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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城: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

前些日子,我翻阅一份英国报纸,看到一幅大照片,画面是相当于伦敦“王府井”的牛津街的商场购物人流,照片说明称英国消费者重返商店显示金融危机可能即将触底云云,但仔细端详,我却发现人流中有许多华人模样的脸庞,再认真研究,更觉得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像是中国大陆人。

后来,我先后与几位英国华裔朋友谈起此事,他们一口咬定:“没错,这些人肯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还补充说,他们在中国的朋友熟人中,就有许多人借出差或旅游之机,转战伦敦各大商场,为英国经济走出衰退“做贡献”。

最近读了中国财经评论家时寒冰的博客,发现中国消费者也在为美国经济重归繁荣“做贡献”。时寒冰最近去了一趟美国,他在博客中写道,他在洛杉矶曾经“遇到一群中国去的游客,购物之多可用疯狂来形容。在一个卖箱包的商店,几乎每个从中国去的人都买两个以上的箱子,因为,他们要装下所买的商品。他们一边挑选商品一边惊诧着:‘这里的东西怎么会比国内便宜这么多?!'我可以听出他们心中的不平衡。”

至于那些没有机会公款出国或没有实力自费旅游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一事实后可能心里就会更不平衡了:因为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中国物价的现实。

乍一听,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尽管如今中国人收入不断提升,但中国人均GDP毕竟远远低于美英等西方富国,怎么能够承受比伦敦、洛杉矶还高的物价呢?其实,如果不是我本人今年也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几个月,因而对北京物价有了亲身体会的话,我也不会相信这是个事实。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仅仅对比一下我长期生活过的北京和伦敦。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北京至少在“衣”、“住”两大方面比伦敦贵,至于“行”,北京的公共交通费用的确要比伦敦便宜,但在个人购车花销上,北京却比伦敦贵得多。

我这里说的“贵”,并不是相对的“贵”(即某商品价格在居民平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而是绝对的“贵”,也就是说,如果英镑与人民币目前的兑换率是1:12,那么,在北京,房价和租房租金(至少在三环以内)、国际名车价格以及正规商场多数中档以上服装的价格,即使除以12,也比伦敦贵。

“食”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北京超市的蔬菜水果、柴米油盐,如果除以12,要比伦敦便宜,但在相对价格上,则比伦敦贵或不相上下;北京有很多服务于外来打工者的廉价小餐馆,无论是绝对价格,还是相对价格,都比伦敦便宜,但稍微上点儿档次的餐馆,相对价格就比伦敦贵,而高档餐馆的价格,绝对价格都比伦敦贵。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北京某些日常用品的价格,绝对价格也比伦敦贵。例如,伦敦超市洗发水的价格通常是一英镑左右,但北京超市洗发水通常都要卖15元人民币以上,名牌洗发水则在30元人民币以上。

时寒冰在其博客中如此描述他最近的美国之行:“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除人工服务之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绝对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有点瞠目结舌。”他对比了中国(大概指他居住的上海)和美国洛杉矶的物价:在中国一套卖3万元左右的Armani(阿玛尼)西服,在洛杉矶用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宝马Z4的价格,洛杉矶的广告上标注的报价为29881美元,中国的价格,听一位朋友介绍,大致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时寒冰说的这些国际名牌商品,大概由于进口到中国要征收很高的关税,再加上运费等等,所以,在中国卖得比西方贵并不令人吃惊(尽管贵四、五倍仍然有些不甚合理);但那些纯属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中国卖得居然也比西方贵,就太令人费解了。

例如,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华裔学者就曾吃惊地发现,他在美国超市沃尔玛买到的中国大陆生产的质量不错的登山鞋,价格只有2.99美元,后来,他给一位中国经济官员打电话,讲了此事,对方不信,说在中国大陆出售的登山鞋,“三百块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块。”

我今年上半年住在北京,下半年住在伦敦,这种对比更鲜明、更强烈、更真实:许多同样类型的中国产品,在英国的售价确实低于中国。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

那位美国华裔学者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询问了一位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这位台湾人的解释是:“中国大陆到处是欺诈,贸易商之间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而出口就不同了,只要你和外商签订了合约,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美国进口商给你信用状,你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生产之后你发货,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

对这个解释,这位美国华裔学者相信确有其理,但仍感并非全部原因,于是,他又查阅了一些中国大陆的商业流通资料,并通过其它渠道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更让他吃惊的事实: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原因何在?还是腐败:由于中国大陆铁路货运超负荷,流通商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五千到五万人民币之间;高速公路运输也不便宜,中国大陆媒体引述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的话说,广州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一路的过路费就有1400元人民币,除此以外,还要有大约有7000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汽油费,也不是汽车修理费,而是无缘由的罚款和敲诈。

这些因腐败所造成的成本,自然也都被摊到产品价格中去了,最后由消费者埋单。看来,腐败之害,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经济方面。

中国政府这些年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病,所以常讲要提振内需,但效果不大,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体。中国的内需为什么提不上来?原因很多,包括缺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但相对西方来说中国物价过高,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而西方这么多年来通货膨胀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水平,至少在那些有真知灼见的西方学者看来,是得益于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中国一直在为西方打工,而且是廉价打工。
上个星期,我在伦敦参加了一次新书发行讲座。这本新书的作者是两位在多年在中国经商的英国人,书名是:《China Counting》,序言中有一句话让我深以为然:“西方舆论倾向于认为,中国一直在免费乘坐西方的消费列车,但真实情况是,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

然而,即使西方的政客们意识到这一真相,但面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或者出于选票得失的短期政治考虑,或者出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短视经济理由,也会筑起“反倾销”关税的大墙,挡住来自中国的“补贴”。欧美最新一波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即为明证。

嗨,好一个里外不讨好、两头不受待见的“中国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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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作者没考虑到“增长率陷阱”

高增长必然抬高价格,无论是一家公司、一只股票还是一个国家,高增长必然吸引众人“争购”,从而引发价格虚高。中国作为全球增长率最高的国家,生活其中的人,所有的生活成本必然大幅提高。

这也是为何那些老牌发到国家,哪怕国家是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超过中国的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国家的富强、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人们的生活成本为代价的。公司的高速发展,股价虚高,必然是以牺牲股民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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