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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银岛年度投资报告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现在由我来给各位总结金银岛2008年的投资情况。

在进行全面总结之前,先说说投资收益的情况:

2007年12月31日,我在股市上管理的总资产为1181.13万。

因为感觉到股市的泡沫,我在年底从股市取走了350万元。在计算08年收益情况时,我把这350万元排除在外。这样计算,会拖累我08年的收益,但我认为显得糟糕的业绩对我今后的帮助更大,所以我宁愿选择这样的计算方式。

2008年12月31日,我在股市上管理的总资产为378.25万(不包括那350万)。年收益率-54.48%。

2007年12月31日,上证指数收盘5261.56点。2008年12月31日,上证指数收盘1820.81点。跌幅-65.39%。

和指数相比,同期超过大盘+10.9%。当然,这个成绩太差了。 可以说是我近10年最差的一年。

今年的股民调查显示,在今年的股市行情中,亏损幅度超过70%的,占比多达60%;亏损在50%-70%的,占比有22%;亏损在30%-50%的,占比为7%;亏损30%以下的股民,占比5%;至今还有盈利的股民仅占6%。

2008年,在我15年的投资史上,留下很大的伤疤。希望2009年,能吸取教训,等到年终的时候,不会有今天的惨不忍睹。也希望大家在金银岛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收获!



金银岛投资收益表:


年份- 上证指数涨跌幅 -金银岛收益率- 同比  

2004        -15.4%                   -1%             +14.4%

2005        -8.3%                   +16.6%          +24.9%

2006        +130%                   +117%           -13%

2007        +96%                     +108%           +12%

2008        -65.39%                -54.48%          +10.9%

金银岛的投资理念:截断错误的趋势,让正确的趋势带着利润增长!
金银岛的行动指南:耐心等待机会,耐心掌握机会!
2008,我的错误与教训


在度过2006、2007两年的蜜年之后,我很清楚的认识到,2008年将是考验股市泡沫的一年,我甚至预计到08年的年K线,将会是一根阴线。但在年初的时候,我对2008年股市的认识,还是站在牛市的角度来考虑的,我认为08年的调整只是这轮牛市的中继,哪怕是一根年阴线,调整之后,股市还会继续走牛。

这是我2008年的第一个错误----上半年对大势判断错误。

由于对大势判断错误,我对08年股市调整的幅度也就比较乐观,我认为调整到年线附近,就会到底。因此,我给大家的仓位建议,不是空仓,而是半仓。因为我认为在牛市中,即便是指数调整,很多个股也会走出独立行情,或者调整幅度不会和大盘同步。

我看到几个信号,却忽略了----

一是巴菲特07年底卖出中石油。当时,我说:“价值投资告诉我要离开,但趋势投资却让我继续留在场内。”最终,我选择了跟随趋势;

二是07年指数在5000点之上,明显的和成交量背离。我寄希望于08年调整之后,指数上升,成交量又会再度放大,价量配合;

三是以普洱茶为代表的民间投资品,价格开始疯狂上升。我知道一切资产价格都在疯狂的上涨,泡沫越来越大,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破裂。

四是金银岛的均线系统在1月提示空仓,但我只要求大家减为半仓。更为错误的是,我自己仗着利润丰厚,很放肆的让自己的仓位一直保持在8成以上。

由此,带出我2008年的第二个错误----仓位控制失误。

在这里,我必须先说说熊市。

熊市一般分为三个阶段:A浪的下跌、B浪的反弹和C浪的再次大跌。A浪的特点之一,就是股价泥沙俱下,无一幸免。但B浪的反弹往往比较大,很多股票价格会大幅回升,甚至创出新高,让人产生牛市重临的错觉。

因此,当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熊市之后,我根据自己曾经经历的前两次熊市经验(1993-1994;2001-2005),认为即使A浪被暂时套住,也会在即将来临的B浪反弹中全身而退。但很不巧的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海啸,倒逼中国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粗旷、外向型经济模式面临大调整,再加上股市内部17年封闭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三分之二非流通股变为全流通),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整个2008年,我们一直处于熊市的A浪中,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且下跌非常迅速的A浪里,是无法通过选股水平、抢反弹技巧来回避风险的。也就是说,在2008年,唯一能回避风险的做法,只有仓位控制。

