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不仅让花旗、美林、瑞银等金融巨鳄纷纷“中招”，而且使全球增长放缓进一步成为共识。但这一共识，加上数十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却没有改变中国既定的“从紧”调控基调。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调控任务仍紧盯“防热防胀”。
“这并不表明全球经济对中国调控没有影响，而是中国在客观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理性决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立群，宏观经济研究者王小广，金融研究者左小蕾、何志成等多位研究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不可能“关起门来调控”
中国经济在深度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决定了其旨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宏观调控，会日益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与制约。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之深，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及首席经济学家这件事可见一斑。也就是说，类似世界银行这样的重要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对来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经验和声音已感到不可或缺；而“美中是全球经济双引擎”的表述，也早已让国人失去了最初听到时的兴奋。
“你的体量和结构已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你对于自身经济的诊断和调控，既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影响，也必然受制于全球经济”，一位政府机构的研究者这样说：“全球经济不是虚幻的，是由美日欧、中俄印巴等一个个经济体共同组成的，因而重要经济体的快慢兴衰、结构性变动，乃至大国政经关系的变化，都会对你的经济运行产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影响，同时对你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形成制约。”
“以目前仍在扩散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长期从事国际金融外汇研究的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称，“表面上看中国没有买太多的次级债，金融市场开放也有限，因而不该受太多影响，但事实上，次贷危机已对我国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掣肘。具体来说，中国要防通胀、防过热，通常的做法是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此减少市场上的流动资金。但美联储为防止次贷危机的扩散和经济滑坡，连续六次降息，致使以往中美之间2.73％的利率差，变成-1.14％。”
“倒挂的中美利差，使央行对加息顾虑重重，因为高于美元的利率可能使热钱进入中国肆无忌惮，进一步加大市场上的流动性，从而抵消加息回收的流动性；若不加息，市场上过多的资金得不到抑制，物价、投资和贸易顺差都将继续被推高，经济的热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继续加码……”
当然央行也可以不加息，只“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可能同样会受到国内外因素制约。事实上经过2007至今11次上调，目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5％的历史高点，一些中小银行已深感经营压力，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会加剧，再往下说，则影响到就业……”
除了要面对“全球化之网”的牵动影响外，作为发展中大国，其宏观调控还必须面对大国政经博弈中一些“副产品”的制约和掣肘，比如为平衡中美贸易失衡而进行的大额采购，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相关产业造成困扰，等等。
在更难的调控中熨平波动
“已不可能关起门来搞调控，这也是宏观调控在今天变得‘越来越难’的原因所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韩保江表示。
今日调控之难，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宏观调控无法通过利率变化和润滑的市场传导顺利实现，而必须辅之以行政等非市场手段，也正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限于总量调控，还要包括结构、产业，因而被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具有相当的“宏观管理”性质；另一方面，30年的改革开放、8年的WTO成员经历，已使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日益多元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已经全球化的大背景，都对调控手段、调控工具及调控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分析指出，从总供求的格局来看，在本轮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已由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变化带来了增长中的新问题。比如，多种原因导致的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的扩大则会引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国际热钱流入，带来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继而形成货币流动性过剩等。
从调控的对象、领域来看，中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07年上半年，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升至72.3％，在出口中的比重达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为82.9％。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国经济中已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如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
而始于2003年的本轮宏观调控，也确实呈现出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轮调控不一样的特点，比如更注意宏观调控的全球背景、更注重“适时、适度”，强调“预调和微调”，注意调控中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在调控的手段选择上也更注意运用市场手段、法律手段，对行政手段的选择使用也更加慎重等。
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调控，在体制转轨中调控，在全球化加速中调控——这是本轮调控之难，也正是在这种艰难中，磨炼了决策者把握和驾驭经济的能力，考验了中央的调控能力。
事实上，尽管在五年之尾出现了结构性的物价上涨，但中国经济能以小于1个百分点的平稳波幅，支撑起五年平均10.6％的较高增速，已堪称“发展奇迹”。
全球增长变局放大调控弹性
具体到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变动，又将对全年调控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已有的各大机构研究分析中，对今年全球经济基本形成三大共识：一是全球增长可能因次贷危机而放缓；二是金融体系处于震荡阶段；三是全球通胀趋势有所发展。
而上述判断，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张立群看来主要集中在外贸出口和金融领域。
首先，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中国实体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而出口的第一大需求国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就业市场都受到波及，中国对美出口势必萎缩。而受美国经济放缓传导，世界经济也将走缓，从而使我国出口面临减速。
谈及此，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王小广称，2007年受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动，我国的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去年我国对美出口已开始出现下降。对美国经济状况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度有不同的数量化指标分析，据他预计，美国经济每下降1个百分点，我国对其出口将会下降10个百分点左右。而美国经济减速的传导作用将在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预计我国出口将出现明显下落。
其次，从金融领域来看，次贷危机以及西方国家对于次贷危机的干预政策，同样会造成全球经济的调整及金融市场的波动，从而给中国带来影响。
比如，在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资产有可能成为国际热钱“逐鹿”的对象，同时继续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而美元的贬值也会导致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大量资产的缩水。
而在王小广看来，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即对内，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对外，国际收支明显不平衡。在他看来，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我国面临的外部失衡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内部失衡所致，即过度的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在国内消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转而出口，导致出口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
“当国际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这两种失衡带来的隐患往往会被掩盖，然而，如今全球经济增长变数增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更不可忽视”，王小广认为，当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外部需求减少时，国内投资过热、生产过剩的矛盾将凸显。
上述影响，无疑将进一步加大国内宏观调控的难度，但权威信息表明，从紧的调控基调不会改变，而调控弹性可能会有所放大。
王小广分析说，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避免大起大落，而这一轮宏观调控重在调节宏观总量各部分之间结构关系。从国情出发，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起飞阶段，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和合理的贸易顺差。因此，他认为，宏观调控要有明确目标，要有一个底线，“如同我们对CPI的调控、对节能减排的调控有明确目标一样，在投资调控方面应设置大致的区间和调控底线”。在明确调控底线之后，该增长的要保持住，该降下来的就一定要降下来。
对于出口可能出现的变数，王小广认为，只要不是出口增速骤降，且其仍能保持在15％以上，那么则大可不必担心；但若出口增速降至15％以下，中国投资过热产生的过剩产能则将因不能通过出口消化，而在国内市场引发矛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也认为，不能因为出口受到国际经济影响，就放松对其调整，当前关键问题仍在于要坚持结构调整。“现在不调整，将来就有可能积累成新的问题”。
“不能因为出口减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房地产投资放慢，就放松对经济的调控。”王小广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中的投资驱动性仍然很强，而加强对于投资的调控亦旨在保持经济的协调平衡，以减少外部需求减少而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指出调控也要防止经济骤降和大幅度波动，特别是做好世界经济可能萧条的“最坏”准备。面对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王小广认为，在“两防”调控目标上，还可以再增加“两防”，即防止因美国经济调整过度而对我国出口产生过强的影响，防止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国内投资增长出现过度下滑。“但只要不是过度下滑或是疯长，就要允许市场有进行自身调整的空间，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平衡”。
“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不平衡可能加剧”，王小广认为，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宏观调控面临的变数和难度都在加大，既要控制经济出现过热苗头，也要针对最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后续问题，并高度关注引导经济增长向下调整的诸项因素的发展，增加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度灵活性，防止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过大的“扰动”。 |
发表于 2008-3-5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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