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的发家与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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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万新以前是卖盒饭的 1986年，曾两次考入大学但因故都未能顺利毕业的唐万新，开始在乌鲁木齐与几个朋友一起做小生意，这一年他22岁。他们最初在学校里卖盒饭，之后搞彩色摄影冲印，赚了一笔钱。接着先后折腾过服装批发、挂面厂、化肥厂等小型实业，还在1988年承包了新疆自治区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技术开发部，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不仅将之前卖盒饭和搞摄影赚到的利润赔掉，还背上了50万元的债务。1991年，唐万新开始做电脑生意，一度是新疆最大的配件供应商，据说光四通打印机就卖了2万台，钱又赚回来了。 在不断寻找赚钱机会当中，时任中学教师的唐万新之兄唐万里也加入进来。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800万元，“德隆”字号第一次出现。1992年下半年，深圳股市传来通过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的消息，唐万新花钱一下请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一排就是3天，而抽签表很快变成了德隆的大把钞票。 据唐万新后来回忆，“1993年之前法人股和流通股界限不清，只要是股票，大家认为都可以上市，我把法人股全部卖了，几个月就赚了几千万。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切身的体验。”但事实是，赚钱比体验更重要，借助股市他彻底完成了原始积累。 据原德隆一名高层人士透露，由于唐万新求学之路不顺，此后在创业中做实业又接连失败，这种经历让他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像他这种人走正道走不通，由此开始做生意；其二，轻易不能做实业，由此进入股市折腾。这两个结论对唐氏兄弟及今后德隆的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本书打开了唐万新的罪恶之门 1996年，唐万新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时任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的王明夫，王提出了“走到K线背后去”的口号，认为试图获取超额收益的投资者，需要进行一次从发现价值到构造价值的跨越，“发现价值是去寻找黑马，而构造价值是去培植黑马”。这些看法让唐万新激动不已，如获至宝。 从此，唐氏兄弟的股市博弈开始改变玩法。德隆通过购买法人股的办法控制上市公司，一边继续在二级市场上炒股获利，一边摸索着向实业运营者转型。1996年10月，德隆第一次在资本市场公开露面，受让了部分新疆屯河法人股，次年通过控股屯河集团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1997年5月，德隆于北京召开了“达园会议”，这是其历程中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务虚会。会议上，唐万新基于自己对世界范围内产业调整的判断和王明夫的价值理论，德隆确立了由“项目投资”转为“行业投资”的投资理念，即由投机转向投资。德隆的目光投向了传统产业，相信自身认识到了中国传统产业的价值及其症结所在，决定介入并整合传统产业(包括生产、销售、人才)，而整合的手段便是所谓的资本运作。 1997年6月，受让沈阳合金投资法人股；同年11月，受让湘火炬法人股；而收购的资金，正是来自新疆屯河控股的新疆金融租赁公司发行的1亿元特种金融债券。这三次收购是德隆奠定其产业基础，同时也是奠定其在资本市场江湖地位的关键战役，借此确立起食品业(包括番茄酱和果汁)、机电业和汽车配件业的基础，而这三架马车最终，也成为股市中表现最坚挺的庄股。 德隆的灰色运作得到官方认可？ 尽管德隆在1996年开始提出产业整合的概念，但真正明确这一概念，并使其成为自觉的战略行动，则是在2000——2001年间。 在宁高宁领导下的华润集团是在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的先行者，先后在房地产、啤酒、零售、纺织等领域进行了一连串大手笔的并购，并迅速成为所在行业中的重要力量。唐氏兄弟正是在关注并研究了宁高宁的做法之后，于2000年末清晰地提出了要做产业整合者的宏大战略，在三家核心上市公司层面相应调整随后展开。 而后，在2003年7月1日，新疆屯河入选上证180指数成分股，此事件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认为“特征如此明显的庄股入选成分股，乃是对股市的一大讽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却是德隆逐步得到官方认可的标志之一。 不过在这一阶段，德隆开始试图扭转自己的负面“庄家”盛名，以“产业整合者”面目示人，并获得了官方认可，灰色运作的政策风险随之化解。2002年5月19日，在首届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论坛上，唐万新作了题为《德隆机电业的整合》的发言，通篇全是关于德隆机电业的理念与操作。2002年11月26日，唐万里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这是民营企业家被官方接受的重要标志。