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无论是真是假，但是气候变化议题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欧洲与美国已经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家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加以重视与应对。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是欧盟。麦肯锡公司研究发现，在2030前，75%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现有技术和非技术措施实现，无需开发新的技术。但是，相关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手中。如果发达国家让渡这些技术，配备以适度资金援助或新的国际融资安排，气候变化问题即使是真的，也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将气候变化议题炒得热火朝天的欧盟，在技术转让与资金援助方面的态度却非常消极，它不断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不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国际媒体早就披露，欧盟有意通过全球变暖议题，积极推动气候谈判，目的是增加其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对外出口。同时，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欧盟将自己现行的生态保护标准推广到全球其他地区，将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经济竞争力。要知道，标准是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收益来源，几个西欧发达国家80%以上的工作就是做国际标准化。
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解决方案依托的是市场，由企业按照市场行为来解决技术与资金问题。“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然而发达国家的解决思路是依靠市场，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这恰恰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机，那就是他们要用“气候变化议题”来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如果说欧盟主要是在算经济账，那么美国更侧重政治利益。美国国会曾拒绝批准1997年克林顿总统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理由是如果美国企业减少排放，它们必将陷入财务困境，整个美国经济因此将受影响。布什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一直消极，甚至认为“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是个伪命题。在民主党掌控国会与政府后，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无冕霸主，美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高度重视，自然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009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韦克斯曼－马基法案》，即《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A），法案赋予政府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碳关税”。如此，“在气候变化借口之下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提供了一个新工具、新武器，而这个新武器指向中国的意图明显。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目前，欧洲联盟与伞形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地图连线形似一把雨伞）正积极着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协议”）的二阶段碳排放的国际角力，但是在斗争中不断增进联合，共同应对发展中大国的挑战。与此同时，不断努力分化瓦解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给一般发展中国家不设定减排义务，对非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与技术转让（实际对非洲的资助迄今仅达到目标的1/10），而且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为穷国提供“卖碳”赚钱的好机会。而众多小岛与低洼国家也是由于担心灭顶之灾，极大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无法认真理性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积极跟随与响应发达国家的倡议，向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施加减排压力。
西方大国掀起一股强大而持久的舆论攻势，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风而动。如今，世界末日就在眼前，欧美振臂高呼：政策都有了，措施都有了，我们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多个“安全经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市场，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总体处于被动地位。与诸多经济议题一样，西方大国设定与操纵气候变化议题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与以往诸如知识产权、金融开放等议题不同的是，气候变化议题这一经济安全“纬线”，涉及中国各类重要经济安全“经线”，对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将产生广泛与持久的影响，气候变化议题正在成为另一把悬挂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中国经济安全的“经线”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产业中的主要行业。第一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粮食、水、矿产资源的生产、储存、流转与消费。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稀缺与分布不均，所以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虽然物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准，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粮食、水与矿产资源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矛盾，因此其安全形势相当严峻。
2007年1月，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农牧业生产、水资源供需等影响显着，而且这些影响以负面为主，某些影响具有不可逆性。该报告默认的前提就是“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的命题为真。
气候变化议题的设定，为跨国垄断资本炒作粮食、资源提供了极大理论与政策支持。2007-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美国与欧盟的生物燃料计划提供炒作背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四大粮商”恶意投机所引发，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诸多国际重量级人士都尖锐指出，美欧生物燃料计划是不道德的，是反人类的。因此，美欧在生物燃料计划上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他们极力辩解，气候变化才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如今，气候变化“在科学上”似乎已被证实，在国际社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未来美欧生物燃料计划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炒作可能会肆无忌惮。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一度使国际粮食市场高度紧张，国际垄断资本一直伺机炒作“中国因素”，气候变化议题无疑为中国粮食安全增添新风险。
