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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救世”之前须自救

【英国《金融时报》消息】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仿佛让手握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看到了希望,而在全球性的危机高峰期,欧亚峰会在中国的召开,更似乎造就了“中国盟主”的假象。先拯救,再主宰,是很多人关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之王的美好设想。

但是,大国的兴亡,绝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样的简单轮回。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无法成为救世主,而且在近期更是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经济面三座大山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面临着三座大山,此三座大山高耸入云,恐非几代愚公不能搬动。

第一座大山,内需与外需失调。第二座大山,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第三座大山,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畸形消费。

我们非但没有救世的能力,更需要先自救。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一直只是半开放,即经济领域的开放与政治领域的封闭,后起的越南,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大国崛起,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从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轨迹来说,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

国家的增长,正如一个行业的增长,是有周期的,从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到平稳发展的稳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长”的长期徘徊期,直到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另外一个高速发展期。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往平稳期过渡,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发展速度,不可以永远持续,而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将会变得更为遥远。

大国争雄的制约从全球历史来说,大国的崛起,均有其独特的时势。

但是,当今日中国崛起之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至今,全球民族国家,均已经启动现代化历程,中国并无先发优势。

此外,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受到既有大国制约。特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某种意义上具有依附性。二战后两国均由美国占领和完成现代化改造,美国逐步将其培养成卫星国,他们共同的特性是:高素质的国民及由此造就的丰富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纳入美国的体系,而不太可能成为独立的不可控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巨大互补性,是日本、德国迅速崛的重要原因,台湾、韩国某种意义上也是走的这条路。

但是中国与美国非常类似,都是资源消耗大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日韩的崛起得宜于与美国的互补,而中国注定是美国天然的对手。目前,占世界GDP总量的5.5%左右。但是却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仅次于美国。钢材消费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超过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0%以上。

中国GDP却只有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不到,资源消耗却仅次于美国,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如果中国要达到美国同等发达程度,纵使集全世界的资源亦不可得。如果全国每个人都如美国一样,能够一家一辆车,则全世界的钢材将会不够用。

在美国已经拥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都无法取代美国。同时,中国的崛起,也意味着与美国等大国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

金砖四国的竞争均势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关于新兴国家兴起,并逐步取代传统强国的假设,已经普遍流行。在未来20年,金砖四国取代西方七国集团,已经不是神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面临着与美国等传统强国的竞争,也面临着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中国,俄罗斯,印度之间,未来三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相互之间的制衡。

除中国之外,俄罗斯也被普遍称为“下一个美国”,近年来俄罗斯,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平均增长超过6%。俄罗斯希望能够重振超级大国雄风。

印度,则一直宣称要成为未来的亚洲世纪的主角。由世界第二大人口所支持的庞大内需动力,庞大的年轻而接受教育的人力资源,以及印度在法律系统、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教育上,都要优于中国。只是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印度发展速度才落后于中国十余年,而最近十几年,印度增长势头强劲,而且表现出了持续繁荣的迹象,龙象之争广受关注,即表现了印度与中国到底谁能更胜一筹的长久悬念。

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反容易出现均势竞争的格局。在资源与市场领域竞争的日益激烈,将使各种崛起力量分化。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成为未来经济中重要的一级,但是无法产生一个独立的、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大国。

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反容易出现均势竞争的格局。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成为未来经济中重要的一级,但是无法产生一个独立的、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大国。

中国:田野上的希望虽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制度成本,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很多行业的大门仍然是紧闭的。相反,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奥运开幕式的豪华盛典而忽视了体系内的缺陷,在民族情绪的驱使下,我们未来的希望是值得担忧的。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内的制度吸引力,一个国家好的制度就在于不仅可以吸引本国人乐业创业,更可以吸引外国人安居定居。虽然华尔街有大量失业,但是世界各地的精英仍然对美国趋之若鹜,一个国家的吸引力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这种内生的吸引力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

当然,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也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机遇,因为这种迫使中国调整政策方向、转换增长模式的压力不是一件坏事,只有在压力面前,才有可能让体系内保守的利益集团作出相当的让步,从而让政府到民间形成了一个合力,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

值得称道的是,在这次危机面前,中国政府将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视线投向了广阔的农村,这样的决策更可以说是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因为伴随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已经初步完成了自我意识的启蒙,而城乡二元格局的制度落差,更可以让广大农民从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思考和参与制度的改良过程,而这种基于农村的变革与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的利益建立了联系,其力量的迸发比前两次土改更加富有生气。

我们期待中国,我们也期待在农村的希望田野上诞生的制度变革。而这,才真正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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