2002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农业产业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的理论文章，作者正是唐万里，他开始畅谈自己的产业整合构想和资本运作之道。 德隆似乎要由此一帆风顺，不可阻挡了。唐万新也有这种感觉，他在2003年6月接受采访时称，这是德隆历史上经营最好的时刻，没有逾期欠账款，银行账户可支配现金约11亿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机早已种下，灭亡就在眼前。 命乎？一卦定乾坤 德隆最初创业于1986年，距今不过20个年头；德隆开始产业整合的最初设想始于1996年，距今不过10个年头；但这家快速累积起来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帝国，其停摆也有一周年了。据说，早在1993年时，新疆有人为唐万新算了一卦，预言他在40岁时将一贫如洗，当时正在股市上进行原始积累的唐把它当作笑料四处宣扬，但生于1964年4月3日的他，在40岁生日刚过10天后，看见了旗下股票不可抑止的全面暴跌。 在某种程度上，德隆成于金融市场(依靠股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败于金融市场(因资金链断裂而暴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意味巨大的悲剧。 早在1999年，王明夫领导的和君创业曾开过一个会议，唐万新被邀请参加。王明夫在会议上说，德隆是中国产业整合的悲剧式英雄。他的意思是，德隆在产业整合上是英雄，但是在金融领域一定是悲剧，因为中国的整个产业整合不具备这种外部金融环境。那时德隆刚刚开始产业整合之路，更没有大规模进入各种金融机构。也许，唐万新完全明白了王明夫所表达的意思，但他认定的道路就要走下去，不论用什么方式。 事实上，产业整合并不是简单的产品概念(单纯的生产)，而属于金融范畴。当年美国摩根整合钢铁业就是依靠银行做起来的，将产业整合与金融运作结合在一起。唐万新也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渠道，以完成其产业整合的战略构想。从二级市场炒作到代客理财，从银行信贷到民间借贷，最后又寻求国际融资，但每条道都没能走通，最后走进了死胡同。 不可否认，德隆曾是机会经营者，而就在其努力规避政策风险，并试图向产业经营者转型的过程中，德隆快速崩溃。也许，的确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现在新疆屯河被中粮集团收入囊中，而湘火炬则被众多企业抢购，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德隆产业整合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 德隆1000亿巨额融资到底去了哪里？ 与德隆系的产业整合努力相比，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其在二级市场的作为以及与之相关的融资行为。仅在德恒证券一案中，公诉机关指称其非法吸收存款数额超过200亿元，这仅是德隆金融体系的冰山一角。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德隆系高层人士称：德隆的真实融资总额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据他估计应该在600亿元左右。而一位与德隆有业务往来的证券业内人士认为，德隆前后的融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但有一点已得到各方证实：至少300亿元。 尽管这是未解之谜，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德隆出事的直接导火索正是其欲罢不能的融资惯性。不论大到600亿元还是1000亿元，不论是对于德隆系已有的几大产业(农业、机电业、重汽和配件业)还是在二级市场上维持股价，事实上这些来源于各种渠道的资金都绰绰有余。那么，德隆融入的巨额资金究竟去了哪里？ 金新信托挤兑风波成为德隆发展的重要转折。据称，德隆从旗下上市公司共计支持28亿元，非上市公司支持10亿元，此后，类似挤兑风波又发生了3起，为打通多种融资渠道，德隆全面挺进金融业。 2002年元旦过后，德隆又收购了“伊斯兰信托”、“南京国投”、“恒信证券”、“中富证券”、“三江源证券”，控股或参股了“昆明商行”、“南昌商行”、“长沙商行”、“株洲商行”等。经过一番努力运作，德隆金融企业的挤兑危机渐渐“缓解”了。据称，在融资通道越来越困难之际，德隆通过控制的4家地方商业银行贷款40亿元左右(其总投入大约3亿～4亿元)，而券商金额可能远超于此。 但就在德隆局势稍微好转一点之时，唐万新再一次遇到了内外交困的可怕局面。工行总行就要求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在与德隆系发生业务时，一定要注意担保、抵押。从2003年8月起，全国范围内十几家银行突然对德隆采取“只收不贷”的政策。 在此阶段，唐万新曾辗转于海外，不断游说各种产业基金，试图说服他们投资，其计划是将德隆旗下优质资产打包，私募50亿美元，但没有成功。 不过，就在德隆规避了政治风险、甚至可能化解财务风险之际，这座大厦却顷刻倒塌，而其死去的过程引起的震动，直到现在仍未充分显现出来。唐氏兄弟费尽心机、倾近20年之力搭建起来的企业帝国无法逃避将要消散的结局，但对于仍处在转型期的众多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他们能逃脱德隆式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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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感觉，贷款融资其实就像做保证金或者是期货，期货规则有止损的规则，还有就是仓位控制，顺势操作。