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斧头帮”PK美国“丐帮”
G20峰会成为战场：欧盟主张大刀阔斧削减预算俨然“斧头帮”， 美国借钱以刺激经济则颇有“丐帮”风范，究竟谁占上风，PK正在进行。
加拿大举行的G20峰会俨然成为美国“刺激论”和欧洲“紧缩论”交锋的战场。
我的第一反应是为欧洲的“紧缩论”喝彩。“财政紧缩”，顾名思义，就是削减政府的浪费花销。而奥巴马的概念“刺激”，则是指从中国借钱，然后花在各种亲民主党的特殊利益群体身上。
但是表象总是有欺骗性的。
在欧洲的语境中，紧缩意味着平衡预算而不是减少消费。因此，大卫卡梅伦建议将英国的增值税从17.5%提高到20%大概是一个紧缩迹象，即使其财政大臣表示更高的税务负担将迫使政府必须“从额外的削减开支中产生130亿英镑”。 提高税收以资助一个臃肿的政府与奥巴马借钱来资助一个臃肿政府的战略截然不同。但是小政府和自由经济的支持者却发现，两个大政府的决定引人反感。
最重要的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是相对于经济产出缩小政府的支出负担。欧洲需要小政府，而不是预算平衡。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国家的消费占GDP的比例高达51%，比美国政府 的开支负担高出10%。
不幸的是，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奇等人的紧缩计划或许让政府的总体负担相对不变，如果另一个选择是政府的消费预算占经济产出比例更大的话，还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目前看来，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又不幸的是，美国不再给欧洲福利国家提供有竞争力的前景。在布什和奥巴马的大政府政策下，政府开支占GDP的份额在过去十年飙升了8%。随着奥巴马提出或实施更高的收入税、死亡税、资本收益税、工资税、股息税、营业税，看来美国式大政府的“刺激”将很快与欧洲式大政府的“紧缩”为伍。以下来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生动再现了加拿大G20峰会上演的财政政策战争：
G20峰会正在演变为一场文明的经济冲突，至少也是欧盟和美国经济观点的碰撞。
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欧盟领导人发动了削减预算的财政紧缩攻势，他们认为此举是保证经济健康的最明智政策。默克尔表示，将继续在德国推行1000亿美元的削减计划，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希腊也举着巨型斧头准备削砍预算。
欧盟官员认为，预算紧缩能够促进稳定和市场信心，这是总体复苏的先决条件。
同时，欧盟的紧缩的号召也遭到了反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G20峰会主席、韩国总统李明博发表声明，称欧盟实施的紧缩措施将阻碍经济复苏。
接着，美国财长盖特纳、乔治索罗斯以及克鲁格曼也赶来为这场口水战“帮腔”，称紧缩将遏制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G20会议中的美欧博弈
6月26-27日的多伦多G20峰会，无疑是一次展现欧美在宏观政策上分歧的会议，但分歧的背后其实有着共同的关注：欧洲希望借此表达摆脱债务漩涡的决心，而美国，则希望全世界投资者看到美国依然具备无可取代的领导地位。换言之，欧美都希望重塑或巩固自身的经济金融信誉。毕竟，自从2008年10月华盛顿G20以来，该峰会就一直承担者“协调大国政策立场、共克艰难经济时局”的使命。具体到中国，则致力于借此将G8会议打压进历史的垃圾桶。
美欧分歧——“花钱”还是“省钱”博览研究员注意到,此次峰会之前，美国已施压G20，强调财政刺激政策不能立即大规模退出；而在回应美方观点时，德国也明确表态，将坚持财政紧缩。由此，美欧政策立场出现了明显分歧——美国要继续“花钱”以维持经济复苏势头，而欧洲要转向勤俭持家开始“省钱”。
美方观点：继续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当前，全球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靠，不能过快地推出削减赤字和经济紧缩方案。当务之急是保卫和强化经济复苏势头，而一系列显著的预算缩减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因此要继续推进财政刺激政策。
欧洲主张：坚持将削减赤字作为第一要义。由于有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前车之鉴，欧洲各国都将削减赤字放在了首位，即便这可能威胁到短期的经济增长。对德国、英国等来说，当务之急是重塑投资人的信心。英国新政府在首份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大规模的公共支出消减和增加税收计划，与此同时，德国、法国和日本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之所以美欧对于政策退出出现分歧，是因为他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主要矛盾有很大差异：
——欧洲致力于紧缩的理由是：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希望成为下一个希腊。同时，他们坚信政府紧缩财政可以降低挤出效应，私人支出增加可抵消政府紧缩财政导致的经济下滑。此外，减少预期赤字，可能会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增加消费。更重要的是，德法两国相信在欧元贬值的前提下，他们可以依靠出口的增加，贸易的转好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致力于财政刺激的理由：当前，美国高失业居高不下，维持在9.7%已半年之久，因此在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当致力于继续推行宽松的财政刺激政策，以期望就业市场出现明显好转。尽管美国人民已经怀疑奥巴马这种刺激政策能否产生效应，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见就业市场出现实质性好转。
博弈的结果倘若欧洲对此问题妥协，从当前的紧缩财政转向宽松的财政刺激，那么欧洲的债务危机将进一步扩大，虽然从美国的角度理解，是可以保持经济复苏态势，但是下一个希腊马上就会出现，整个欧洲的主权债务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倘若美国对此问题妥协，转向积极地紧缩财政，则原本脆弱的就业市场以及房地产就会进一步恶化，那么在年底的中期选举，奥巴马的民主党将陷于被动境地。
因此，美欧在此轮峰会上，就政策退出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达成一致协议。尽管在G8闭幕时美欧表达了一致立场——将各国的关注点放在保持当前增长目标上（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各国，保持经济复苏和增长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美国仍会坚持财政刺激，而欧洲各国依旧会紧缩财政以整顿财政纪律，只是欧洲各国领导人认为紧缩的财政虽对经济复苏有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有利于欧洲各国经济健康发展的。
G20：美欧互不买账
