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独钓

第三节 霸权的逻辑——马歇尔报告 　　1993年，美国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就说：“中国的崛起，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亨廷顿这样问道：如果巴尔干地区是20世纪地球上的“火药桶”的话，那么，21世纪的“火药桶”在地球的哪一端？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后，就预言这个未来的“火药桶”就是南中国海。在被广泛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文明的冲突与政治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指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与美国在那里围绕着石油和战略建立起来的利益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可能要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他预测说，这场矛盾的总爆发可能是在2010年。

　　亨廷顿指出：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

亨廷顿接着说：……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物中应起的作用。……

　　在这里，亨廷顿十分“客观”地指出，其实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之所以阻止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为了保护什么台湾的利益，而恰恰是为了防止台湾与中国大陆联合起来申诉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在那里掠夺石油资源的美国利益。而一贯侵略越南，给越南造成了严重伤害的美国之所以又将扮演保护越南的角色，同样也不是保护什么民主，保护越南的利益，而仅仅是以这样的借口来保护它自己的利益。

　　亨廷顿这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一直是借助自由主义原则在世界挑动文明分裂，之后，为美国以维护自由的名义发动战争，为维护美国利益制造理由，科索沃战争不过是这种做法的预演。而将来如法炮制的大舞台可能就是南中国海。亨廷顿实际上等于为美国战略的实质进行了一次明白无误的“大揭秘”。

　　亨廷顿认为，未来冲突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发展利益”的根本冲突，所谓“保卫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挑起冲突的借口而已。[41]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地区性竞争对手为主要内容，防止地区性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性的竞争对手。其基本逻辑是把以实力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作为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把安全问题作为战略考虑的重点。与冷战时代不同的是，这种战略思维，它追求的不只是大国力量的均势，而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前几十年对世界的独霸地位。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从防止未来威胁的角度，对可能的竞争者进行遏制。
霸权是什么呢？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霸权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对其霸权的挑战。

　　2001年5月份公布的美国国防部“马歇尔报告”曾得出结论说，无论中国是现行体制还是成为“民主国家”，都将是对美国的“威胁”。

　　据香港《新报》报道，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室主任马歇尔召集一批现役和退役军官与学术界人士完成的报告显示，无论中国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并且针对这种认定而进行策划。报告中的策划被认为是实际上的围堵策略。

　　马歇尔现年八十岁，在五角大厦任职几十年了。从尼克松开始，马歇尔就任职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一做就是30年。美国媒体推崇他是五角大厦首席未来学专家。从冷战时代一路走来，是美国军事界一位极具传奇性与争议性的人物。尽管年事已 高，阅历深厚，却经常被同侪视为激进的改革者，马歇尔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有数十年的交情，而且对布什政府的国防政策与战略思维有极大的影响力 。

　　这份题为《二零二五年亚洲》的报告指出：“一个安定而强大的中国将会不断威胁亚洲的现状。一个不稳定而相当微弱的中国可能是危险的。”

　　这份报告强调的重点包括：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华府若要在亚太地区继续扮演主要角色就必须在南亚和东南亚建立前进作战基地，印度具有崛起的战略潜能，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

　　报告说，美国采取更积极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的必要条件，与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双边联盟将可限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发挥力量。[42]

　　《参考消息》曾登载被揭密的美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于中清楚可见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对待中国的。

　　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第五，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第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表面上必须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第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疑。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央情报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要，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又会有什么行动纲领呢？

　　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巨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 1999年 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

　　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43]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与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现在一门心思埋头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只要美国不主动挑衅，中国尽量与之保持一种非敌对的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证明，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已认定中国是“头号敌人”，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铁板钉钉的事，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版本众多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本民族的长远生存是看得极为清楚的，中国的逐渐强大即便不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对于美国来说也是相对的衰落，因为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制约的因素，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权力结构将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统治集团将丧失现在游刃有余的某些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外交欺骗的好处。[44]

　　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济交往的真相是非常残酷的：这个世界太小，美国所占有的财富与耗费的资源太大，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其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资源的高度消耗来维持高度的富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曾经有科学家指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达到美国那样的资源消耗水平和富裕程度，那么，即使再增加两个地球的资源还是不敷人类消耗的。市场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经济，中国的崛起将必然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原有的即得利益集团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从他们的手中抢走他们的东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对资源分配之争。德国就是希望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抢得更多的资源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德国对资源的需求就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何况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笔者始终相信人“性恶”。千万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那么美好，你想发展就发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如果中国发展起来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要打压中国了。

　　从政治上看，以中国之人口、文化、历史、国土，决定了中国一旦强大，就绝不是无声无息的二流强国，而是可以与美国争雄的一流强国。而美国外交战略目标，借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词：领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50年，美国与苏联争夺的就是这个词。冷战后，这个词还在作祟，用美国某些领导人喜欢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或者，“仁慈的霸权”。[45]

　　美国是新教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国那种扶弱抑强，有饭大家吃的不竞争与不计较的传统文化，他们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名战略家何新先生指出“美国人是一个金融资产阶级的民族，是一个信奉强者哲学，信奉弱肉强食哲学的民族。美国人从不同情弱者，从不怜悯弱者。只崇拜强者与成功者，这是美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立国以来，其全部外交史，是一部只与强者谈判交友，而不断凌侮弱者、失败者的历史。”[46]

　　即使中国实行美国那套制度体系，美国也一样要围堵中国，这倒不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利益使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会成为美国的一块“心病”，马歇尔报告就是明证。

　　美国人的霸道逻辑说白了就是永远站在船头为王，谁冒上来就给他一**，扑杀一切竞争对手。

　　美国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有潜力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怎么可能真正韬光养晦？美国又怎么可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因此，美国人将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直至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那些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存有幻想的善良的人们应该清醒了，无原则地去傍美国人的大腿，只会自取其辱。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总是强调说，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各项原则和自己作出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庄严承诺。然而，这类声明，不知是政治家们保面子、下台阶的手段，还是真心实意的对外交涉。实际上，美国国会、政府于一九七九年通过、签署的《台湾关系法》，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是美国承担“保卫台湾安全”义务的根据，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根本障碍。“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政府眼里其实根本一钱不值，美国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签字后不久，就告诉国会议员们，这一公报并无约束力，只是一纸可以修改的美国政策声明。现在美国国会里的很多议员压根不知道“三个联合公报”的存在。台湾问题的白皮书说：“美国一再违反自己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从美国政治体制的角度看，实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去违反“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那就违反了对美国法律－－《台湾关系法》的庄严承诺，就会遭到国会的弹劾，就会下台、甚至遭到起诉。[47]

　　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且在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如果中国只希望跟美国搞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希望用市场或经济牌来化解美国人的政治外交攻势，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相情愿。

　　经济上的密切交往，并不等于战略上可以互相为友、不为敌人。如20世纪初，英德之间贸易额较之英国的协约国盟友大得多。但是当时的海军将领丘吉尔还是说每一个德国的烟囱都是指向英国的大炮。在历史上、由于经济相互依存却导致战争的例子并不鲜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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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就是抓住台湾、西藏与人权以及其他热点问题不放手，要彻底压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防止中国对美国霸权的颠覆。

　　仅凭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破坏中国的统一一条，就可以断定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敌人。不管我们跟它做了多少生意，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被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而不是次要的对手。这种态势不是暂时的，而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再对中美关系抱有幻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会误国误民。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必须从最坏的可能性，而不是从最好的可能性，从现实的情况，而不是从理想主义的概念和原则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严峻的形势下站稳脚跟。[49] 第四节 NMD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001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宣布部署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进行了多次试验。
美国部署NMD公开的理由是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

　　事实上，美国部署NMD对付“流氓国家”的理由是十分牵强、荒谬的。

　　2001年6月， 就在美国总统布什忙活着推销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为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辩护时，美国自己的军事专家却唱出反调，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所谓“流氓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实力，因此部署什么NMD纯粹多余。

　　据美国军事专家分析，在这几个国家里，以朝鲜的大浦洞2号导弹最为先进，但就是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微乎其微。以美国专家最乐观的估计，在一切辅助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大浦洞导弹的射程最大为3600英里，这个距离从朝鲜东海岸简陋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至多打到作为美国“脚丫子”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离美国的“躯干”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如果“保守”估计，大浦洞的射程也就是2400英里，这样就只能打到阿留申群岛上人迹罕至的小岛，至多至多也只是给美国造成的“皮外擦伤”。

　　至于另外几个美国的“心腹大患”，没有一个国家有射程超过900英里的导弹，而且地理位置上，它们离美国本土的距离都比朝鲜远得多。利比亚的斯库德B型导弹射程只有区区180英里。伊拉克脑袋上有联合国军事制裁的“紧箍咒”，导弹射程被限制在90英里内。即便真像美国疯传的那样，伊拉克藏了射程在540英里的斯库德导弹，但美国和伊拉克地处东西两个半球，又有美国的欧洲军事盟国在中间挡着，伊拉克的导弹怎么会打到美国土地上？

　　其实﹐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根本就没有核导弹﹐怎么可能对美国构成核威胁﹖况且这些国家都不具备潜射或舰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怎么可能从本国领土打到美国本土呢﹖美国距离所谓的任何一个“无赖”国家的距离都超过8000公里﹐有的在1万公里以上﹐人家拿什么打这么远﹖即便是弹道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没有核弹头破坏力能有多大﹖用常规弹道导弹摧毁一个机场起码要消耗二三十枚导弹﹐要是把美国给炸毁了﹐得需要多少导弹﹖所以﹐理由显然是荒唐可笑的。[50]

　　而且，美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个“流氓国家”内忧外患自顾不暇，谁吃多了撑的敢去招惹它。
除了关键的射程因素外，美国专家指出：

