯说:“促成这条约的考虑同样地促成了同中华民国的安全条约的缔结。中华民国所占有的领土(台湾岛)构成了太平洋西边缘上所谓‘岛屿锁链’中的重要的环节。”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亚太附庸国的目的是通过互相勾结,在亚太地区建立多道防御圈和众多的军事基地,作为其遏制、攻防和封杀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的依托和堡垒。
  美国在二战期间及之后,趁机强占了太平洋上的大部分岛屿,并逐步将其势力扩展到西太平洋部分国家的领海和领土;同时大力加强在岛链上的有关国家或地区军事设施建设,扩建海空军基地,加速构建军事包围体系。此外,美还加紧拼凑“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签订各种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增加驻兵数量,加紧岛链的封锁力度和对各国的遏压态势。多年来,美一直在积极寻求新的前进基地和后方支援基地,不断充实太平洋的基地带;同时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力图使得海上军事遏制、封锁的态势对其更为有利。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强大的海空军兵力,利用海内外的海军基地在西北太平洋地区营造的包围圈梯次构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南朝鲜、台湾、越南;第二道防线是日本、冲绳、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第三道防线是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三道防线中的第一、第二道防线基本上是指现今的“第一岛链”,而第三道防线则为目前的“第二岛链”。
  按照美国的战略部署,第一岛链是其扼杀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道“绞索”。该岛链内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至日本群岛,主要是针对苏联太平洋地区的;而日本的九州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至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则主要是包围中国的。
  目前,美军建立的基地带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北起韩国、日本群岛,经琉球群岛至东南亚的基地网,形成美军“前沿基地”带;第二条,北起小笠原群岛,经硫黄列岛至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网,形成美军“战略预备基地”带;第三条,北起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至夏威夷群岛。这三条基地带控制着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海峡、航道、海域和岛屿,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政策的多座桥头堡,对我国的海上安全和实现祖国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
  至20世纪80年代,美军在第一、二“岛链”上的基地网主要由3个基地群组成:东北亚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和关岛基地群;其中,东北亚基地群是由日本横须贺为核心,包括日本本土、冲绳岛和韩国的30余个海、空军基地组成,该基地群数量多、规模大,不仅是美海、空军兵力主要的战略集结和出发地,而且也是其在西太平洋的后勤供应和维修中心,控制着宗谷、津轻、朝鲜3个重要海峡,是“岛屿锁链”的首要环节;由此,既可支援朝鲜半岛的陆上作战,又可支援西北太平洋的海上作战。东南亚基地群由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10余个海、空军基地组成;原以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为核心,美军全面撤出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后,现已经取得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基地的使用权。该基地群是美军在“第一岛链”基地网的南翼,是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活动的重要依托,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战略物资转运站及第七舰队在东南亚最大的后勤基地和维修中心;扼守着从西太平洋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主要海上通道,既可支援东南亚的陆上作战,又可支援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作战。关岛基地群由关岛的阿普拉港海军基地、安德森空军基地和阿根纳海军航空站等组成,该基地群地处“第一岛链”基地网的中后方,是美军西太平洋基地网中的战略预备基地,也是主要的后勤补给和休整基地。美军从2000年起在阿普拉港配备3艘核潜艇,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核打击能力;同时美军已在关岛的空军基地部署了巡航导弹,这是美国巡航导弹首次部署在美国大陆以外,使美国轰炸机能在12小时以内袭击亚太地区的任何地方。[21]
  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中间位置,向北排列着硫俅群岛、日本列岛、千岛群岛,宛蜒2000多海哩,南望则是东南亚数千群岛,纵深也有数千海哩。从台湾向东,跨越1200公哩,则可进击第二岛链。仅从军事角度来看,雄居台湾一点,可危震三方。
  台湾北距鸭绿江900海哩,南至北仑河口与南沙群岛均约800海哩,一支舰队从此出击,在二天内,机动范围可覆盖整个中国沿海;向北可抵东海抵黄海作战,向南可直接打击侵犯南祖国海之敌。
  从战略角度来看,以台湾为中心,以一千里为半径,向太平洋作一个扇形延伸,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纵深的防御网,对于接近中国海岸线的敌对势力,提供了早期预警以及积极防御的战略态势。反之,如果台湾成为敌对势力,台湾就会如同一把利刃抵在咽喉,使大陆寝食难安。
  台湾本岛多山,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面向大洋一侧的海岸,均为悬崖,直立百丈,无法进行大规模登陆,具有极为有利的防域自然条件。同时岛上有雄厚的物资基础,能保障一支现代化海军的作战能力。台湾机场密布、港湾众多,有高雄、基隆、台北、花莲、苏奥、左营等;如果与大陆一侧的三都、闽江、湄州、厦门、东山等港湾和金门、汕头、厦门、漳州、福州、龙田等一线机场相映成辉便构成十分有利的海空军基地网群,足以满足任何一支庞大的舰队驻屯、补给、修理、集合、疏散、隐蔽及训练、演习之需要。由于台湾与大陆近在咫尺,面向大陆一侧地势平稳,整个海峡内几无任何有碍航行之物,极易得到大陆的支援和加强,战时若有必要,甚至整个台湾海峡地区都可辟为军事基地,该地区15000平方公里的水域均可纵横机动,为海军机动作战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2]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是中国国防的一个噩梦。除沙皇俄国外,历次对中国的侵略,基本上肇始于这条将近2000公里长防线被轻易突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由于海军的不济事(早期甚至没有像样的海军),敌人可以在这条线上任意选择一个点进行突破,如果不成功,他们可以立即开往下一个较为薄弱的地段进行尝试,众所周知,英国人正是在广州海域遭到挫折之后才扬帆北上,攻陷了好几个海岸重镇,终于逼着满清政府走上了失败的道路;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是因为控制着海面,才能从容地打赢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
我国虽有18400公里的海岸线,但只与一个大洋相连,我国诸海又被包围在第一岛链,实际处于半封闭状态。如我们要跨入大洋,就必须冲出第一岛链,打破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锁链。第一岛链是封堵亚洲大陆的第一道“紧箍咒”,在这个“封锁链条”中,最为关键的是台湾岛。它位于“第一岛链”的中间,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掌握了台湾岛就能有效地扼控东海与南海间的咽喉战略通道,也有了通往“第二岛链”内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远洋的便捷之路。
 中国近二、三千年以来的历史已显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并开发海岸建设是不可逆转的规律。
  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世纪崛起,特别是14个开放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沿太平洋的密集分布,把中国推向了“太平洋时代”。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的前哨位置。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上已出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海岸繁荣地带,东部八省三市地区在80年代已有全国40%的人口,拥有总产值的60%,今后的产值比重还将进一步提高。
  我国陆域广阔而地形复杂,交通一直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加速建设的京九铁路形成为一条新的北南大动脉,高速公路、航空等已广泛得到重视,相形之下,海上运输领域则沉寂多了。众所周知海运较陆运成本低而运力大,按每马力计算,飞机只能运载7公斤,汽车为45-90公斤,火车260-700公斤,船舶900-4000公斤。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交流,在这种社会经济的交流中,海洋起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著名学者,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长玛丽·弗朗斯·加罗夫人曾强调:“水是一种非常实用非常便宜的运输和交流手段。你们可以想一想,一般巨型油轮运送的石油需要一列一千公里长的火车才能运送。”[23]岛国日本的国内、岛内运输,也尽可能以海运解决,举世闻名的新干线只运人,不运货,值得我们借鉴。
  实施海洋战略,不仅是世界强国发展的成功战略,也不仅是地缘政治的选择,而且是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的需要,更是中国国脉所系和崛起之必然。
  中国的领土面积是多少?也许绝大多数的孩子会回答:“960万平方公里。”也难怪,至今我们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材上,很少有“海洋国土”的位置。
  1996年5月15日,***主席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这个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
  这个公约已经于1996年7月6日生效。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领土面积是:“960万加300万平方公里。”——中国不仅仅是指“陆上中国”,也是指“海上中国”。
  而海洋权益的计算方法则与陆地完全不同,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沿海国对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这样一平方公里小岛的主权,可能意味着十二万五千六百平方公里的经济区域!如果海底蕴藏著石油和珍贵矿产,如果计算军事价值,这个小岛的价值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
  台湾 是我国第一大岛,它的周围又有附属它的大大小小86个岛屿。因此,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可为中国带来数万倍的“绿色国土”。
  时至今日,在归中国管辖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有150万平方公里被外国提出主权要求而处于争议之中,其中相当部分已经被外国实际控制或蚕食分割,这些海洋国土的面积相当于上个世纪沙俄从中国割去的陆地疆域的总和。
  对于丧失的海洋领土,我们只能把它们画进地图、写入法律或外交部的声明中,却不能到那里去捕鱼、开采石油甚至航行。 着地球上人口的日益增加,陆地上的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类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加快调整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努力扩大经济发展空间,寻求新的资源替代源泉。而地球上只有海洋才可能为人类提供新世纪所需要的一切,人类未来的希望无疑在海洋。科学家预测海洋技术21世纪可能有重大突破,包括海水淡化技术、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和海洋能利用技术、生物生态技术、养殖和病害控制技术、 海洋医药生物技术以及海底金属资源开发技术等。这些技术一旦实现突破并获得商业性应用,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创造一个新的辉煌。于是所有的濒海国家都把获取财富和资源的眼光投向了海上,争夺海洋就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多争得一份生存的希望。
  中国人几十年来想通过道义力量来收回自己的领土,谈判、声明、说服等等,用尽了一切和平的方式,甚至委曲求全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忍让建议,但都没能打动别人的心。由于中国实力不济,近年来菲律宾、日本等国更是肆无忌惮地用武力来回答中国的忍让,用军舰撞中国的渔船、抓我们的渔民、在岛上建筑军用设施,等等。
  如果我们不想永远放弃这些海洋领土,那么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用武力来收复失地。为了民族的生存空间,我们必须义无返顾地让我们的海军去和强盗们对话。
  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
  21 世纪初中期中国将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发展趋势的重大影响,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将更加广泛。在此情况下,中国海上贸易航线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地位作用将十分突出。那时,中国与欧洲、非洲、西亚、南亚等国家、地区的贸易,对于欧洲、非洲经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上战略通道的依赖性将大大增加。同时,中国的部分战略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将从国外进口,并通过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运达,利用全球资源的幅度也将大幅提高。这就要求中国海军拥有足够的威力覆盖经马六甲海峡通过印度洋南部的海上通道,确保战略资源不被截断。
  中国目前已经完成重大的军事战略转移,开始向追求海上强权方向发展,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取代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保卫领土领海”的消极防御已经让位于“保卫海洋权益”的积极防御。在外向性的安全视野中,这是中国试图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命脉所系。
  在我国周边的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有5000多个岛屿,中国与日本以及南部的海上邻国有着众多海权争议。日本占据着我国的钓鱼岛,企图分得我东海海底一半以上的资源;位于南中国海的我国南沙、中沙和西沙群岛的诸多岛屿,更是被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文莱等二三流国家瓜分,要不是在岛礁上筑起的高架屋中有海军战士的常年守备,南沙早就没了中国的寸土之地。
  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是日本传统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袭击美国珍珠港,真正的目的就是确保日军南下并占领该地区。
  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政治在逐步国际化,世界舞台则越来越小,这样南中国海的地位也就日益突出。这个世纪,中国和日本亚洲两大经济圈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南中国海无疑成为是中国和日本对外发展的制高点。过去一贯以对付前苏联潜艇为主要任务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南海,一再提出所谓保护“一千海里”运输线的新目标。最近日本集中力量开发大隅级两栖攻击舰,并且提出制造航母的设想,都说明日本的战略目标在由北向南转变。以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只要他们有这种意愿,实现这一目标只是很短的时间问题。很明显,精明的日本人明白,谁掌握了南中国海的制海权,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命脉。[24]
  由于台湾没有统一,中国的外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区全部被第一岛链遮蔽,没有可供军舰自由出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海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更无法对日本、印度实施海上威慑。
  从海上军事装备上看,中日之间有著明显的差距,特别是水面舰艇力量。这种差距甚至比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还要明显。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中国海军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统一台湾,就能够先日本控制南中国海,从而处于十分有力的战略地位。因为与南海舰队争锋的日本海军不得不穿越北海舰队、东海舰队的防区进入南中国海,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之,如果台湾独立,南中国海就会被日本海军控制,也就意味著中国的三大舰队被牢牢地封锁在了第一岛链之内,成为十足的“黄水”舰队。一个只有“黄水”海军的国家,又怎能赢得别国对其海权的尊重,又有何资格侈谈成为世界强国或实施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呢?
  “海军来了”,这是在第二大战期间一艘英国商船在及时得到该国海军救助后的一句名言。回想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得不面对美国人肆意检查和侮辱,红海布雷事件和波斯湾炮击事件,我国商船被炸后只能自救,在遥远的异国水域,只能从无线电里得到本国政府,人民和家人的关心与祝福,而不能指望我国政府对他们直接提供支援。要知道,政府对每个国民的关怀就体现在这最困难的时刻。
  南中国海从全球战略上看还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通道,美国第七舰队拥有了关岛和塞班岛之后,从而掌握了整个太平洋。中国南海就成了太平洋边上硕果仅存的一个战略要地。掌握南海,向西中国给不断在印度洋扩张的印度海军划下了休止符,向东也拥有对试图穿越大洋的第七舰队要“买路钱”的资格。一句话,增加了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上说话的份量。[25]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实力必然同步增长,海军力量要北上南下,必须有一个各个条件都较好的军港,而台湾作为中国海疆上的一个关键要塞,是中国海上防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环,是中国海军走出近海,迈向远洋的上上之地。[26]
  台湾的战略地位还体现在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上。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亦称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五个岛屿、南小岛礁、北小岛礁、飞獭礁三个岩礁组成,共有六点五平方公里的陆地。这些岛屿位于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均处于水深200米以内的中国大陆架边缘,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它的东南方为冲绳舟状海槽,它将钓鱼岛列岛与久米岛及琉球群岛在海上截然分开。
  钓鱼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它距日本本土达一千余海里,距琉球八十多海里,距台湾基隆也仅七十多海里,距大陆九十海里。在地理结构上,钓鱼台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辖下琉球群岛相隔着两千公尺深的海沟。按照国际公认的《大陆架公约》:“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之原则,钓鱼岛群岛毫无疑问归属中国。
  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最早有记载可追述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琉球,而远离“蕞尔小国”日本,隋炀帝曾特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十四世纪的明朝,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帮属国,那时琉球王就派出大量学生,留学中国。
  明朝初年(一三七二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该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台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停,这些在明嘉庆十一年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
  大明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日本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一六零二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遭日人监督内政四十余年。一六五四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满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一八七三年日本出兵强略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次年又出兵台湾大肆攻掠,在满清大军压境之下,榨取满清白银数十万两后退出台湾。由于大满清廷此时已**、愚蠢、无能成为一堆行尸走肉,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不了了之,中国的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满清所有、台湾管辖。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十月,慈嬉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予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长期以来,日本的古籍中也根本没有钓鱼岛列岛属于琉球的内容。直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没有对中国拥有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
1951年,在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非法签订了《对日和约》。由于美国占领和托管钓鱼岛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该和约对我并无约束力。1871年6月,美日签订《归还冲绳条约》时,竟然把钓鱼岛也列入“归还”的岛屿之内;1972年5月美在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把钓鱼岛也交给了日本人管理。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日本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划在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27]
  钓鱼岛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它虽然只有六点五平方公里的陆地,但它的实际价值并止于此,而是以此岛屿为依托,按照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海洋公约》“主权国家以二百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之条款而划定的庞大的海域和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宜及未来潜在资源等等,中日两国在此海域的争议面积达七十四万平方公里之巨,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国东部海底资源的勘查,得出结论: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此一海域蕴藏着八百亿桶的海底石油和油气。
  这一发现使饱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日本对这一地区发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日本政府才在战后首次正式提出了对钓鱼列岛的主权要求。
  1969年5月,日本冲绳县八重山岛公所派出水警和工程队,登上钓鱼岛并设立了水泥标柱式“国标”,非法摧毁岛上原有的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1970年8月31日,日本有关机构通过法律,确认所谓“尖阁群岛”属于日本。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种种措施加速钓鱼岛的“日本国土化”进程,不仅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还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往钓鱼岛,并非法在岛上修建了直升机机场,意在以既成事实的态势达成永远占领的目的。此举遭到中国政府世界华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1996年7月,日青社又在钓鱼台设新灯塔,日本接着宣布把钓鱼台划入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8月18日,日本冲绳右翼分子在九零年的旧灯塔附近树立一面木制太阳旗。日本“海上保安厅”接着就连续驱赶台湾、大陆的捕鱼船。9月访港的日本外长池田生硬地说:“尖阁群岛(钓鱼台)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解释和说明的必要”。日本首相桥本面对九月开始的全球华人和平保钓运动,命令海上保安厅做好准备“必要时用实力去排除”。
  钓鱼岛周围海域的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盛产飞鱼、黄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我国台湾等地渔民经常到这里从事捕捞活动,年可捕量高达15万吨。
  就连日本外务省也承认,如占有钓鱼岛,日本将大大增加专属经济区的管辖范围。唯有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多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并进而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
  如果中国在此一海域争执中败北,那她失去的不仅是几个小岛,连带此海域的庞大海洋资源和其子孙后代宝贵的生存空间也将拱手让人。
  更严重的是它所引起的连锁效应,使被沿岸诸国侵占的南沙诸岛及其所属的8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领地、领空,也将因而回收无望了![28]
  钓鱼岛不仅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价值。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钓鱼列岛有着十分重要、但并不为人多知的军事价值。
  众所周知,在我大陆国土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陆外缘天然的屏障。在这一串岛屿的中段,我东海方向的正面,正好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它们加上日本九洲岛使我东海海区与太平洋分隔。琉球国曾与我国有200年的历史渊缘和500年的藩属关系。后者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琉球国一直向中国中央政府呈进贡品。但在1879年,一直企图实现海上南下扩张政策的日本实现了它对琉球的觊觎已久的吞并野心。琉球一失,我台、澎等岛的安全即显危象:完全暴露于日本南下扩张征途的正面。终于,在甲午之战以后,台、澎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虽然二战之后日本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并且无法突破战争罪责给其带来的种种限制。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仍然叫嚷“台湾归属未定”。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复活,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台湾和我国大陆的东部必将首先受到威胁。这样,处在台湾东北120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我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潜在的军事价值必定会令世人瞠目。
  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讲,岛屿是大陆的前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琉球群岛距离我东部沿海一般仅300-500海里。二战后,美国已将它建成美军西太平洋军事“岛屿锁链”的中心环节之一,战后美海军一直在冲绳中城湾基地驻扎着包括5个分队的太平洋舰队第一两栖大队。美国一直视这里为战争期间进攻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已经对我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事实上,在今后钓鱼岛的军事价值将会日益突出。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哨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便图谋霸占我钓鱼岛,如果日本的侵略企图得逞,它就象从日本国长出一个尖长的犄角一样那么难看,它深深插入中国腹腔,并划走大片海域。果真如此,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段的一点。在美日安保体制下迅速发展的日本军事力量得以据此向西扩张,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29]
  日本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其内陆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这种不利的自然地形和相对短浅的防御纵深,使日本在战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海上与空中袭击,故日本基本上属于一个无纵深可资防守的国家,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拼命向外扩张拓展生存空间的深层次原因(在二战后期有些日人甚至提议放弃本土,举国迁满洲)。
  如果日本控制了钓鱼岛,就可以将其防卫范围从东向西外推400余公里,以此日本军队可以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舰、机的抵进侦察与监视、从而使我方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这将严重削弱台湾海峡军事功能的发挥,也将大大不利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同时也会使我跨出第一岛链的未来海上发展受到更大的制约。另外, 一些日本军事专家认为:钓鱼岛适合建立雷达阵地,也有条件建立导弹基地潜艇基地,而这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并对我产生重大威胁的一种结局。可以说,日本方面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军事价值,所以早在70年代就将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划入其警戒范围,并将钓鱼岛列入了日本的军事控制圈内。一旦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不定时炸弹,绝对是中华民族的噩梦。
  日本对钓鱼岛的狂妄之言和无礼之举,正是出于对这不大的海上荒岛主权归属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垂涎。说穿了,日本与我争夺钓鱼列岛的所有权,不是为了几座荒岛而发。日本的眼光紧盯著的是钓鱼岛潜在的巨大经济和军事价值。夺取钓鱼岛是日本企图对我国东海海域海洋资源进行争夺的重要而关键步骤。同时,这几座岛屿的归属也直接影响著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步伐。
  一旦台湾和大陆完成统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会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为钓鱼岛距离台湾很近,日本人如果打算派兵强占,不但要长途奔袭,而且把侧后方暴露给东海舰队。腹背受敌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钓鱼岛问题上难有很大作为。甚至可以大胆断言,如果海峡两岸完成统一,钓鱼岛则是指日可下。[30]
  可见,由于台湾的优越条件,使她具有攻防兼备的优点,其作用远不是数十、数百个珊瑚礁所能比拟的,也非“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能概括的,而是发展“蓝色海洋文明”之生命线。[31]
  从韩国到日本再到菲律宾群岛几千海里的大弧线,中国大陆一直是被亲美国家包围。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就曾说过,台湾是“中国瓶子的瓶塞”,[32]中国一旦拔掉这个“瓶塞”,就会结束美国对中国周围海域的长期封锁。台湾何去何从,在战略上将产生重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若出现国家分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就连中国沿海区域都会被台湾海峡所阻断。反之,不论和平或战争达成统一,都将会在海洋方向出现前所未有的有利海洋战略态势。台湾海峡将不再是两岸对峙前线,而将会成为中国人的海上“运河”;中国将冲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束缚,直面太平洋。这对于巩固中国海防,伸张中国海权,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其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
第四节 “台独”势力坐大
“台独”简史
“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外国势力策动和扶持,存在于台湾及海外的一种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台独”的实质,就是企图借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最终政治目的,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把台湾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台独”势力炮制的“理论”主要是:第一,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主张台湾问题国际化,引进外力达成“台湾独立”;第二,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鼓吹“台湾民族论”,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一切联系;第三,歪曲国际法关于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出“台湾住民自决独立”或“台湾前途由全体住民自决”,“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因素。在台湾岛内外,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90年代以来,由于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并利用手中权力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发展成为一股阻碍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反动逆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使得台湾同胞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国大陆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
  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
  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1988年4月,民进党召开二届一次“临时全会”。在“台独”势力的推动下,会议通过的“四·一七决议文”除重申“自决”主张外,还公然鼓吹“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宣称:“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虽然民进党给“台独”主张蒙上“四个如果”的薄薄面纱,但仍在“台独”路上往前大大跨了一步。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
  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但民进党内的“台独”势力并不就此满足。1991年8月,该党主导召开了所谓“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台湾宪法草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几天后,民进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确认“台湾宪法草案”,并以此作为该党参与年底“二届国代”选举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同年10月,民进党将原党纲中主张“住民自决”的文字删除,悍然将“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的文字纳入党纲,明确将“建立台湾共和国”作为其“奋斗目标”,表明民进党已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自此以后,民进党内已“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1999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对于岛内“台独”势力的猖獗,祖国大陆一直密切关注,并提出了严正警告。1991年11月,***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答应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搞什么“台湾共和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发表谈话,对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表示严重关注,并发出警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这一小撮“台独”分子的倒行逆施,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岛内民众也纷纷声讨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在这种强大压力下,民进党在当年年底的“二届国代”选举中遭到惨败。自此,“台独”即成为民进党在选举中的“票房毒药”。为了骗取选票,民进党不得不开始调整其激进的“台独”主张。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此情况下,祖国大陆果断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显示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能力,沉重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直接导致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激进“台独”势力代表人物彭明敏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遭到惨败,得票率创民进党历年来在重大选举中的最低记录。
  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建国党”成立后,因不得人心而在选举中连吃败仗,几乎已名存实亡。而摆脱激进势力掣肘的民进党则加速进行“转型”。1997年12月,党主席许信良表示,“台独党纲只是历史文献”,民进党若执政,处理两岸关系“要由当时的国家政策决定,不是由党纲决定”。1998年7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的“对台三不政策”的背景下,民进党专门发表“七点声明”,首次提出“任何改变台湾独立现状的要求”,须经“公投方式认可”,民进党“不会轻易进行公投”。
  1999年以来,祖国大陆开展了反对李登辉“两国论”的斗争,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台独”势力的举措,发出了“台独意味着战争,分裂就没有和平”、“谁要是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的严正警告,在岛内各界引起强烈震动。在此情况下,民进党又进一步加大了“台独”策略调整的力度。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提出“新中间路线”,宣称“民进党不能为台湾预设统独立场,在台湾人民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无论是统、独或其它第三种选择,都应预留务实的弹性空间”。民进党先后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及“中国政策白皮书”,在党内正式文件中首度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在祖国大陆进一步增大压力的情况下,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陈水扁又宣布,其若当选将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搞“公民投票”,并会辞去党内职务,退出党务活动,以减轻岛内民众对民进党上台的担心。
  实际上,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本质上还是一个“台独党”。[33]
  2000年4月民进党的陈水扁击败国民党的连战、亲民党的宋楚瑜出任台湾“总统”后,“台独”终于实现了从理论诉求到政治实践的惊人的一跳,“台独”理念与主张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与舞台,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平行的,还有“文化台独”,文化“台独”就是在文化领域制造“台独”的活动,它的所谓理论依据就是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它说台湾文化不是源缘于中华文化,说什么台湾文化是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原住民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一种结合。把中华文化当作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日本﹑美国文化一样﹐是所谓“台湾文化”主体下的支脉之一。其实质是在文化方面以文化多元化的说词﹐掩护种种“去中国化”的措施,否定国家定位和民族根源,它是“台独”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文化台独”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即由早期出现在岛内的文化“本土化”运动衍生出所谓“台湾意识”,最终异化成为“台独”政治目标服务的文化分裂主义思潮。