当20国集团领导人在多伦多站在一起，共同拍摄今年第一张全家福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怀念去年此时的场景。
当时，虽然世界经济如同伦敦的初春或匹兹堡的深秋一般乍暖还寒，但是各国抱团取暖的行动让人心生暖意，可惜好景不长，在今年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之下，各国逐渐抛弃誓言，显现分歧。
这一轮争吵的双方是美国和欧洲。
美国人埋怨欧洲过早地退出了刺激政策，而欧洲人则坚称他们紧缩财政是为了更稳定、更健康的欧洲经济。
美国点火
中国货币当局在19日宣布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让人民币议题“意外”地让位于刺激政策退出，后者成为了本届G20的关注焦点。在会议前的一周，美国与欧洲，特别是德国就隔空展开了口水战。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Domenico Lombardi说得透彻——美国需要一个至少是稳定，如果不是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欧洲来巩固自己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复苏。
欧元走弱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欧洲出口减少，美国制造商们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比其欧洲的同行们更缺乏竞争力。Domenico Lombardi表示。
就业、出口就像压在奥巴马头上的两座大山，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愈显沉重。
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看见欧洲的财政紧缩大军当中加入了一个不大“合群”新成员时，心中的焦急油然而生。
这种焦急很快得到了行动的印证。釜山20国财长会议结束时，人们认为各国已经就宏观政策的协调达成了一致，经济刺激政策似乎是到了该退出的时候了。但是6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给G20领导人的信打破了这一财长会议为数不多的共识。
一些国家私人部门的需求依然较弱，在外部顺差已经很大的基础上还是严重依靠出口，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担忧。奥巴马的话重新点燃了关于财政刺激政策何时退出的争论，他似乎在特别警告德国，我们必须再调整整顿财政政策的节奏，并从之前刺激政策过早退出而造成的消极后果当中吸取教训。
美国人显然不希望引来“为己私利而破坏团结”的名声，因此，稍后美国战术性地宣布，奥巴马总统对于德国以及20国集团其他国家的政策总体上表示满意。之所以此时发声全为对于削减财政支出提出善意的警告。
这当然会让德国人心中暗觉不爽。历史上二战后受美国“教导”的内心隐痛支撑着其天生强烈的自尊，他们开始了猛烈地反弹。
德国反击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6月24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专栏文章，为德国的财政政策辩护。他写道，德国政府知道自己肩负着推动欧洲经济的作用，但我们不用通过大量积累政府债券的方式，而是继续扮演好引领欧洲经济稳定的舵手角色。
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喜欢聚焦于短期的纠正措施时，德国的制定者则会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过剩赤字与高通胀的风险是首要的关注目标，朔伊布勒这样写道。
而几乎在同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专访。比起朔伊布勒经济理论上学术语言，脸面铁青，挥舞着双手的默克尔则以极为通俗的语言告知站在对面的美国记者：德国的出口成功反映了本国公司高度的竞争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人为的强迫降低德国竞争力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也许很容易理解默克尔此时心中的积郁，特别是在其政党在联邦参议院中失去多数席位、支持率走低的情况之下，已经背负着因为欧盟救助计划而大掏腰包的国内政治压力，现在连欧元区的外部人都开始对德国人引以为豪的财政经济政策指指点点。
德国对于财政纪律的强调与刺激政策适时退出的主张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在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写给20国峰会的信中，他们指出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比预期得要好，所以，刺激政策是时候退出了，主流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关于财政的整顿措施应该不迟于2011年开始执行。
事实上，欧洲国家对于德国经济政策的态度很是尴尬。一方面，他们希望德国能够调整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国内消费与需求，改变长期仅靠出口顺差的局面，实现欧盟内部经济的“再平衡”；但另一方面，身处危机之中，如果德国的财政赤字管理再出问题，对于整个欧元区的经济金融稳定将是灭顶之灾。
东道国加拿大总理哈珀也于近日表态，希望20国集团都能够至力于至少在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的危机减半，而一些国家的动作应该更加快一些。较发达的国家应该向其他国家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其刺激政策退出后，将会集中精力整顿本国财政。
有些受到孤立的美国人抓住峰会的最后时机表明立场。
6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指出，我们必须证明降低长期财政赤字的决心，但是这不应该以短期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现在没有了经济增长，赤字水平将近一步上升，也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前景。
全球性银行税？
当然，各国间宏观政策的协调是G20的常规命题，对于分歧大家心知肚明，维护本国利益也本无可厚非。而今年债务危机所带来金融监管改革倒是显得独特且拥有广泛共识。但盖特纳只是笼统地表示，我们需要就降低杠率，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金融资产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达成国际共识，而并没有详细点到英、法、德等国计划实施的银行税一事。
欧洲国家在此事上似乎显示出了空前的团结。德国的默克尔与法国的萨科齐上周联合发表声明，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交易征税。而6月23日，英国卡梅隆政府决定对银行负债征收0.07%的银行税，法德两国的财长也立即表示支持，并称也将开征银行税。
虽然美国理论上是支持征收银行税的，但是比起现在陷入银行业借贷危机的欧洲来说，显然没有必要那么痛快地表态。