　　几个“流氓国家”都没有给导弹安装固体燃料火箭引擎，甚至根本就没试验过，而采用液体燃料，装料少说要花几个小时，多则要用几天。相比之下，固体燃料从装料到发火只要几分钟。

　　几个“流氓国家”中导弹发射的辅助设施都非常短缺，技术落后。

　　几个“流氓国家”的工业实力都不足以使它们拥有大量导弹，而且导弹发展计划也不可能快。[51]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充其量只能被卷入到地区冲突中去。仅仅为了应付地区冲突，他们在客观上就不可能产生对洲际弹道导弹的需求。而且这些国家竭力拥有洲际导弹，为制造这种武器必须在财政和物资上付出巨大的消耗，因此就不可能同时制造或购买常规武器。

　　就算第三世界国家将来掌握了制造弹道导弹的技术，美国也不一定非面临遭到打击的实际威胁不可。在各核大国之间有效制定某种条约的方法，也可以同样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假定已制造出洲际导弹，也未必敢于用来对付美国。因为它很清楚：美国一旦回击，该国就要整个被从地球上抹掉。[52]

　　事实上，伊朗、利比亚、朝鲜从未侵略过美国，相反倒是美国不断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宗教信仰上干涉、侵犯、损害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由于这些国家不接受美国霸权主义的指挥，不接受美国式的政治，美国就硬是把这些国家列为“流氓国家”，这本身就是一种流氓行径。

　　很显然，美国部署NMD是另有所图。

　　美国地缘战略观一贯认为，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防止该地区出现对美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基于这种认识，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实行了遏制政策。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传统的遏制战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从而使战略重点由从对付苏联全球性挑战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而克林顿政府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和“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又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欧亚大陆西部置于自己的牢固控制中。然而，克林顿的战略都仍只不过是过渡性战略而已，其基本格调仍为旧式的思维。随着冷战后过渡期的结束，美军旧的战略使命已告完成。小布什在上台后，美军事战略更加关注亚太地区也是时势必然。[53]

在亚太地区对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无疑是中国。因此，美国处心积虑地发展、部署NMD的真正目标是中国。这正应了中国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此外，美国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明显是为将来介入台湾海峡战事作准备。

　　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军事革命的推进，当代战争形态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未来战争将主要以信息为基础的高技术战争的面目出现。美军认为，要在未来战争中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地位，必须大力发展适应未来战争形态需要的信息战能力及相关的太空战能力。正因如此，美大力推动导弹防御的开发进程，加大外层空间武器系统方面的投入，以取得对所有可能对手的技术代差优势。

　　美国把军事战略追求的目标定位于确保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及美国周边及主要盟国的“优势安全”上。为达此目标，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执意放弃已维护30年之久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宣称《反导条约》是冷战的产物，无力处理美所面临的新安全威胁，特别是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条约，全面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统，美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仅要保护本土，还要保护盟国利益，从而使美获得“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双重优势。[54]

　　2001年秋天美国正式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两国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该条约是战后几十年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稳定的基石，美国退出ABM条约，是为其发展NMD和***系统扫清法律障碍，这表明，美国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门心事要发展NMD和***。

　　由于俄罗斯拥有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先进的运载火箭技术，目前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法对付俄罗斯同时发射6000多枚核弹头的攻击，NMD对它没有多大威慑作用。与此相比，中国只有约20枚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因此，美国大力发展NMD和***技术，其对中国的压力可想而知。 第三章 “台独”的日本变数 第一节 日本想借“台独”牟利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是“台独”的罪魁祸首。在日本的野蛮侵略下，台湾曾一度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怀抱，由此才产生了延拓至今的两岸分离分治的艰难局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此台湾沦入日本铁蹄之下。在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日本殖民者不仅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掠夺财富资源，而且还进行所谓的“文化移植”，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行灌输日本文化，试图切断台湾同胞世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传统，将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最终把台湾纳入日本版图。在“普及教育”的名义之下，汉语及各地方言首先遭到摧残，中文刊物被禁止，日语被强制推行，在公共场合，必须使用日语，使用汉语或方言者会遭到侮辱和处罚。

　　为此，日本在台湾设置了众多的日语讲习所，一九三九年，设立的日语讲习所和简易日语讲习所达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所，规定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必须进讲习所学习日语；到了其殖民统治的后期，教育直接变成赤裸裸的“皇民化”思想教育，从学校到社会都在进行日本国民精神训练，丑化中国，磨灭学生的故国观念，企图将台湾人培养为忠于天皇的“皇民”，充当日本人统治和扩张的工具。[1]
具体来说，“皇民化”运动始于“九一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具有中国血统的台湾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改过去对台湾的“愚民政策”，开始在台湾积极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1938年猛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废止，改为日语报纸。台湾人保持的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被禁止，强迫台湾人参拜日本神社。1940年又开始号召台湾人自愿改用日本式姓名的“改姓名运动”，但收效甚微，只有0.1％的台湾人改用了日本式姓名。此外总督府还在村落、城区组织了“皇民奉公会”“挺身奉公队”等居民组织，灌输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试图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人。[2]

　　据台湾总督府统计，1937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为37。8％，1940年为51％，1944年则高达71％。[3]由此可见，日本要不是在二战中战败，今日台湾肯定没有人会讲汉语。

　　这种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确实为日本培养了一批忠实的“皇民”，当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当数李登辉其人。这个饱受日本文化灌输的民族败类曾多次厚颜无耻地称自己“前二十年是日本人，”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台独”狂热人士则认为，由于其日本“皇民”历史，他们和“支那人”属于不同的种族，而且两相比较，他们比“支那人”优越。

　　二战结束时，战败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台湾将归还中国。而在此时，一部分侵占台湾的日本军官与台湾少数亲日“皇民”则在密谋策划“台湾独立”。结果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独立闹剧”没有得逞。但这却为后来“台独分子”的复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与此同时，对那些主张回归大陆的台湾民众和人士，日本侵略者在离岛前则残暴捕杀，疯狂镇压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反抗斗争。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和野蛮占领才使台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脱离了祖国，又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加深了两岸的隔阂。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马关条约》， 没有《马关条约》就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就不会有形成目前两岸骨肉互残危险局面的可能。

　　“台独”势力是危害中华民族统一，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恶性毒瘤。尤其是近年来，在李登辉等的妖言惑众和极力扶植下，“台独”势力更是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然而，就是这么股数典忘祖，令人不齿的反动势力，它的蔓延和滋生也与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日本曾是“台独”运动的大本营 ， 对台50年的殖民统治培养了日本民众难以释怀的“台湾情结”。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台独”的活动中从来没有扮演过局外人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独”的大本营就在日本，70年代以后虽然转向美国和台湾本岛，但日本人对“台独”的支持却从来没有终止，并且在经过七、八十年代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又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台独”狂风。
早期的“台独”势力得到了日本一些人的积极支持。其中一个叫廖文毅的串联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一个叫辜宽敏的则拉拢拼凑了“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后改为“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支部”）。这两个组织都把总部设在日本，以日本为大本营开始了罪恶的分裂活动。这些称为第一代“台独”分子开展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串联拉拢、反动宣传，以图营造“独立氛围”，寻求国际支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支持“台独”的气焰也甚嚣尘上，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等都成立各种团体，公开与“台独”组织来往，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台独”势力进行渗透、拉拢和支援。1967年，“左派台独”分子施朝晖自立门户，又在日本成立了所谓的“独立台湾会”，鼓吹通过暴力夺权。“独立台湾会”的暴力主张非常合某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意，他们纷纷出马声援。到了1970年，“独立台湾会”与世界各地的“台独”渣滓纠合起“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后，又铤而走险，派出杀手黄文雄等人刺杀访美的蒋经国。这一恐怖行动震惊美国，也引起世界的谴责。美国大概觉得这种方法“不文明”，于是在日美的共同授意与支持下，“台独”组织转而采取了“通过体制改革寻求独立”的方式，并于70年代秘密派人潜入台湾发展组织，到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民进党成立，“台独”的活动中心才发生了“由外（日美）向内（台湾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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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日本紧紧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大陆、支持台湾反共的政策并于1952年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此后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台湾，声明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9年佐藤荣作访美时，发表了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台湾地区的共同声明，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明目张胆地摆出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两岸统一的架式。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态度仍然没变。中日复交谈判中，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虽不得不保持低姿态，但背后的小动作从未间断。

　　1987年的早春二月，在日本政府专机和外务官员的护送下，一艘名叫“清津号”的客轮缓缓驶向中国的宝岛台湾。在表面现象的掩饰下，日台间进行官方往来已经成为事实。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将理应归中国政府所有，1931年在日本京都建成的一栋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并称其为“中华民国”，以此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后来，日台关系渐趋政治化、官方化，已逐渐从民间往来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层次与级别在不断上升：1990年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访日，这是日台“断交”后台当局高级官员首次公开访日，三年后，升任“立法院长”的刘松藩再度访日；1991年台“经济部长”萧万长和“外交部次长”章孝严先后访日；1993年台“外交部长”钱复以观光名义赴日本；同年2月，辜振甫率团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访日，受到高规格接待；同年5月，日通产省大臣政策局长访台，提高了日本官员访台级别；1994年，村山内阁不顾我国强烈反对，允许台“行政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实际上提高了日台关系的规格”。

　　日本政界许多人几年来还一直在为李登辉访日寻找时机、推波助澜。1991年，此事被提上日台关系的议事日程；1994年，日本出现利用亚运会邀请李登辉的“访日政治风波”；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日本国内的一些组织又鼓吹李登辉可以依照“康大模式”访问京都大学；到98年2月，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又以私人的名义到日本活动。此外，在体制上，日本还提升了双方交流机构的级别，凸现其政府性质。在将台湾驻日机构更名为“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同时强化了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日本交流协会”的阵容。

