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金银岛岛主

“国进民退”是近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可对历史学者来说是老故事，在20世纪中国已折腾过两次：第一次在40年代的抗战期间，第二次在50年代的“过渡时期”。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崛起。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普遍质疑。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中，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的不少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也支持计划经济模式，例如航运大王卢作孚即如此，但不赞成政府直接经营企业。“九一八事变”后外患加剧，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其成员主要是偏爱计划经济的海归学者和工程师，颇有几分“工程师治国”的味道。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正式列入国策。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以孔宋等豪门权贵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则借国家资本的躯壳崛起，凭着体制内优势，大举化公为私。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国进民退”已成定局。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战前1936年的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

这场“国进民退”的后果，是大批民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胀失控。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大错已经铸成；虽曾推行“国营事业民营化”试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失利，深层原因在财政崩溃。

1949年新的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1950年，政务院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铅笔大王”吴羹梅、“猪鬃大王”古耕虞、“航运大王”卢作孚、“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纺织业的荣毅仁、刘国钧、刘靖基，化工业的李烛尘等，旗下企业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截至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原私营工业户的99%公私合营；商业户中40万户公私合营，144万户合作化。

第二次“国进民退”比第一次更加彻底，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

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历史上两次“国进民退”的教训，足以为后来者戒。

金银岛岛主

2009：“国进民退”年

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况是， 一条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这样的场景在2009年再次发生，“国进民退”以一种凶猛的姿态将所有看客惊得目瞪口呆。

在改革给予我们的经验中，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里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能迅速崛起，广东、浙江给了我们最好的路线图，但2009年的“国退民进”似乎颠覆了这样的观念，浙江、广东都在用最热烈的姿态拥抱央企的到来，而在它们崛起的经验上，敢于“违法”，打破体制的束缚无疑在很重要的经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决策层的态度是关键

在上一轮“国进民退”周期，也就是个20世纪90年代，日韩财团模式备受当时决策层青睐，这一点，从1996年开始冒头的“抓大”战略显见一斑，据现在可以了解的讯息，当时的“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财团模式意味着不分行业，不分上下游通吃，可以想象，假如这个战略得以实施，中国的面貌可能较之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但历史没有假设，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被视作学习样板的日韩财团企业成批成批倒闭，国家意志深度参与的财团模式的破产让决策层内部深受触动，“市场化”思潮在当时占据上风，向美国学习也成了默认的潜台词。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一场更大范围的“国退民进”开始。

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的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但当时留下的一份伏笔是，在一份递交给决策层的报告中，智囊指出，国营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营企业的既得利益。从21世纪头几年的发展路径来看，这份报告并没有完全被决策层采纳，诸如吉利、建龙、比亚迪这样的企业在夹缝中艰难的冒了头。再加上进入WTO骤然打开了一个空前巨大的国际市场，民间资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到2003年，迅速成长的民间资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开始进行“重工业化”进程，“铁本”只是那一年最典型的代表。

但缘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似乎再次起到了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作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不期而遇的挑战很可能让决策层内部重新检讨了对于是否在向外部学习的道路上走过了头，这个“走过”是否很严重的问题。而“资本主义”在去年的一刹那间段时间显现出来的崩溃苗头和“4万亿”不那么困难的将经济增长拉回到“正常”水平的对比，很可能让这种讨论的结果更加偏向于拾起中国已经运用很熟练的政策工具，也就是国家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是，民营经济此时的地位下降几乎是必然，反过来，国营经济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这就形成了“国进民退”的政策土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而基于国有企业的投资惯性和目前引发的广泛响应，可以预见的是，“国进民退”或将在未来一段不短的时间成为常态。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将民企和国企之间巨大的差距以一种更夸张的形势表现出来，这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民争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1981年，为了限制私人工厂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农业部出台政策“禁止私人购买拖拉机”。1984年前后，则推出“价格双轨制”，使国营企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生产资料，这一政策思维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到2004年，则通过行业整治的方式，限制了民营资本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领域的投资。这种保护的手段，在1992年之前是以价格改革的方式展开的，之后则以信贷政策的紧缩来实施。而在2009年，已经完全被“激活”的国企在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双重护卫下，根本无须明面上的“歧视政策”，就可以对被金融危机搞得“奄奄一息”的民企展开一场“掠夺式”收购。而民营企业寄托的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和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已然成了落寞的角落。

