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拯救”或许所有答案都对
预言家们现在放飞“黑天鹅”的场景，仅仅是一部惊悚片开幕时营造氛围的“鬼火”而已。事实上，当历史真相最终浮出水面时，一切不过是人心贪婪、无知和浅薄作祟的结果。
“制度的基础无需检讨。”1928年，即将就职美国第21任总统的赫伯特·胡佛在挤满人群的斯坦福大学体育场高声宣讲，“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穷，济贫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
自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以来，美国已经如1914年前的英国那样控制着世界经济。高效率的美国体制输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商品，美国人通过借美元给外国人购买美国商品和直接投资于外国股票及证券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到处运转起来。
1929年入驻白宫的胡佛给他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写到：“目前的和平前景比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深厚。”
就像胡佛不相信白宫大门外有人食不果腹一样，他拒绝正视美国经济的真相。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拉菲伯说，“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太贫穷，无力购买正在供过于求的商品。”1919—1929年，美国生产能力提高了近50%，1929年的GDP达到1040亿美元，但工资却没有相应增长。
到1929年，5%的美国人占有了1/3的美国财富。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基础已经摇摇欲坠，而胡佛政府拒绝考虑采取比如提高所得税之类的措施以使收入较为平等。当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低利率政策挑起的投机繁荣破灭而崩盘后，美国的生产过剩在外需消失和内需贫瘠双重夹击下，将整个世界推进了大萧条的“黑洞”。
到胡佛政府垮台时，所有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1929—1932年，美国GDP从1044亿美元降至585亿美元，净国民产值由958亿美元减至509亿美元；失业率从总劳动力的3%上升到25%，34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根本没有任何收入；11000多家银行被淘汰……沃尔特·拉菲伯说：“ 即便是早期殖民时期也没有如此悲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此私下里评论说，“总崩溃不可避免，美国将回到得克萨斯式的文明（牛仔文化），法国和德国将走向战争。”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事实上，对于危机，胡佛做了我们现在认为已经从大萧条吸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政府干预，并相信政府能够缓解衰退造成的冲击。
面对大萧条的挑战，胡佛做出了迅速而坚决的反应并一以贯之，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他把实业界和劳工领袖召到白宫，试图说服他们维持工资继续生产，并着手扩大工厂；提高修建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的支出，财政援助从1.05亿美元提升到2.6亿美元；提高关税保护美国制造商和农民；暂停欧洲国家偿还债务，以保障其对美国产品的购买；创办复兴金融公司，为7400家银行、保险公司、铁路和其他事业机构提供17.8亿美元的贷款……
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的“新政”，大部分政策依然是胡佛解决方案基础上的拓展和强化。奥地利学派的默里·罗斯巴德在他那本《美国大萧条》中嘲讽说：“胡佛-罗斯福时期其实是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罗斯福政府与胡佛政府只有两个重要的不同，在管理公共关系上更加成功，花费了更多纳税人的金钱。”
罗斯福政府最初四年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换来的是1937年大萧条重新杀回后“美国历史上最险峻的衰退”：工业生产下降33%，发放的工资总额减少35%，工业股票平均下降50%，利润下降78%，唯一上升的是高达23%的失业率。“总统找不到其他出路。”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这一刻绝望地说，“这个有着1000万到1200万失业者的国家不可能继续其民主制度，干脆就是不可能。”
是谁从大萧条的魔掌中救了美国人和罗斯福政府？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的战争。针对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和1938年德国占领苏台德，罗斯福提出扩大海军20%和5500架飞机的空军军备计划，成为应对危机的直接有效手段。
1939年8月，美国工业产值比1937年5月增加了28%，失业率下降到8%以下。罗斯福高调宣布：“美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低迷的深渊，迎来了强劲的复苏。”这位“跛豪”的声望开始走向辉煌的峰顶。
因此，无论是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药方”，还是弗里德曼用货币主义解释将罪责砸在政府管制的脑袋上，抑或奥地利学派认为大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和对人类投机行为的报应”，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自己的《大萧条》专著中抨击金本位制恶果……或许所有的答案都对，所有的药方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就如药方本身代替不了肌体康复一样，政策本身也代替不了复苏的过程。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不同的是，罗斯福政府借助危机带来的社会改革机遇，通过“大压缩”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巨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扶助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也就是说，罗斯福也曾给美国经济“打过吗啡”，但比胡佛更愿意靠“刮骨疗毒”的社会改革勇气和决心，为美国民众不得不承担的痛苦换取未来的社会繁荣。