　　不仅如此，日台关系还逐步从台下走到台上。首先，李登辉上台后推选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经济发展，一度成为日本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事件”、1995年的李登辉访美及我随后进行的军事演习和1996年的“总统直选”都被日本媒体充分报道，导致日本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与同情度均有所升高。随着日本国内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也日益公开化。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竟然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对我国说三道四，支持李登辉当选台“总统”，公然干涉我国内政。[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些部门故意制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在法律上对在日本的中国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实行不同规定。如在签证、居留和定居权的获得方面，优待持台湾“护照”者，歧视和刁难持大陆护照的人。

　　尤为令人警惕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成功，日本右翼势力，包括许多政客对两岸统一的惧怕和担心也与日俱增。与这种心态相适应的是，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紧渗透和拉拢台湾，力争对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防卫”范围，明里暗里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最明显的标志是1997年9月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其后通过的“周边事态法”等三个法案。日本迫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对，在措辞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地解释为“所谓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但也有些身居高位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公然声称：“周边事态”的范围是从菲律宾到库页岛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赤裸裸地助长“台独”势力的气焰。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暗地或公开支持“台独”的努力仍活跃着，美日等大国的一些战略家总是千方百计将台湾纳入其控制线内，以维护其“太平洋自由国家”利益。例如曾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的石辰彦强调：“站在海、空观点，台湾为日本南方航线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势有变，可能有被切断之虞”。担任过陆上自卫队副参谋长等要职的崛江正夫强调：“如果与台湾接近，对日本的防卫将大有影响”[5]于此可知觊觎台湾者大有人在。

　　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麦金农（SteveMacKinnon）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见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指出，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真正担忧是，“独立”的台湾将被日本统治。而李登辉2001年夏天访问日本时引出的笑话则是，只有日本心脏医生才能为他治病，因为他有一颗“日本心”。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6]

　　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台湾问题，尤其是“台独”势力的逐步坐大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扮演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日本想借“台独”牟利，遏制中国的崛起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

　　从经济的角度看，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对台投资达8．5亿美元，约比美国的4．9亿美元高出一倍。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在对台大量投资的同时，日本还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顺差，其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浓厚的关系，有的甚至堪称日本的“影子企业”。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是日本安全战略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日本若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籍此，将更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历史上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在地理位置上，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对日本这种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大并且一心欲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来说，航线关系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日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这一领土争端发生在台海对峙的北方，台海对峙是这一领土争端的现实屏障。因此台海对峙符合日本利益，日本从骨子里希望台海永远对峙。日本由于二战战败国的历史和中国与之建交的前提，不敢公开支持“台独”集团，但是，日本的右翼一直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独”集团，他们一方面在本国煽情议论，一方面利用台籍日人在“台独”集团中强化“台独”意识，割裂两岸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源远流长且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日本虽然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对于我国统一大业，日本认为“最好是固定现状”，并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牵制我国的最重要的王牌。日本欲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是与其走向政治大国的图谋息息相关的 。因此，在台海对峙中，日本与中国的矛盾比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更复杂、更现实、更带根本性和长远性。 第二节 地球上最遥远的近邻 　　性嗜掠杀的民族

　　近代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据学者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这七十年当中，对外的战争发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针对于中国的。[7]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这与鸦片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发生一万多次地震，台风海啸也是司空见惯，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岛终将沉入海底的宿命观点，千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夺取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陆土地。

　　日本人的未来危机意识很强，“警钟文学”非常发达，著名的有《日本沉没》、《油断》和《东京消失》等，写了他们的国家陷入灾难时的情形，写了他们的国家在灭亡时，日本人如何逃向世界各地。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日本鄙视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并自负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当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就成为其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霸道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励着日本拚命向外扩张。而欲称雄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要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国这么大，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于它来讲，这是一个极好的目标。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本日日“卧薪尝胆”，梦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来看，日本是早已经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土地富庶物产丰饶的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起点！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自唐朝开始便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入侵中国，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倭寇”绵绵不绝的唯一解释！

　　《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指出：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朝鲜）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避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8]

　　日本右倾思想的总根源是自称与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纸币上 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创建的《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以我手新筑”之，“**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洲”。

　　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争雄东亚”，“将东亚之权柄握我一手”，“支那，朝鲜在我文明之中”。侮辱台湾民众“是乌合草贼，无知蒙昧的蛮民”、“狂暴的土匪”、“未开化蛮民”、“车夫马丁之辈”、“无知冥顽之辈”，等等，日本军队应“诛杀丑类，一个不留”，“冥顽不灵，除歼灭外，别无手段”，“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化”；用“猪尾儿”，“猪尾汉”、“胆小鬼”、“乞食流民”、“炮灰”、“清国佬”等轻蔑的语言称呼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唆使日本军队到朝鲜、中国去掠夺宫廷的财宝、书画、珍器等；称甲午战争是“文明野蛮之战”。[9]

　　日本武士集团名震天下，武士道精神千年不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汤重南先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二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寒江独钓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许多日本学生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他们的中国同学还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热心地给他们当向导。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10]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图集，从这些日军为炫耀“战功”而制作的大量图片，也能看到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其中就有“八·一三”事变中，日本侨民用太阳旗引导日军轰炸机轰炸中国军队的图片。[11]

　　罗福惠先生在《国情、国民性与现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一书中写道，上世纪60年代他在距离武汉30多公里的郊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丘陵地区作社会调查时，当地的新四军老战士告诉他，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一张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张图祥细地绘下了该地区的地形]交通和村镇，连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茶棚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消失。这证明这张图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日本人的谍报人员绘成了。他听了后毛骨悚然，深感旧中国真象摆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体。[12]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的丛书，每册在500页之上、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对比之下，戴氏深感到中国人没有在日本这个 题目上下功夫，因此在两国交往中，中国人常常因为不知彼而陷于被动。[13]

　　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女士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仁”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

　　日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无耻地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本性，与武士道精神分不开的。武士道认为，人的两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这两个同属“善”的构成，前者施于内，部、上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后者则施于对手。这种观念模式里铸就的兵士，在国内和平时期是忠顺的臣民、孝顺的人子或慈祥的父亲；在战时，尤其是在国外，就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说，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滥杀我国，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结果。[14]

　　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从中国看日本，那是一个悬浮于太平洋中的列岛；从列岛看中国，那是一片广袤的大地，岛国的日本人总是盯着海外，早在公元7世纪，当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国，国书上就曾写下“日出之国天皇敬白日没之国皇帝”的词句以抬高自己的身价。[15]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狂妄自大，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是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

　　据史书记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

　　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16]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曾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1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17]

　　1942年，731部队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等病毒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置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三十万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两万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焚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万户萧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

　　日本为损人利己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疯狂侵占我钓鱼岛的急先锋“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就曾经说过：“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惟命是从”。

　　日人高桥敷曾经写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18]

　　日本人唯强权而是从。跟日本人谈什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对缺少普遍价值观的日本人来说，力就是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以怨报德

　　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然而，在处理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看到的以德报怨的豁达和大度。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强迫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合美元十亿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1965年放弃对日索赔权后日本提供了无偿、有偿援助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

　　中国一直主张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教育本国人民。加上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500亿美圆计算，在1949年也相当于18万亿日圆，而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岁入决算为6694亿日圆，全部用于赔偿也需要25·7年。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日本银行贷款的最高限额为10亿美圆，按这个能力赔偿，500亿美圆则需要50年才能还清。[19]

　　曾有日本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若日本偿还中国的战争赔款，它就根本无法迎来“经济起飞”。

　　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后，中国人并没有要求日本人感谢。但是近来有些日本人却反复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我们不仅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从1972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历史而人为地限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韩国直到1998年才开放进口日本电影等文化产品，但中国早在1972年就已经这么做了。

　　中国在二战后收养和抚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国的孤儿的善举，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为感动。

　　在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有一面“感谢中国养父母之碑”。碑中铜像描绘了一个日本孤儿与养母牵手的场面，其仰视养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儿非常安心。来此参观的中国人、日本人见此铜像后都激动不已。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被中国人养育成人的日本孤儿有2700多人，近年来有九成以上已经回日本定居。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都干了什么？1904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东北的许多百姓被无辜地卷入战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而且战后日本夺取东北权益，开始了殖民化统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中国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统治，备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把敌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保护、养育，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国人民是基于人道主义保护这些战争孤儿的，而且很多人是自发地坚持这种道义，因为孩子没有战争责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结果被起诉的36人并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判处监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释放。另外1016人免于起诉，分3批送回日本。众所周知，日军侵华期间烧杀、抢劫、奸淫，罪行累累，但中国并没有采取复仇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宽大处理。[20]

　　此外，日本战败投降后从中国撤回了约30多万军民。中国政府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态度使得成千上万本该处罚的参战官兵得以不受任何伤害地重返家园，尽管中国政府的此种行为为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埋下了后患。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余年间日本从中日贸易中累计的贸易顺差高达280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贸易获利最大的市场之一。1999年中日贸易额为850亿美元，中国代替欧盟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

寒江独钓

然而，中国的豁达与善意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以怨报德，不断制造事端。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再谈历史问题、再要求日本道歉，只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为了让日本在中国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是想通过要日本“赎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国政府以不要求赔款来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说什么吗，他们说日本人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所以你们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要赔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的话你们中国人怎么会不要求赔款呢，要不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脑子有毛病。[21]