  台湾“本土化”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民党当局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而推行政治“本土化”,开始大量启用台湾本土籍“精英”人物;国民党外的人士则抓住机会,打着“本土化”的旗帜积极开展党外运动。
  而“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始于1983年。这一年,韩韩、马以工创办《大自然》季刊,提出要以他们认定的方式去“爱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人士公然提出“反中国”的“台湾意识”。他们在美、日反共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由激进的民主运动鼓吹者公然转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台独”之路。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提出,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西班牙、明郑、满清、日本、国民党等政权均属“外来政权”,因此随这些政权移植而来的文化便是“外来文化”。这种为“台独”意识形态服务的台湾文化史观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台独”分子的主要“理论依据”。“台独”论者以泛政治化的手段,把中国文化划归于共产党政权,再以积极反共的姿态来“抵抗中国文化的侵略”。
  文化“台独”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篡改历史。所谓400年的台湾史,李登辉讲台湾400年以前是无主的土地。事实上宋元开始我国政府就直接对台湾施政,直接管辖了。又比如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是统一中国的重要一战,他把它轻描淡写说成“进取”台湾。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他说成是“终止”战争。
  1990年开始,自称完成“宁静革命”的李登辉政权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实权夺过来后,提出了“台独”新口号“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他公开声称,“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结合物”,是“文化新中原”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李登辉的指使下,台湾的大学开始设立“台湾文学系”,同时把中国文学的内容划归到“外国文学系”中去。他还称“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了解台湾”。
  1993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郭为藩宣布要实行“双语”教育,新修订的国小课程标准决定,从1996年开始,三年级到六年级增设“乡土教学活动”一科,其中包括“乡土语言”教学。根据调查,积极推行闽南语教育的县市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其中包括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台南县、高雄县和屏东县。平心而论,保护和使用地方语言本无可厚非。但是,“台独”分子却利用民众对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推行的“独尊国语,罢黜方言”政策的反感心理,故意夸大其危害性,宣称即将导致台湾本土人“种族灭绝”。
  1997年2月,包含《地理篇》、《历史篇》、《社会篇》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出笼。其《社会篇》一开始就大谈葡萄牙人“发现”台湾的历史,对此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却只字不提,并由此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一个“无主之岛”,迄今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该书通篇未出现“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等字样,将满清时期的台湾史表述为“战后”,可谓煞费苦心。另外,该书俨然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总督府”的口气,不但故意抹杀台湾及祖国大陆同胞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故意掩盖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还极力美化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社会变迁,认为这种变迁造成“人口的激增”、“放足断发的普及”、“守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建立”及“现代卫生观念的确立”等等。