欧盟还一度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银行税的征收，但这一问题一直遭到加拿大、日本和巴西的反对，这些国家的银行系统在危机期间受影响较小，也没有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银行。考虑到加拿大是这次会议的主办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本轮会议上通过全球性的银行税也不大可能。
从G20峰会看中美经济博弈
就在足坛盛宴上演肉搏之际，经济世界的搏杀其实更为激烈。G20会议召开之前，人民币就面临着被围攻的压力。有人戏称，中国汇改的宣布，这届会议已经没有召开的必要了。但其实不然，美国财长盖特纳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联手撰文，其名曰《G20峰会上的美国立场》，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窥见美国政策的基本取向。
第一，美国还要刺激复苏，还需要合作。美联储之前发布消息称要保持低息很久，重申其联邦基金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近零水平。而伯南克也称，“要保留相当大的权力来扩大总需求和经济活动，即使在基准利率接近零的时候”。而盖纳特和萨默斯在财政政策上，更是期待全球性继续扩张。“我们必须承诺减少长期赤字，但不能以牺牲短期经济成长为代价。如果目前经济未能成长，赤字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将削弱未来成长”。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因为巨额债务而放弃财政扩张刺激的脚步，但要这么做必须要体现优势美元。
第二，美国还会持续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施压。奥巴马对人民币升值速度问题的评论时候说，这个问题交给盖纳特，而盖纳特和萨默斯认为，“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加强经济增长的国内源头以及允许本币汇率更具弹性来帮助强化全球经济复苏。我们欢迎中国近期的决定，并期待其有力地执行”。事实上，盖纳特和萨默斯的话是对准中国的人民币被“低估”问题而发的。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则称，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内问题。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奥巴马称，美国并不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原因很简单，这将对全球外汇市场和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扰乱。但是，从盖纳特和萨默斯的文章中完全可以看出，为了美国国内巨大的失业压力，美国还会持续转移到人民币问题之上，我们必须要为之做好准备。中国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现在人民币已经暂时性顶住了市场的剧烈波动。
第三，以上两点其实主要说给中国看的，接下来盖纳特该说欧洲了，但冠名却是金融改革问题。“全球应该欢迎欧洲将使其银行体系更为透明的声明，这让20国集团能更有力地将全球金融机构和市场置于更透明的监管体系中。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国际范围内就减少杠杆，提升资本需求，提升资本数量和质量达成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采取新措施，以避免干预信贷流动，建立这些规则是确定性和信心的重要来源”。盖纳特其实还是很担忧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会影响人们对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信心，而且，也对于欧洲的衰落而美元霸权地位巩固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欧洲虽然是兄弟，但更是竞争对手。无论在何时，美国都是这么判断的。
第四，寻找许许多多的新支柱，解决世界性挑战，特别是能源危机。盖纳特特别强调了墨西哥石油泄露事件，可能是原油价格上升的一个动力。但如果象原油这类的大宗商品上涨，必然给失业压力很大的全球，带来致命的伤害。事实上，美联储根本就没在意通胀，而还是在担忧金融市场的过于脆弱，市场信心过于低迷。无论如何，经济发展的动力，似乎都是比较冷清。
不过，笔者多次指出，中美之间的互补与欧美日之间的竞争相比，中美在表面上争得很厉害，但实质上欧美日才真正是暗地赤膊拼杀。虽然，骆家辉称美将尽一切手段敲掉中国贸易壁垒，不过横在中美贸易壁垒背后的是美帝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但必要的反击是不容迟疑的，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反击一定要坚决，绝不能接受城下之盟。
世界杯有些冷，踢得很残酷，但更冷的是世界经济内部惨烈的博弈，而且，这种博弈是在温情脉脉的外交辞令下进行的。
G20主要成员国参会立场
以“复苏和新开端”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此次峰会正值世界经济出现好转趋势，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又给全球经济走势增添诸多变数之际。在此背景下，与会的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这次峰会的立场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中国：谨慎决策防范风险中方将在此次峰会上强调，为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各国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各自国情谨慎确定退出战略的时机和方式；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防范和应对通胀和财政风险；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
中方还指出，为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发达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减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需合作确保全球复苏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联合发文阐释该国立场，强调各国应稳定债务水平，制定新金融监管规则，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第一，二十国集团必须继续合作确保全球复苏。第二，要加大建立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努力。世界应欢迎欧洲做出的对银行系统信息有更多披露的决定。第三，应在影响未来世界安全和繁荣的其他全球性挑战上取得进展。应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在农业开发和食品安全方面进行更明智的投资，并要应对能源需求的紧迫挑战。
