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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症结:猫总想替老鼠工作

美国人顶着一个奇怪的新名号进入了新年:金融疯子。在其他事务上,美国一直蒙受着外界的猜忌和怀疑,但在金钱这个问题上,即便最尖刻的批评者都倾向于认为美国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观察美国投资银行家的一举一动,并竭力模仿:很久以来,这个星球上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最大的梦想便是在华尔街谋一个职位。

这也是美国金融系统崩溃不仅带来国内信心危机,而且还让国际社会心惊胆战的原因之一。哦,上帝,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拿钱做什么,谁还能知道?

难以置信的是,全世界的聪明人仍然愿意借给美国人钱,甚至依旧听从美国人的意见;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疯癫的程度。美国至少还有一线机会治愈自己,但我们首先需要问:治什么?

马氏检举为何无效我们先听听有关哈里•马科普洛斯(Harry Markopolos)的奇怪故事。

马科普洛斯先生是波士顿兰帕特投资管理公司的前投资官员,他在该公司供职了9年。他曾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检举了伯纳德.麦道夫,称后者彻头彻尾只是个骗子。按照麦道夫宣称的投资策略,他的回报承诺绝不可能兑现,而且在数学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马科普洛斯得出结论称,麦道夫一定做着一些暗度陈仓的事。

马科普洛斯写给证交会的17页信,诙谐生动,推理严密,他为证交会描绘了两个可能的“脚本”。在“不太可能”的脚本中,麦道夫扮演的角色既是经纪人又是投资人,他在为客户服务时总是采取“抢先交易”的策略。比如,一个客户可能向麦道夫证券发送了一个指令,要求以某个价位买入IBM的股票,麦道夫会在处理客户指令前,立刻买入IBM股票,作为自己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如果IBM的股价升了,麦道夫便会自己留着;如果跌了,他则会摊给倒霉的客户。

哈里•马科普洛斯向证交会提交报告的时间是2005年11月7日—麦道夫被揪出来的3年多前,而且,他从1999年开始就一直试图向证交会指明当中的欺诈行为。

现在回头去看,麦道夫丑闻的有趣之处在于,金融系统内部的人几乎没人乐意站出来揭露它。觉察到不对劲的绝不止马科普洛斯一个人。马科普洛斯在信中也说,高盛拒绝与麦道夫做生意;还有许多人质疑麦道夫的利润或认为他使用抢先交易的伎俩,欺诈客户,从而与他严格划清了界限。

短视顽疾全面渗透麦道夫丑闻反映美国金融系统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使得它不仅一直被恶劣的行为伤害,也被检查和预防机制的缺乏腐蚀。“贪婪”并不是目前金融危机最恰当的一个解释。贪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问题并不是少数人的贪婪,而是许多人偏离正确方向的价值观。

现在,围绕巨额红利对华尔街的腐蚀效应,已经有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论述。但是,华尔街大公司内部发生的事远比贪婪的人们追求高额收入更让人担忧:上市公司的领导人,尤其是金融公司的高管,被要求着眼于短期效益。

雷曼兄弟前CEO理查德•富尔德,美林前CEO斯坦利•奥尼尔以及花旗集团前CEO查尔斯•普林斯,每年年底都会因为债券市场的红火,而开给自己一张巨额支票。但是如果他们其中一人充当揭发者—站出来说“这种生意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不应参与其中”—他可能早被解雇了。当然,可能不是立刻解雇。当公司几个季度的收入都远低于华尔街其他公司时,他便会收到来自属下的怒火,然后下属们会跳到不那么负责的公司;他也将招来股东的怒火,他们会要求他辞职。最终,他会被某个愿意从信用泡沫中赚钱的人取代。

美国的金融灾难,如伯纳德•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一样,需要各种重量级、占据要职的人为获眼前所得而牺牲集体的长远利益。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中,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压力是巨大的。显然,市场要求短期内获利的压力越大,就越需要市场外要求考虑长远利益的压力来压制。但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现在不存在任何来自市场外的压力。而且,这种短视的顽疾也已经轻易地渗透进了华尔街的纪律机构,迫使它们也开始着眼于自身的利益。