  台独分子为了歪曲历史,胡编台独史,将葡萄牙、荷兰占领也当正史来写,污蔑郑成功,美化日本人,甚至自称自己是异于中国人的闽南百越人和台湾山地人的混血,近于新西兰的毛利人,真是臭态百出,一副卖国嘴脸。

  陈水扁上台后,全盘继承李登辉的衣钵,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闽南语不是福建闽南语的一个分支,是‘台语’”等谬论,否认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鼓吹、制造以台湾本土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并通过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企图引导社会和民众去维护及支持“台独”的政治理念、路线和政策。他下令台湾的广播电视大量增设“台语”节目,他自己也尽可能用“台语”发表公开讲话。陈水扁当局还推行所谓“乡土教育”,规定台湾中小学生必须在客家话、闽南语、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对台湾中小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社区等方面的教育。该教学计划在小学阶段侧重语言掌握,主要将方言学习融入各科教学之中,企图以此弱化与普通话接近的“国语”在台湾的地位;在中学阶段则侧重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并以被台湾有识之士痛斥为误导台湾下一代的“伪台湾历史教科书”《认识台湾》作为教学范本。[34]

  民进党在上台以后,于2000年9月16日弄了一个“通用拼音方案”出来,想要取代我们中国人用的、国际标准都认可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跟汉语拼音相比,大概有15%的发音不同。这个方案就是为了更好的反映闽南话、客家话里面的一些地方用语的发音,把那个乡土语言变成一种政治语言。

  “通用拼音方案”真要行得通的话危害很大,误人子弟。台湾的对外交流很多,而汉语是一种主要的语言,特别在计算机领域里,在电脑里我们的汉语拼言系统几乎是所有软件设计的基础,如果用了“通用拼音”,离开台湾岛以后就统统作废,年轻人只学“通用拼音”,离开台湾你连汉字系统的电脑都不会用了,还要从头学,危害很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与灵魂的直接体现。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但是,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中国意识”在许多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目中是模糊不清、“时而能感受得到,时而又无法感受得到”的东西。“文化台独”是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并成其“台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祸害集中到一点就是断绝、割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与联系,无异于背叛这个国家和民族。它带来的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文化台独”所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其破坏性后果要经过长期的累积才会显现,所以不容易引起岛内民众的警觉。而且“文化台独”片面强调“本土意识”,也迎合了台湾民众某些特殊的社会心理(如“出头天”观念,对自身地位的过度敏感等),所以容易欺骗岛内民众。