也许德隆的行业发展思路是对的，只是发展的太快，中间需要调整适应的时间。而恰恰是德龙自己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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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万新第一桶金来自炒认购权和一级半市场 据唐万新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其第一桶金来自刚刚萌发的资本市场。1992年5月，西安开始股份制改造，唐万新就借了5万元，一个人去西安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的认购权的买卖。他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主要是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公司。从中赚取差价(每股0.5元到1.5元)，到1993年3月份，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 1993年3月份之后，唐开始涉及国内的一级半市场交易。先在西安，1994年8月以后移师上海，张、王、宋等人一同前往。唐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在收购金新信托以前，唐自称一直以个人名义，而在1997年7月之后，就以金新信托的名义来运作。他称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 按照他的供述，这些资金成为其收购后来所谓“老三股”股权的资本：购买新疆屯河9%的股权，用去1000万元左右，后来又以1亿元购买全部法人股股权；沈阳合金全部法人股6500万元；湘火炬的全部法人股7500万元。同时，按照唐的说法，赚的这些钱还是1995年参股控股新疆金融租赁、1997年收购金新信托资金来源。 但业内人士则认为，1994年年中，在武汉国债外交易所，唐万新向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所得的3亿元，才是德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他指出，正是用这些资金，唐购买了“老三股”的股权。 唐万新认定德隆危机的“祸首”是郎咸平 唐万新始终认为始于2000年底的中科创事件，以及2001年4月郎咸平的文章《德隆黑幕》是德隆危机的源头。他认为，这二者都直接影响了德隆的形象，造成了金新信托的挤兑风波，导致41亿黑洞无法兑付。 关于金新早期的41亿元黑洞的形成原因，他承认，是由于大量资金投入到股市，而后续业务又未能及时跟上。唐万新称，“主要买了‘老三股’，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 他甚至亲自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路证券营业部负责操盘一年多的时间，而此时和早期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标杆——“老三股”，并打出了通过“老三股”实现产业整合的旗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金新信托危机，他力排众议，不退反进，最终欲罢不能，直至黄粱梦灭。 但相关人士透露，虚增资金、抽逃资金对德隆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收购重庆证券经纪公司更名德恒证券以后，虽然注册资金名义上达到了7亿元，但实际上真实的现金不过2亿元左右。而且，一经注册之后，这些资金实际上已经被陆续抽走，德隆的资金，就这么被放大使用。也许这也是德隆帝国得以迅速庞大的秘密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的确是德隆帝国如此脆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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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万新：如果我有一家银行就好了 德隆案即将走到终局时分，但可悲的是，庄家唐万新始终不悟。据说，他在回国后被捕前的最后时刻，还与前来看望的人感慨：“如果我有一家银行就好了”；“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就好了。我手上有企业，保证一个亿进去，三个亿出来。”——他所说的“出来”和“进去”，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戏——炒股。他与一位生意伙伴交心：如果归国后身入牢狱，那就将自己挽救民族工业的“志向”大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我是为国为民为改革捐躯”。但他忘记一点：不管怎么改革，其资产却始终姓唐！ 而对于唐万新何以最终投身股市，德隆干将、前金新信托和友联总裁王宏的解释最为精辟：一是炒股易于控制利润的再分配；二是用个人名义炒股可以规避检查，也不易被发现交易资金的流向；三是无论是操作还是获利分配都很快；四是当时监管不完善，也易于吸纳较大的炒作规模；五是有可能一次性解决德隆历史问题。“事实证明，股票操作也最易转嫁一切风险。”王宏说。 据悉，2004年7月18日，出走海外月余回到北京的唐万新，对前来“迎接”的原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说：“我连喝茶的钱都没有了。”——唐并没有带来人们猜测中存在的德隆隐匿资产。而德隆带来的172.18亿元资金黑洞，除去运作成本还有近100亿资金不知去向！