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又一次震撼世界：美国的出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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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关于文明冲突的大辩论之后，亨廷顿又出版了新书《我们是谁？》，并再次引发了一场美国国内关于国家认同危机的新的大辩论。恰逢此书引入国内之际，本报特别约请了亨廷顿先生的弟子裴敏欣、美国少数民族裔出身的国际问题专家唐纳德G.格罗斯和社科院美国所专家张国庆从不同角度发表各自的看法，希望在这些激荡的思想交锋中，与读者一起思考美国的未来去向问题。
　正方观点一个关心美国命运的学者之忧
　　作者：裴敏欣
　　亨廷顿的新著《我们是谁？》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没有使其崇拜者和批评者感到失望。如果说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触动了穆斯林世界的神经，《我们是谁？》则直接挑战了美国国内主张文化、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利益团体，尤其是少数民族裔团体。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是谁？》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该书在美国国内却触发了一场有关“文化多元论”的大争论。由于亨廷顿把美国文化和种族多元化的趋势看作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根本威胁，他被众多批评者描述成一个所谓的“本土主义者”——即一个主张以白人和盎格鲁文化为主体的单一文化鼓吹者。
　　《我们是谁？》的主要观点并不复杂。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是每个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坐标”。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直接影响任何国家的内部社会和谐以及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显然，一个国家认同相对弱的社会(往往是多民族的社会)极可能是一个族群关系紧张的社会，一个国家认同建立在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如美国)，很可能在外交上寻求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的国家为盟友。
　　但是，根据亨廷顿的观察，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传统的国家认同正陷入一场认同危机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发达国家内部的民族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所造成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些新移民未能被“认同同化”，相反，他们保持了原来的文化和民族认同。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准国家认同”(Sub-
nationalIdentities)，即在一个西方社会中，除了国家认同外还有族群认同。亨廷顿在书中举了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为例子，通过分析墨西哥移民后裔的英语语言能力和通婚率，亨廷顿认为墨西哥移民没有被美国“同化”。由于亨廷顿将该章的内容提前发表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杂志上，他的观点遭遇了一场美国学术界中罕见的攻击，有人甚至暗示亨廷顿的观点有种族主义色彩。
　　但亨廷顿的批评者所无法否认的是，几千万墨西哥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巨大文化冲击(在许多州，西班牙语已经成了实际上的第二官方语言；在西语裔族占多数的迈阿密市，不会讲西班牙语的白人找不到好的工作)。
　　“认同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越来越淡化，而一种新的“全球认同”则在慢慢取代传统的国家认同。在亨廷顿看来，全球化使西方发达社会中精英层的国家认同感大大降低。由于这些精英分子的职业、专业训练、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都是全球化的产物或者深受全球化的影响，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就被弱化了。如果说“准国家认同”的出现将引起美国社会底层的不和谐，亨廷顿担忧精英“认同国际化”将导致美国社会中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主要是白人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激化。这是因为美国普通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十分强烈，爱国主义情绪远远高于精英分子。这种精英-民众之间的国家认同差距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点上，亨廷顿的观察十分准确，布什的外交政策已被全球化的美国精英(包括许多共和党成员)唾弃，但却得到爱国主义热情很高的普通美国民众的支持。从去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来看，“认同全球化”的精英们输了，而代表美国优先的布什主义则胜了。 展望将来，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种是“超越派”，即一种全球的认同替代现有的美国国家认同。根据这一思维，一旦美国的国家认同被全球认同吸纳以后，所谓美国的国家认同也就消失了，那么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种结局则是相反的“帝国化”，即美国用自己强大的实力改造世界，用其价值观重塑世界。亨廷顿可能预见到了布什再任就职演说中“结束暴政”的口号，但是他认为“帝国化”是一条死路，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实力不足以重塑世界。第三条出路是“本土化”，即美国的精英和人民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根本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是独特的。因此，美国不可能既完全融合于全球社会而同时又保持这种独特性。同样，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不能指望既变成美国人又保持他们原来的民族认同。
　　究竟哪一种前途在等待着美国呢？亨廷顿认为美国的精英层中既有“超越派”也有“帝国派”，但是大部分的普通美国人民都是“本土派”。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预见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不稳定性，因为精英-大众之间的认同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策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关心美国命运的学者，这是亨廷顿最为担忧的前景。
　　作者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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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观点
　　新教文化不是未来凝聚美国社会的“黏合剂”
　　作者：唐纳德·G·格罗斯
　　翻译：文琼　　
　　在其新著《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探究了一些涉及美国长期稳定的关键问题：现在美国的国家认同是什么？它在未来的国家认同又将如何？
　　亨廷顿使用的“国家认同”一词，是指美国的“核心文化”(包括政治体系和美国人流行的政治信仰等)。他认为，美国面临着未来“分裂”的危险，甚至可能遭受与其他失败国家(如罗马和斯巴达)相同的命运，因为其“国家认同”的基础正在削弱。他说，美国在一段时期内是以占主导的白种人和盎格鲁-萨克逊种族来界定的，今天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多文化和多种族的社会，其种族和民族的社会支柱已经支离破碎。按照亨廷顿的说法，美国1/3的社会文化支柱目前正在被“围攻”，1/4的意识形态支柱已经成了“糊不住的浆糊”，它无法使社会在未来凝聚在一起。在亨廷顿眼中，“9·11”事件对美国有积极影响，它推迟了美国国家认同衰落的过程。面临着对其存在的严峻挑战，美国更新了其“共同享有的国家认同感、国家目标和文化价值”。但这种更新只是“推迟”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过程，而这种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美国解决了它的“认同危机”。