  “文化台独”所直接冲击的是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由于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所以“文化台独”在冲击岛内民众文化认同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

  尤其严重的是,岛内分裂势力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学校教育来推行“文化台独”,其严重影响难以估量。学校教育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两岸目前的状态下,学校教育对于台湾青少年“中国人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学校教育成为“文化台独”的工具,不仅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而且使他们在离开学校后,更加难以抵抗“文化台独”的影响。

  台湾“和统会”副会长郭俊次说:“众人皆知,‘文化’最大功效,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内化’到心中;只要一代,其威力不亚于陆海空三军。”

  古语云“一国先亡必先亡其史”,“文化台独”虽属“台独”运动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文化“台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军事是面对面的交火,政治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文化就不一样,文化是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之中的,它是一种软性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在人的意识中。文化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生活习惯形成的,文化“台独”欺骗性很大,它要从这个老根上给你刨掉,强行割断台湾人民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一旦被台湾民众接受便很难将其彻底根除,即使民进党以后不再执政,“台独”意识仍会扎根于普通台湾民众心中,因此,其危害比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更甚。这也是“台独”分子处心积虑地推行文化“台独”的险恶用心之所在。

  李登辉以省籍意识和冲突开始的这个改变台湾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是卓有成效的。台湾自己的调查表示,即使在一九九四年台湾四十岁以下的人当中百分之二十六说自己是台湾人,百分之二十三说是中国人,其余都说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当时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一九九八年,四十岁以下的人中,百分之三十六说是台湾人,只有百分之十说是中国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共打压”造成的是不能服人的。外电报导有台湾大学生说,“台湾和中国的差别太大,几乎无法统一。我不认为一样的肤色有任何意义。文化是形成人格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文化同我们的差别太大,很难沟通。”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登辉“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塑造了国家意识”,对他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当中创造国家认同的努力”。他的核心的、第一位的目标,“就是把台湾建立成独立的主权国家”,而继任者陈水扁,比其他的候选人“更接近这个立场”。[35]

  很显然,具有“去中国化”意识的“新台湾人”将是未来“台独”的群众基础。陈水扁上台后接过这个传家宝,继续着眼于“造人”,继续灌输某种民粹主义甚至奇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然后选准时机,利用民主和“民族自决”原则,使之合理化国际化,最后达到永久独立的目的。

  “台独”黑手____李登辉

  谈到“台独”,就不能不谈李登辉,一个不顾全体台湾人民利益的狂热的“政治赌徒”,一个数典忘祖鲜廉寡耻的汉奸——李登辉的曾祖父在清末才从福建永定县移居淡水,其家族赴台时间也不过三代,居然侈谈什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其执掌台湾11年孜孜以求的就是忘想当“台独国父”。

  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生,属狗,台北县淡水三芝乡人。

  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从李登辉的爷爷李财生起,李家就因顺从而受到日本人的照顾。他的小店铺,被殖民当局特许经营鸦片和“管制品”猪肉,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特权。李家定期拿到“配给物资”再加价出售,因此很快成为当地的富豪。而周围许多乡邻却生活极其困苦,更有不少人被鸦片害得家破人亡。

  李登辉的父李金龙是汉奸(日据时代的警察),其兄李登钦是伪军(台籍日本兵),二战期间被日军征到菲律宾战死,其灵位至今还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至于李登辉本人,则极有可能是个日本杂种——李登辉家祠堂里有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有九名日本警官和一名中式着装的人,而这名中式装扮者就是李登辉的父亲;美国著名的“台独”问题研究专家阿修伯说的更明白,“你看李金龙160厘米的小个子怎么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辉?不但父子身材悬殊,面貌也一点不像,个中原委实在值得探究。”

  此外,李登辉还有一个永远洗不掉的污点,即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一个犹大。

  李在台大读书期间思想较为活跃,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兴趣,并参加了中共在台湾学生中的组织“学生读书会”,后又被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其入党介绍人即为现在大陆的台盟中央成员吴克泰。吴后来回忆说,李登辉在入党不久即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1950年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李受到牵连,但他与特务机关通力合作,靠出卖朋友和同志获得了“自由”——与他同一宿舍的四个人,两个被杀,一个被国民党长期监禁,而李则摇身一变参加了国民党。

  不管李登辉身世的真相如何,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是,李登辉具有浓厚的亲日、媚日情结。李自小就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小学、中学读书,18岁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后来李登辉便一直企图以京都大学校友的名义访日。日本投降后,李才转回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也就是说,李登辉青少年的求学时代都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完成的,是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曾有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次郎”、“岩里政男”等等。

  1994年4月,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中,便毫不掩饰地说,他22岁以前曾是日本人。在1995年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时,他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立场,竟然妄称日本持续向中国道歉太过份,太软弱。

  李登辉的“皇民”底子使他对日本有很大的认同感,这种亲日、媚日色彩,在他当政以后暴露得淋漓尽致。1988年他一上台,便迫不急待地宣布要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此后便一直明里暗里地与日本进行全方位沟通,力图提升台日实质关系。实际上,李登辉同日本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因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兴奋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别人又无法体会的心理变态。他在上台后阐述施政理念时,人们从未听他引用过中国的圣贤哲学、孔孟之道,听到的总是日本人的治世名言,诸如德川家康和西田几多郎如何如何。

  李登辉喜欢日本人,喜欢看日本报章,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每次会见日本人时,不管是三教九流,总是掏心掏肺地大讲一通,甚至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交流,约定的会谈时间也常常超过。因此,许多日本人在见过李登辉之后都非常惊奇,称李登辉给他们的感觉和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从过去的经验看,人们了解李登辉的真实想法、看清其分裂的本质,除了看其所作所为之外,也往往是通过他与日本人剖白心迹的谈话而得到的。如:1994年他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大谈“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并自诩摩西,要带领台湾人“出埃及”;1999年5月出版由日本PHP研究所江口克彦代为捉刀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更公然附和日本极右派中岛岭雄分裂中国的主张,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其实,“两国论”与《台湾的主张》中的“七块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日本东京《时报》便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自日本”。

  李在1951年28岁时,跑到美国衣阿华大学研究农业经济两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台,并在从事农业研究14年后,于1967年44岁时,再度赴美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两年多后拿到博士学位。这一段经历对李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崇拜美国、倚靠美国的思想从此便在李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因此,李登辉上台以后,始终把对美工作放在其对外工作的首要位置,极力拉拢美国的朝野势力,甘当国际反华势力“分化”中国战略的马前卒,企图以此敲开华盛顿的大门,拓展其“国际活动空间”,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从70年代开始,国民党蒋氏政权面临内外交困,岛内省籍矛盾日益突出,新兴地方势力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李登辉以技术官僚身份混入国民党后,深得蒋经国的重用,步步高升。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他终于攀登上了“总统”宝座,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篡改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理念,逐渐暴露出他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真面目。

  随着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他就开始大显身手,逐渐摆脱蒋氏父子的余荫,着手开辟台湾的“李登辉时代”。首先,在政策方面,1988年当他继任后第一次举行记者会时,他曾明确提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后又多次声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但是,1992年以后他就开始强调“不能盲目坚持一个中国”。1993年他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通过他的“经济部长”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至此,他的“两个中国”的真实思想已经暴露出来。以后就变着花样闪烁其辞,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湾”,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时而“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图穷匕首见,原来他就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总后台,是一个以国民党为伪装的死硬到底的头号“台独”分子。

  李做过日本人、参加过共产党,为什么又能一路青云直上天呢?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欺骗,阴险而刚愎自用的政客。

  李登辉自1972年6月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踏上仕途后,便在官场上韬光养晦,伪装自己,他对上司除阿谀逢迎外,常装得忠厚老实、谦卑恭俭让、甚至诚惶诚恐以博取怜悯和同情。每次蒋经国接见时他始终战战兢兢地站立着,对方请他就座时也只敢坐椅子的半边;在官场的大小场合,他从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每次开会在议事录上签字,他每次都刻意签在最后的地方,并且字都写得很小,似乎只是没有任何野心的一介书生——他曾一再说只想当个基督教的牧师;每次“行政院”开会不点名叫他发言,他便一直保持沉默,埋头做事,从不固执己见,因此深获蒋经国的好评。

  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终于透露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他说:“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种政治情况下,假如经国先生稍露了一点声色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摧毁了”。因此,为了长远着想,他一直表现出少有的忍耐力,等待时机。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副“总统”的李登辉捡了个便宜,爬上了台湾当局的最高位子。起初两年,由于权力不稳,他仍然不敢过分胡作非为。1990年3月李当选“总统”后,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稳固,这位出身农林、身在学府的技术型官僚便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使出潜心钻研的十八般武艺投入权力争夺战,通过“分而治之”、“借刀杀人”、“铁腕与怀柔并举”等种种权术全力打压政敌。与此同时,李登辉还通过四次“修宪”,将“总统”的权力扩大成无人监督的“巨无霸”。由于大权在握,李的独断专行、玩弄权谋、排斥异己、刚愎自用的作风日甚一日。

  在台湾政坛上,李登辉的政治手腕之高明、毒辣令人折服。1992 年李登辉利用郝伯村挤走李焕,而后1996年又用连战和宋楚瑜挤走郝伯村。1996年李登辉连任后,又用冻省的办法对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来了个釜底抽薪,并进一步将宋挤出国民党。而宋楚瑜却曾经是李登辉继任蒋经国的关键支持者,两人曾一度亲同父子。