　　在日中关系上，日本现在动不动就大谈ODA(日本政府对外发展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谈80年代初小平同志访日时对日本提出的“帮助亚洲穷邻居”的言论，大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政策目的是在亚洲谋求扩展，指责中国拿了日本的钱但“不说日本的好话”，拿了日本的钱发展了经济和国防现在反过来“威胁”日本，似乎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愤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经济援助”从没有给我国带来真正的先进工业技术，他们只是偷走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开拓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商品市场。结果使我们离不开日本家电，离不开日本游戏机，在没有技术实力对抗日本产品的现状下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只能向日本开放更多的权益：石油开采，山林砍伐，通讯干线的建设权，电气铁路的建设权，市场的开放等等，就差没有割地赔款了。
日本人在中国落难之时，黄金白银，煤炭钢铁，粮食工具，哪一样没要？而且是整车整船、接二连三。现在给中国一点贷款，还小里小气，附加苛刻条件，俨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资金很多，多过中国，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人等没中国人聪明，不会偷学日本人的技术经验，而中国人却有这个危险，因此日本给中国的“援助”都定有明确的指示，不给先进技术，不让中国人涉及核心机密，外带必须有助日本商品的进口。我们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却得不到入管局（法务省）的批准，理由是这些公司、研究机关涉及高精尖技术或国家机密，不允许中国人渗入。[22]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离我们最远的邻居》中写到，2000年他随中国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随机采访了一些老百姓，询问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看法，受访者大都态度冷淡，不予合作，只有一个的士司机例外，对着摄象机镜头叽里咕噜了一大通，水均益只会英语不懂日语，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会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气炸了，原来这个日本人说的是，为什么当初皇军不把支那人都***，害得他们现在跑到日本来张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议中国各地的“抗日历史纪念馆”删除“抗日”二字，因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

　　其实，感到震惊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了抗战，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和付出的牺牲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但是，向来注重礼仪的日本，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正式说声简单的“道歉”，更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感。这还不足以令中国人震惊吗？就凭这副无赖相，日本就没有资格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同样是2000年底，朱镕基总理接受 TBS电视台的与日本市民对话专访，一位51岁的市民提出的问题很能代表普通日本人的心态：中国要求日本道歉究竟到何时为止？

　　道德认知水平的低下必然导致道德行为的低下。事实上，日本不但拒绝就发动战争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许多本来已经是马拉松式的战争赔偿诉讼，以待当事人不堪时日流逝而伤痛终身地辞世，或者寻找各种借口令其败诉。因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鹿岛组“花岗事件”引发的劳工案，早在1995年 6月28日就提出诉讼，1997年12月一审却败诉，后经事件幸存受害者耿谆等上诉至东京最高法院，直至2000年11月29日才以法庭调解而结束，而前提却是日方“不承担法律责任”。

　　好一个“不承担法律责任”，又是一副活脱脱的无赖相。在冗长的诉讼中，11名原告先后有3名去世。就在11月4日──离最终达成调解不到一个月，81岁的幸存者王敏也带着终身遗憾与世长辞。类似这样向日本索赔的案件目前尚有几十件，更不用说那些被判为败诉的“慰安妇案”、“香港军票案”了。就连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夏淑琴老人控诉日军南京暴行，也被右翼分子诬蔑为“历史的假证人”。他们喧嚷“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要彻底检证。” [23]

　　日本人恬不知耻地大肆报道美国政府向北美及南美，夏威夷群岛的日裔对二战中把他们关进集中营的事进行赔偿，却不想想自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逍遥法外没受谴责。

　　2002年8月28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认定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谢罪赔偿的请求。犯了罪而不负责任，尽管有再多的历史原因和法律条文来解释，也是具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然而，日本法院就是这么判的，这正鲜明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部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虚与委蛇的态度。[24]

　　单是二战之中，从北太平洋向西南划半个弧形，直至南太平洋，有多少国家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靴践踏过，被硬划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有多少人诚心忏悔过？

　　日本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自己的侵略历史、明确战争罪责，没有深刻地从历史教训中进行反省，因此缺乏加害意识和道义意识，对受害者的痛苦置之不闻，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

　　然而，在拼命为历史烂疤瘌遮羞的同时，日本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声色俱下描绘自己是受害者的机会。每年八月六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举国上下都要扮演一次自己是二战中最大受害国的形像。日本要“和平祈愿”，要发“和平宣言”，仿佛自己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别人多大欺侮似的。[25]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馆，原子弹爆炸前的“日本同他国交战”的历史，只是以几张图片略略带过，相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和细节，祥细而完备。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Alan Booth）在参观该馆后，曾在文章中写道：“从它的形容看来，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类似的战争悲剧。”[26]

　　战后50多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他们蓄意制造谎言，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吹捧战争罪犯，否认战争暴行。特别是2001年以来，先是日本文部省通过了严重歪曲侵略历史的新版历史教科书，随后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一些日本政要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于“八·一五”前后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亡灵招魂。

　　日本始终拒绝对中国作出严肃、认真的战争道歉、始终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在对亚洲国家战争伤害的基本性质，以及侵略历史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顽固坚持“皇国史观”，故意模糊侵略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台湾问题上暗中支持“台独”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贡献论”和“解放论”的观点在日本社会开始膨胀，这种观点主张否定侵略历史，颂扬所谓战前日本人才真正具备日本的国民精神，并叫嚷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所谓“贡献”和“解放”。此外，日本还出版了《战争论》、《台湾论》等一系列书籍，以漫画的形式在全日本推行“修正史观”。日本的右翼势力以石原慎太郎、小林善纪为代表，竭力为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东京都都事石原慎太郎侮辱性地称中国人是“支那人”，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大肆污蔑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有公德心”。公然为日本的二战战犯招魂，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

　　1998年***主席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也是为纪念1978年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年而特别安排的国事活动。本来，江主席的访日应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不同意江主席所提出的“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原则，那次江主席访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应有的回应。

　　日本明知我国主席访日日程，却同时安排韩国首相的来访，意图压低江主席访日舆论的影响，故意做出亲韩远华的姿态给中国施加压力。直至江主席抵日之后，围绕日本政府的历史谢罪问题，中方一直与日方进行交涉，最终没能使日方妥协。日本的电视评论曾说，中方在外交上有战争历史这张牌，而日本却全面被动，没有一张主动的牌，所以必须造牌出来。他们的造法就是人为制造出中韩差距，对韩国认罪也不对中国认罪，进一步拉拢韩国，在台湾问题上决不帮助中国统一，逼中国向日本低头。利用美俄的大国关系孤立中国，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手腕，对中国只保证一个不字，对台湾保留两个不字。即暗里默认台湾的国联加盟等。他们居然提出条件要江主席保证不以武力收回台湾。江主席抵日前日本政界还与李登辉派遣的台湾使团大大亲热了一番。[27]

　　***在访日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特意送给日本一对在日本即将濒临灭绝的朱鹮鸟。如此善意，竟然被日本右翼媒体用漫画的形式宣传成中国故意要用朱鹮鸟的长嘴“敲啄”日本。
就在江主席访日期间，当时日本的小渊政府不仅拒绝就台湾问题向中国作出类似克林顿访华时所作出的“三不承诺”，而且拒绝仿照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那样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予以“书面道歉”。在日中历史问题上，小渊政府只是简单地重复了1995年5月村山首相访华时所提出的“深刻反省”。[28]

　　江主席刚离开日本，日本舆论界已经刮起了反江批评。周刊杂志居然说江主席在皇宫的招待晚宴上身穿中山装是对天皇的不敬，“有失礼仪大邦的风范”。日本所有的报刊都登文奚落中国没有大国风度，老拿历史做文章。[29]

　　进入1999年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有增无减。先是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美日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其中所包括的《周边事态法案》明显将台湾包括在内。该法案以日本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当美国一旦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将提供后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为美军提供合法使用日本军事基地来干预中国内政的法律依据。随后，日本又通过了国歌国旗法，将二战中歌颂日本天皇的“君之代”与“日之丸”分别确立为日本的法定国歌和国旗。日本政坛也以“有事体制”建设为目标，努力寻求扩大自卫队武器使用权限，扩大自卫队军事规模。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出，中国的导弹瞄准日本；2001年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公开扬言，中国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中国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积约是它的25倍，而军费开支还不及日本的一半，为什么不是日本威胁中国，反而是中国威胁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泛滥、“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客观上构成了“三位一体”，彼此相互推波助澜。“中国威胁”混淆视听，舆论导向令人堪忧。日本报章上冠以“中国是霸权，还是崩溃”、“军国主义的中国”、“膨胀的中国，被吞没的日本”等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随处可见。一些常年敌视中国的文人政客不时挑动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2002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用上百页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国”特集，恶意扭曲中国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中国简化汉字也成了“岂有此理”。还有一个叫《SAPIO》的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组日本与“核大国”中国作战的“假想敌研究”报告，以“中国进攻日本”为题，搞了个“包括自卫队专家在内的进攻日本模拟演习”，极力挑动民族情绪。还有一本名为《日本封印》的预言式的虚构小说，着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30]

　　日本右翼认为，历史上欧美曾对亚非国家进行过侵略，他们没有谢罪，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侵略过越南，也没有谢罪，为什么偏让日本谢罪？右翼理论家认为，近代以后日本发动的历次战争都是为了抵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日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外交与美国发展关系，而对日本则追究历史问题。因此产生“反中”、“嫌中”的情绪。[31]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即使你不主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无论是出于担心或猜忌，别人也会设想你会主动这样去做，从而有足够的压力设法去限制你的发展空间，对于日本这类国家而言，更是巴不得中国瓜分豆剖而后快。

　　我们对日本的原谅在日本人看来是给了他们一张免罪符。宽容对懂得反省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放纵。周恩来总理在岚山的石碑被人浇上硝酸，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学演讲的时候“日本人民”拉开了“***向天皇谢罪！”的标语横幅……。[32]

　　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2002年9月11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58.7％的人对于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的两国关系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的信赖程度，1988年为76％、1992年61％、1995年57％、1996年46％。而据2002年的调查，表示信任的只有38.3％，而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竟有55.3％。根据上述《读卖新闻》的调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影响，26.0％的意见认为是正面的，而36.6％的意见认为是负面的，另有29.0％的意见认为正负影响相当。[33]

寒江独钓

其实，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以怨报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他可以认仇作父；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向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其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因为日本人对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没齿难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里，恃强凌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个精神胎记，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抢走中国人的东西。