而我却一直重仓。这是我2008年最大的错误。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虽然反应过来中国股市进入了超级大熊市,或者说进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熊市之后,继续沿用上一次熊市的方法----一部分资金持股等待B浪来临,另一部分资金想通过搏反弹来减少亏损,却没有效果的原因。虽然都是熊市的A浪,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永远不可能跟上一次的完全一样,此A浪非彼A浪也,2008年A浪的跌幅,已经等于以前的整个熊市的跌幅,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我2008年所犯下的第三个错误,也是最不该犯的错误----想通过选股、博反弹减少亏损。

在上一个熊市里,A浪里的几次中级反弹空间较大,还能获利。而这一次,虽然A浪中的每次反弹(4月、7月、9月、11月)我都准确抓住,但反弹的空间却超预期的小,可以说,每次中级反弹都在凌厉的下跌趋势面前夭折,令我无法获利。同时,总体过重的仓位更导致了损失的扩大。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永恒在变。经历过2008年的熊市A浪,我也终于明白,一个投资者不能两次踏进同一个走势,因为市场永恒在变。

遗憾的是,在我反省自己这三个错误的时候,2008年已经进入尾声。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轮熊市才进行了三分之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相信自己能够吸取08年的教训,在今后的投资路上,以更谨慎更敬畏的态度,对待未来不确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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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中国股市


08年股市不同于往年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宏观经济影响力趋强,“政策市”趋弱尤为明显。

在宏观经济悲观预期的“压迫”下,不论是左右行情短中期行情的股市政策的松动,还是决定股市中长期走势的宏调政策的松动,都未能扭转行情大趋势,08年股市甚至没有一次让人值得回味的中级反弹行情。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预期市场,不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政策要素,都是以预期的形式左右行情波动。08年股市处于持续下降通道的主因,是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期,而几次小级别反弹的起因,则是市场的关注焦点短期被拉回的政策面刺激消息。

让我们看看08年几次政策“救市”的效用维系期:

股市政策层面----

“4.20”出台两大“救市”政策(降低印花税和限制大小非),反弹维系一个半月,4月上证指数全月涨幅为6.35%;

“9.18”三大利好齐发(单边征收印花税、汇金增持、国企增持),反弹维系不到一月,9月上证指数跌幅为4.32%;

宏观经济政策层面----

“6.13”中央会议将宏调政策定调为“一保一控”,从紧政策“结构性松绑”,股指在7月维持了一个月的稳定,7月上证指数全月涨幅为1.45%;

“11.9”出台“国十条”,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宏调政策正式转向“保增长”,反弹持续不到两月,11月上证指数全月涨幅为8.24%,为08年股市最大单月涨幅。

我们可以看到,08年,股市政策的影响力在降低,但为什么宏调政策的放松也不能引起短期反弹向中级行情演化呢?

我认为,08年高层宏观调控的滞后与失败,造成了中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和股市的一泻千里。

宏观经济、宏调政策、股市政策分别从长、中、短期作用股市,宏观经济对股市作用的传导链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决定政府的宏调政策(从紧或放松),政府的调控政策,决定市场预期(悲观或乐观),市场预期则主导行情趋势(下跌或上涨)。

2007年以前,我国宏调政策的稳定性比较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一般能在3-5年的周期内保持稳定。

但07年以来,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07年还表现为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全面暴涨,08年形势就急转直下,表现为流动性全面收缩,初级产品、资产价格暴跌),加大了政策调整的难度。07年底至今,一年之内,我国宏调政策调整了三次,体现出比较强的应急性和滞后性。

由于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巨变,左右股市长期走势的因素形成强大的破坏力极强的海啸扑面而来,而本应起到保护经济和股市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危机面前却凸显滞后,在失去外围环境(宏观经济)和中坚力量(宏观调控)支持的情况下,仅仅作用于股市内部的政策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股市作为提前反应经济情况的晴雨表,只能以自由落体的形式来验证经济金融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

2008年上证指数原本不至于下降这么深、这么急,付出高达20万亿元的帐面损失。一方面,是政策的应急性放大了预测股市中、短期走势的误差,而另一方面,政策滞后于市场预期又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

08年几次政策“救市”效用的不明显,反弹持续力不够,重要原因是政策支撑在与宏观经济严峻性对抗的过程中,未在作用市场预期上“抢占先机”,即政策“利好”对市场预期的改善,落后于国际因素、经济数据等“利空”对市场预期的压制。

换言之,不论是股市政策的放松,还是宏调政策的调整,往往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而预见性所占的成分比较小。

具体体现在,股市政策更多是被行情暴跌所“逼出”,而宏调政策的调整节奏,赶不上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和经济内生性矛盾的激化。

