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金银岛岛主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

因为中国2009年GDP“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时代》杂志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中国特色？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么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讲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

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轻视私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巴西奇迹？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年－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的经济飞速增长。1968年－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长11.4%，和中国非常相似，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的奇迹。

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只是针对中国的。要知道，当时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到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整个80年代GDP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作“丢失的十年”。

巴西在上世纪50年代初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2倍多，到现在约四分之一不到。八九十年代高度通胀，多次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为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政府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干涉经济，第一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 第二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巴西30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就业率低，结果是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是美国的5倍。

虽然巴西多年对外资有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反而使外国公司不愿投资。但国外银行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

成功模式？

会有人说这是个成功的模式吗？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而东亚模式是真正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刻意完全忽视成功的经济模式，不知道是何道理。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巴西当时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落后于GDP的增长。这个问题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的资源加强社保。在2009年的4万亿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国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淡化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

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刺激措施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大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们通过刺激房地产提供了这个需求。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和积极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性的而非市场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用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

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红利，但是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

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可以参照，将国企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减弱国企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黄亚生）

金银岛岛主

中国经济的泡沫有多大？

呈贡是昆明——中国西南重镇之一——附近的一座新城。它于2003年开始兴建，迄今取得了显著成果：13座美伦美奂的地方政府大楼，每座都铺着大理石砖；一所配备室内泳池的高中；两所占地宽广的当地主要高校。崭新的高层公寓楼排排耸立，簇新的窗户在亚热带的阳光下十分耀眼。

唯一的缺点是：此刻的呈贡几乎是一座空城。宽阔的马路上不见车辆，银行支行里没有客户，市镇办公楼的门厅里堆积了一地落叶。

开始让人们对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看法出现分歧的，正是像呈贡这样的地方。中国是全球危机中的大赢家。去年，在其它国家陷入衰退之际，中国经济增长了8.7%。然而，随着农历新年假期的结束，围绕以下问题的分歧正在形成：中国政府为渡过全球低迷期而实施的刺激方案，将会产生何种长远影响？

虽然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在基建和城市规划方面的投资具有前瞻性，并将为新一轮增长奠定基础，但其他人担心，去年的复苏其实是建立在投资泡沫上的海市蜃楼。对于脆弱的全球经济而言，这个问题同样关键。如果中国的复苏夭折，全球其它地区很可能受到拖累，从而陷入“双底”型衰退。

去年的疯狂放贷——新增贷款翻了一番——有何风险？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存在激烈的辩论。由于担心中国经济依然疲弱，一些官员希望保持投资阀门的敞开，而其他官员则担忧通胀和产能过剩的潜在威胁。

专业投资者的意见分歧则更大。著名英籍投资者安东尼·波顿(Anthony Bolton)最近宣布，他将移居香港，管理一只中国基金，并对“中央统筹经济的有效性”赞不绝口。但对冲基金经理吉姆·夏诺斯(Jim Chanos)——他以发现安然(Enron)帐目造假而闻名——则表示，同样的中央计划体制已经在投资领域——尤其是房地产领域——吹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泡沫”。在呈贡，这两派都可为自己的观点找到论据。

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显而易见。首先，投资在中国经济中承载的负荷过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去在25%左右，如今正向50%靠拢。“投资率的快速上升正引发严重问题。投资率目前已经过高，但仍在大幅攀升，”他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未来很可能严重恶化。”

比照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本轮投资热具有某种前所未有的特性。《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指出，即便在掀起去年的投资热潮之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已达到了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泰国的水平，或者上世纪60年代日本投资高潮阶段的峰值水平。

余永定表示，目前的体制鼓励地方政府投资于政绩工程，比如闪亮的新城和行政中心，因为如果项目在5年内基本上没得到使用，官员们有时也并不介意，因为5年后他们将另有他任。他表示：“产能过剩有其重要的制度原因。地方政府具有进行此类投资的强大动机。”

刺激政策引发的第二个担忧，是它将催生金融泡沫，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泡沫（见下文）。除此之外的第三种担忧，是大量新增贷款最终将变成坏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尤其如此——它们在大部分基建支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些支出通常通过数以千的特设投资工具完成，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学者史宗翰(Victor Shih)仔细翻阅了地方政府文件和评级机构资料，根据他的推算，大陆地方政府目前负债11.4万亿元人民币（合1.67万亿美元），比官方的估计高出一倍以上，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他表示，银行已同意在2011年前，向这些“地方政府公司”再放贷12.7万亿元人民币，而其中有些公司肯定会无力还贷。