　　对犯罪的忍耐，就是怂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个小人之国，而远非君子国度。如果中国政府当初顺从民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断不致于让今天的中国人去面对日本人的忘恩负义。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中日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中国只有强盛了才不会遭欺侮，这是硬道理。当然，所谓“强”，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能像“洋务运动”时代那样经不起一击。[34]

　　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35]

　　军国主义的幽灵历久不散

8月15日是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作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从来没有对于它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认真清算﹐也从来没有直面这段历史的勇气与诚意。相反，他们却借机翻案，拒不承认侵略史实，甚至美化军国主义。

　　每年的8月15日，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坡上的靖国神社内，就会有军国主义时代的残渣余孽搞一番令人作呕的表演：五花八门的日本右翼团体，开着宣传车从各地汇聚而来，喧嚷“侵略有理”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年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日本兵又穿上海军的白制服或陆军的黄制服，扛着枪，举着战刀，粉墨登场；那些身着深色西装前来参拜的国会议员们个个脸色沉重，来去匆匆，仿佛在做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一天，靖国神社上演的幕幕闹剧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绝不是什么宗教场所，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舞台。

　　把“8·15”这一天的“靖国神社现象”看成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大汇演、大赶集绝不为过。但是，总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府要人和国会议员偏要凑这个“热闹”。他们甚至充耳不闻亚洲国家受害者的抗议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都是以这种名为“参拜”的行为方式，变相地去肯定靖国神社内宣扬的某种东西，即“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36]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独尊神道，把神道定为国教，将神道、神社统统置于“皇室神道”之下，自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神人”。在停止了神道国教化政策之后，日本政府依然推崇和奉行神道，神社依旧靠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维持。　

　　日本共有大小神社8万多个，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的神社，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在近代史上，靖国神社的名字是与战刀和征伐联系在一起的，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象征，折射着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封建军事帝国走向对外侵略，直至失败的轨迹。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是明治政府于1869年6月为追悼戊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设立的。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道的核心。改称“靖国神社”后，虽然继承了当初“慰灵”的做法，但同时开始强调表彰功绩的性质和功能。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

　　“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每年4月21日—23日和10月17日—19日，神社都要举行春秋两次盛大的祭奠活动，特别是每年的“8·15”战败纪念日那天，靖国神社更是迎来一批一批的右翼政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以及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族们前来祭奠。

　　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例如，在戊辰战争中为德川方而战死亡的人和在西南战争中与明治政府作战而死的西乡隆盛等，都没有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

　　在1945年以前，“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国家宗教———神道的最高设施。天皇不仅在合祀新的战死者举行临时大典时亲自参拜，在每年春天和夏天举行例行大祭时也派代理人参拜。通过天皇的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宗教教育设施的功能得到了强化。它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人们：只有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地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　

　　靖国思想让士兵们相信，死后其灵魂可以在靖国神社（“封神榜”）内找到归宿，作为“靖国祭神”万世流芳，受人崇拜和景仰，以此换取士兵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在靖国思想的蒙蔽和煽动下，成千上万的士兵成为军国主义的走卒和炮灰，残忍地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举起屠刀，许多人在“重逢靖国”的口号下抛尸于异国荒野，变为孤魂野鬼。供在靖国神社里的240多万阵亡者中有210万死于二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靖国神社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关系。[37]

　　靖国神社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正门前是高25米、长34米的大牌坊(日本人称“鸟居”)。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余米高的石灯笼状纪念塔，碑文上写道“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描绘了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的画面，并都配有文字说明。其中有明治27年(1894年)9月17日海战，“联合舰队击破清国北洋水师”；明治33年(1900年)7月14日“我军占领天津城”；昭和7年(1932年)2月22日上海附近空战，“我军击落敌机”等。这些浮雕在变相地炫耀当年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伟业”。

　　在靖国神社中，从正门到大殿的参拜甬道中间立有近代日本陆军创立人之一大村益次郎铜像。正殿里悬挂有当年明治天皇书写的“为国捐躯，永祭壮士魂”的牌匾。神社东侧有一栋占地一万平方米名为“游就馆”的展馆。里面陈列着纪念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遗物和历史资料。其中，有日军使用过的大炮、飞机、坦克、鱼雷以及军舰的模型，还有侵华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军装、武器，军人日记、奖状等。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军礼服、“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遗书等都被堂而皇之地展出。

　　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可算作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38]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军攻占南京。在随后六周的血腥日月里，发疯般的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枪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焚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劫──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时变成一座妖魔恶畜共乐、孤魂冤鬼齐悲的浆血地狱，血腥的空气几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寒江独钓

11年后，1948年12月22日凌晨，指挥攻打南京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为了防止军国主义者借机制造事端，松井和另六名超级战犯的尸体被焚烧成灰后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着他们的骨灰散去。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战犯招魂，而甲级战犯的灵位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39]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这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40]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为铲除军国主义的精神和土壤，于1945年底发布了“神道指令”，废除政府对神社、神道的经济援助与监督，使宗教与政治脱钩。接着，又在“和平宪法”中写入“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从国家所有变成了宗教法人。

　　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于1950年底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由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到把日本建设成为“远东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采取“肃共”政策外，还分期分批释放所有在押的各级战犯，总数在5400人以上。这些人遂摇身一变，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导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由此开始，一浪接一浪，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则为数极少。

　　开内阁总理大臣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但思虑再三，最终仍然以私人名义参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参拜时，虽然对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场”参拜，但是却堂而皇之地乘公车，还有官房长官随行，并且署名内阁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成为其“决算”的内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后，又率领内阁成员进行了参拜。这种完全无视历史被侵略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遭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从那以后，慑于国内外舆论批判的压力，其他日本领导人在任期中都比较谨慎地中止了正式参拜，只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是个例外。

　　显然，在内心里，日本政客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光荣而神圣的事情，这就好似将希特勒的遗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后人膜拜一样，无疑是对所有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和人民的亵渎与蔑视。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政坛有名的右派强硬分子，他子承父业，历任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死和战犯(象东条英机之流)将领家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会长，这个组织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敢公开为其军国主义召魂扬幡的政治团体之一。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历届多名高官公开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书、美化军国主义暴行，连二战中的一级战犯也当选过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处为一级战犯)。

　　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

　　日本每年有八百万人参拜靖国神社和博物馆，那里有声称“所谓‘南京大屠杀’，日本反驳中国编造的谎言”的教科书出售。

　　另据报载：日本2000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它占到日本总人口的5%。

　　“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属广岛县。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在“富国强兵”方针的指导下，建立近代海军，1876年，把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日本近代海军是效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建立的，不但其军事教学内容学习英国海军，甚至连江田岛海军学校 用的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学习近代海军战术、技术、西式外交礼仪的同时，其日常训练和管理特别严格甚至残酷，并且非常注重对海军学校的学员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于天皇和侵略扩张意识。这种教育被称为“江田岛精神”。是日本海军的精神支柱。江田岛海军学校为日本海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也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江田岛海军学校是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的起点。今日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在干什么呢？[41]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中国的日本史专家汤重南先生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42]

　　1998年4月底，日本摄制完成电影《自尊》，宣称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日本“无罪”，赞颂他是日本民族的“自豪”和“骄傲”，把东京审判说成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11日，有28名议员（其中7名曾担任过内阁官员）参加了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的该片特别试映式后出席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场旨在谋求亚洲稳定的战争”。“人们应该明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43]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公然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和极度愤慨，在日本公开发售新历史教科书。 面对亚洲邻国的一片挞伐之声，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报中、韩两国拒绝修改教科书。

　　日本的教科书修改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处心积虑。从1982年开始，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就开始修订，并出现了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趋势。从那时以来，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针，从而为用右翼史观篡改和替代二战后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的“侵略史观”打开了方便之门。围绕着日本教科书问题，亚洲国家与日本在坚持还是否定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侵略事实方面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80年代爆发过两次较大的教科书争论。当时，日本将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让中国和所有的海外华人激愤不已。

　　90年代以来，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搀假造劣，表现一贯不够老实，但至少，“侵略”二字还保留在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1993年，中国和韩国相继开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妇”索赔问题，在学者和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一些当年的亚洲“慰安妇”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责日军当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学者也在防卫厅检索到了日军当时组织慰安所的历史文件。这些事实都迫使当时组成联合内阁执政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承认了日军组织慰安妇的兽行。随后，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加进了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试图抹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事实和对亚洲国家所犯下的罪恶。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党议员和历史学家组成了历史检讨委员会，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为和各种兽行，在日本大量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论，散布慰安妇是自己愿意挣钱的“娼妇”等恶毒论调。

　　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为过去的侵略历史寻求开脱，始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和暗中的鼓励。日本的政府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否定侵略史观、追求按照所谓日本的“公正历史”修改教科书的重要推动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开扬言“侵略无罪论”；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然叫叫嚣“芦沟桥事件偶发论”。1994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的荒谬论调。1997年，防卫厅长官尾山静六也提出了“日本没有侵略亚洲邻国”的说法。而日本内阁主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成为日本官方对“战前史观”态度暧昧的集中体现。

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与民间右翼势力是遥相呼应、一唱一和，是日本政坛右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结果。

　　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打出了“新历史观”的旗号，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篡改和美化，已经远远不是局限在对个别史实的否认，而是要全盘否定日本曾有过的罪恶的过去，让日本的侵略历史合法化。

　　新教科书完全去掉了“慰安妇”一词，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欧美统治下的亚洲”，并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吞并韩国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也变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变成了“东北亚事态”。这些论调，无疑是日本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最大侮辱。[44]

　　这种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历史观”随着新版教科书的发行就等于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公众的认同。结果是：日本事实上推翻了战后对侵略战争以及给亚洲受害国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难曾表示过的“反省”、“歉意”等传统政策。