评估机构掩盖猫腻每个人都知道穆迪和标普都是在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下,“修补”了它们的债券分析。但是它们带来最惨重损失的错误恰恰存在于它们公认的专长领域里:衡量企业风险。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金融机构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风险,而这“归功于”监管者的放任以及信用评估机构的大度(顺便说一下,这些机构的报酬是由它们定级的债券发行机构支付的)。我们几乎没看到过穆迪或标普说,“如果你再往你的资产负债表里增加一项高风险的资产,你将面临信用级别调低的严重后果。”

美国国际集团、房利美、房地美、通用电气、市政公债担保人安巴克(Ambac)金融集团以及债券保险巨头MBIA的信用级别都是AAA。(通用电气现在还是!)诸如雷曼兄弟和美林这样的大投行全部拥有坚挺的信用级别。但现实却似乎是: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越高,它对金融灾难的“贡献”就越大。当然,这些大型金融公司推出铺天盖地的信用产品时,也给穆迪和标普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这些寡头—实际上证交会是严格禁止的—不仅仅是没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在追逐短期利益的过程中,它们所做的事与自己的职责恰恰相反:不是揭露金融风险,而是系统地掩盖了它们。

这也是华盛顿大有可为的一个主题。有魄力的美国参议员可能有很多问题想要质问信用评估机构,比如,MBIA与它的AAA评级不相符。早在2002年,一个叫做戈瑟姆公司的对冲基金发布了一份广为流传的报告,标题为:“MBIA是AAA吗?”(答案显然是不是。)

与此同时,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信用评估机构绝不会调低MBIA的信用级别,因为此举不符合它们的短期利益。调低MBIA的级别,无异于向养肥它们的机器中插一根棍子。

监管者暗谋生计证交会现在承诺采取新举措来限制信用评估机构能够造成的损害—但是这些举措却未能点中最核心的问题:评估者向被评估者收取报酬。

证交会自己也被类似的古怪动机折磨着。实际上,麦道夫丑闻对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益处就在于它终于将证交会的角色展示给了世人。

证交会创立的初衷是保护投资人免遭金融掠食者的伤害,但现在它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这些掠食者的保护机构。

避免短期政治气候过热的本能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证交会任何对市场不利的举动或调低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价,同时也会危及证交会领导人的职业生涯。因此,它很少严肃地惩罚企业和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这一切均来自一些错误观念,即这样做会导致股价下挫,市场信心将遭到打击。维持信心,即便这种信心是错误的,一直是证交会日程表上位于前列的事项。

我们也不难看出证交会为何如此行事。如果你在证交会执法部门工作,你可能就会下意识地,当然也会有意识地察觉到,如果与华尔街保持良好的关系,你很快就能被其雇用并获得巨额报酬。

证交会最近一位执法部门主管是摩根大通的总顾问;他的前任则是德意志银行的总顾问;而更前的某一个前任在前往摩根士丹利任职前,是瑞士信贷的常务董事。如果一个不经意的观察家认为,担任证交会执法主管无非是为了在华尔街预订一个报酬更好的职位,那么我们也能够原谅他这么想。

马科普洛斯在2008年4月2日写给乔纳森•索科宾邮件中写道,“附件的报告我在波士顿向证交会提交了3次。每次波士顿都将它们转交给纽约分部的主管梅根•张。在我与她的交谈中,我认为她不具备理解违规行为的金融衍生品或数学知识。”

怎么会这样?负责评估华尔街公司的人没有了解它们的工具?证交会渎职?可能是,但它内部存在的问题远不是渎职这么简单—因为不称职的人可以替换。问题是系统性的。新任的风险评估部门主管似乎与他的前任一样,并不打算深究伯纳德•麦道夫的问题,因为这位新人的想法与信念由一个同样的动机指引:讨好权贵,与华尔街精英保持密切关系。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在现代历史上最壮观的人为金融灾难进入第18个月份的时候,这一切仍然丝毫没变,那些让我们沦落到今天这般天地的错误动机仍旧完美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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