此点或成难解之迷。 唐万新终身难忘的教训 在唐万新不可一世之时，有人送了他三句话，在德隆案发之后，唐万新告诉身边人，这三句话，他“终身难忘”。 “你想做事还是想发财”？想发财，那就闷声发财；想做事，就要按规则做。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牵涉到公众利益，行走于两者之间，必须要考虑公众公司的游戏规则。 “你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和你的团队是否有能力驾驭”？唐本人虽然智力过人，但纯然是自生自长的领导模式和语言模式，并未经过系统训练。一个唐的生意伙伴表示，唐虽然以战略自负，但“恰恰失败在战略上”。“一个很好的连排长放到了司令的位置上”。 “你想做企业家还是金融家”？企业家和银行家是两回事，自己要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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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后，唐万新回到武汉受审
据《财经》报道，农历春节之前，德隆首脑唐万新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走上被告席。他面临两项控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操纵证券市场价格。似为巧合的是，武汉曾为德隆“发家”秘史的源头之一。12年后，唐万新又在这里接受审判。
从半年前的德恒证券开始，德隆案系列庭审历经中富证券、伊斯兰信托、南京大江国投、金新信托案庭审，终于到了终局时分，也到了唐万新命运面临裁决的时刻。与唐万新一起列名被告的，有六名自然人——杨利、李强、王恩奎、董公元、洪强、张龙；还包括德隆“蛛网”中的核心企业，如上海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法人。
引人注目的是，唐万新此次并未被控以金融诈骗类罪名，如非法集资罪、骗贷罪、票据诈骗等——此类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
唐所被控的两项罪名均不令人陌生。自此番德隆案系列庭审以来，有关法人和自然人被告无一例外被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刑法》第176条，犯本罪 “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者，不高于十年有期徒刑。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见于《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悉，在将案卷移交检方的同时，公安部门出具的起诉意见书建议同时控告唐以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见于《刑法》第225条，其第三款规定，未经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是，在检方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交的起访书中，非法经营罪最终并未出现在唐万新被控罪名之列。法律专家告诉记者，以唐万新被控的两项罪名而论，他最终获刑超过十年的可能性已然变得很小。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审判即将开始，但真相仍未大白。德隆非法运作之登峰造极，令此前所有的同类案件黯然失色。据武汉正浩会计师事务所受武汉市公安局委托所做的审计报告，1997年后，仅炒作“老三股”，德隆就动用了2万多个账户(德隆手中的证券账户多达4万余个)；德隆2001年后利用六家金融机构非法吸存460亿元资金，最后形成高达172.18亿元的窟窿。
这一资金黑洞，可以看做是德隆多年来运作成本、交易成本、资金成本的渊薮。其中有多少以及如何被德隆及各方有关人士瓜分侵吞？显然，一次审判解不开这个悬念。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德隆虽已倾覆，但围绕唐万新本人的是非争议，则一直没有停息。枭雄唐万新以其狂想家的情怀、少见的执行力和韧劲，以及外逃后复又回国自首的举动，获得诸多溢美之词。但是，德隆案系列庭审正在剥开以产业整合、金融控股先锋自居的德隆精心编织的层层面纱。唐万新疯狂、复杂、黑暗的另一面正在逐渐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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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万新案卷材料可装一卡车 有关人士向《中华工商时报》介绍了关于唐万新案武汉检方的指控：起诉书称，唐万新系3家公司总裁。在其指示下，其下属杨利、李强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从2001年6月至去年8月，上海友联以承诺保底及可获1.98%-22%不等的固定收益率相诱，与社会公众签订委托投资协议35890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02亿余元，最终造成172.18亿余元无法兑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997年3月，新疆德隆收购了新疆屯河投资股份公司等3家上市公司，此后，唐万新组织王恩奎、董公元、洪强、张龙等人，操纵“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A”股票价格。