　　日本在思想上、观念上和心理上确立“新历史观”，无非是为了加速实现其“告别历史”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了给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去除自卫队体制而恢复所谓“普通国家”、实现日本“大国梦想”进一步鸣锣开道。日本想从“否定侵略历史”、“回归皇国历史”来获得通向未来的道路，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置亚洲人民过去遭受的苦难和今天受到的伤害于不顾，这样一个从里到外渗满了自私、偏执、冷漠和权欲感的日本，谁又说的清未来又会做什么？

　　此次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是今天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躁动并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全面右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善良的中国人一直将日本篡改历史归结为一小撮右翼势力，但今天，日本社会的主体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观点。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出版以后，一时成为“畅销书”，在一个星期内，就卖出了8000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45]

　　学者岩华曾与多位具国际眼光的日本学者深入探讨：为什么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彻底检讨它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而痛改前非呢？他们的回答非常坦率：第一，战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足以使它改变的“国际压力”，这

寒江独钓

德国政府以史为鉴，重视二战历史教育。德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使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了解“希特勒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暴力统治”，强调“教育下一代人”。教育部门多次修订历史教科书，将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列为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中心内容。无论当时的东德还是西德，战后都将许多纳粹罪行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让青年了解历史真相。

　　然而在日本，日本政府文部省审批的历史教科书一再模糊历史真相，不但逐步削减大量关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记述，淡化日本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反而借遭受原子弹轰炸强化日本“受害”意识，使得战后一代缺乏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

　　同德国新纳粹不同，日本右翼既不受立法遏制，也不受民族良心的限制。相反，他们通过有组织犯罪和广泛存在的讹诈网保持高调和显性。并且中日关系还涉及到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德国政府对新纳粹势力保持警钟长鸣，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取缔纳粹组织并逮捕其头目。1994年，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规定同情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加强了反纳粹的法律武器。

　　而在日本，各种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团体大行其道，正视历史反倒被扣上“民族自虐”的帽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偏袒代替了公平，私利代替了公理。前侵华日军东史郎等揭露日军罪行的人士遭到恐吓，被强征前往日本充当苦役的亚洲各国劳工和饱受凌辱的前“慰安妇”等战争受害者至今仍不能讨回一个公道。[47]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日本得到了争当世界一极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急欲甩掉曾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迈上世界政治大国的台阶。于是，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风气日盛，特别是政界要人中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人有增无减。他们放肆地散布谎言﹐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事层出不穷。结果﹐“侵略有功”﹑“翻案有理”﹑“谢罪有害”的种种荒谬论调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这样，才能“轻装上阵”。

　　2001年5月22日，一个日本人写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不良债权和财政赤字压迫着整个经济，人们充满着失败感和对未来的隐隐不安，在“不开心的气氛”和焦虑感情日益蔓延这一点上，现今的日本极似二十世纪20 年代到30年代的德国，连首相在国会的讲坛上挥舞手臂进行演说时充满悲壮感的表情，以及国民狂热的欢呼，都与当年的希特勒德国极其极似，作者在对小泉的改革寄于厚望的同时，又从其过高的支持率中感受到危机。[48]

　　近年来日本的仇华情绪持续升温。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国立大学的国际政治论的老师竟然将学期的课程名定为《21世纪的中国》，内容是讲授中国在21世纪必对日本构成威胁，因此日本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对抗中国。期末论文题目是《日本ODA-对华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让学生讨论如何“活用”对华“援助”资金，经济控制中国，使中国不能真正发展国力，反而开拓购买日本商品的市场。 那位老师教研室外堆放着的学生自由阅读的书刊有关中日历史，政治关系的评论几乎全都是反华的，什么“日本并未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中国重翻旧帐口口声声历史是嫉妒日本的经济力量，想讨便宜”等等。象这样反华的讲师在日本各大学并不少见，他们除了在学生中播种反华情绪，歪曲历史，还对日本决策层的官僚直接发挥影响。文部省给他们研究经费，研究“对华政策”，外务省等就请他们召开公开讨论会，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鉴制定“对华方针”。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舆论上他们都拥有影响力。[49]

　　我们总天真地认为只有少数“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实“日本人民”潜意识里就有“中国威胁论”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无形中用经济侵略来掌握控制权。他们所谓的“友好”与“和平”是在中国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的。

　　日本只有占主导地位才能与他国和平共存，“平等互惠”这样的口号只有中国人才喊，他们取笑中国真有这样的与蛇一起睡觉的东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向我们道歉“日本过去的恶行”，但他们的心里还附加一句“我们并无恶意”。对他们来说巩固亚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卫国家权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错了，但出发点却没错。大多数中间立场的日本人都这么想，更难怪右派“军国势力”那么嚣张了。

　　日本老一辈经过战争的人有些是因为惭愧自己的罪恶行为而不愿让后辈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错了却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想让下一代在心理上输给中国人而不告诉年轻人历史的真相。他们老的老，死的死，日本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根源已如风中残烛。

　　我国如再不加强对日本潜在敌对意识的压制，一味宣扬“中日友好”的表面形象，必将使我国青少年错误地理解“日本人民”，放松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设下的经济控制的圈套。

　　东京涩谷繁华街区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里总有右派社团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向过往的日本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歪曲历史，“日本在二战中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受到战争伤害的却是日本”等等。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中国等的历史问题的纠缠是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传。你说这些年轻的“日本人民”会对中国友好吗？

　　长崎市市长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谈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就遭到右派暗杀，中弹后差点身亡。你说日本这个国家是对中国友善还是敌意？将侵略史实写进日本教科书的作者一直过着孤僻隐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来赞扬他，帮助他的话，又何怕右派的骚扰呢。

　　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更为根深蒂固，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产生军国主义的，少数人的煽动是发动不了侵华战争的，关东军进驻东北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多了一块国土。很多人携家带小到东北“开拓新家园”。“大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统治下“共荣”。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日渐兴隆的右派势力的土壤。我们的“日本友人”总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正是这狭隘民族主义最好的证明吗？[5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日本缺乏德国那种正视过去、承担责任的勇气。不能正视历史，岂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样的日本如果获得“政治大国”的地位，谁敢保证它不会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灾难？

　　无数事实表明，日本对历史不老实，对现实有异心。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军国主义都曾是、并仍将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此次教科书争议中日本政府对亚洲国家正义呼声的冷漠、偏狭以及右翼势力的猖狂，日本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和改变防卫方针，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多年来维持全球第二的军费开支、打造亚洲第一的军事实力，都显示出军国主义不死的幽灵又在“扶桑”大地游荡。

寒江独钓

第三节 隐形军事强国——日本的军事实力亚洲第一
　　随着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努力谋求成为军事大国，进而成为政治大国。近年来日本军费开支庞大，大力发展和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断提高自卫队的实力，为最终成为军事大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大大超出“专守防卫”的水平，并在法律、政策等多个层面突破或试图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对其用兵的限制，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

　　表面上，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军队，只有“自卫队”。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增加国防费用，开发高科技装备，使“自卫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威胁力的武装。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曾经披露，日本的军费开支早在1983年就超过了英、法、德。[51]早在1987年，日本军费就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上限，九二年它修改二战投降时盟国限制其军备的宪法，使国防经费连年突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由于日本庞大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保持军费总额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国防费用世界首位的状态，军费开支从1991年的343·９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超过530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26%。[52]

　　从表面看，日本军备体制规模较小但实际力量仅次于美国，某些领域与美国持平。日本《追求》半月刊2001年9月第一期报道说，从“素质比较”的角度看，日本自卫队的实力不仅超过俄罗斯，而且在不少方面有着比美国还强的实力，其中七个方面堪称“世界第一”。

　　扫雷实力世界最强

　　早在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就已在危险的海湾雷区成功扫除了34颗水雷，令人刮目相看。如今，堪称具有世界最强实力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拥有扫雷艇、扫雷舰、扫雷母舰、扫雷管制艇等扫雷舰艇30余艘，令各国海军羡慕不已。

　　反潜作战是看家本领

　　日本自卫队的反潜战能力也堪称世界第一流。目前，担任4个护卫舰群旗舰的“榛名”级和“白根”级等舰艇，搭载有3架反潜直升机，是世界上最重视反潜作战的军舰。另外，构成自卫队世界最强反潜实力的另一重要部分是P-3C型巡逻机。

　　常规潜艇不亚于核潜艇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没有核动力潜艇，但其常规潜艇的战斗能力与核潜艇相比毫不逊色。日本自卫队共拥有16艘常规潜艇，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的机械和武器装备水平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海军。

　　在各国潜艇频生事故的情况下，日本的潜艇时至今日尚未有一艘因事故而损失。这有力说明了日本潜艇在技术和应用上的高水平。

　　F-2战机技术先进

　　日本雄厚的技术力量还体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F-2战斗机”上。这是以美国F-16战斗机为基础，集日、美两国科技力量共同研制开发的“混血战斗机”。它的机身采用了最先进的复合材料一体成型建造技术，使飞机主翼的强度更大，具有很高的飞行性能。

　　F-2还是世界上最先装备主动式相控阵雷达的战斗机，机上集中了日本电子技术精华的各种高技术装备，每架飞机造价高达120亿日元。目前日本已拥有130架F-2战斗机。

　　高技术导弹令美军愕然

　　除战斗机之外，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日本工业技术同样也制造出了许多其他优秀的武器装备。88式岸对舰导弹“SSM-1”就是其中之一。在试射试验中，这种导弹全部命中100公里以外的目标，令在场的美军军事人员为之愕然。

　　一流的飞行员和维护员

　　让各国空军惊讶的是，日本F-15战斗机的空军保飞率竟然高达90%，居世界第一。如此之高的保飞率得益于日本空军中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优秀的后勤维修员和顺畅的零件供应。