  李登辉不但在政治上改变了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造”。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其结果是台湾的政治生态以及台湾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李登辉上台后打着民主化、本土化的幌子,逐步对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抛弃旧法统,重塑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企图制造与祖国大陆长期对抗所需的政治体制,为“分裂分治”创造条件。为此,李登辉在9年内异乎寻常地进行了5次“修宪”,通过“修宪”终止“动员戡乱体制”、“全面改选国会”、“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公民直选”、“冻结省长和省议会选举”(“冻省”)等一系列步骤,企图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使岛内政治恢复常态,确立政党政治体制;二是扩大“总统”权力,实现自己的“独裁梦”;三是重新“定位”两岸关系,为“分裂分治”制造政治基础。从目前看,李已初步实现了目标,尚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已在岛内基本确立。1997年7月,“国大”第四次“修宪”完成,“总统”的权力已经得以大幅扩张,“行政院”与“立法院”的权力被削弱,“总统”成了难以监督制衡的“巨无霸”。同时这次“修宪”也表明,国民党旧的“法统”已基本终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体制”正式确立,台湾当局在滑向“台独”深渊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而是被李登辉改造过的台湾国民党。在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中,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战胜了党内非主流派。如:1990年3月双方围绕“总统”选举的激烈政争;1992年3月,围绕“总统”选举方式是“委任直选”还是“公民直选”以及对“一中一台案”的处理展开内斗;1993年1月,围绕郝柏村是否辞“行政院长”职务的斗争;1993年8月,非主流派的中坚力量“新国民党连线”与国民党公开决裂,成立新党;同月召开的国民党“十四大”,主流派完全控制了党政军特大权,非主流派全面退出权力决策中枢,国民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蜕变,权力结构实现了本土化、年轻化;1996年3月,“总统”大选,非主流派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进行最后一次反扑失败,标志着主张统一、反对“台独”的传统大陆籍势力和本省的反李势力已完全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之外;“冻省”的结果也使拥有较高民意支持的宋楚瑜势力遭到打压。在一连串的政争中,李登辉改造了国民党,使之台湾化。1997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五大”表明,台籍本土势力尤其是中生代和地方“行政首长”、民意代表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已占据主体地位。

  国民党的“台湾化”过程与政权的本土化过程是相辅相成、互动发展的,台湾当局由于国民党的“台湾化”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民国”也由此被改造成“中华民国在台湾”。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消失了,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就认为,李登辉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了巨无霸的中国国民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登辉又是中国国民党的叛徒。

  李登辉的薄情寡义、冷酷无情也是出了名的。

  徐庆钟教授是李在台大读书时的恩师,因念其用功又同为“帝大”出身,对其特别关爱。当李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关押审查时,是徐先生冒险保他出来的;当他因强占教授宿舍,被校长解聘逐出校园而失业时,又是徐先生介绍他去农林厅工作;当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还是徐先生——当时已是行政院副院长伙同蒋彦士、王作荣等人推荐他入阁。

  晚年的徐庆钟贫病交加,身为总统的李登辉对他却形同陌路。[36]

  李登辉一生性格多变——参加共产党又叛变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又叛变国民党,但是对“台独”却情有独钟。他不仅具有深刻的“台独”思想根源,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纵容和支持岛内民进党和其他“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是不折不扣的“台独”黑手。
李登辉早年即和许多“台独”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暖昧关系。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曾是与李一起从日本返回台大插班就读的患难知己。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与海外“台独联盟”骨干分子蔡武雄、王秋山是“铁哥们”,海外“台独联盟”的不少骨干分子都是李登辉的座上宾,他还始终与岛内重要“台独”势力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李自上台以来一直对“台独”分子及其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认为“台独”言论是“学术问题”,属“言论自由范围”,对“台独”活动要“谨慎”处理,实际上就是采取放任政策,为“台独”活动大开绿灯。他特赦在押“台独”分子出狱,特邀海外“台独”头目返台,致使昔日的阶下囚、通缉犯顿时变成“贤人”、“谋士”。1990年他授意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竟是海内外“台独”分子的大聚会。他主持修改制约“台独”的相关法规,使“台独”主张和“台独”活动合法化,为海外“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还乡”清道开路。

由于李的庇护纵容,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迅速膨胀。大批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岛内;岛内“台独”分子从监狱中获得特赦,纷纷浮出台面;“洋独”和“土独”进一步合流,岛内的“台独”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得以公开化、合法化,“台独”思潮进一步蔓延渗透,“台独”分子弹冠相庆,“台独”活动甚嚣尘上,甚至代表激进分裂势力的建国党竟然堂而皇之地成立了。

  他通过手中的权力,以“宪政改革”为名,逐步接过并实施“台独”理念。如“台独”分子所先后提出的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台湾命运共同体”、“台湾人选台湾总统”、在国际上“争取台湾是一个政治单位”、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以及台湾“新兴民族”、“新兴国家”等等,李登辉几乎全单照收、照办,并且做到了“台独”分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7月27日,李登辉又解释说,由于“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模糊”,所以他要把两岸关系的“实质内涵”定为“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此,李登辉彻底暴露其“台独”底线,将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拿掉了。

  李登辉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实际与陈水扁主张的“两岸一边一国”同出一辙,同气相求。不同的是,台上李登辉较之台下陈水扁的叫喊,能量更大、影响更大,破坏性也更大。

  李登辉的“两国论”提出当日,正值民进党正式提名陈水扁参选下届“总统”,身为执政的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选择此时抛出“两国论”,对民进党的选举胜利无疑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对此陈水扁兴高采烈地叫好说:“这等于是送民进党一个大礼”。民进党人士表示,应发给李登辉一张放大的民进党党证以资“勉励”。陈水扁提出,“两国论”与其“理念一致”,希望李登辉能将“两国论”纳入李再版的《台湾的主张》,并尽快修改“宪法”和《国统纲领》,以便“对外一致”。

  李登辉出卖国民党的手段老道毒辣。他利用所有的资源,打击国民党元老,分裂国民党势力,拉抬扶植民进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九九年总统选举时,他不推选声势较高的宋楚瑜,而故意选民意基础较弱的连战,李还故意不让连宋联合竞选,反让他俩“鹬蚌相争”,让民进党渔翁得利——短短十二年内拆散“百年老店”国民党,将政权恭送给陈水扁和民进党。

  陈水扁能顺利接李登辉的位,并非意外或者对手决策错误,而是李登辉精心策划、用心导演的必然结局。可以说没有李登辉,就没有民进党的发展与今天;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还在阴暗的角落中蠕动;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不会上台执政。

  李登辉执政12年,力图“改变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现实,构筑“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推行“台湾问题国际化”,逐步推行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路线,摧毁“外来政权”国民党,暗中培养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核心人物,使“台独”由非法变成了合法,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海外转入了岛内,由分散变成了集中,由政团转变为政党。李登辉喂大、喂肥了民进党,最终将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将主张“台独”的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可以说李登辉是“实质台独的奠基者”,是把“台独”由“空论”变成现实的人。难怪人们称其为“台独黑手”。

  “台独”的盘算:渐进台独,水到渠成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新老“台独”的伎俩表现为政治上鼓吹“两国论”;经济上顽固阻挠两岸的经贸交流,搞“戒急用忍”;外交上 推行“ 弹性外交”或“务实外交”;军事上“以洋拒统”、“以武拒统”。大搞“实质台独”或“渐进台独”,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时机,以拖待变。

  70年代末以后,由于大陆的对台政策和台湾的大陆政策都做了重大调整,台湾曾经呈现和平统一曙光。90年代以前,台湾岛内主张“台独”还属非法,“台独”主张还属民间,其影响力也比较有限。然而李登辉主政后,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膨胀,而且李登辉在权力获得稳固之后,也逐步背离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滑向“台独”。他先是提出“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继而倡导“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则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台湾是台湾人的东西”,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干脆说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即“两国论”。李登辉还想将“两国论入宪”。李登辉的这些做法,与“台独基本教义派”提倡的“独立建国”没有本质区别。

  2000年5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不仅有主张台湾独立、呼喊“台独万岁”、推动民进党走向“台独党”的历史,又受制于激进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而民进党是一个将台湾独立列入政纲的政党,该党上台后并没有废除或修改“台独党纲”,目前也没有或修改或废除“台独党纲”的打算,未来也难以有所动作。照目前形势来看,陈水扁与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前途,独立将是它们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标。

  从稳定政局出发,陈水扁虽改“明独”为“暗独”,但内心深处仍紧抱所谓“台独理想”不放。陈水扁和民进党对未来在表和里两方面该怎么做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稳定政权,改造人心,等待时机,民主自决。

  陈水扁当局两年来小动作不断,采用渐进式的手法,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行“台独”理念。今天弄一点,明天弄一点,以减少冲击力、逐步消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企图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从而积累和强化分裂力量,营造出所谓新的“国民意识”、“台湾主体性”,为最终的“台湾独立”奠定基础。

  陈水扁政府主政两年多来,在两岸关系上,避重就轻,玩弄文字游戏,对三个关键主题: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和中国人身份采取闪烁、模糊、回避的态度,空有口头善意而欠缺诚意,强调“一个中国”是议题而不是原则,直至公开否认“九二共识”,还说“统一并不是唯一选项”。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悄悄地,化整为零地,量变促质变地加快“实质台独”步伐,举其大者有:

  1、“政党台独”已上路;
  2、“文化台独”已深耕;
  3、“社团台独”已布建;
  4、“军事台独”已激活;
  5、“经贸台独”已出发;
  6、“国会台独”已形成;
  7、“宪法台独”已准备。

  2002年1月15日,陈水扁在臭名昭著的“台独”团体——“台独基本教义派”(FAPA)组织成立20周年大会上,以所谓“最佳生日礼物”,宣布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台湾”的英文字。在护照上加注“台湾”是民进党上台时,即2000年5月就提出的,只是在选择时机何时执行。陈水扁选择在这种时刻和场合,以那种方法宣布,表明此举是预谋已久,精心安排的,显然是一次公然的变相宣布“台湾国”的行动。说明他们企图在岛内外造成更大的影响,使台湾“实质台独”的步伐走得更快,迈得更大。

  民进党在一九九一年出台“台独党纲”后,受到台湾舆论的强烈抨击。在遭到一系列挫折后,开始在表面上淡化“台独”色彩,在坚持理念的同时,为了争取选票而照顾现实,披着“本土化”、“台湾主体性”的外衣,推行“台独”运动从培养“台湾意识”入手,从文化、心理、社会环境上营造新的“国民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台湾民众中去除中国意识。此次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TAIWAN”,是台湾当局蓄谋已久的“去中国化”的举动。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就是“台独化”。

  当前台湾当局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是一种“软性台独”,是以李登辉与陈水扁为代表的岛内分裂或“台独”势力的一项重大战略。

  陈水扁的“软性台独工程”就是通过“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或本土化、台湾化的“软性台独”或“柔性台独”的渐进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或突变的方式来实现台湾“独立化”或“建国”目标。