迅速扩张几乎是央企本能选择

从表面上看，央企的数量在减少，根据2007年国资委制定的《中央企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央企主要从事的产业将从21个板块缩减为18个，在2010年前，央企的数量将从现在的135家下降为80—100家。但从目前的重组效果来看，央企的实力在如同滚雪球般迅速膨胀，实力的膨胀有两个特征。

1、金融杠杆的迅速强化。这可以说是本轮国有经济扩展的最大动力，其一是央企的主营业务垄断利润越来越大，主要特征是上游资源、如能源、原材料、交通、电力，从其中获取的垄断利润远非10年前国企改革相提并论，这也直接成为扩展的资金来源。另一个是资产证券化，央企的上市很快就能使资产几十倍的扩张。在一个资产一夜之间几十倍扩张的条件下，垄断地位显然更加厉害。

2、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04年那一轮的宏观调控给地方政府最大的教训是，“大者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地方政府已经敏锐的感受到了“调结构”所带来的下一着，要赶在调控之前将手中“烫手的山芋”变为央企手上的“豁免者”成为地方政府共同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央企成了被动的做大者。从东部的浙江，到中部的安徽，再到西部的宁夏，整个中国地方的地方政府都陷入“迎娶”央企的狂热之中。安徽将省内国企“被重组”视为“政治任务”，宁夏把自己最好的企业都“卖”给央企，“只要注册在当地，税收在当地，就业在当地，能使企业迅速做大做强，怎么重组都行。”成地方政府共同心声。这意味着什么，从极端的情况考虑，一个巨无霸式样的央企可能横空出世，其业务遍及中国的东南西北，而在这种几乎窒息的空间下，很难想象可能有民企可以生存。

在在自由竞争性市场，“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并无对错之分，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本能的去扩张，以盈利作为业绩衡量标准的央企不可能例外，这是客观规律，但假如政府的手过度干涉了市场，使得价值规律扭曲，这就使得央企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建立在泡沫之上的危险，危机的种子在繁荣之时就已经种下。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最终无法消化国有部门巨大的产能时，国有大型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互相捆绑风险，将造成货币信用的急剧下降，必然殃及整个中国经济。

事实上，在被视为中国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能源、钢铁、航空、地产等行业，正在上演着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戏。

而在央企的扩张道路上，房地产因为其涉及面的广泛性成了最“耀眼”的明星，也给了我们极好的观察对象。

就在一年前，国资委对央企进入地产还一直持否定态度，甚至定下2008年前要对央企的房地产业务剥离重组的死命令，希望将房地产业务都集中在保利等14家主营房地产的央企中，而其他央企的房地产辅业统统剥离。但到了2009年，一个接着一个此前闻所未闻的央企成为地王。

有央企负责人透露，鉴于各种原因，国资委对于央企的地产重组业务暂时放缓。央企正在蜂拥进入房地产，有媒体透露国资委消息人士的数据，2009年二季度，非地产主业央企的房地产业务，直接为企业创造了28%的利润。经营状况好者，更能达到企业当季总利润的35%甚至更多。钱多，地产容易赚钱，又没有人管，央企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势头几乎无可阻挡。

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央企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已经改变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生存环境，李嘉诚在回顾上世纪90年代香港楼市时常说，“每次拍卖会都像一场战争，而弹药就是手中的资金。”面对资金看起来永不枯竭的央企，于原来的地产玩家而言，这样的态势几乎近乎于绝望。

万科日前以历史上第一高的通过率通过公开增发募集112亿元更像是一种“徒劳”的反击，一万科老股东在通过后悲壮的说，“万科必须备好粮草，否则怎么应对满山遍野央企的冲击？”