先谈股市政策。“4.20”的两大“救市”政策,和“9.18”的“三大利好”,一个是在上证指数跌穿3000点时紧急出台,一个是在上证指数下破2000点后重磅出击。两次“救市”前,市场内部都出现强烈的“救市”呼声,即政策是在投资人对“救市”有着明确预期的背景下出台的。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利好”往往成为主力借机拉抬出货的“筹码”,而对于市场预期的改善效用有限。

再谈宏调政策。宏调政策的调整,是用于对冲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期。但如果放松过晚,往往政策放松越急、越频,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担忧会越重。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如果不能“超预期”,短期对市场预期的改善将趋于无效,惟有寄望中长期的累积效应。

在年中,“6.13”中央会议虽然对宏调政策进行了微调,提升了“保增长”的地位,但政策总基调仍是“从紧”,“结构性松绑”给市场的感觉并不明显。

到7月后,随着奥运的脚步越来越近,政策进入“维稳”周期,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7月中旬美国次贷危机的卷土重来为标志),但国内政策在7、8月一直处于相对“冻结”的状态,再加上市场对“舆论维稳”已产生“审美疲劳”,投资者预期开始受国际市场因素所左右。

奥运闭幕后,国内政策才开始“解冻”,到9月进入全面爆发期,但不巧的是,在国际市场方面,以9月15日雷曼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开始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9月16日央行双率下调,开启降息周期,到10月宏调政策开始转向“保增长”,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提“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与宏调政策放松对应的是宏观经济骤然入冬,特别是在11月主要经济指标出现急剧下滑。投资者对经济下滑的担忧,“稀释”了政策的对冲效用。

从9月中旬至今,央行虽然在百日内五次降息,但对市场预期改善的边际效用渐次降低,特别是在108基点的“超预期”降息后,低于预期的小级别降息对即期市场已趋于无效。

按照理性预期理论的观点,预料到的政策对市场无实质影响,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才能有效作用市场预期。政策有效性的前提,是“出奇制胜”,使其超出投资者的一致预期。

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是因为政策调整滞后于市场预期,而投资者整体预期趋向悲观,又削弱了政策的“对冲”效用。

可以说,2008年的中国股市,既是最忠实反应中国经济情况的晴雨表,又是宏观调控失败的受害者。长达3400个点的巨阴年K线,成为无数中国股民陪葬的墓碑,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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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产业大转移


党中央、国务院对待2009年,已经做好了“经济发展将遭遇更大的冲击和波折”的准备,而有关经济政策将更多的倾向于如何加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以能够承受住来自内外经济下行风险的“多波次打击”。

胡总书记在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表达中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将要遭遇世界经济下滑的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走势在09年更严峻,为此,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不是仅仅希望千方百计把这种风险和冲击尽可能的减少到最小程度,尽可能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或者说,中国的应对策略,已经不是单纯的希望通过类似“4万亿”的方式来“保增长”,或者“奢望”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而是明显转变为,更加强调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抗打击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而中国经济最终“取得胜利的标志”,不再是保持GDP的高增长,而是在全球经济同步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在渡尽劫波之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过来,通过自身经济政策的“向内转”,保住元气、保持中国产业发展的完整性和坚韧性,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维持在现有的轨道和水平之上(也就是说,尽可能保证中国经济可以在原有的“较高”数量级标准下的 “较低水平”发展)。

中央的经济政策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做了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不再奢望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更多的只能说是“尽可能”,甚至是一种“口号”),而是把工作的重点和重心转向了----

1、通过稳定“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稳定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群体,保持大局的稳定;

2、通过加强全社会的民生和保障,构筑中国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以此增强中国社会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提高中国社会的韧劲,也就提高了我们的抗打击能力;

3、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牺牲掉一些,“短期有利于保增长”、但不符合长远趋势的行业和产业,保证中国经济能够在下一轮增长周期来临之前提前做好准备,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元气(广东坚决的“腾笼换鸟”,应该不仅仅只是“一省之事”。结合近几个月中央领导密集的赴广东调研,以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强烈态度,我推测广东坚决“腾笼换鸟”是执行中央经济决策)。

换言之,我们不能规避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趋势,但我们一定要是损失最少,波折最小,复苏最快的经济体。

4、中央把保持经济发展的侧重点转向内需,虽然是面对全球经济下滑外需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做出的抉择,但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同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

5、“内忧外患”迫使我们必须放弃一切不同意见和分歧,不折腾,团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应对这次“应对经济危机”战役----