大萧条80周年的2009年，金融危机已经折磨了全球经济两年，还没有丝毫退场的迹象。号称吸取了前人教训的诸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超越赫伯特·胡佛的智慧，一边大剂量地注射着“吗啡”（资金），一边或者天真或者自欺欺人地谈论着“V”型反弹，以为一场疾病，而且是史无前例的疾病，会因一种救治而毫无痛苦地痊愈。
保增长压倒“一切”
大洋彼岸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市场已经意兴阑珊了，中国人决心把“盛宴”继续摆下去。
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71万亿元，同比增长3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的投资增长39.3%；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94.2%；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4.89万亿元，同比增长29.8%；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68万亿元，同比增长90.7%；新增信贷5.17万亿元，同比多增3.37万亿元……
一季度地方诸侯们拿出的“成绩单”，更展示了投资“单引擎”驱动中国经济的局面：该季中国GDP增长仅为6.1%，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却有11 个达到两位数，23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所有超过全国GDP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区，投资增速也同时超过了全国水平，11个两位数GDP增长的省市自治区后面也是两位数的投资增速。
面对“保增长”的重压，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外贸1—4月同比下降24.3%，消费又难堪大任，能够发挥“立竿见影”效果的投资竞相受到集体追捧。官方媒体为此惊呼，“保增长”正在变味为“投资竞赛”。
这种热后面透出的却是冷。刚刚出炉的4月份主要宏观运行数据，没有改变继续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 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月“双负”增长；全国发电量同比下降3.5%，降幅环比扩大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7.3%，比上月低1个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环比加深5.5个百分点……
许多主流分析人士“沙里淘金”般找到为数不多的缓解或趋好数据，但这根本压不住“火烧火燎”的“首先复苏”情绪。
4月18日，《纽约时报》刊发了记者乔纳森·安思菲尔德署名文章《经济低迷改变中国产业发展优先权》，称“为紧急应对经济低迷，中国国家环保部开通了一条新的加快审批产业项目的‘绿色通道’。省级环保部门也在迅速跟进，将环境影响评估时限从原来最长的60天缩减为5天。”
对此，环保部的新闻官员表示，对符合环保准入条件的项目开通“绿色通道”，与对“两高一资”项目严格把关并不矛盾。不过，环保部在2008年12月4日下发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的通知》中也承认，“近期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审批速度、放松对‘两高一资’等项目的环境管理或盲目下放环评审批权限等问题。”
在一份去年11月以来的环评项目统计文件中了解到：从2008年11月到今年5月20日，环保部总共批覆环评项目389件，同比多批 106件，项目投资达11565.8亿元。其中最集中的2008年11月—2009年2月，通过了246件，涉及投资9700亿元。
一位环保部门的内部人士满腹牢骚，“这当然不是环保部的问题，现在是谁挡道保增长，谁就是影响大局。这个罪名谁担得起？” 他认为，所谓倒逼机制完全成了空想。
烦恼同样出现在“调结构”上。去年年初，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动拉开了珠三角经济转型，以“腾笼换鸟”的构想，期望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借助金融危机淘汰高消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广东升级换代更多高科技含量的现代产业。
“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2008年11月，针对各方质疑和批评，汪洋在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上豪迈地说，“走我们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一个月后的12月3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在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召开的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透露，自己去年7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省长座谈会上，曾进言希望中央稳定外经贸政策。
“广东属于外向型经济大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50%，相较于江浙等地区，对金融危机感受最早最深……劳动密集型企业绝大多数是广东企业。”黄华华透露，面对温总理，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长远来说是对的，但这有个过程，起码要三至五年，千万不能急转弯。听说中央有些部门还要出台三个限制出口的政策。如果这三个政策真的再出台……将影响到广东1513亿美元的出口和1100万—1300万人的就业……对广东的加工贸易产业是毁灭性的打击，并非耸人听闻。”
“种龙种，收跳蚤”的悲剧何时终结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描述的那种稀有性、冲击性、不可能预测性的“黑天鹅”，并不最可怕。最可怕的场景是，历史醒目地标记前面是黑暗，人人都清楚自己不能掉进黑暗，但每个人都打好行装、整齐地排好队走向黑暗。
没有人比芝加哥大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约翰·米尔斯海默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点的恐怖。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跻身全球国际关系顶尖学者之列的米氏，在2006年3月与史蒂芬·沃尔特发表了令美国朝野震惊的研究报告《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点是美以特殊关系，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中东政策的动力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尤其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它们一直在努力塑造美国的中东政策，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目标，是推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关键因素。”在米氏看来，这导致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险急剧上升，使美国实际上成为以色列扩展被占领土的帮凶，“美国国家利益完全被一小撮人胁迫了，毫无疑问最后的政策将我们的远大理想变成了一场噩梦。”