　　入选自卫队竞争激烈

　　日本自卫队所有的24万名官兵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是一支世所罕见的军队。加入自卫队的竞争十分激烈。其中，男二等兵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1，而候补军官等职位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0：1。(暗地里发展军力 居心令人心疑——日本自卫队拥有七个“世界第一”。[53]

　　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能再建造航空母舰。但是，195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制定《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时，却提出要在1962—1966年期间建造满载排水量1.4万吨的直升机航空母舰……1984年，日本军方内部开始策划建造小型航母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反对，计划再次被取消。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伪装的“准航母”——“大隅”级运输登陆舰终于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

　　1998年3月，“大隅”号运输登陆舰正式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1.3万吨，与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号航母(1.34万吨)相仿，比泰国的“差克里·纳吕贝特”号(1.15万吨)还大。这艘“准航母”采用全通甲板，除可搭载直升机外，还可以起降“海鹞”之类的垂直起降战斗机。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隅”可以加装滑橇式飞行甲板，并可把甲板下的空间改装成机库，必要时还可加装舰载机的指挥控制导航等相关设备……如果需要，“大隅”级运输登陆舰随时可以改装成轻型航空母舰。据悉，到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拥有7艘这样的“准航母”。

　　有了“大隅”号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便“得陇望蜀”。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准备在2001～2005年建造两艘驱逐舰。新造的驱逐舰舰长180米，满载排水量竟达两万吨，堪称世界之最。这种古怪的驱逐舰用心“良苦”：烟囱被安装在其右舷，左边是装有拖门的直升机机库，只需把机库的几块钢板拆掉，马上就变成了一艘标准的航空母舰。

　　据韩国的《东亚日报》报道，日本已着手准备建造两艘4万吨级的中型航空母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在其内部《长期军事力量建设》报告中提出，到2015年，日本将建造两艘可装载E-2C“鹰眼”预警机和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的航空母舰。日本军方还有人提出，要建造排水量达到6万吨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日本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航空母舰，并且极力瞄准大中型航空母舰，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近年来，日本军事战略的重心开始向西、向南转移，朝着所谓应付“周边事态”、介入地区冲突的方向调整。按照日本某些人的说法，所谓“周边事态”不仅包括日本附近的领海，而且包括台湾海峡，甚至更远、更广大的地区。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诸如《周边事态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提前大幅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在此背景下，建造航空母舰就成为日本在“海外发挥军事作用”的重要法宝。一旦有了大中型航母编队，日本就有了“可靠的前进基地”，可以插手所谓“周边事态”。[54]

　　2001年2月，日本防务省突然提出要求，想购买大量空中加油机、轻装甲车等新型武器，旨在为今后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谁知，消息传出后不久，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就首先提出质疑，表示空中加油机是为进攻型飞机补给燃料所用的，怎么能和“人道主义援助”挂上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预算制定者随即辩解，空中加油机可以当作运输机来使用，航行距离长，适于实行海外救援行动。紧接着，航空自卫队把计划书上的“加油机”更名为“加油运输机”。

　　目前日本的军费开支至少是中国的五倍以上，日本海军远海战力超过中国。“为了自卫”，日本现在拥有主战坦克1160辆，先进的潜艇15艘（包括水滴形的春潮级），大型水面战舰62艘，包括装备宙斯盾系统、排水量为八千吨的金刚级驱逐舰（中国最大的水面舰只为五千多吨）。随着不断配合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9400吨)，海上自卫队的“九·九舰队”(9艘驱逐舰、9架舰载直升机)正向“十·九舰队”(10艘驱逐舰、9架直升机)转变，一旦完成这一转变，日本就将拥有4个准航母战斗群。[55]在空军方面，它能生产F-15战斗机，拥有F-15战斗机170架、P-3反潜侦察机100架、F-4战斗机110架，并设计生产了更优越的FSX战斗轰炸机，性能远高于中国的歼七、歼八。日本的军事实力早已远远超出英国。日本陆军拥有3倍于英国的坦克，海军战舰数量是英国的2倍，空军战机与英军的数量相近。[56]

　　日本将常规军事力量发展到除美国之外无任何一国可比的地步，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自卫，而在于进攻。就连美国战略预测公司也对日本的举动表示担忧，它说，如果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减少对抗。并称：“随着日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并组建起一支更咄咄逼人的海上力量，美国可能也会同日本在彼此对立的安全利益上发生冲突。”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2年8月2日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向日本内阁提交了2002年度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就是首次在白皮书中提出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日本政府坚持要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扩大防卫厅和自卫队的权限，为日本未来军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扫除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障碍。正如一些媒体所评论的那样，日本将防卫厅升格是要将日本军事力量发展为完全意义上的正规军，表明日本要将军事大国化作为一项国策。[57]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产业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基础性的工业实力，是无法造出先进的武器的，不幸的是，这些条件日本都具备。不知不觉中，日本已羽翼丰满，成为“军事技术大国”了。离“军事大国”的目标，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科技在军事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如：反声波探测，就要采用超低噪声的发动机和吸声材料，以及采取各种减振隔声和抑扰降噪的措施。在水里，电磁波因衰减太大而无能为力，因此，要借助声波探测，也就是靠“水中雷达”———声纳。

　　本来，前苏联潜艇的噪声级别较高，美国潜艇的声纳设备在很远处就可以发现目标。但是，80年代有一次却非但没有发现，而且差一点与苏联潜艇相撞，使美朝野大为震动。

　　后查明，是因为日本的东芝公司，违反了当时的“巴黎统筹”的禁令，将高精密度数控机床（机床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象征，其核心就是数控系统，数控机床被称为军工之本。）卖给了前苏联，使苏联潜艇的水轮机叶片精度大增，噪音随之大降。这就是著名的“东芝事件”。

　　于是，美国国会决心制裁日本，迫使东芝公司老板连忙出来再三道歉。不过，在他不断鞠躬时，心里恐怕还在说：这倒是日本技术先进性的绝好广告！

　　1999年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发布一则惊人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曾进行多年的秘密研究，拟好一套对朝鲜导弹基地进行空中偷袭的计划。

　　消息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朝鲜1993年试射“劳动”导弹之后，便开始秘密进行偷袭朝鲜导弹基地计划的研究。最后，这个花费一年时间周密计划的结论是：可派遣四架“F—4EJ改”战斗机执行战后日本第一次偷袭任务。

　　“F—4EJ改”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当前的主力战机，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地面攻击能力，持续飞行距离有1600海里，理论上可以从靠近日本海的石川县小松基地起飞，从海面低空直线飞行侵入朝鲜领空，在朝鲜雷达发现之前，向朝鲜的导弹基地发射16枚“500磅炸弹”，再从高空迅速返回小松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份单独作战计划，并不想与驻日美军采取联合行动。看样子，日本想显示实力了，希望能一鸣惊人，向美国和世界证明，日本已经不再受“和平宪法”和美国的制约了。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历史与现实都说明：日本始终没离开科学技术这一坚强后盾。不久前，日本教授佐贯利雄，曾针对在世界科技竞赛中日本“落伍”的论调，进行了专门批驳；并做了全面的比较。他认为：

　　与德国相比，整个制造业德国的研发投资不过是日本的1／2，其中德国向宇航业的投资虽然是日本的5．7倍，但在金属冶炼和科学仪器上，则是日本的1／9和2／9；计算机是日本的1／5，其它则是日本的一半。

　　与法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日本虽是法国的1／8，但在科学仪器上，法国是日本的1／12，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及冶金技术，是日本的1／8。

　　与英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英国虽是日本的4．8倍，但冶金却是日本的1／24，科学仪器是日本的1／17，计算机是日本的1／5，金属制品是日本的2／9。

　　与美国相比，虽然美国在火箭、喷气发动机、计算机上有优势，但日本在更多的方面领先。如：日本的机器人是日、美、德、法、英总数的80％；半导体的逐次移动式曝光装置，仅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两公司即占世界的80％；美国的电子陶瓷部件95％是日本造的；日本的硅和砷化镓，也超过美国；挠性加工系统、超导、磁悬浮列车等技术也是日本独秀；机床产量和出口额，日本更居世界第一，“没有日本的机床，美国通用公司将停产”！就连新兴的微加工纳米技术，美国刚宣布能操作原子，排成了三角形，日本就说：你那还是平面的，我早把原子排成了金字塔！

　　佐贯利雄的说法没错：日本一直悄悄地走着“技术立国”的路，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按科研和试验开支，日本虽然仍次于美国，但其增长速度已居世界第一位了。

　　日本的动向早已引起世界有识之士的注意，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金庆敏就明确指出：日本军事技术“超美时代已经来临”。

　　他举出的证据之一，就是日本生产的新一代支援战斗机，其性能优于美国的F—15、F—16。金庆敏指出：日本的战略就是要在技术上取得胜利，战后50年，日本已建成“军事技术大国”，“表面上保持较小的军备体制规模，但实际军事力量则仅次于美国；在特定领域还与美国相平或超出”！

　　这不是金庆敏一个人的看法。早在80年代，日本就自称：日本的半导体保证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相控阵雷达与飞机、潜艇的战斗力；到了90年代，日本更嘲笑美国海湾战争的胜利“打的是日本的芯片”，“如果日本把这种芯片卖给俄国，美俄的军事平衡就会变化”。

　　美国为撑面子，曾声明说：所用的日本芯片，只占2—3％。而日本则反驳说：“可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少的”。后经美国一学会证实：日本生产的20种芯片用于美国武器，而其中9种系日本独有，别无他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相继开发了：F—1、F—4J、F—15J战机、P—3C反潜机、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反舰导弹、火力支援直升机及电子设备等一系列高技术武器装备。