对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并且质地优良的万科尚且如此，其它的中小房企可想而知。等待非上市的民营企业的命运大概早就明了。未经证实的数据显示，在武汉，已经有8成中小房企在“高门槛”面前陷入无地可拿的窘境，在存地耗尽之后，被挤压出这个市场成了必然的路径。

房地产未来的格局可能演变为四个阵营，而其它行业照这样的趋势发展，迟早也会沦为相同的境地。

第一阵营：以央企为背景的地产企业。除了母公司拥有庞大的资产和强大的资本实力外，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国企本身更易获得信贷支持，而且也易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倾斜。

第二阵营：非央企背景的上市地产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化的公众公司，是国家鼓励的所有制形式，因此可在资本平台上以多种方式获取低成本的资金。

第三阵营：当地政府所属的房地产企业。因为有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些企业会优先得到开发项目，并有可能列为重点建设项目，以财政为担保获取政策性银行贷款，或者在土地开发阶段发放土地储备证帮助企业进行抵押贷款。

第四阵营：非上市的民营企业。这类企业不属于国家政策倾斜范围，因此很少受惠于经济刺激计划，而且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条件苛刻、融资成本较高，面临的发展环境不太乐观。如果只是“吃老本”、“找关系”，虽可度过眼前难关，但难有长远发展。

全方位展开

这样的场景正在几乎所有行业中上演，

钢铁：最广为人所知的是“日钢被合并”案，虽然山东钢铁百般辩驳是“合并不意味着重组”，但从合并方和被合并方之间悬殊的盈利能力，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双赢的决定。反而最新的报道更加显示这是典型的“拉郎配”，据媒体报道，今年7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山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山钢实现人财物、产供销的“实质性重组”。据参会者透露，“会议规格之高是空前的”，山东省长姜大明和副省长王仁元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8月13日，省长姜大明在山东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要“坚定不移”推进山钢依法重组日钢。 这是山东省领导首次在正式场合对山钢、日钢重组表态。而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即使是对日钢这种有印钞机之称的企业，在8月，也受到来自银行方面的压力。

航空：假如说在其它行业，还有点遮遮掩掩的话，在航空领域，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就有点赤裸裸的味道。

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就称，“航空公司在生存发展中出现个别破产是正常现象。民营航空首先还是要科学地发展自己。”主管部门还建议民营航空公司眼光不要那么狭隘，“其实中国航空市场很大，今年以来国内支线航空发展的态势非常好，发展速度超过了干线航空。”当下之意，就是劝说民营航空公司别和国企竞争了，当然，在民航总局的庇护和财政部一次接着一次的拨款中，民营企业实在无力竞争。9月14日，已经被宣布破产清算的民营航企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书面表决通过了破产管理人宣读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此举意味着东星航空破产案完成了70%的工作，清算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而在8月底，曾在去年因股东纠纷停航的奥凯航空再次曝出约20名飞行员因被公司拖欠工资而向公司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从而造成部分航班运营“或断或续”，仅8月26日一天，自天津始发的十个往返航班就全部取消。今年更早些时候，国内第一家获批的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有限公司已经“投身”国营资本，将自身大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彻底退去民营航空的外壳。

对于目前的态势，政府内部并非没有触动，在7月，就有媒体透露，决策层近期可能将刺激经济的新一波政策重心，锁定在激活民间投资方面。而具体动作将是具体由发改委负责的“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据悉，这份目录将可能涉及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其它一些垄断行业。目录将就民间投资进入这些领域的具体范围进行划定。而除上述指导目录外，发改委还将在投资补贴、贷款贴息、财税、土地、政府采购等方面研究酝酿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配套政策，如对于符合国家鼓励发展方向的民间投资将适当延长土地出让金支付期限等。但联系到目前民企在已经早就放开的领域尚且受到“不公正”待遇，博览研究员很难想象，在国资根深蒂固的国防、金融服务，民企敢进入半步。民企的这种心理恐惧在2009年恐怕又再一次被诸如“央企地王”、“煤老板的消亡”这类被全国媒体广泛传播的消息被进一步放大。而政府却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集体失语，只有像银监会这样自夸“中小企业贷款”的部门。