不过，与华尔街利益集团相比，以色列游说集团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过去的20年，以高盛公司的“套利大师”罗伯特·鲁宾进入克林顿政府掌管财政大权为标志，华尔街势力从商业社会全面进入了政治社会，完成了权钱的完美交易。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幌子，鲁宾、格林斯潘、保尔森目标一致地连续作战，彻底拆除了因大萧条教训而建立的对金融业过度投机的惩罚性律条。如果说以色列游说集团还只是把美国的对外政策引进了“死胡同”，华尔街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后几乎将美国和它的霸权地位赌光。
即使现在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打扫“华尔街垃圾”的时刻，保尔森的得意弟子、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仍然坚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美国银行业账上的毒资产。“唯一不同的是，老师的提议是让政府直接买下毒资产，学生则是让政府借钱给私人投资者购买。”保罗·克鲁格曼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又是华尔街的人监管华尔街的违法乱纪，“无论如何，这都不过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方式继续为华尔街的损失进行补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中国。当决策层将自己的远见卓识精髓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指导方针后，这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赞同和支持的应对危机战略，却在一步步的执行中简化为“保增长”，进而在经济大幅衰退的重压下变形为“投资竞赛”。
当收入下降、就业困难加剧、社会矛盾紧张同时浮现出来后，对经济复苏的耐心已经大大降低，顶不住“保稳定”压力的各级政府和部门，更加动摇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决心，不顾科学发展观地在投资上大干快上。
从发改委一位政策咨询人士处了解到，铁路投资的“大跃进”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借保增长“东风”，铁道部启动了总投资规模5万亿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要到2020年建成12万公里以上铁路，2009年全年投入7000亿元。比如，为了加大投资，铁道部调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即将动工的兰新高速铁路和已经动工的贵广高速铁路，时速由原来规划的2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这意味着，为分别节省4小时和2小时行程，项目造价将翻一番。
上千亿投资对属于低收入水平的西部地区当地城乡居民而言，一定是高昂的票价，而且将撤走大量原本能给地方乡镇聚集经济活动的小车站，加剧农村萧条，其真正的实惠，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偏重于大动脉建设而忽视毛细血管的交通投资思路，不但难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对交通运输体系本身还会造成更严重的结构失调。
1848年2月，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事实上，目前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就是生产过剩。
2004年以来的5年，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年均高达25.4%，年均投资率51%，但银行存差仍然从2004年的6.4万亿元飙升到2008年的15.8万亿元，说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不但未有所改变，而且持续加重。
同时，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由改革之初的0.2上升到2006年的0.47，这个收入分配差距已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说明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内需启动源动力——消费不足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使得我国不仅难以出现全面供给不足，反而已经存在全面生产过剩的基础。
据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介绍，预计2010年我国钢铁产业剩余产能约2.5亿吨，煤炭行业潜在产能过剩将达4亿吨，电力行业目前已经出现明显过剩，水泥行业在2005年产能过剩率就已达20%左右，纺织行业主要依赖大量出口维持产需基本平衡，汽车行业目前生产能力已超过实际需求300万辆……
按照默里·罗斯巴德的解释，大萧条就是淘汰过剩和无效产能的过程。而中央政策中的“扩内需、调结构”，也正是顺应这种经济规律消除脂肪增强肌肉的行动。但“保增长”压倒一切的局面下，种下的“龙种”，却收获了更多投资、更多过剩的“跳蚤”。
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等等隐形的利益集团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过去30年，既得利益的不断坐大是目前结构调整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根本障碍，这种背景下，投资更容易进入产能过剩的行业。
危机不仅在考验人类对恐惧和苦难的承受力，更是检验一个国家伟大抑或平庸的镜鉴。
如果因为怕一时的疼痛，或者为了数字增长目标而难下决心或政策动摇，继续用盲目投资打气壮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未来需要付出远超过中国国力和社会可以承受的代价和痛苦。 |
发表于 2009-6-25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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