政府所做出的加强保障、满足民生,将使得此次经济政策的调整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为赢得此次“应对经济危机”战役的胜利,巩固群众基础; “4万亿”的经济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打好这一仗的“弹药”;而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是制定了这次战役的“战略规划”,至于具体的战术方案和做战计划,将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具体去制定、执行和落实。

6、党中央所强调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以及利用此次经济放缓抓住产业转型的有利时机,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看来中央已经将下一波经济增长周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基础之上。

从去年9月农民工返乡潮初现伊始,我就开始关注就业问题对我国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的影响。为了更好的认清当前的就业形势,分析国家的相关政策以及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我先做一个总结回顾,并按逻辑推导过程,将就业问题逐步引入第二次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的框架。

就业问题的紧迫性以及对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决定了“保就业”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

今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是传统上规模达约2亿之巨的“农民工”、应届毕业生、其他新增就业人口、以及因为各种原因“下岗、失业、无业”的人员,外出打工、重新谋职的高峰。而鉴于08年以来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传统经济能够吸纳的就业人口,恐怕难以再增加,甚至不排除出现“排斥”就业、制造失业的问题。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有可能导致,这约2亿“打工者”当中,约一半的就业人口,不得不重新选择未来、重新找出路。因此,中国急需应对“1亿不确定人口”挑战,

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也即从此前的“保增长”,将转向“保就业、保稳定”。因为只有妥善解决大量(甚至的“数以亿计”)的无业流动人口“无序”流动,才不至于引起、或者制造、激化“各种不利于稳定”的事件、矛盾,才能够为进入“保增长”关键时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否认出现农民工返乡潮,到将农民工(部分)纳入失业统计,再到暂缓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于“保就业”的力度越来越大。然而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就业压力并未得到显著改善。美欧等国的经济持续衰退固然对此有一定影响,但管理层对失业问题的本质和“4万亿”功效的误判,或许也是未有更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4万亿”只能作为“保就业”的开始。失业的本质是我国产业升级和“民生产品”缺位。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只是加速了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的步伐,其真正实质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造成的劳动力转移,以及满足内需所必须的“民生”产品长期缺位。

而仓促推出的“4万亿”并没有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针对性部署,所以,“4万亿”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GDP、一定数量的“新增就业”,但绝不可能完全“托住经济增速”,也不可能解决所有“新增就业、和大批失业人口”。“4万亿“功效仅在于建立失业“缓冲带”,中国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保就业”已经和“促改革”绑在一起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留给政府解决所谓的“二月压力”的时间只剩下“黄金30天”。值得欣慰的是,关于“保就业”的针对性部署已于12月开始密集推出:

针对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这两个最大的就业群体,国务院出台的“积极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六条措施、人保部提出的“就业再培训”的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四项措施,教育部关于毕业生留校以及研究生扩招的四项政策,都可谓救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的缓解就业压力。

而中央经济会议上关于东、中、西部间产业升级和衔接,以及《国务院部署扩大消费稳定外贸增长七大措施》中明确提出的鼓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则是中、长期内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

因为既然产业升级和转移是造成当前就业压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应该从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入手。

就业问题,是保增长问题,更是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

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抓住东部产业升级的契机,尽快完成第二次全社会资源重构,实现东、中、西地区的产业链衔接,让东部原有的成功发展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得到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目前全社会生产资料要素重新分配的契机已经出现: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为中西部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熟练工人,国家“偏重”于中西部的4万亿计划提供了资金与政策支持,加上中西部原有的资源优势,假若能够创造有利条件,使得中西部能够顺利承接东部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断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那么非但解决了这数亿被转移熟练工人的就业问题,还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宏图。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就业”是全文出现得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共10次),与之伴随的,往往是“发展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升级”。

胡锦涛主席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明确指出,“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

显然,保增长对全中国来说是第一任务,但对于肩负着再次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重任的东部地区来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须,中央已经做好了为产业升级而牺牲部分GDP增速的准备。在同样的问题上,东部地区也不太可能为保就业做太多的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已经“放弃”“保就业”这一影响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的第一要素,在我看来,“保就业”和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一起,成为“战略大后方”中、西部所必须挑起的重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部与中西部,“要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调整地区结构”,全面协调产业升级和创业就业的关系,在坚持发展模式转型的同时,“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央政府首次将之前东部地区单兵突进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纳入到了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的范畴----“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配套出台分类调控的区域政策”,以“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