历史经验表明，对于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实例的实际处置，常常可以收到比千百遍宣讲公文更实际有力、昭示政策的效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从铁板一块的“一大二公”模式里走出来，一些关键的事件发挥过不可替代得作用。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公开讨论广东高要县陈志雄包鱼塘，邓小平三次指示“不要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鼓舞了无数记不住文件编号和措词的农民洗脚上岸成为民营企业家。

在这个问题上，“铁本案”尤其具有代表意义，三年前震动全国的铁本案，直接起因是“违规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最后法庭公开审理的公诉罪名为“虚开发票，抵扣税款1.6亿元”，查询当时的媒体报道，在当地，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家普遍认为，在差不多家家钢厂都有“开税票”行为的背景下，铁本是作为一家民营公司上了大型钢铁联合项目，才变得那么“引人注目”。国营公司可以上大项目或超大项目，可是民营公司一旦也要上，特别是与国家大公司构成竞争，麻烦就不打一处来。这样的传言未必切合中央的意图，但以后的反驳却显得苍白，在2004年整顿“钢铁投资过热”之前，全国年产1000万吨的钢厂有两家，整顿完成后，则陡增到了8家，其中7家为国营公司，而钢铁产能过剩的阴影一直存在。这样的宣示效果显而易见，同样在04年被重点整顿的电解铝行业，在其后的数年，不少地方电解铝企业主动投奔中铝旗下，不仅因为中铝手上有它们最急需的原料——氧化铝，更因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惟有中铝这样的企业才能保障这些民企生存下去。

09年以来的实例更让以前在民企中占据绝对强势地位的地产商和煤老板陷入一片焦灼之中，有地产商智囊之称的冯仑就哀鸣称，民企要么远离国企扎根的领域，要么主动寻求和国企进行融合。“一则保产，二则保身”。“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假如这样的恐惧心理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那么，何来民间投资的雄起。

民企的选择

政府会不会纠错？按照理论讲，应该不会放任这样的国资“越界”继续蔓延，但现实却很难让人相信。以下是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现象。

1、“央企+外资+民资”。以蒙牛为代表，2009年7月8日，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厚朴投资公司，以现金每股17.60港元，出资逾61亿港元，入股蒙牛乳业，并以约20%持股比例成为第一大股东。这项交易完成后，蒙牛乳业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成中粮集团。民资、外资，再加央企背景，蒙牛的“红顶”攻略进一步反映了目前在危机之下，民资的焦虑和不安，国资再次进入乳业这个完全竞争性行业，当然，这也可以不称其为坏事情。

2、“和央企合作”。以万科为例，王石曾经表示，“寻找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合作伙伴是万科的一个追求”，万科最大的股东华润是大型国有企业，同时，万科和中粮等共同投标项目，中粮也是大型国有企业。王石毫不讳言，“我们认为有很多资源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一个是人才资源，第二个是物质方面的资源，所以，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和大型国有企业合作是社会进行资源整合的重要方式”。另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万通也与国企泰达进行了合作。

3、“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以浙江民企为代表，杉杉、雅戈尔等浙江民资的优秀代表现在与其说是实体企业，不如说是准金融企业，所有的资金正在争先恐后抢上股权投资的末班车。但代表中国民间资本走向的浙江资金也做出如此的选择，民企的实体选择空间之小可想而知。

结尾

民营资本的窘境一望而知，诚然，有学者称，中小企业可以去服务业，可以去高科技行业，那里有大好的天空，更有学者认为，中小企业的困境是是经济转型的阵痛，中小型企业可以在阵痛中转型。不过，我们认为，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升级换代，都需要建立在工艺和设备更新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追求技术设备投资的基础上，建立在更良好的融资环境基础上，断没有倒逼就可以拯救一个群体的说法，毕竟，阵痛既可能顺产，也可能难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