他补充称：“我的数字是保守估计，因为可能还有很多放出去的贷款是我们不知道的。”

但即使存在所有这些风险，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实际威胁被大大高估了。在他们看来，修建像呈贡这样的地方并不是浪费，而是对国内最贫穷的地区进行了非常必要的升级。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陈利君指出，他所在城市昆明的市中心——距离呈贡约20公里——过于拥挤。因此他认为，不出几年，像呈贡这样的新城就会人满为患。（一些市政部门将于今年夏季迁入新城。）呈贡项目只是昆明市及云南省改造工程的一部分，那里的官员辩称，他们是在夺回失去的时间。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初，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东部地区，接着是中部，之后才是西南地区，” 陈利君表示。“昆明错过了与沿海城市齐头并进的机会，这让我们面临诸多挑战。”

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建造15座桥梁和高架公路——它们的模型和设计图都陈列在一座崭新的城市规划博物馆里——以及一个全长163公里、很快可以连通呈贡与昆明市中心的轻轨网络，来减轻该市严重的交通堵塞。与此同时，一条高铁线路将把昆明与近2000公里以外的上海连接起来，并帮助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地区，更紧密地融入全国经济。

大举投资的另一个目的，是把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从面向中国较为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转向西南方的亚洲邻国。随着一座大桥的竣工，连接昆明与曼谷的公路已全线贯通，另一座连接云南和越南北部公路上的大桥也已接近竣工。通往中缅边境的公路与铁路连线已经修缮完毕，一座斥资230亿元人民币、旨在使昆明成为东南亚旅游业枢纽的机场正在建设之中。陈利君表示：“如果交通更方便的话，我们与东南亚的贸易额完全可以再翻一番。”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驻香港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那些担心基建投资过度的怀疑人士忘记了，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更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非80年代泡沫时期——的日本。换句话说，中国很多地方仍急需基础设施建设。

他补充称，政府促成最近一轮投资热潮乃是明智之举，因为再过几年，社会将趋于老龄化，届时可能无法拿出推行此类大胆计划所需的金融资源。“2015年后，就业人口将开始减少，储蓄也将随之下降，”他表示。“在那之前，我们有5年时间来建设一套先进的基础设施。这不仅是应对去年出口下滑的便捷之道，也是这个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么孰对孰错呢？这些数据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的确表明中国仍有一定的喘息空间。如果中国经济全面陷入产能过剩，效率和投资回报率会出现骤降，这也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增长将明显减速。

余永定表示，这一点已经在衡量投资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数据中清楚地体现出来。（数字越大，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加大投资，才能生成额外产出。）日本在投资热潮期间，这一数字大约为3，中国在1991至2003年间为4.1。而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目前这一数字已高于6，在余永定看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警示信号。

但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前十年，当有关产能过剩和投资过剩的警告不绝于耳时，公司利润实际上出现了增长，尽管某些行业有时会蒙受损失。此外，学术研究已表明，期间资本回报率一直保持稳定。

此外，高增长率可以让产能过剩问题迅速消失。正如彭文生所言：“过去10到15年，任何根据产能过剩理念来分析中国的投资者，都赚不到一分钱。”

另一个问题是，金融体系是否会被坏账阻塞？史宗翰提供的数据，让许多经济学家都静下心来想一想刺激方案可能开出的账单，尤其是考虑到人们对钱到底怎么花出去的所知甚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比尔·亚当斯(Bill Adams)在北京表示：“透明度很低，能见度极差——这正是人们对投资热的担心所在。”

不过，除非坏账激增，否则中国有能力在不损害金融体系的同时，消化大量不良贷款。坐拥2.4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能够在银行遭遇问题时，轻松地重组其资本结构。实际上，中国在过去十年的最初几年正是这样做的——当时，各大银行由于之前的信贷狂热，技术上已陷入了破产境地。

《中国经济季刊》(Chinese Economic Quarterly)出版人葛艺豪(Arthur Kroeber)指出，未来10年，如果能保持合理的增长率，这些坏账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将迅速下降。他指出，基础设施空置引发的恐慌，往往会在过几年项目完全投入使用后烟消云散。

但就连他也认为，中国无法长久地利用其银行，来为资金来源可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谋得贷款。否则坏账规模可能会大到危险的地步，如果中国要继续维持增长，就需要大大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葛艺豪表示：“中国正在接近用这种方式为增长融资的极限。”他补充道，管事的中央规划者“这一次或许能摆脱危险，但如果他们继续打算如此行事，就会陷入麻烦”。



（杰夫·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