言外之意,目前中国的生产要素分布并不合理,东、中、西部的产业衔接并未建立。显然,这个衔接就是----集中了就业和转型矛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东部的产业升级造成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迁,而这种外迁之前是没有方向性的----既可以是海外也可以是中、西部。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统筹规划之前,甚至以迁往海外居多。但由于这关系着我国社会最敏感的就业问题,在今年初可能要解决高达两亿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下,中西部承接东部“溢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求显得格外迫切,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中央提出了“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的战略,战略方向显然瞄准了中、西部。

然而,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以上各种因素基本上依然“各自为政”,并没有被捏成一个整体----农民工提前返乡仅仅是失业问题,4万亿计划只是单纯的为了保增长,珠三角的“双转移”与“腾笼换鸟”仅仅是为了珠三角的产业升级,而并没有考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方向性。

三十年前,发达国家开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全球范围迁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成功,就是集中一切有利条件,促成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这构成了我国社会生产资料要素的第一个阶段性流动:我国几乎所有最具优势的生产资料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支持等,都集中输往东部地区支撑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无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解决了数以亿计外来务工人员就业问题的同时,带动了我国整体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也东部也形成了产业升级的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迁出。这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做出调整的必然,但生产资料要素的调整并没有及时跟进。

目前看来,这次农民工返乡更像是东部原有发展模式的一次“溃败”----产业工人“丢盔弃甲”回到中西部,而将维持战斗力所必须的“辎重”和“粮草”----资金、技术设备、其他资源都留在当地,甚至流向海外;而将整个部队捏合在一起、形成战斗力的士官阶层----管理、技术人员则不知所踪,一整套成熟的产业链也将随之消散。

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不啻于一种对成功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的浪费。

应当承认,对东部地区来说,原有的优势、原来被保护的“稀缺资源”,现在成了发展模式转型的累赘、负担,特别是过剩的劳动力,已经超过当地城市和工厂的容纳上限。而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由于低耗能、高污染,或由于属于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在与新产业争夺土地、资金、自然资源,成为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之一。广东大谈“双转移”、要“腾笼换鸟”,正是要挤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地区的生存空间。

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到了尽头,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发展模式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可能还要做三十年衬衫,这个符合中国的国情”,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由于中国仍然有几亿人是农民,这种国情决定我国出口产品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外贸出口结构调整需循序渐进。

这种生产关系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不应该将之单纯的“赶尽杀绝”,而是如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那样,通过第二次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为中、西部承接东部迁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有利条件。

三十年后的这次发展模式的转型,成为全社会二次生产要素重构的契机和必然----若想将这次东部产业工人的“败退”变成有组织的“战略转移”,在中、西部重新形成吸收劳动力、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的“成编制部队”,就必须利用东部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反向回输”以及“四万亿”计划适时出台的契机,完成第二阶段全社会生产资料要素的重构----将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资料要素吸引回中、西部,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完成东、中、西三地梯级产业结构的战略布局。

不仅要“人”回来,还要把“枪”带回来,“徒手兵”是不可能形成战斗力的,“枪”带回来才能维持、甚至发挥原有模式的“战斗力”。

所幸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之前东部地区单兵突进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纳入到了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的范畴,提出以“要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调整地区结构”为目的,“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的做法----唱戏的还是那帮产业工人,剧本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剧本,只不过舞台由中国东部变成了东西部----继续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吸收劳动力,为下一次的中、西部的产业升级完成原始积累。

现在的中、西部与东部相比,缺技术、管理、市场份额(营销关系+运输条件)等。优势在于,不缺人,不缺土地,不缺资源。这也是当初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竞争发达国家转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劣所在。当初东部可以在竞争中获胜,现在中、西部亦可以创造条件,以实现“中国制造”的顺利交接。

2008年,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大溃败,在就业压力和保增长压力下,“4万亿”的出台,基建工程、农村改革,充其量都只能是为之建立缓冲带,为产业的顺利交接争取时间而已。当然,产业转移的过程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许要花费我们5-10年的时间。

而2009年,将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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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中国股市


宏观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及趋势性的研究,已经“超越”股市问题的本身,以及对09年股市的趋势性判断。没有09年宏观经济的趋势性研究结论作为前置条件,则任何对09年股市趋势性判断,都不靠谱。

2009年,宏观经济的下滑依然决定着股市行情的趋势性大方向,而国家4万亿计划造就的经济层面的缓冲带所形成的流动性和人们向好的预期,对冲着世界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深度压迫,也决定着行情的上轨空间。