他们自买自卖，抬高价格，待股价上涨十几倍后抛售，从中获利98.61亿元，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 另外，2003年1月，德隆国际资产二部经理杨利将公司3万美元汇给其女友沈某作为留学费用，涉嫌挪用资金罪。 根据有关指控，截至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共买入老三股678亿元，卖出622亿元，在此期间，德隆系对3只股票的最高持仓比例，全部高达91.5%以上；自买自卖量占交易量的最高比例全部在99.8%以上。上述3只股票复权股价最高涨幅分别为984%、1941%及1736%。 相关人士透露，德隆一案作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公开审理工作相当庞大，案卷有843本，涉及证人有327名，“案卷材料可装一卡车”。 据悉，本月6日开始了刑事案件庭前交换证据，这在湖北省刑事审判史上也属第一次。此次交换证据程序持续4天之久，共有3名法官、5名公诉人、14名律师参与。 由于证据材料庞杂，法院动用两台多媒体设备供控辩双方举证。相关人士描述，被羁押后首次离开看守所的唐万新，白白胖胖，戴着副眼镜，神态轻松。举证期间，他不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有时双腿晃动，偶尔东张西望，“每一份涉及到他的证据，他都睁大眼睛仔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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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资金去向及操纵链条谜底 1月19日，德隆主案在武汉开庭。唐万新及德隆背后之隐秘资金链条和违规操纵，将逐渐暴露于天下。自1997年开始，德隆通过委托理财方式筹资共有1000亿之巨，而这笔资金的去向始终是个谜。8年之后，谜底渐次展开。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上海友联组织下属金融机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委托理财）450.02亿余元，最终造成172.18亿余元无法兑付。起诉书指控的时间是从2001年6月5日至2004年8月31日止。 但早在1997年后,金新信托就开展了委托理财的业务，到2000年底，金新信托委托理财的余额已经是143亿余元。唐万新在供述中称，德隆前后完成的委托理财数额达到1000亿，大致为：2004年250亿左右，2003年是250亿，2002年是210亿左右，2001年是170亿左右，2000年为143亿，1999年和1998年都在数十亿之间，一共是1000亿左右。

“每年委托理财的数额都要在1998年的基数上递增30%，1998年完成的数额是20亿到30亿之间。”“每年都要制定委托理财计划。”在唐万新没有主政的1998年和1999年，具体的委托理财任务由张业光安排，2000年则由王宏、张业光负责。 2002年后，也就是唐万新主持友联的时候，具体的任务就制定得比较详细。2002年2月，在中保大厦17层会议室召开的友联年度经营会议上，唐万新制定了当年的委托理财计划，2002年制定的任务为210亿，实际完成190亿。 不过在2002年之前，德隆委托理财的对象都是机构客户，而2002年后，德隆开始针对个人客户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我们不针对特定的客户对象，没有标准，只要有资金就行。”唐万新称。 “2003年制定的目标任务是250亿元，是根据2002年的危机程度，把增长率定在18%。”而到了2003年年底，德隆高层人员也必须参与融资，在2004年，唐万新自己每个月融资10个亿。 “2004年定的任务是256亿，因为2003年解决了大部分的危机，所以定的目标没有增长，和2003年度的目标相差无几。”同时，德隆旗下的每个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指标，大致是每个公司每年30亿。中富证券由于在2003年才完成收购，所以当年的委托理财任务只有6个亿，但在2004年，其任务就增加到30亿。 而在委托理财资金进来后，挪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A金融机构未到期的钱还B金融机构已到期客户的钱，二是拿去购买新的金融机构，三是直接进入股市，还第三方客户的钱。 按照唐万新自己所述，1000亿的资金流向共有三部分：一部分是还给客户本金800亿，累计支付给客户的收益150亿。对于累计支付客户收益150亿的计算，是指客户的投资收益加分成，在投资收益大于15%时，德隆收三成，客户分七成，但如果投资股市亏损了，德隆就必须按保底收益付给客户。 第二部分是，收购金融机构的费用50亿。德隆先后控制的金融机构有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还有昆明商行、南昌商行和株洲商行。 如德隆在收购中富证券的时候，就由南京国投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向北京利德公司汇款2.8亿，以获得中富证券54%的控股权。又如在昆明商行的2.8亿股权资金，以及南昌商行1.3亿的股权投资，其资金来源均为挪用的客户委托理财资金。 第三部分是友联以及下属金融机构和中企东方的管理费、研究费10亿至20亿。这部分资金包括理财成本、人员工资、房租水电等。其中，理财成本占据了大部分的资金。在德隆的委托理财业务上，友联是不支付理财人员工资的，其费用由理财人员包干，营销费用大致为理财资金的1%，按照1000亿资金量估算，这笔费用当在10个亿。 德隆出事后，没有兑付的客户本金达200亿左右。在这200亿中，德隆危机之后，从2004年4月14日到2004年7月份，其市值蒸发了130亿左右。但是，事实上，德隆的委托理财资金，大都投入了股票市场，以维持老三股的股价。 据悉德隆的委托理财有两种方式，一是委托股票投资，二是委托国债投资。