气候变化议题直接导致一些河流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的不信任乃至敌视，为水而战充斥国际舆论。亚洲80%以上主要河流的源头在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中国水资源日趋紧张，自然会加快、加大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利用，由此很有可能增加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中印边境调兵谴将，忙得不亦乐乎，就有媒体报道此举旨在向中国施加领土与水要求的压力。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二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制造业的竞争力。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与工业文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与强大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
依照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除了工业化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都是以“碳”为基础的，釜底抽“碳”，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发展。发达国家主导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貌似公正合理，但实际上可能妨碍穷国的发展。2008年6月，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ICHRP）发表报告指出：“卖给其它国家的每一个碳信用额度，都代表着本国基于碳的发展的机会流失。”
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也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奠定了基础。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但是，中国的高碳产品并非都由中国自己消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约30%是“转移排放”，实际上为许多发达国家承担了排放压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碳”。“低碳经济”无比美妙，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短期内难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下的国际责任，很有可能成为延缓或掀翻中国这匹经济快马的“绊马索”。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三产业安全“经线”集中于交通运输成本与金融发展机会。现代经济中，资源控制权、价格决定权与利润分配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而商品流通与金融业则扮演着关键角色。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国际经济竞争的现实，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日益开放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商业资本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上具有绝对优势。迄今，中国的商品零售、物流、评级会计咨询等金融中介服务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垄断资本控制，在脆弱性基础上正在酝酿体系性风险。
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毛利）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
气候变化及其议题直接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与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将世界引入一个充满急流、旋涡与险滩的水域，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同时，又面临产业低碳化、经济绿化的重压，这将显着增加对保险、投资咨询、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等广泛金融需求。此外，各类金融中介服务及其标准都将面临一场新的革命，而在金融服务领域西方大国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气候变化及其议题将为发达国家开辟极其广阔的金融服务市场，却显着增加发展中国家生产、流通与服务成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肯定会借助气候变化议题中衍生出的各种子议题进行金融炒作，劫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中国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且对西方高度依赖，因此必将面临更为不测的风险。
中国陷入两难境地
气候变化议题因为政治化与道德化，比气候变化本身更加复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及其议题这一“疑难杂症”，需要非常高明的“医术”，需要综合应对战略，敷衍的策略正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就目前而言，气候变化议题已经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
战略高度不够高。中国在求证“气候变化”真伪这一科学问题上近乎没有发言权，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其复杂性认识不够，从而使中国总体陷入被动。
1997年，在围绕《京都议定书》重要规则形成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对方和以欧盟为代表的支持方都曾通过承诺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来积极争取中国。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不承担减排义务，在“无责一身轻”的思想下，中国选择了《京都议定书》支持方，给美国以重压，当初这被视为打击美国的一个很好的策略。然而，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温室气体第一大排放国，美国由原来拒绝与反对转向积极支持乃至主导气候变化议题，美国反戈一击使中国承受巨大的压力，难以招架。有专家指出，中国对气候变化议题国际博弈之复杂性认识依然不够，中国的“积极进取”未来可能给自己增加被动。
社会广度不够广。欧美等西方国家花大气力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来自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在舆论导向下，形成的强大民意基础。“人为导致气候变暖”尽管可能是“莫须有”的，但是社会宁可信其有，因此政府顺势推动，势如破竹。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议题挑战几乎一直是政府而且还是中央政府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由于沉迷于GDP增长的政绩，仍然一如既往引进各类形式外资，“科学发展”同样只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气候变化”往往只是少数领导偶尔用于点缀乏味报告、赶赶时髦而已，有高明者则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筐，将发展布局失当、经济决策失误等引发的环境问题纷纷装进“气候变化”。
在西方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当属企业，它们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努力在低碳经济的倡议中寻找商机。在中国各类企业中，惟有跨国企业最先感知“春江水暖”，对气候变化议题以及相关的低碳经济发展敏感度较高。诸多国企和民企都将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当作政府的事、遥远未来的事，坐等政府的优惠政策。
大众深度不够深。在西方，随着生活水平富足，人们对自然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由工业文明迅速走向生态文明。在欧洲兴起一种“共用汽车合作社”（car-sharing），人们将各自购置的汽车放在一个合作社里合用，合作社对成员的所有汽车统一维护与保养，成员按照需要提前预约，并可使用不同品质的汽车。这从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由于私家车过多造成社会交通负荷沉重和资源相对闲置的问题。但是，人均资源短缺的中国，却选择了美国的发展模式——城市不断扩张、私家车拥有量大增以及享用大房子乃至豪华别墅。
（江涌/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
发表于 2009-11-24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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