欧盟：毫不迟延地巩固财政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强调欧盟国家将毫不迟延地巩固财政，并推动二十国集团成员就征收银行税达成协议。
目前，欧盟掀起了一股财政紧缩浪潮，但在如何巩固财政和维护经济复苏之间求得平衡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在退出问题上美欧如何协调将是多伦多峰会的一大看点。
在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方面，欧盟将力主就征收银行税达成协议。除此，欧盟还提出要在峰会上探讨征收全球金融交易税的可能性。
日本：期望发挥积极作用日本外务省经济局局长铃木庸一表示，二十国集团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商讨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场所，日本可以继续为解决全球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铃木庸一认为，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新兴国家崛起等国际秩序发生变化的形势下，各成员国应从支撑世界经济回升、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出发，二十国集团首脑应表明努力实现多哈谈判早日达成协议的决心。
此外，日本期望此次峰会能深入讨论如何应对全球课题问题并达成一些协议，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能够更多地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全球课题。
巴西：鼓励经济增长政策巴西总统府发言人马塞洛·鲍姆巴赫24日宣布，总统卢拉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上将要求各国履行继续经济激励政策、保证全球经济发展的承诺。
另外，卢拉还将提出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步伐、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投票权、加强规范金融市场的国际法则、尽快结束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要求。
此外，巴西政府还主张二十国集团应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当今世界，二十国集团已显示出了高效讨论各种重要议题的论坛作用。同时，二十国集团也需从主要讨论金融危机拓展到其他问题，如发展、能源和石油政策等。
印度：反对征收银行税印度政府官员表示，新兴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问题上将产生不同意见。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不同，经济增长形势不同，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印度官员指出，欧盟目前被一些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所困，法德两国都希望收缩开支。但德国如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它可能会陷入“双重”经济衰退，而且整个欧盟的经济也将随之收缩，这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美国政府最近提出要征收银行税和加强对银行的政策限制，西方很可能要求印度等国也采取类似措施，但这并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的金融体系相当健康。
G20领导人同意收紧银行资本规则
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坚持实施严格的资本规则，迫使银行保持足够的缓冲，以防范未来的危机，但他们发出信号暗示，这些规则可能推迟生效。
20国集团(G20)在多伦多峰会上承诺，银行必须持有充足的资本，以便在2008年压垮全球领先银行的严重危机重演时，承受住未来的亏损。
G20公报寻求为正在推进的技术讨论注入新的政治势头。公报声明：“当相关改革全面实施到位后，资本的金额将显著提高，资本的质量将得到显著改进。”
对于什么才算是资本缓冲，各方仍有相当大的分歧，但是为了解决分歧，向严格标准努力，G20放宽了在2012年底前达到新资本标准的原定目标。现在，上述日期已被降格为“努力目标”。
为了在更严格资本标准与快速实施之间找到平衡，各国领导人听从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主席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建议。“我们应当提供过渡安排，以便向健全新标准的努力不致危及复苏，而不是让对过渡的担忧削弱这些标准，”他在昨日公布的致G20领导人的信中表示。
但是，为了让存在虚弱银行的个别国家满意，G20公报补充称，全球新规则的逐步实施“将反映不同的起点与国情，围绕新标准的初期差异，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国的逐渐趋同而收窄。”
美国官员发出与国际共识相同的语调，暗示美国的大型银行，如花旗集团(Citigroup)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可能面临比它们所预期的更为彻底的改革。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尼尔·沃林(Neal Wolin)表示,正在美国国会趋向于颁布的立法，无疑将要求其中一些机构以各种方式筹集更多资本，更高质量的资本。
迈向更严格金融监管的新努力，是G8和G20峰会的主要成就。
全球领导人同意到2013年将预算赤字减半，但放弃了到今年底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承诺，而是把重点转移到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上。
G20 复苏与平衡的矛盾与利益
多伦多G20峰会力促“复苏与新开端”，这正是当前全球经济的写照。纠结于复苏与平衡的全球经济，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凸显出其复杂性。尽管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长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经济复苏中利益分配“不均等化”的实质，已经使几十年来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在多元化格局中孕育着变革。
矛盾与利益诉求金融危机复苏进程中，新兴经济体领跑、发达经济体滞后的格局已然确定。新兴经济体潜在需求巨大，内需活力渐趋形成，对欧美经济依赖度下降，对内需求依存度开始上升，强劲的国内支出扩张帮助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其中中国、印度、巴西一季度分别实现11.9%、8.6%和9%的高增长。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南北国家间实力的消长，也为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和框架，积极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均衡框架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在这一背景下，G20终于在经历了三次会议后，取代G8走向了全球治理的中心。