　　1980年，日美专门举行了军事技术会议。1984年成立了日美军事技术联合委员会。1986年日本参加“星球大战”计划。1988年10月，由7家公司组建财团，发展日本航天事业。日本政府1998年11月宣布，准备在2003年前发射4颗“情报搜集卫星”，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监视范围之内；而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江间清二1999年2月24日宣称：航空自卫队将更积极处理空中加油机的问题，以便大大增加攻击的距离……

　　总之，日本技术转产品：快！民品转军品：更快！非不能也，暂不为也；非不想也，暂不便也。军事技术大国到军事大国的转变，也就是一步之遥！

　　

寒江独钓

有关日本惊人的“转化”功夫，过去在学术界曾有过戏喻：正当英、美两国科学家争论某些成果该由谁领取诺贝尔奖金而不可开交时，日本已把该项成果转化为产品，并运到英、美市场上赚钱了。那么，今天是否也可再戏喻一下：正当英、美两国军事家争论民品能否转成军品而不可开交时，日本的军品已经悬在世界的头顶上了！[58]

　　2002年4月6日，日本在野的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在福冈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悍然攻击中国：“如果中国过度膨胀的话，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的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

　　小泽一郎并非第一个嚷嚷要操核大棒的日本政客：1994年6月17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国会回答记者时公然说：“日本确实有能力拥有核武器。”1995年3月，日本著名的《宝石》杂志披露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在接受该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能在183天内造出原子弹！”2001年7月，日本以保护核安全为由，在国民自卫队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核小分队。[59]

　　2002年5月3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会见记者时说：从理论上来说，日本能够拥有核武器。日本“拥有小型原子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日，福田康夫在非正式记者会见中又说：“最近正要修改宪法，如果国际形势（变化），国民认为应该拥有，‘无核三原则’也许会改变。”

　　作为小泉内阁官房长官和肩负着“政府首脑发言人重任”的福田康夫之所以要在核武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作出表态，是因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在5月13日在早稻田大学发表的一次讲演中声称，“如果是小型核武器，日本拥有原子弹也没有问题”。安倍的上述讲话被公开后，受到了媒体和在野党的追究。福田为了帮安倍开脱责任，这才发表了上述讲话。[60]

　　战后，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日本政府从1956年开始声称要恪守“核三不原则”，即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禁止日本生产核武器，禁止日本引进任何的核武器。1967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后经众议院1971年批准成为日本的“国是”。此后，历届日本政府都以“无核三原则”为基本国策。1976年，日本政府签署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并且进一步承诺：“不研发，不使用，不允许日本领土转运核武器。”

　　日本朝野都知道不应拥有核武器的道理，也都知道“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坚持的国策，为什么日本政要如今却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连续大放厥词，而且是出自老谋深算的福田康夫之口？

　　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它既不是福田等人的“失言”，也非一时冲动所发的“胡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内心所思的真实流露。在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眼里看来，世界环境已发生巨变，日本应抛开战争罪责留下的阴影，做一个能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像印巴等发展中国家都已拥有核武器，为什么日本不能。只要日本国民认可，日本也可放弃无核三原则而设法拥有核武器。

　　日本近年来积极参与向海外派兵、内阁通过《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准备修改宪法等等，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已大为减轻，即便是对于性质极为严重的福田等人讲话，日本媒体也大都保持沉默就是一个明显证明。

　　日本政客频频嚷嚷要操核大棒，可能说出了日本真实的核潜力———日本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制造出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核武器。

　　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透露：美国从1987年开始向日本提供核技术，建成了钚加工厂，10年累计生产可供制造70枚核弹的材料；运行核反应堆43座，总功率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法国；该钚加工厂提取的钚239，一个月即可成为制造核武器的燃料。[61]

　　尽管没有真正制造出核武器，但在核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平方面，日本却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先进全面的核技术。

　　首先，日本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大型螺旋形核聚变实验装置，其受控核聚变装置也是属于世界一流的。日本有49座核电站，年发电量约4万兆瓦，位居世界前茅。日本还拥有增殖反应堆技术，该技术一直是核技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其次，日本拥有超强的计算机仿真核爆能力。

　　第三，日本积极探索新的核原料获取技术。

　　第四，日本拥有很高水平的核弹头运载技术。

　　第五，日本储备有惊人的核原料。有关专家估计，日本的核料储备量为4．5吨左右，国内约1．6吨，委托英法处理后再运回的约2．9吨，还计划陆续从英法引进40吨。目前日本正在青森县建设核废料再处理和钚回收工厂。该厂建成后，到2010年可以分离和回收20吨钚，那时其核料的拥有量将达100吨，而成为世界第一储钚大国。 除了核电的正常消耗外，尚可剩余62吨。1吨钚可以制造出120枚核弹头，而这62吨钚足以制造7500枚左右的核弹。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要发展核武器，财力、技术及原料上恐已均无难度。日本一原子能研究机构的代表更是坦言：“一旦日本决定制造核武器，只要一个月或两三个星期就能把它造出来。”[62]
据报道，一旦需要，日本可在3～6个月内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在一年内生产出1000～2000枚中程和远程导弹。若允许日本出口军火，日本将控制世界舰艇市场的60%，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的46%，航天市场的25%～30%。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员兵力与人口之比13.2%计算，未来战争中，日本可以动员1600余万人。[63]

　　日本有一亿多吨的钢产量、两千万吨的造船能力、一千多万辆汽车的生产力。有六百多个从事原子能研究的单位。存有大量的钋。同时又有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相当可观的火箭技术。这一切，再加上一千多万兵源。日本可以在一年内成为可怕的战争机器，一些日本右翼甚至吹嘘“一天就可打完第二场甲午战争”。

　　日本虽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其态度令人生疑。早在1967年开始对“核不扩散”进行讨论的初期，日本就表现出使人吃惊的消极。它认为“核不扩散”没有规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削减核武器的义务，只是禁止无核国家开发核武器的条约，因而大加反对。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明显趋向多极化，日本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作用更进一步提高。从长远看，日本追求独立防卫能力的可能性在增加。日本“不会指望美国永远温和的核保护政策”，即使美国愿意提供这种保护，但日本的国家利益不可能总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日本最终要独立地负责它自己的安全”。这就使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64]

　　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发达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只要形势需要，日本作出建立核武装的决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大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日本生产核武器，所碍的只是日本国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约束。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来看，前者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后者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而从美国人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的局势来看，放手武装日本，也是迟早的事。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一个自尊而敏感的民族，一旦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感到与己不利，则往往不惜以国运相博并先发制人。[65]

　　早在1988年，罗福惠先生就写道：“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再当军事大国，并在对外关系中诉诸武力，这是难以逆料的。如果没有来自内部民主力量和外部和平力量的制衡，而仅凭一纸宪法，或完全寄希望于执政党的反省和明智，显然是没有保障的。在这方面，任何人想充当预言家，或者一相情愿地抱着天真想法，只会受到历史的嘲弄和讪笑。”[66]

　　日本人如果拥有了核武器，关键时刻，它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第四节 依托日美军事同盟，为“台独”保驾护航

　　日本从二战后即追随美国，从1951年起，日美之间就存在着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基础上的军事同盟。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日美两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尽管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对日本来说，这个同盟关系依旧是最重要的。

　　1951年9月8日，日美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又称旧安保条约)，3年之后日本设立防卫厅，虽然宪法规定日本不拥有军队，但防卫厅下却设立了陆海空自卫队。

　　1978年，日美曾制定过一个针对苏联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其内容是规定平时及日本遭受外国入侵时，日美实行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步骤的分工。1978年至1981年期间日本的陆海空自卫队开始对美联合军事演习。

　　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时宣称日美为“命运共同体”，并媚言“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美两国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双方认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关系是亚太和平稳定的基础，因此两国就加强安全同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谋求突破传统“专守防卫”的自卫队体制，力图摆脱宪法第9条的“不战”约束，让日本的防卫体制和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可以适应和面对冷战后的新形势。而实现合法的海外派兵，就是最大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日本修宪呼声不断高涨，以及日本政坛反对打破原有自卫队用兵体制的左翼势力的弱化，日本在法律上为自卫队海外派兵“松绑”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从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海外用兵问题上的一系列表现看，冲出和平宪法的限制、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是日本历任政府一种既定和长远的战略规划。10年来，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正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这种规划。

　　1991年日本在亚洲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突破宪法限制，将自卫队首次派向海外（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扫雷艇开进波斯湾），冲破了战后日本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区。

　　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通过PKO法案(《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随即日本向柬埔寨派出了首批维和部队。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和其他军事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一项重要职能，并列入1995年颁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冷战后的美日关系确立了新的框架。

　　日美两国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称：美日同盟是“维护面向21世纪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局势的基础”，从而将这一双边军事同盟推向整个地区。新指针将日美防卫合作的重点从“保卫日本”转向“日本周围有事”，并为日本自卫队大规模扩大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日美安全合作体制从遏制前苏联、保卫日本安全的“防守之盾”转化为对付“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出击之矛”。

　　在具体领域，日美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显然是指向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在重新修订防卫指导方针的过程中，日美两国在划定两国防卫合作的范围时，都将台湾列入其中，日本一些政要在一些场合公开声称，日美防卫合作的区域当然包括台湾。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之后，日美两国就这一问题的措辞曾经一度变得较为委婉，1998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访华时，这一问题似乎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久间章生当时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日中联合声明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就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天，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公然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

　　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其范围内，从而对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

　　1999年，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审议，日本国会通过《美日中期防卫指针相关法案》，其核心是《周边事态法案》，允许日本政府在美军介入日本“周边”军事冲突时，派兵为美军提供海上搜救、后勤支援等后方支持，同时两国同意就地区导弹防御计划(***)开展共同研究，日本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国策逐步形同虚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边事态”概念模糊，实质是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日本周边事态中，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台独”保驾护航。

　　在面对巨大威胁的冷战时代日美安保条约没有具体落实，但在冷战后短短几年内，日本却轻而易举地使其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足见日本以美日同盟来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