宏观经济趋势是一个大环境,决定股市运行的主要方向,也决定着行情的下轨。政策,除了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直接作用股市的利好政策对市场预期,有一定剌激性作用,能拓宽行情预期上轨空间,但市场预期一旦冷静下来后,将会考量调控政策的效果与结果,最终,行情还会向下轨的宏观经济靠拢,实际上是一个反复探底的过程。除非经济数据出现转势迹象,下轨才会出现方向性转变。

受经济主导作用的股市下轨变化,有三种变化趋势:

一是经济形势或数据比市场预期更不好,包括外围环境越来越坏,那么股市下轨的下跌趋势将不变,行情表现为短暂的反弹之后,再次大幅下跌;

二是经济数据趋稳,则下轨的下跌斜率趋缓,对上轨的下拉作用趋小,行情容易展开,拓展上轨空间,上下轨形成喇叭口或者箱体;

三是经济形势与趋势好于市场预期,且全球经济转头向上,那么股市将转入新的要素,出现反转。

中国经济的本轮调整是一次长周期调整。目前全球经济正在进行的“去杠杆化”进程,要求各国经济进行相应的结构性调整,以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对于美国经济,“去杠杆化”是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对于中国经济,则是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过去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平衡已经被打破,美国居民储蓄率已从去年8月的0.8%上升至12月的3.6%,创出05年以来新高。并且这一进程还将持续下去。当美国人少花钱、少买东西时,中国用于这部分出口的产能要么闲置----表现为GDP的下降,要么让中国人多花钱、自己买----启动消费。但是,很多问题牵扯复杂,成功并非旦夕间事。尤其是在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时期,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已连续六个月下滑。此时启动消费的难度更大。

考虑到欧美国家居民家庭“去杠杆化”的长期性,以及中国提高消费的道路同样漫长,因此,不管最先见底的是中国还是美国,2-3年内宏观经济都会有很长一段低增长时期。“见底”对提振市场情绪固然有用,却难以支撑起牛市行情。

为了应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货币当局前所未有地放松了货币政策。国务院将09年的M2增速定为17%,并“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力争”信贷增加4万亿以上。同时,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也将继续下行,以支持这一货币投放政策顺利实现。这一切的潜台词正是伯南克宣称的“如有必要,央行必须用直升飞机撒钱。”

07年与08年的股市故事都离不开流动性,前者是流动性过剩将A股泡沫推到崩溃的顶点,后者是流动性相对于股权供给短缺,使A股迅速翻过辉煌一页,打回原形。09年的流动性故事还是未知数,不过舞台已搭好,道具已备齐。流动性“河床”已全面疏通,流动性洪流会在合适的条件下汹涌而出。尤其在实体经济领域缺乏高回报项目,股市又处于估值低点时,可能有部分资金寄望于推高资产价格牟利。

但是,流动性只是股市上涨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历史数据表明,信贷扩张并不必然带来股指的上扬,二者的吻合度不超过50%。事实上,流动性往往是趋势的跟随者,而不是确立者;是放大器,而不是点火器。

那么,09年存在这样的点火器吗?我认为还是存在的。

从小范围来讲,国资委、工信部不约而同地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银监会开闸并购贷款支持,显示并购重组是最高决策层领导下的“一盘棋”,这种全线铺开的并购会为市场带来炒作热点。

从大的范围来看,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将在09年显现,虽然政策未必能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但“失速”的局面可望得到控制。因为大规模基建项目在3-6个月的前期准备后,可以带来具有持续性的投资需求,对GDP的拉动效果较为稳定可靠。

刺激消费则是一项系统工程,某些措施可以刺激“一过性”的即期消费增长,涉及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卫生教育支出提高、以至社会消费习惯的转变等长期性政策,短期效果虽然不明显,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不论是并购还是“救急”政策见效,或者“救穷”政策落实,都可能成为A股市场点火器。流动性的状况决定2009年行情总会有疯狂出现,但是经济前景也决定了疯狂总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2009年将是中央政府与经济危机“掰手腕”比赛出现停顿点,进入僵持期的阶段,股市出现第二种可能的概率较大。“4万亿”和其他未知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使下轨的下跌斜率趋缓,股市政策利好、产业热点以及流动性将拓展行情的上轨空间,使2009年的股市形成相对稳定的喇叭型或者箱体走势。

引用到股市技术分析上来说,2009年将是出现熊市B浪反弹的阶段。最值得期待的是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的上升行情,而二三季度要小心“乍暖还寒”的考验。总体而言,3000点之上是高危区域,1800点之下为低危安全区。









金银岛岛主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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