然而矛盾与分歧依旧存在。这种矛盾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这反映了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的差异化复苏以及利益再平衡格局的诉求与演进的新特征。
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之间，美欧都想由自己的政策主张主导G20，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从美国方面看，美国面临的是金融危机的金融重建，这从G20峰会前急于抛出《金融监管法案》就可看出，奥巴马政府试图重整美国金融体系，重振美国金融竞争力，重塑全球金融绝对领导权的战略意图。而欧洲面临的是财政危机后的财政重建，与7500亿的稳定基金相比，财政自救，建立约束机制才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治本之策，欧元区国家下定决心拿出一整套财政重建的方案，启动一轮“财政紧缩周期”，以重树欧元信心和政府信用，虽然这将是以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甚至衰退为代价，但面临欧元生死存亡之时别无它选。因此，无论美欧有多大分歧，金融监管改革与财政约束与重建都会因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而大大推进，这也是美欧的核心利益所在。
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除了关心全球经济短期增长外，更关心的是全球经济如何向更加均衡、公平和健康的方向发展，强烈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的金融改革，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似乎更难弥合，这种改革的进程更为艰难。
美元国际地位仍不可撼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得到有效撼动。尽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甚高，但是目前暂时还没有对美元的替代，作为与美元可以抗衡的欧元也因主权债务危机而遭受信用危机。以多种标准来衡量，美元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货币。截至目前，在全球国际贸易计价、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占比分别为48%、61.3%和83.6%。
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呼吁下，它们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投票权有所提高，但是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依旧任重而道远。国际金融体系除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还涉及到国际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体系，国际流动性的创造和分配、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国际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等各种制度框架。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实际上美国不愿意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造，而只想搞些“小修小补”，比如适当加强监管、有限增加某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等等。因为美国有两条底线不可逾越：一是任何国家不得削弱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二是任何改革建议不得动摇美元的支柱地位。
国际债务体系仍未打破失衡的国际债务循环体系还没有被彻底打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美国经济的运作模式，从本质上说严重依赖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政府支出，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由发行国债来补充。第二条主线是居民消费，居民消费来源中很大的比例是银行消费信贷，银行发放贷款后通过资产证券化，归根到底居民负债消费的来源是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债务经济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债务经济的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内债务达8.6万亿美元，对外债务为13.7万亿美元，几乎占GDP的90%，美国已经进入债务快速增长的通道。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这种债务循环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消费型国家、生产型国家、资源型国家的债务债权链条也很难被打破。“留下了增长，流出了财富”，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过程的背后依旧折射出全球利益与财富分配的巨大失衡。
从G20到G8，绝不仅仅是数字和范围的扩充，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创造复苏的条件，更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强劲、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
IMF改革中国投票权仅3.8% 低于承诺
在本次G20峰会的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将推进IMF份额调整及治理改革列为本次峰会的第二大诉求，期待各国兑现去年9月匹兹堡峰会的承诺。
然而，根据其最新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将增加至3.807%。这一数字低于去年9月各国达成的增强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协议。而在这一方案背后，体现的是全球经济大势的转变和各方的利益博弈。
目前，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在IMF的份额分别为3.65%、2.69%、1.38%和1.88%，远小于四国GDP在世界GDP总量中的占比，增加这些新兴国家的投票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就连发达国家也承认有这个必要，去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上，与会各方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