　　亨廷顿担忧美国正在丧失其国家认同感和核心文化，主要是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班牙移民潮。即使美国保留它的政治“信念”，它也可能“很快变成一个民族、种族、文化和政治群体的松散联邦，很少甚至没有共同点”。他提出，对美国核心文化的这种攻击，可能导致种族至上组织的复兴，这些组织将驱逐、排斥或者压迫新移民。因此，亨廷顿主张各个文化背景的美国人都应该“尽力增添核心文化的活力”。在亨廷顿眼中，正是这一核心文化构成了“一个以基督教为主体、包含了其他一些宗教、坚持盎格鲁-新教价值观、说英语、保持欧洲传统，忠实于其(核心政治价值观)原则的美国”。他严厉批判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并认为美国的政治“信条”不足以凝聚整个美国社会。他的这一观点与很多美国人把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多样性奉为美国的主要“国家特性”的观点背道而驰。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人被亨廷顿统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正是美国多样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使得美国社会丰富多彩。
　　亨廷顿在书中没有讨论大众文化，他把文化定义为主要以宗教为基础，他认为，这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多数国民的个人道德和行为举止。亨廷顿对大众文化的忽视使他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创造了美国社会的内聚性并增进了“国家认同感”。亨廷顿还不恰当地缩小了美国政治价值观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内在影响。这些“意识形态”信仰使各个种族、民族和族群的人们变得盲目，实际上，正是对这些政治价值观的信仰使人们移民到美国后成为了“美国人”(天真的美国印第安人是这一原则的惟一例外)。
　　在书的末尾，亨廷顿讨论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三种可能前景：一是一些美国政治精英所拥戴的“世界主义”，这一观点容许和鼓励“世界重塑美国”；另一种前景是“帝国化”，这是寻求“按照美国价值观重新塑造世界”的美国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有责任在全世界创造世界秩序和对抗邪恶”，但问题在于它将“使美国失去作为国家的认同”；第三种选择是“本土化”，因为“民族主义道路将指出使美国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东西。美国不会成为世界，美国仍然是美国。其他人不会成为美国人，他们仍然是他们自己”。
　　亨廷顿把“世界主义”的观点归结为当代美国自由派的理论，他认为，他们经常混淆外交政策、实力政治和国际“社会工作”的区别，但他忽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派思想的悠久历史，后者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威尔逊时代，国际合作的理念从那时候开始成为了美国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并且，亨廷顿把新教视为未来凝聚美国社会的“黏合剂”是完全错误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立宪的一个基本原则，但认为仅仅依靠某种特定的宗教就可以阻止美国社会的分裂则是臆想。美国现在是，也将继续是一个多文化的国家，它给人们提供希望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坚持一些长期的原则，而不是将特定的宗教价值观强加于不信仰者的身上。
　　作者系美国国务院前亚洲事务顾问、知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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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观点内化的文明冲突？

　　作者：张国庆　　

　　塞缪尔·亨廷顿确实是一位能够吸引“眼球”的学者。12年前，他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激起了极大的争议，而今，他又将“文明冲突论”的矛头转向了美国国内，再次提出轰动性的论点：大规模的拉美裔移民(西班牙裔)使美国日益分化成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一场“文明冲突”有可能在美国本土上演，美利坚文明甚至可能会毁在蜂拥而入的拉美移民手里。
　　在《我们是谁？》一书中，这位教授将绝大多数移民说西班牙语视为对美国核心文化的一大挑战，并将他的强大祖国描写为孤苦无依地挣扎在移民潮中，好像美国的国家特性在挑战面前已危机四伏。对于一度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亨廷顿认为是美国教育中对国家特性的重视程度长期受到削弱的恶果，并坚信：“美国信念”、英语和美国核心文化所受到的种族主义、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以及引起的反击，已成为21世纪初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亨廷顿的看法与一些传统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尽管种族歧视现象仍然存在，但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是大量的移民建设了美国，是对移民的宽容团结了美国，而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正是美国能够不断获得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但在亨廷顿的眼中，移民特别是拉美裔移民如今已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形成了对美国传统的最迫切和最严重的挑战。
　　问题是，到底是谁挑战谁呢？
　　亨廷顿不会忘记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那句名言吧，“美国人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混合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血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精神是移民的产物，正是那些承受了巨大精神和生活压力的移民，在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建设和富强了美国。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敞开怀抱容纳五大洲的移民，也使得这个社会具备了巨大的包容性和全球性的魅力。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梦”不仅没有被挑战，反而得到了丰富和升华。
　　在这个共同追梦的途中，人们“脱离了种族政治，可以公开采纳任何风格、使用任何文化比喻”或者接受吸引人们的任何美丽形象——无论其起源如何。
　　令人遗憾的是，在亨廷顿感叹盎格鲁-新教传统的退化将导致美国国力衰弱时，他们不仅模糊了盎格鲁-新教和美国核心文化(一种全体美国人对未来所持的共同观念)的界限，也忽略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特性。事实上，真正的美国精神在拉美裔移民中不仅存在，而且得到了丰富。关键问题是，美国精神的力量之源在哪里？是封闭，还是开放？是自私，还是宽容？
　　当美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缺乏宽容时，甚至在国内对移民也不再宽容时，那么美国就真的会变得令人感到陌生和压抑了。回顾历史，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是宽容而开放的，而恰恰是不宽容才会使它变得衰弱。许多时候，越是声嘶力竭和咄咄逼人，越是多疑和敏感，就越是表明，这个社会至少是不再像以往那样(精神)强健和乐观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