  “去中国化”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的重要战略思想。在民进党 执政前,因为手中无权而无法推动,只停留在理论讨论和建构上,李登辉上台以后,特别是大权独握以后,与民进党勾结,里应外合,开始推动“中华民国台湾化”的进程,也就是“去中国化”的进程。李登辉主导的“宪政改革”、本土化教育与倡导的“两国论”等建设去建构一个“去中国化”、虚化“中华民国”架构与建构“台湾国”的重大“台独工程”。

  陈水扁上台后所推动的“去中国化”战略或“软性台独工程”,不仅是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延续,更是民进党独立“建国”路线的的“渐进式”调整,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消灭“中华民国”并建构一个新的“台湾国”。

  为了实现“台湾国”的理想,陈水扁在“四不一没有”(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问题)的招牌下,运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在文化、语言、符号、体制、外交、人事布局等方面推动“去中国化”政策,为未来有朝一日和平建立“台湾国”创造条件。

  在文化上陈水扁当局继续推行李登辉主政期间的“本土化”阴谋,他提出要以“文化立国”,建设以台湾为主体的“台湾文化”,实质即搞“文化台独”,为建立“台湾国”确立思想文化基础。

  “文化台独”始于李登辉,但大力推动与落实则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在李登辉时代推动的修改台湾中小学教材即《认识台湾》教科书,是“去中国化”的重要举措,就是有意将原来以中国文化与历史为主的教材,修改成删除“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国人”概念,鼓吹宣扬“台湾魂”、“台湾精神”的所谓“台湾文化”。陈水扁上台后开始落实这一政策,《认识台湾》教科书开始在中小学推行。同时自李登辉时代起,台湾当局就大加推动所谓的“母语教育”或本土化教育,试图以“台语”代替普通话的“国语”,并发展成为未来“台湾国”的“新国语”。

  台湾当局于1999年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民进党上台后,进行翻案。2000年底,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由民进党籍的“教育部”副部长范巽绿主导)公布了“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试图用所谓的“台湾通用拼音”取代国际上通用的“汉语拼音”,作为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2001年初,台湾“教育部”鼓励台湾高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此举本无不可,但却有取代“中国文学系”的政治企图,要将“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或“东方文学系”。还把魔手伸向中小学生,一些民进党执掌的中小学校不再进行升“国旗”的仪式。

  为了推动“文化台独”,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幕后策划成立了一批包括不少台独理论家在内的台独人士组成的“南社”、“中社”和“北社”,肩负着配合陈水扁从文化上“去中国化”与建构“台湾文化”的重任。
陈水扁当局刻意把台湾草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割裂开来,声称要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接轨”,任命老牌的“台独”分子为故宫博物院长,改变布展方式,割裂台湾历史。台湾“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民进党当局的指示下,竟然放弃“中华民国史”的编撰,编著出版歪曲历史的《从“戒严”到“解严”》一书,以“民进党党史”作为主轴,以民进党的历史来取代台湾历史﹔其实就是“台独史”,这是民进党独立建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民族与身份认同上,陈水扁当局刻意构建“台湾民族”。这是台独势力与民进党长期争取与建构的目标。民进党执政以后,当权者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以种种奇谈怪论回应“国会议员”的质询。执政当局有意去掉“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要变成“台湾人身份”,为构建新的“台湾民族”创造条件。现在执政当局所提的所有“认同”口号就是“台湾优先”、“台湾精神”、“台湾主体”、“福摩沙精神”、“台湾命运共同体”或“台湾生命共同体”等等具有建构“台湾民族精神”与“台湾国”的口号与宣传。

  在体制与制度上或“国体”、“政体”上,民进党当局刻意构建“台湾国框架”。陈水扁执政后的台湾是一个错位的“国体”与混乱的“政体”,陈水扁虽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向“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向“中华民国”效忠,但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却是一个“违宪总统”,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一系列“去中国化”或“台湾化”的政策与施政作为是明显的“违宪违法”行动。在体制与制度上的施政更是有选择性的,有关统一的、有关“宪法一中”原则的不做,而有助于推动实质“台独”的就大做特做。陈水扁上任两年来,拒绝出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不召开相关会议,将“国统纲领”束之高阁,相反 却大力推动一切“去中国化”的政策。

  货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的象征。台湾长期以来是由台湾银行发行地区货币即新台币,只是“视为国币”。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就推动由“中央银行”发行“国币”。民进党上台后,加快推动与落实,于2000年7月起由“中央银行”首次发行所谓的“国币”新版2000元钞券,2002年7月起将全面以新钞取代旧钞,台湾“国币”的发型将预示着“台湾国”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中华民国国歌”,也被民进党改了,取掉了歌词,变成有曲无词的不伦不类的“国歌”。原来,“国歌”中有“吾党所宗”一句,民进党原期望将意指国民党的“吾党”改为“吾民”,但又认为“所宗”乃指“三民主义”,不符合民进党推翻国民党一贯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理想,乃最后取消所有歌词。尽管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有“国旗”,可是在台湾领导人出现的海内外公众场合,“台独”及其支持者手中挥的却不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一片绿色的“民进党党旗”。

  在人事安排上,更可窥出陈水扁推动“台独”的战略布局。掌握大陆政策的“陆委会”由“两国论”的草创者蔡英文掌控;“外交部”由曾任“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FAPA中央委员田弘茂出任,现又由李登辉的人马简又新出任;“国史馆”馆长由有强烈分裂意识的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技所研究员张炎宪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由主导编写《认识台湾》教材的杜正胜出任。

  最近新一批的内阁人事,掌握两岸政策与文化的基本上是有李登辉背景或倾向台独人物,除蔡英文与简又新外,还包括“政务委员”黄辉珍、“新闻局长”叶国兴,“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行政院发言人”庄硕汉等。在“国策顾问”或“总统府资政”中,更是集结了一批重量级的台独人物,陈水扁甚至将否认中华民国及公开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分子金美龄聘为“国策顾问”,这足以显示陈水扁要金美龄扮演消灭“中华民国”与建立“台湾国”的重要角色。[37]

  陈水扁上台后,一直在为如何消灭具有中国象征意义的“中华民国”大动脑筋。尽管他就职上任时表示“没有更改国号”的问题,但接下来的施政演出,却是一部消灭“中华民国”与构建“台湾国”的剧本。

在2000年“5·20就职”演说中,尽管陈水扁不得已9次提到“ 中华民国”,但41次提到“台湾”两次提到“福摩沙”。2002年1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元旦危言——日渐消失的中华民国》社论,对陈水扁执政后有意消灭“中华民国”的做法进行了精确统计:在2000年6月7日,陈水扁在第七届CSIS台北圆桌会议开幕典礼致词中,没有一次提到“中华民国”,14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9日,在废除“刑法”100条十周年纪念活动致词上,陈水扁将在讲稿中唯一出现的“中华民国”以“台湾”称之,并5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10日“双十节”的所谓“中华民国国庆”大会上,“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却未提一次“中华民国”,而15次提到台湾或福摩沙。尤其是在2001年3月“世界台湾人大会”上,陈水扁将第十任“总统”读成“台湾国总统”,可见,陈水扁内心对“台湾国总统”的向往。

  在对外关系上,陈水扁延续李登辉推行的“亲美化”、“人权化”为主体的“外交”策略,大搞“实质外交”,谋求扩大“台独”空间。他说“我必须以台湾是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走入国际社会……台湾的全民政府能够带领人民重返联合国”﹔他利用小布什调整对华政策、中美“撞机”危机之际全面投靠美国,大肆购买美式武器,加强军事合作,大搞“过境外交”;同时,利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机会,推动李登辉访日,充当西方反华势力“以台制华”战略的“马前卒”,谋求提升与美、日“实质关系”,增强台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力度。

  为了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大搞“金元外交”,陈水扁、吕秀莲、张俊雄等多次“出访”中美洲和非洲等“外交重镇”,以“元首外交”、“金钱外交”化解“断交危机”,转移岛内矛盾焦点和民众视线。以所谓“民主牌”、“人道牌”、“人权牌”,迎合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谬论,旨在以“国际人权保护伞”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加速“台湾问题国际化”。此外,台当局还妄图在WTO架构下讨论“三通”议题,谋求“两岸对等地位”和“三通问题国际化”。

  按照陈水扁的指示,台湾“外交部”将“中华民国护照”上的“中华民国”英译名称“Republic of China”改为“Taiwan”,明目张胆地以“台湾”来代替“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名称,实质上等于改国号﹔“外交部”宣布“国家外交标志”不再使用延用已久的“青天白日”“国徽”,换成代表台湾的梅花图案﹔还准备将目前台湾在外国的原“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名称一律改为“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以提升所谓“国际间对台湾的认知”,如此等等,真可谓挖空心思。

  近几年来李登辉与陈水扁,想尽办法在挑拨周边东亚国家与中国大陆的矛盾。2000年陈水扁主政台湾之后,破坏中国大陆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成了他的“台独”战略的重要内容。尽管陈水扁知道,要与东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台独”之外别无可能,但是他照样以非凡努力去争取有利于“台独”的发展。

  朝鲜、蒙古、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当局无处不插足。民进党陈水扁的策略并不复杂:向这些国家宣扬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经济政治价值;刻意张扬夸大中国发展经济,会在利益上与东亚国家形成竞争而使他们受损;推销亚洲联合制衡中共霸权的战略;制造中国完全统一之后,会控制台湾海峡及东海通道,进而控制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命脉,形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的国际恐怖。

  2000年台湾当局从南沙群岛撤出守礁部队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并挑拨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在这些岛礁主权上的争端。

  陈水扁多次声称:中国大陆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台海“独立”则是东亚国家安全的最好保障。不管这是对错,不管它是否荒谬,事实是起到了作用。[38]

  在有关中国与台湾的符号或象征上,台湾当局全面推动去中国化的“台湾化”。民进党一上台,就将“总统府”广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招牌去掉;“行政院新闻局”出版的2001年英文版《中华民国年鉴》,已在封面加上“TAIWAN”,在年鉴内的中国全版地图与台湾省地图位置互换,将以往首页的中国全版地图改为台湾省地图。

  李登辉创造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在陈水扁时代,“中华民国”逐渐成为历史名词。“中华民国”的消失,事实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台湾国”正在逐渐成形。

