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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增行政会议人数 史美伦入阁爆冷门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增加行政会议人数,新加入立法会保险界议员兼手握立法会「泛联盟」五票的陈智思,及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史美伦,民主派人士全部名落孙山。新任命后,行会非官守成员增至七人。董建华今次爆冷委任史美伦入阁,政界人士同表诧异,有亲中人士估计这是她升任局长,甚至在特区官场更上一层楼的热身赛。 立法会选举过后,外界一直盛传董建华委任基本法45条关注组成员兼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加入行政会议,作为泛民主派的代表,结果落空。董建华昨天表示,重视民主党及民主派议员,会和泛民主派定期会面,如有需要,亦有不定期的会面,指「为了香港繁荣稳定,为了香港整体利益,我和我的同事是很乐意与民主党、民主派一起合作」。 被问及是否为了争取立法会「泛联盟」的五票,才委任其成员陈智思加入行会,董建华响应,在很久以前已考虑重组行会,「一直都在考虑邀请陈(智思)议员入行政会议」。
他赞扬陈智思在立法会、业界、福利与公共服务的工作,充分显示其对香港的承担,而史美伦有法律背景,对香港、内地以至国际的金融、证券都很熟悉,相信她的经验能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史美伦表示,自她脱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离开北京返香港时,董已联络她。从没获政治任命的她表示,个人愿意尽力为港服务,希望能加强沟通和行政立法之间互相了解。她又称,没有想过将来要晋身做局长,本身也没有其它长远政治目的。 财金知识丰富,加上在内地人脉极佳的史美伦,爆冷出任行政会议成员,有亲中政坛人士指,史美伦野心极大而且亦有一定施政能力,今次纡尊降贵出任行政会议成员,志在为仕途更上一层楼铺路,而中央容许其出任行会成员,亦反映其取信于中央,令她极有机会在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接任下届特首时,接掌财爷一职。 香港金融服务界议员詹培忠认为,董委任史美伦不出三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查济民家族与唐翔千家族的关系密切,被传是特首人选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可能自觉对金融方面不够熟悉,于是向特首推荐史美伦,事实上有她在身旁协助,对香港金融发展未尝没有好处。
第二个原因是特首确实欣赏史美伦的工作,认为她熟悉市场运作,有助金融体制发展,最后一个原因便是为晋身局长铺路,詹培忠说:「可能做局长都唔出奇,而家培养住先。」 对于史美伦工作表现,詹培忠称,最近内地股票受到冲击,部分人士把责任推向这位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但相信特首所作的决定应不会错。金融界议员李国宝以「好」来形容今次任命。 香港民主党主席杨森和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对史美伦的任命均感意外,杨森认为史美伦在内地工作了一段日子,在政治方面容易与香港民意脱节,而且她在揣摩民情方面经验不多。田北俊亦认为对改善政府管治帮助不大。 香港时事评论员李鹏飞对史美伦出任行会成员感到惊奇,相信其极有机会借助行会,为未来政途作热身赛。 刚获委任加入行政会议的史美伦,人称查太,其夫婿为香港兴业(0480)董事总经理查懋成,是与中央政府人脉关系甚广的查济民之子。 查氏家族与中央的密切关系,早于中英80年代磋商收回香港时,已显露无遗。据《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记载,1983年,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处理中国收回香港的问题,而廖承志首先接见的,就是查氏集团主席查济民。而查济民亦是刘国钧的女婿,而刘国钧正是江苏纺织大财团的老板。 而《永远的邓公》一书中亦指,83年,邓小平分批邀请了约10位香港知名人士,单独会面,当中包括查济民。 身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查济民,于1988年与另一名草委查良镛,提出保守的政制“双查”方案,但后来此方案未被采纳。 史美伦生于49年底,中学毕业后赴美求学,72年取得文学学位,未几结婚,丈夫正是美国求学时结识的查懋成。不过,她到30岁时毅然选择做“妈妈学生”,主要受七十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高涨,女性锐意增值,两年后便拿到加州圣克拉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翌年已在美成执业律师,获准在联邦法院执业。 及至85年史美伦和家人迁返港,曾任多家国际巨企的法律顾问,参与跨国机构来华的投资,包括北京首家麦当劳进军神州。 6年后她在仕途上面临大抉择,时值89年,港府在八七股灾后锐意为证券市场动大手术,当时的证监会主席欧伟贤(RobertOwen)亲自出面,诚邀她转行,终在91年她加盟证监会,商而优则仕,乃早期监管机构高层人员中仅有的两名中国人之一。 九十年代史美伦因有份研究国企赴港上市,经常北上,与当时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主任高西庆建立合作关系,为她奠定中港的人脉网络。 ○一年三月,应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之邀,加入中国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史美伦,创下港人出任副部长级别高官的先河。直至今年初,传出史美伦因健康理由,希望返港休养而辞职的消息,外界一直视她为接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的大热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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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伦在港首称“2002年可以骂我,现在骂谁?”fficeffice" />

日前,已经成为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的,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返港后首度对A股市场发表了讲话。

她表示,指数上去了,不代表监管者的工作做好了,这是基本原理,内地有股民因为指数下滑而损失投资,发些牢骚也是正常的。“2002年可以骂我,现在又去骂谁呢﹖”她认为,监管市场不等如打击市场,如果还是要留在北京工作,最想做的是投资者教育。

她称,令她遗憾的是,内地将指数看得很重,与监管者的规范工作挂钩,她认为,监管的是市场违规行为,与指数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监管,违规违法多,指数泡沫化也是要下来的,这是事实。但即便如此,史美伦仍强调,离任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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