对于前者，德隆将资金直接用于购买老三股，而对于后者，德隆又通过三种方式将资金转入股市，一是不买国债直接进入股市买股票，二是先买国债，然后再卖出，套出现金转入股市，三是先买国债，再进行回购，获取资金进入股市。 除了老三股之外，德隆委托理财投资的股票还有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和华北制药等。而德隆操纵老三股，肇始于1997年的达园会议。在一些德隆老员工的眼里，德隆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会议，其中一次就是199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达园会议”，此次会议确定唐氏的集中持股理论。 1997年3月18日，金新信托和新疆德隆开始购买了新疆屯河，最初的持仓数均为4.25万股。达园会议后，德隆开始购买老三股的股票。1997年10月13日，金新信托和新疆德隆开始在二级时市场购买合金投资股票，1998年1月，两者开始购买湘火炬的股票。

而在1997年，德隆也完成了对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收购。当时唐万新的理论是，只有集中持有德隆控制的老三股，金新信托才能在二级市场获取最大利益，从而金新信托才能拥有更多的客户，管理更多的资产赚钱。 1997年9月，在德隆收购金新信托之后，后者的业务就全部转向一级半市场和二级市场，同时开展委托理财业务。而且唐认为，在持仓时用委托理财客户账户分散持股，就回避了单一账户最高持股的限制。“当时认为只要每个账户只买卖一次，且持有期超过六个月就回避了证监会有关账户持仓的规定。”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主持召开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的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移至上海证券大厦16楼，唐万川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1999年后，操盘老三股就成为金新信托的重点工作，唐万新要求：1.对三家公司长期跟踪调研，提出有利于三公司快速发展的合理化资讯报告；2.1999年以后，德隆计划大规模的整合、兼并、重组老三股，使主营业业绩大幅提升，支持二级市场股价持续走高，金新现在看来，唐万新的集中持股理论有些东施效颦，其模仿的巴菲特持股理论，在中国这种理论并没有生存的土壤。 最终，德隆高度控盘老三股，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资料显示，自1997年3月8日到2004年4月14日，买卖新疆屯河股票天数为1663天，其中自买自卖量占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为99.93%。买卖湘火炬股票的天数为1493天，其中，自买自卖天数为1467天。
德隆的这种“自买自卖”，在业内也被称为“对敲”，被告人张龙的供词称，其当时操盘合金投资时采取的手段有集中资金优势，同时也采取了对倒的方式。 德隆手中的老三股，原来都是以委托理财的名义买下，理论上并不属于德隆。但随着股市的下跌，随着市场对老三股的质疑不断，原有的客户不断撤出，而德隆打肿脸充胖子，最终套住了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庄家”。 操纵老三股的买卖，是德隆体系内最机密的部分，除了友联执委和参与操盘的少数人之外，外人并不知道德隆在操盘老三股方面的具体情况。事实上，在证券投资方面，具体投资的股票和数量均为友联直接控制，相关的证券公司并没有参与权。 在前期，德隆主要通过金新信托平台操纵，其时主要的操盘手是董公元、洪强和张龙。鲜为人知的是，在1997年到1998年间，唐万新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路营业部也负责过一段时间的操盘。1998年，唐万新到北京组建德隆总部的时候，把操盘工作交给了唐万川和董公元。
其间分工是，唐万新为操盘老三股的总指挥，唐万川是现场指挥兼统计老三股，具体操盘上，洪强买卖新疆屯河，张龙负责买卖合金投资，而湘火炬的买卖由董公元负责。 张龙操盘“合金投资”股票的时间是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而洪强操盘的时间是1997年3月18日到2000年6月30日。之后，三只股票的操盘全部由董公元发布指令。大致在1998年上半年，德隆对合金投资及新疆屯河的持仓量已经占流通盘的30％左右。

在友联成立之后，其老三股的操盘也纳入到友联的垂直操作体系内。唐万新称，友联证券投资部实行双经理制，一个经理叫曹融，其主要负责研究证券投资方向，哪只股票可买、可卖等。另一个经理就是董公元。 另外，每个证券公司或金融机构内都有一个友联派驻的操盘手，这些人直接听命于董公元领导的证券投资部，董的证券投资部听命于友联执委会发出的指令。 当时的操作方式是，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和唐万新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等机构买卖“老三股”的先后顺序，再由唐万川直接下令董公元，再由董公元下令证券公司的操盘手，从而完成实际的垂直管理，而证券、信托公司的负责人并不过问。
而在德隆收购恒信证券以及中富证券之后，其操纵老三股的平台就扩大到恒信证券和中富证券。这时，操盘手除了董公元之外，还有派驻中富证券投资部的王永东和王佩，恒信证券投资部的李睿，德恒证券投资部的王维刚和顾熙等人。 1月19日，唐万新、王恩奎、董公元、洪强以及张龙，将为自己的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进行辩护。唐万新发家于一级半市场，却倒在二级市场之上，其当初集中持股老三股的构想，最终也成为了锁住自己的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