  陈水扁“去中国化”的“软性台独工程”并不会就此停止,还会继续下去。

  陈水扁在FAPA大会上不仅宣布了护照加注“台湾”,更重要的是他向参加FAPA大会的台独人士呼吁“大家继续打拚”。“打拚”什么?显然陈水扁是要号召台独人士继续为实现“台湾独立”、建立一个不再有“中华民国”招牌的“台湾国”“打拚”。

  民进党党内机构设置上,设有“中国事务部”而不是大陆事务部,认为这样做才能突出台湾是一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在去年上海APEC会议后,民进党已正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大陆。民进党已开始筹划各界关注的“修宪问题”,尽管阻力重重,但仍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推动,可能将进一步界定台湾的主权与治权范围。[39]

  2002年3月17日,“世界台湾人大会”在台北市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年会,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台湾正名,国家制宪”。 陈水扁几度出席会议的一些活动,亲吻“台独教母”金美龄,并表示,他非常赞成会议的“主题”,“无条件的、真心诚意的支持”这次会议。他还对“ 台独”分子说,“各位所梦想的,阿扁都知道,阿扁也永远不会忘记。 阿扁所做的,各位也都看到,各位也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并叫嚣,“台湾一定要站起 ,要走出去!台湾是海洋国家,不是大陆国家”。[40]

众所周知,“世台会”鼓吹台独,早已无药可救。所谓“台湾正名”,就是要正式推出“台湾共和国”,所谓“国家制宪”,就是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

  事实上,民进党已经筹划通过所谓“公民投票”,要在2004年后制定“新宪法”、确立“新国号”。[4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将台湾当局这些一点一滴的举动联系起来看,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绝不是小事,种种动作皆基于政治企图,刻意从文字、标记到法律、意识,由表及里,割裂两岸,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磨灭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确立“台湾核心”、“台湾主体”,培植所谓“新台湾”民族观、“国家”观。见微而知著,陈水扁正在岛内进行“台独”的内化和深化,使台湾“国家化”。

  在这样一步步地推动下,一个新的“台湾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这就是目前岛内形容的陈水扁的“蛋壳论”,即“四不一没有”就是一层保护“台独”的蛋壳,“去中国化”的“台独”政策就是正在孵化的蛋卵,一旦时机或环境成熟,“台独”小鸡就会破壳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国”,从而使大陆找不到使用武力的借口。[42]

  2002年05月中旬,上台将满两年的陈水扁在接受美国某电视媒体采访时公然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更扬言:“统一是不可能的。”[43]

  2002年7月,李登辉首次明确提出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而且以2008年为限,具体提出了台湾独立时间表。李登辉在接受台湾强调本土意识的OPEN周刊专访时指出,2008年是台湾关键的一年,因为2008年是现任总统陈水扁下台(陈水扁的总统任期在2004年届满,李登辉显然认为他会蝉联执政)的时候,刚好也是中国大陆最兴盛的时期,台湾必须在所剩的短短六年内“好好加强推广台湾认同”,并表示“台湾现在才要开始建国”。

  在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时,李登辉说:“三峡水坝2008年就会建成,南京到重庆的快速道路在2008年左右也会完工,同时北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做下去,哗!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将强到会吓死人。”[44]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在向日本举行的极端台独组织“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发表谈话时,悍然声称“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出台湾前途”,狂妄地表示“即使中共愿意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并不会改变既有的现状”,明确地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和对岸的中国是‘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而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其实都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台湾不可能接受”,并且公然呼吁台湾要加紧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以选择和决定“台湾的命运及台湾的现状”[45] ,陈水扁图穷匕首见,从根本上违背了他本人在2000年就任总统时的“四不一没有”的政治承诺,把遮掩的面纱都撕掉了。这表明陈水扁决心要在任内后半期,甚至孜孜以求地要争取连任,以便在他手中以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为开端,通过修宪的途径,实现“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即公开“台独”,与李登辉呼吁“2008年建国”两相呼应。陈水扁的“一边一国”比李登辉的“两国论”更激进,就是把台湾“独”的位置已明确定位,至于要“统”则须公投决定。

  种种迹象显示,在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急独倾向越来越明显,“台独’分子似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台独”要求。

  陈水扁利用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机会,不仅抓紧推行所谓“本土化”﹑“去中国化”或鼓吹“两国论”,或大搞只做不说的“两国论”,宣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实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加紧投靠美﹑日反华势力,为“决战境外”而大肆采购进攻性先进武器,想方设法“以洋拒统”和“以武拒统”。甚至妄想先发制人,对大陆实行“先制攻击”。

  2000年6月16日陈水扁首次提出所谓“决战境外”的军事战略。台湾当局提出“决战境外”的思想,并逐步向政策和战略的方面演进,这并不偶然。台湾最早的军事战略立足于“光复大陆”,后来终于面对现实,改为“决战本岛”,其核心是“毁敌于水际、歼敌于滩头”的“滩岸决战”。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后,台提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军事战略,对原战略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威慑”和“反击”的一面。为此,台军方一方面加强本岛防御性体系的建设,积极谋求加入美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也竭力研制和外购攻击性武器装备。

  陈水扁提出将“决战境外”作为台“建军备战的方向”后,马上就有一批人附议。台“国防部”高级官员称,台军方在此问题上与台领导人的理念一致,台军要“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最好远离本土“与敌决战”。据台媒体报道,台军方还表示,“决战境外”指一旦两岸开战,台驻外岛的炮兵将对大陆进行炮击,海军潜艇攻击上海等主要港口,空军F-16和“经国号”战机等亦对大陆进行打击云云。2002年夏,更有台湾军界的一些高层人士扬言,一旦两岸开战,台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对香港和上海进行“报复性打击”。[46]

  “决战境外”的先决条件是具备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完全是强者直扑弱者的手段,以海峡两岸的客观情况,根本不适合台湾。在各方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和军方均不提“决战境外”,转而强调建立“吓阻能力”,发展、配置具有扩大台军事战略纵深,以制空、制海、反登陆为主体的装备。“国防部长”伍世文将这一构想具体化为,一旦受到攻击,台湾会以先进武器,在海峡中线附近与大陆决战,避免造成台湾严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台湾军方的计划中,“瘫痪战”是这一吓阻战略的重心。通过积极筹建源头打击力量,建立三军联合作战能力,以瘫痪战取代消耗战,建成瘫痪大陆对台发动战争的能力。

  为此,依照台湾军方的规划,未来陆军将换装新型自走火炮与火箭,筹建防空武器及反装甲武器,以增强地面火力、防空及反装甲能力,换装车载式、人员携行式防空导弹编成防空部队,以提升外岛及军团级防空作战能力;筹建战术区域网路、电子战系统等。空军将建立一个战术空军型态武力,下辖各类型新一代战斗机,以制空战主要任务;更新地面防空武器及筹购低空防空导弹,建立十个快炮导弹混合营,并配合先进低空防御及多目标火力分配系统,强化重要地区防空能力;建立远距侦搜功能,争取地对地导弹“早期预警”及反制能力。海军则规划筹建新一代作战舰、远洋扫雷舰、大型导弹快艇等。台军准备在10年内添建12艘“光华三号”500吨“锦江级”巡逻舰,29艘“光华六号”隐型导弹快艇,继续向美租借相关舰艇;续购潜水舰、潜水舰发射武器;完成岸置导弹环岛部署;强化陆战队防空、反装甲及机械化作战能力等。此外,台湾海军也计划通过“基德”舰或“宙斯”舰等大型舰作为“旗舰”,执行远海机动任务,以长程投射武力方式扩大台湾战略纵深和作战半径,使未来战场“不只局限在台湾海峡”,以“不对称”、“不平衡”、“以小制大”战术增加大陆“作战计划的不确性”,达到影响大陆对台作战的目的。

  在导弹防御方面,中低空防御体系集中了法制“西北风”、美制“复仇者”、“鹰式”、“天弓”型导弹,部署于陆军的“爱国者”反导弹系统2000年完成配备,2001年试射成功。除现已服役的三套“爱国者”二型改良型外,台湾还准备组建九套“爱国者三型”,构成低端防御体系;海军一直想组建四艘“宙斯盾”级驱逐舰作为中层***,在“宙斯盾”无法购得的情况下,可能用被称“前宙斯舰”的“基德舰”代替;在高空以“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为目标。

  在导弹打击方面,秘密研发中程攻击性导弹。此类计划属台军保密范围,不对外公布。据透露,台湾武器主要研制开发机构“中山科学院”自主研发的“雄风”三型战术导弹已十分成熟,三型导弹具备地貌识别能力,类似巡航导弹,属地对地导弹,其速度、射程超过大陆的日炙导弹,可用于遥攻、防空、制海、反辐射用途。而另一项由“参谋本部联合防空暨联合反制小组”专案管制、被外界称为研制“台湾战斧”的“雄升计划”已实行多年,以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为蓝本的攻击型导弹,射程目标是1000公里,有效范围涵盖大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在内的大陆海岸高价值军事目标。该导弹具远射程、次音速、贴地飞行、对地攻击、一弹多目标、沿途投弹能力。此外,台湾军方也进行代号“逖靖”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弓二型”短程导弹研发。[47]

  民进党上台一年的时间里,购买了总额近60亿美元、包括攻击性武器在内的美式先进武器,台湾向美国采购了包括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12架P-3C“猎户座”反潜直升机等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2001年更要求购买“宙斯盾”舰预警系统和常规动力潜艇、反潜飞机以及大批“爱国者三型”导弹等,图谋加入美国计划部署的***安全网,构成“美台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结成准同盟关系,甘心充当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另外,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强化海空兵力建设,幻想增强“以武求独”的筹码。

  以往军队是反“台独”的中坚力量﹐但民进党上台两年多来﹐台当局指令台军取消反“台独”教育,拆除军营有关“国家统一”的标牌;军中不能谈反“台独”﹑不能谈促统一﹐“国家统一万岁”的口号拿掉了﹐使得三军迷茫﹑分歧﹐大家目标分散﹐不知为谁﹑为何而战﹔现在定调为“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战”﹑“为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而战”﹐却不提是什么国家﹐替最终“为台独而战”铺路。此外,陈水扁在一年中创记录地二十多次视察军队,共拔携了一百一十五名将官,拉拢关系,培植亲信,全面消除国民党在军中的势力,企图将一向反对为“台独”而战的“国军”培植成“扁军”,为民进党执政及进一步公开宣布“台湾独立”保驾护航。