然而，时过境迁，在本次峰会召开之际，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逐渐消散、“同舟共济”的紧迫性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继续携手推进国际协调合作，能否在推进落实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取得进展引发了坊间的质疑。
中国就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机制表态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官员在G20多伦多峰会期间表示，各国在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问题上应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针对欧美在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机制上的分歧，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司长马欣指出，各国的立场不同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在经济刺激政策方面采用了不同的手段和措施，且推出的时机也不同。
各国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机制反应不同，主要是由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存在差异。目前欧洲主要的问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很差。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还没有完全显现，其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也会有所不同。
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处理好三个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以及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中国将继续实施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同时也强调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中国反对征收全球统一金融系统风险税
中国财政部官员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期间表示，在征收金融系统风险税的问题上，中方反对推行全球统一标准。
征收金融系统风险税并不是要降低金融系统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唯一选择。提高监管标准、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才是防范未来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是否征收金融系统风险税，应该由各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做出决定，而不是推行全球统一的标准。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在二十国集团的框架下讨论相关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是否采纳、以及如何采纳应该由有关的国家根据各自国情自行决定。
G20峰会中方立场详解
备受关注的20国集团峰会谢幕。下面详细介绍下中方对于本次峰会的具体立场：
一、呼吁宏观政策协调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主办国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表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计划，对国际社会应对危机非常有帮助，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而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召开之际，世界经济总体保持继续复苏态势，但同时面临不确定因素，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展，给全球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带来了新的挑战。
预计在此次峰会上，中国将呼吁二十国集团继续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
二、支持加强金融监管在二十国集团的框架下，中国除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之外，还从一开始就提出应对危机进行反思，呼吁二十国集团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以新的世界格局应对和化解潜在风险。
在多伦多峰会上，中国预计将继续呼吁加强金融监管，支持强化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管理框架，同时呼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探索有效的监管模式，减少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
作为重塑国际经济和金融格局的重要内容，有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也受到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已提出，希望如期实现两个国际组织的改革目标，增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三、期盼化解发展难题一些西方人士片面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中国、德国等贸易顺差国“出口太多”，进而造成美国等存在严重贸易逆差。
实际上，这种看法非常不全面。全球经济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
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上，中国一个重要期待就是，希望会议更多关注发展问题，为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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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4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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