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记忆 曹尔阶

肥鱼

为什么计划经济排斥商业信用？

----资本的记忆之一

在纪念建国60周年之际，我回忆起了我们在资本问题上的一系列扭曲，这是第一篇：为什么计划经济排斥商业信用？以后还将陆续回忆。称之曰：资本的记忆。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上，有过一个排斥商业信用的时期。但是，这事有一个过程。在建国初期是允许商业信用存在的。我记得，大约在1950年我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时，买过一辆匈牙利产的自行车，大约170元钱，就是“分期付款”，那时还是允许赊销的。
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我们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就从前苏联搬过来一个教条：取消一切商业信用，禁绝赊销和预付。因为马克思说过，“商业信用是资本家相互给予的信用”。既然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家，当然也不存在商业信用。所以社会主义建设要排斥商业信用。
大概是1952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做出规定：禁绝赊销和预付。企业之间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商品买卖，一律实行“银货两清”的原则，既不能赊销货物，也不许预付款。企业之间取消一切的横向资金往来，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倡导通过银行“托收承付”，从此，以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
当时正是斯大林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表面上也承认必须保留商品生产，但他却变着法儿把它说成是“特种的商品生产”。他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所以，人们以为取消了商业信用，这样就实现了斯大林的“特种的商品生产”，就可以取消一切“迂回曲折的计算”，进入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但是，过早地否定信用，同时也就否定了商品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合理的赊销和预付，否定了必然存在的票据和清算，这就导致我们在信用经济上的倒退。
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商品生产，我们才认识到商业信用是客观存在，是排斥不了的。这才一反传统认识，在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同时，提倡横向经济联系，开放了商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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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鱼

建国初期的投资扩张症同基本建设投资的概念有关
----资本的记忆之二
为什么中国在建国初期的30多年中，常常犯投资扩张症，我以为，这同基本建设投资的概念有关。
建国初期的30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基本建设投资的概念，没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概念。那时一切都是“以俄为师”，1952年中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我们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156个重大项目的建设，也从苏联搬过来一个“基本建设投资”的概念，用以取代经济生活中常用的固定资产投资。
什么是“基本建设投资”？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有个规定:“凡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新建、改建、恢复工程及与之连贯的工作为基本建设”。1956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曾对“基本建设”下过一个定义:“基本建设投资就是一定时期用来建立新的和改造现有的生产和非生产方面的固定基金的总和。”
本来，按照经济学的常识，社会再生产总是指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总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要有积累,简单再生产总是积累的一部分,……它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所以，这里的“基本建设投资”，是既包括了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也包括了固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但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在思考，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经过了30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能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因而把追求经济的高速度、高增长，看得高于一切。因此，《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这一关于“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定义，一直被经济部门视为基本建设就是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一条重要根据。这也正是“大跃进”当中, 许多经济部门把计划分配的基本建设投资,都去安排了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挤掉了维持简单再生产投资,造成了许多设备更新的欠帐和简单再生产投资得不到保证的一个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扭曲！这是中国长期来追求经济的高速度、高增长，以投资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屡禁不止的一个理论根源。但是，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打乱了经济平衡，党中央不得不在1961-1965年进行了五年调整，才恢复了元气。
“文革”后期的70年代，经济工作中 “左”的思想卷土重来,急于把经济搞上去，矛盾转到上层，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计划部门追求经济的高速度、高增长，试图用大规模的投资来保证经济计划的高指标。正因为这样，计划部门就对基本建设与 “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定义加以放大，他们对基本建设给出一个不成文的定义，即认为“它是国家为改变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布置生产力，能够新增生产能力和工程效益的资金支出。”这个定义，实际上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已经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用于指导投资分配的一种分配原则。这样，计划部门把投资看成是“为了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基本建设”,就把基本建设与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等同起来,把财政预算拨款的基本建设投资,尽量用来安排扩大再生产的新建项目,而把简单再生产的更新改造工程排挤到计划之外,由财政上另行安排拨款。而地方、部门在小型挖潜革新改造项目上又确有不时之需。地方、部门出于无奈，只好要求财政部在预算上另开一个口子，叫作挖潜革新改造拨款，而这类挖潜改造对于现实的财政增收大有好处，所以财政部也乐于拨款。这样，就从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两个方面扩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