  陈水扁一而再、再而三地乞求美国和日本支持和帮助,2000年7月16日陈水扁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三点希望:其一,希望美、日、台三家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其二,希望能够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三,希望与美军搞联合军事演习。[48]他是世界上唯一主动表示愿意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政府领导人。

  历史上,国民党曾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来对付共产党,导致兵连祸结,内斗不已,使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又采取“拒内迎外”、即拒绝“和共”、引狼入室的做法,想当“儿皇帝”,这岂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如果不是怕解放军打来,台湾早就宣布独立了。民进党主流联盟领导人沈富雄,在与金美龄侃“台独”时说:“关键在于对岸。只要对岸中共同意,台湾一夜之间立刻可以实现独立。”

  台湾当局现在是打著“中华民国”这一旗号,埋头只管做“台独”。“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源自大陆,沿袭历史,宪法中含大陆,而修正法中又除去了大陆,“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讲不清楚。台独就利用这一模糊:既有一中的影子,又有台独的意味(即“中华民国”在台湾),名上左抗中共,右抵岛内还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族群,而得以实行台独之实。这也就是陈水扁所谓的中间路线。让大陆不好找藉口打来(因为有一中的影子),又让美国满意(美国要的就是一中的影子,台独的现实)。 不必太喧哗,到时水到渠成。这就是台湾当局的如意算盘。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上)
  历史的伤口

  我们伟大的中国拥有足以傲视天下的5000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眩目的荣耀与辉煌,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儒学道家,曾经是东亚各国文化乃至文字的图腾;唐诗宋词,至今仍是世界文坛上的奇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非浅。

  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满清等等历史时期。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中国长期不开放,除宋明以来的极端专制的儒家理学的阻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好了。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北部是冰原大漠,西部是4至5千米的世界屋脊,东临大海,南部是热带丛林。除了航海,陆上只有一条非常狭窄而长的丝绸之路可将我们带到中东和遥远的西方。由于中国地处北温带,周边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差于我们,这造成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唯我中华文明,四周皆蛮夷的自我优越感。

  近代以来,这种盲目自大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里,我们的经济总量一直占全球的1/3 至 1/4。 直至19世纪初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如此(26%)。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满清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满清康乾时代,达到其颠峰,从乾隆末年(18世纪末)开始,这强盛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虽然在明代中叶,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成了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满清统治的日趋**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

  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利用“毁灭人种”的下流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爆发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铁则。在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割香港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49]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到八国联军战争(1900——1901)的六十多年中,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百多个,五十余种。

  其要者如下: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签订
  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7月3日签订
  中法《黄浦条约》1844年10月24日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签订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签订
  中俄《天津条约》1858后6月13日签订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
  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美《续增条约》 1868年7月28日签订
  中葡《天津条约》 1887年12月1日签订
  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或称《滇案条约》,1876年9月13日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约》1884年5月11日签订
  《中法新约》又称《越南条约》,1885年6月9日签订
  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订
  中日《交收辽南条约》1895年11月8日签订
  《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签订

  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罪证,也是旧中国统治者丧权辱国的记录,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屈辱的历史!

  每个不平等条约不但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向它们开放市场,而且强迫中国不停地割地、赔款。

  中英《天津条约》:中国给英国赔偿白银四百万两等。

  中法《天津条约》:中国给法国赔款白银二百万两。

  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法《北京条约》: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1895年11月8日签订的中日《交收辽南条约》,竟要清政府以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从1858年开始,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1858年中俄《爱珲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40万平方公里。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以东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2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从中国夺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此外,苏俄趁中国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内忧外患之际,乘人之危,又策划支持外蒙古独立,从中国国土上分裂出去的面积达157万平方公里,由此导致中国近代丧失了总数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满清的版图是一个海棠叶形,而今的中国版图却成为公鸡状,原因就在于失去了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12个英国的大小,而中国现有的国土总面积也不过960万平方公里。

  与俄国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疯狂地侵占、掠夺中国最起劲、最无耻的一个。

  1874年4月,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改为冲绳县。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1、中国承认朝鲜由日本控制;2、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5、允许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任便设领事馆和工厂;6、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是日本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倍;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甲午战争后,列强各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古老的“天朝上国”瓜剖豆分,成了殖民主义者人人争噬的肥肉: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中国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把势力伸入到西藏。 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1896年,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1897年,法国不允许清政府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俄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国以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7月,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00年9月7日,秋风乍起,阴霾弥天。没落的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在谈判桌前互相投下了无奈的一瞥,与耀武扬威的11国列强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深渊的《辛丑条约》。由此,中国完全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违者处死;拆除大沽炮台及京师至海通道之炮台,外国军队居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重要地区;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惩罚“首祸”诸臣……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条约,进一步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深重的灾难。

  《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地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走到了最低谷。从此国家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丧失殆尽,经济彻底崩溃。《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要给八国4亿5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各地被焚毁的教堂和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传教士的赔金,清政府战败赔款达10亿多两白银。按照当时清政府的国库收入,在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要赔11年的时间!

  1901年,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严惩抵抗侵略军的各级官员,短短的一年时间,清政府有一半官员死于自己愚忠的朝廷。他们中没有一个说得清自己为什么死的,因为他们不是死在抵抗洋人的战场,而是被自己的朝廷降旨称为“十恶不赦”———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吞泥而死,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自缢而亡,奉旨而死的还有军机大臣启秀、山西巡抚毓贤、山西藩司李延萧、刑部侍郎徐承煜……

  《辛丑条约》意味着有着漫长边防线的中国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一个巨大的国家从此大门洞开,“领土完整”这一概念将不复存在。在八国联军船坚炮利的现代化武器威慑下,有着4亿5千万人口的满清帝国在只有几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面前不得不低下它那曾经高傲的头。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锦绣河山成了殖民者的狩猎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掠夺财宝,杀戮平民,强奸妇女,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痛苦。

  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1900年6月6日前后,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联合侵略华北,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分三路攻入北京后,到处奸淫、烧杀、抢掠,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打死了1700多人。“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2-08-23“义和团”帽子满天飞 徐弘炯(荷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时至今日,中国历朝历代大量的珍贵藏品仍然留在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这是殖民主义者抢夺偷盗的“战利品”,也是强盗蹂躏中国的铁证。

  1900年7月16日,沙皇俄国趁列强各国出兵中国华北镇压义和团之机,一手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其它如日寇在旅顺、在华北、在南京屠城,美国大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的大街上强奸中国妇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俄远东军区军官俱乐部大厅里,悬挂着二幅巨幅油画:一幅画的是一群哥萨克猎杀一只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围着篝火,烤着虎肉,饮酒欢乐的场面;另一幅画的是中俄瑷珲条约签字的场景:趾高气扬的俄军将官身躯伟岸,胸佩勋章,手握刀柄,用轻蔑的眼角余光扫视着被迫签字的瑷珲将军及其幕僚。

  而画面上的满清官员则个个象鸦片烟鬼,垂头丧气地在瑷珲条约上签字。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俄罗斯来说,征服这片土地是哥萨克们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为征服而欢乐和自豪。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请看中俄边境地区俄国城市的名字吧: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葳),意思是“征服东方”,标志着俄罗斯疆界已越过乌拉尔,穿越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完成了“征服东方”的帝业;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意思是“报喜城”,取意于在该城签署瑷珲条约后,向沙皇报喜,俄罗斯终于占据了几代沙皇梦寐已求的黑龙江流域。[50]

  从签订《辛丑条约》之日起,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便折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由于刚正不阿的清廷全权大臣杨儒拒绝在《交地约稿》上签字,俄国人恼羞成怒,最后竟然将他从楼上扔下摔成重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全权大臣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大满清廷竟然连抗议的声音都没有。一年以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其子悲愤至极,自杀随父而去,双双客死异国。

  据统计,从1842至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共签订了1175宗不平等的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仅从1840年开始的战争赔款和从1894年至1937年支付的利息,就分别达到13亿两白银和7.29亿美元。国家利益由此受到极大损害。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充满血和泪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和丧土辱国的心酸历史。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这些浸透着民族屈辱和血泪的历史,这刻骨铭心的伤痛,实在不是时间可以冲淡得了的。

  中国人民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近乎偏执的敏感与自尊,显然是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

  忘记过去就意谓着背叛。经历了割地赔款被动挨打的切肤之痛,目睹了满清政府**无能、丧权辱国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历史重演。

  “台独”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厄运到来时,坏事就会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遭遇是明证——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则来自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骚动将得到极大鼓舞,“疆独”和“藏独”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就会面临前苏联那种“解体”的危机,国将不国。

  新疆早在汉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华统一的地理空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本质上讲,无论“疆独”还是“藏独”都是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大博弈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单回顾一下“疆独”和“藏独”的历史,就会一清二楚。

  大博弈一词,源远流长,该词最初是指从19世纪早期直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中亚)控制权的殊死较量。当时英国已经把印度纳入版图,俄国则在远东和蒙古扩张。俄国的目的是在确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进(尤其是梦寐以求的暖水不冻港),英国的目标则是在稳占印度斯坦之外继续北上,进而控制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遂成为两大强国势力范围冲突的焦点。这场极为激烈的大博弈历时一个世纪,对弈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现在这个词又成了大国争夺的新名词。目前中国西部面临的两大分离主义运动即“藏独”和“疆独”,都是这场大博弈的余绪。

  摊开世界地图,沿着欧洲巴尔干半岛到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然后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再至伊朗、阿富汗,随后折向西北,经里海两岸前苏联境内诸国至土耳其划一个大圈。这就是国际大博弈的主战场。这里似乎理应格外的繁荣富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大的内陆湖里海;这里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这里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汇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巴格达曾经是古巴比伦和阿拉伯帝国的都城。但这块土地却仿佛受到了诅咒一般。尤其是自从这里发掘出了黑色的金子之后,各大强国的冒险家们便云集此间,勾心斗角。他们带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战火、饥荒、哭泣、流浪、葬礼,还有不灭的仇恨……[51]

  要了解大博弈,首先必须明确中亚的范围。按最狭隘的定义,中亚包括五个前苏联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正式讲,上述五名均需加以印度——伊朗语词根后缀“斯坦”(-stan ),义为“土地”。这五国构成所谓(俄属)突厥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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