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连跳”背后的劳动体制之痛

金银岛岛主

不能再沉默了！苹果、惠普等电子企业当前纷纷表示，它们将调查重要供应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采取的应对措施。自杀事件使这家亚洲制造业巨头受到前所未有的拷问，也凸显了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群体发生的变化。

苹果、惠普等公司26日发表的声明是鸿海客户第一次对自杀事件公开置评。鸿海也被人以其商标名称“富士康”相称，总部位于台湾，由郭台铭于1974年创立，按收入计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外包商。它为苹果组装iPad和MacBook，也为戴尔(Dell Inc.)和诺基亚(Nokia Corp.)等品牌组装电脑等电子产品。

苹果方面说，我们对富士康近期的自杀事件感到悲伤和不安。苹果还说，它已指派一个团队评估鸿海处理自杀事件的措施。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Cupertino的公司说，它正在同鸿海的高级管理层接触，并相信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应对这件事情。

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惠普说，它正在调查富士康可能与这些悲剧性事件相关的做法。戴尔的一位发言人说，任何有关戴尔供应链恶劣工作条件的报道都得到调查，并且如果得到证实，都采取恰当的措施。诺基亚说，我们已经同富士康接触，以保证只要有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发现和处理。

鸿海精密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的深层原因并不简单。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大陆雇工约有82万人，其中45万位于龙华基地及附近的多个工厂内。考虑到中国整体的自杀率，鸿海精密的死亡率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并不突出，但短时间内接连发生自杀事件却非同寻常。这种自杀模式类似于心理学家所说的“群体自杀”，即一起自杀引起诸多盲目效仿者，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学校或年轻人聚集的群体中。

公众对鸿海精密员工自杀事件的关注不断上升，政府官员已宣布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迄今当局一直未表明公司有过失。

劳工权益倡议人士说，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表明鸿海精密对待员工的方式有问题。这里的工人基本工资为每月900元人民币(约132美元)，为法定最低工资，但大多数工人都加班，加班工资以小时计，为标准工资的1.5倍或更多。批评人士说，鸿海精密强迫或允许工人超时工作超过了法定加班时间，而且其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及单调的工作环境对工人产生了过度压力。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的常务董事李强说，另一个问题是鸿海精密的龙华基地真是太大了。这些年轻工人觉得没有人关心他们。他说，鸿海精密的做法未能跟上龙华等沿海工厂雇用的民工的变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李国瑞说，这一代民工与上几代民工很不一样，当代民工处于的这个时代，很容易通过手机、媒体及互联网获得信息。他们很容易知道其他同龄人的生活。如今的年轻工人不想成为赚钱的机器。

鸿海的失误令一系列自杀事件引发的不良舆论雪上加霜。郭台铭周三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在建筑物周围设置150万平方米的安全网，此话被讽说明公司预计会有更多的跳楼事件。郭台铭还被迫在前一天晚上公开收回了一封被一些人视为麻木不仁的致员工信。

苹果公司过去曾因鸿海的问题而陷入争议。2006年，有媒体报导龙华工人待遇差，苹果随之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发现了数起违反《供应商行为守则》的行为，包括工人工作时间超过了建议的每周60小时，不过调查组说整体上讲鸿海在大部分方面符合它的规定。苹果继续定期检查该工厂，对其他供应商也是如此。

这样的检查通常包括察看设施，与员工面谈，这些公司说这是为了让员工不受到管理层的胁迫。各公司很难把鸿海从它们的供应链中去除，目前为止，尚没有公司表示正在考虑这样做。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说，鸿海的问题凸显出工厂工人的待遇急需改善。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鸿海是中国劳动体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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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是导致富士康工人自杀的最重要原因

2010年5月26日，著名台资企业富士康发生了第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当我们震惊于这些不断增加的残酷的数字的同时，应该深刻反思，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本应该充满朝气与梦想的灵魂陷入了绝望？

自杀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极端的方式，当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自杀率不断上升时，这个群体或社会一定出现了问题。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自杀原因有过深入的分析，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这时往往导致自杀率的明显增高。

那么，现阶段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涂尔干所说的“正在解体的社会”在中国对应着什么？

当今的中国社会总体上高度稳定，好像与“正在解体的社会”丝毫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当数以亿计的80后和90后的农村青年步入工厂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正是“正在解体的社会”的现实：他们生长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他们不再需要像其父辈那样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干过农活，也不屑于当农民，他们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但又必须跳出农村走进城市。而城市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接纳他们，让他们顺利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及心理的蜕变，五年前妨碍农村青年蜕变成市民的最大障碍是户籍制度，如今，大多数城市的户籍制度已经基本放开，但高房价又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痛苦与绝望油然而生，尤其是在爱情、事业等受到挫折的情况下，极端的情绪必然会产生。

对于80后的这些年轻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曾经熟悉的农村社会是“正在解体的社会”，但他们希望进入的“新的社会”（城市）又是陌生的社会，这里不仅举目无亲，而且文化规则与农村又有很大的差异，内心的孤独与痛苦无法得到疏导与排泄，而城市不断飚涨的房价与他们每月有限的收入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彻底“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涂尔干语）。因此，当前的中国虽然没有“动乱与衰退”，但不断上升的房价比动乱与衰退对年轻人的打击更加残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年轻的农民工已经被高房价逼上绝路的时候，城里的开发商们却还在得意地盘算着“城市化”带给自己的发财机会，简直是灰色的幽默。

有人可能认为笔者把问题想得太极端了，理由是第一代农民工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与行为。是的，第一代农民工最能忍辱负重，因为他们在进工厂之前一直生活在极度压抑和贫苦的状态下，当改革开放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到城市打工时，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消费的水平比以前都有较大的改善，每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对于他们来数是“高薪”。他们不会在意城市的房价是涨是跌、是高还是低，他们基本上没有想过要成为城里人，他们攒够钱就回到农村去盖房子。因此，即使工厂提供的居住条件很差，收入也很低，但他们不会绝望，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美好的家园、美好的梦想。

上述分析是针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而言的，对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来说，内心的焦虑更加严重。他们本是其家庭的希望，但从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承受经济上的重压，开始是为学费而发愁、为生活费用而发愁，好不容易毕业了又开始为工作而痛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带着数万的银行负债离开学校的，每月的1、2千元的工资就意味着他们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偿还助学贷款。

如果说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工而言，还有一条退路的话（在农村还有属于他们的土地），那么，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村青年来说，现实更加残酷，他们只能进入城市谋生，农村已经没有属于他们的土地了，但高房价又把他们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于是，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他们成为我们社会的“游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社会变革太快，而我们的制度变革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自杀悲剧不断重演的根本原因。政府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为第二代农民工顺利转变成为市民做好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但愿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