   附录：1979年，我曾做过考证：
基本建设这个词是从苏联引进来的。原文的意思是指基本投资，或者投资。但是，较早译为中文时，直译为“基本建设”,一直沿袭至今。较早的译文, 如1946年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列宁主义问题》中文本，把基本建设投资译为“基本建设金”(《大转变的一年》见该书366页),1948年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在谈工业建设时，有三处谈到基本建设，分别译为“基本建设事业”,“基本建设工程”,“基本建设投资”,(分别见346、347、364页)这是早期关于基本建设的翻译。因此早在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就一直使用了基本建设这个经济术语。建国以后，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基本建设这个名词也一直沿用下来。1952年，中央财经委员会颁发了《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1954年，财政部制发了《基本建设拨款办法》, 1955年，国家设立了基本建设委员会。1956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为使译文更贴切起见，曾将基本建设投资改译为“基本投资”(如第12卷109页、234页;第13卷272页) 。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年深日久，基本建设这个词已成为习惯，也就没有人去致力于订正它了。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未见有“基本建设”这个词。但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曾转述过魁奈和斯密的一个经济名词“Grund  kapitai”, 1953年郭王译本译为“基础资本”,  1964年改译为“基本投资” 。1972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则分别译为“创办基金”、“基本投资”、和“资本” 。《资本论》第10章注解中有一段转引魁奈的话，“这所谓原垫支，就是开办农业的基础资本”, 1964年译为“基本投资”, 1972年编译局直接译为“创办基金” 。
在第8章，马克思把更新费用称为“基础资本”, 1964年译本为“基本投资”, 1972年本仍译为“基本投资”。
在第10章转述斯密的话，“‘基础资本’在一个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另一个场合，它是流动资本”, 1964年本译为“基本投资”,1972年本则译为“资本” 。
上述引文可以说明二点:
第－，马克思转述的魁奈和斯密的“基础资本”无论是“创办基金”也好，是“资本”也好，都是指笼统的资本(相当于我国当时会计制度上的国家拨款的“基金”)。
第二，马克思对企业开办时的创办基金和更新费用,都是使用“基础资本”(或“基本投资”)一个词。这同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把企业新建时的投资和更新时的投资通称为基本建设投资，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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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鱼

“捉鬼”的故事
----资本的记忆之三
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提倡“两本帐”，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在投资上“层层加码”，在投资领域出现了基本建设投资大冒进。与此同时，财政部在“大跃进”中检讨了被毛泽东多次批判过的单纯财政观点，提出一个口号:“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支出, 更多的建设”！到了1959年, 投资加码了,收入上升了,各方面的物资供应却紧张了,而且越来越紧张。当时主管财贸的副总理是李先念，又兼任财政部长。李先念问财政部:“不是说货币是物资的符号嘛,怎么收了钱,却没有相应的物资?这里有鬼!”叫财政部“捉鬼”。财政部责成当时的基建财务司长又兼建设银行行长的许毅组成“捉鬼小组”,研究基本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的关系。参加这次“捉鬼”的有田一农、王琢、陈宝森、柳标和胡静等,我也有幸叨陪末座。
在许公带领下，我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从《资本论》第二卷中读到一段：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
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在设想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时，把这个建设规模的问题表述得更加清楚:“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过量投资造成的“巨大紊乱”作了透彻的剖析。反观我们这个没有“预先计算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过量的投资，长期投入，没有产出，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紊乱”。你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理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次“捉鬼”,使我们第一次深刻体会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基本建设“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特点阐述的巨大理论威力,更加深切理解了过多的基本建设投入没有相应的货币投入物的产出,就会给经济和金融带来扰乱。
这次“捉鬼”，许毅带领我们，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为指导，重新核算工农业产值、财政信贷收支、基建投资以及物资供求等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基建投资规模过大，轻重工业比重失调，财政是假超收真赤字，靠银行发票子支撑信贷规模，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许毅在交给李先念的报告中严肃地指出当时的经济已经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由于过多的基本建设投入没有相应的货币投入物的产出而带来的“巨大的紊乱”。最后，他以凝重的笔触，写出了总结性的语言：“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 后来因为庐山会议“反右倾”,李先念没有让这个“捉鬼”的报告爆光，我们也逃过了反右倾的大劫。
但是,“三年大跃进”的投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五年经济调整的重大挫折。而更大的教训，则是暴露出“大跃进”中基本建设热衷于追求扩大再生产投资,挤了简单再生产投资,造成了城市工业设备更新和采掘、采伐工业部门在开拓延伸上的严重欠帐,以致在1961年以后的调整中,国家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来补偿简单再生产投资。当时，财政部共计拿出370亿元,要建设银行为“大跃进”中层层加码、投资翻番的各种遗留问题“擦屁股”。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总结了这一教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何工作，不论是编计划也好，搞经济管理也好，做物资供应工作也好,都必须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然后再去安排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说过，“折旧基金，既是补偿基金，又是积累基金”；但是，资本扩张的本性，使得我们的企业、主管部门以及主管计划经济即主管“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国家计委的干部，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就天然地懂得把补偿基金用于积累即扩大再生产，以致多次地造成投资规模失控，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紊乱”。这次“大跃进”中的投资规模失控，是扩大再生产投资挤了简单再生产；后来70年代后期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双膨胀，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规模失控。
许毅领导的这次“捉鬼”，成为我一生研究投资和资本的启蒙。也正是这次“捉鬼”，给建设银行开启了关注投资规模的传统，给财政部和建设银行的干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教训。部门、地方和企业在微观经济上出了“乱子”，我们却不得不在宏观上进行善后处理！这次“捉鬼”以及后来同国家计委在投资概念上的争论, 使我们极为深刻地体验了马克思的话:在社会公有的基础上,必须事先计算好基本建设规模能搞多大,才不至于影响现有的生产。这成为指导我一生研究投资的理论基础。
2006年5月，许老90华诞，财政部为他举办了一个参加革命65周年的纪念集会，我有長句一首为许公寿：
耄耋期颐老寿星，千锤百炼锻忠贞。
壮年戎马长驰骋，老去文章更纵横。
为学为人称上乘，著书著论守真经。
回眸“捉鬼”师从日，教诲难忘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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