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毅东山再起实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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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左右，周正毅办完离监手续，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大门。

　　二〇〇四年六月，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周正毅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周正毅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周正毅没有提起上诉，服刑至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期满。

　　须偿还大量债务

　　周正毅今后路怎么走？

　　据内地《新京报》报道，周正毅入狱后曾多次向亲友表示，出狱后还做生意。

　　那么，周正毅「东山再起」有哪些有利和不利因素呢？

　　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周正毅曾活跃于内地及香港股市。当时坊间所谓「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即指周正毅控股的四家上市公司：海鸟发展、英雄股份（现名为「大赢股份」）、上海商贸（香港）和上海地产（香港）。如今周正毅出狱，这四家上市公司对他今后发展能起什么作用呢？

　　海鸟发展今年四月公布的二〇〇五年年报表明，周正毅农凯系旗下的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鸟发展百分之二十六的股份，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到二〇〇五年末，海鸟发展总资产约三亿五千万元，当年凈利润约六百九十三万元。　　

　　由「英雄股份」变身的大赢股份二〇〇五年年报显示，其第二大股东—周正毅农凯系旗下的上海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大赢股份百分之十五的股权，已于今年一月转让他人。

　　另外，二〇〇二年一月，周正毅及其妻子毛玉萍曾入主上海商贸，持有该公司百分之六十三点一九的股权。二〇〇三年八月案发后，周正毅等人实际持有的股权全部卖出。

　　至于上海地产，则于二〇〇五年十月十日在香港股市正式下市。

　　证券界人士分析，周正毅当初在股市下大气力布下的四枚「棋子」如今已失三颗，他在股市东山再起的余地已有限。

　　此外，周正毅还得偿清大量债务。据上海地产二〇〇五年发布的《股东大会特别通告》，上海地产接管人曾向周正毅夫妇提出二亿六千七百万港元的索赔要求。还有，在二〇〇三年的刑案中，法院判决周正毅支付四千万元人民币罚金。

　　香港通缉令仍有效

　　不过，有接近周正毅的人士认为，还债负担不会影响周正毅复出。

　　这位人士说，农凯系旗下拥有百多家子、孙公司，在周正毅被判四个月后，以周的妻子毛玉萍的直系亲属为法人代表注册的上海宝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已经低调正常运作。在没有任何广告营销手段的情况下，宝域房地产旗下一度停工的伦敦广场（后推广名为东方伦敦花园）已开盘；而且，周正毅曾号称家产有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如今资产虽已大幅缩水，但还债应该不成问题。

　　周正毅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香港廉政公署仍紧盯着他。周正毅之妻毛玉萍，二〇〇六年一月因串谋造市等罪名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刑三年半，而周正毅是该案的另一主角，在香港廉政公署的网站上通缉人员名单里。

　　一位法律界人士称，香港廉政公署曾表示对周正毅发出的通缉令仍然有效。诚如此，周正毅还要考虑如何避免「二进宫」的问题。

　　周正毅的牢狱生活结束了。他的故事也走进烟尘往事，但它会留下深深的印痕，作为后来人的指示牌。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正毅及其农凯系为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留下了一个常思借鉴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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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毅夺权“海鸟”欲展翅 刚刑满出狱重获自由，但债务官司依然缠身的周正毅，终于展开其东山再起的大计。6月9日，周正毅旗下唯一上市公司海鸟发展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226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转让给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海鸟发展的实际控制人不变，因为东宏实业与泰琳实业的最终控制人均为周正毅。 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举？一位曾任职于农凯系的人士认为，海鸟发展股东变更的主要原因是，泰琳实业目前每月的租金收入达148万元，年收入近1800万元。这是一块优质资产，有可能注入上市公司海鸟发展，成为周正毅复出后拯救海鸟发展的一着棋。而东宏实业虽然注册资本高达7.51亿元，但资产质量并不好，主业并不清晰。 另有分析人士认为，海鸟发展股东变更，从另一方面意味着周正毅入狱期间农凯系内部家族权力斗争的结束。2003年有媒体报道，海鸟发展董事长唐海根曾在周正毅被调查后主持了农凯集团的工作。其时，东宏实业的股东为唐海根持股75%、李文斌25%。 据悉，周正毅事发后，农凯系内部的权力斗争一度很激烈。后来，唐海根与周正毅彻底闹翻了。2004年8月，海鸟发展隐瞒为农凯系公司在华夏银行的2.7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违规行为，此后，时任董事长的唐海根被上交所谴责，并最终退出海鸟发展。东宏实业的股东变更为周正明、周敏，分别持股80.03%、19.97%。周正明是周正毅之兄。据一位前农凯系人士透露，周敏是唐海根之弟媳，而唐海根则是周正明妻子的兄弟。这意味着东宏实业近20%的股权掌握在唐海根手中。 这次控股股东变更后，海鸟发展26%的股权又全部掌握在周正毅手中了。公开信息披露的泰琳实业的股东薛荣坤、邵金宝，均为周正毅的亲属。据了解，薛荣坤、周正毅为表兄弟。 不过，由于东宏持有的海鸟股份已质押予兴业银行，所以此次股权转让必须得到银行方面的同意。据悉，兴业银行要求在释放东宏的质押股权、办理股权过户，并且办理泰琳持有的海鸟发展的质押过程中，必须获其他有效资产的过渡性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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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毅出狱后首次露脸 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表示，周正毅仍在廉署通缉名单上，若他返港，廉署将予以拘捕。于是，周正毅受制于廉署通缉令，拟将精力集中在内地。近日更开始在内地股市上有所动作，将名下唯一可以运作的内地上市公司海鸟发展的股份转移。 近日，周正毅除着手处理海鸟发展的股份外，6月10日周应邀出席好友刘銮雄（简称“大刘”）在上海知名食府福禄居的晚宴，与一众好友聚首，席间周与友人言谈甚欢。 6月10日约七时四十五分，商人刘銮雄带备红酒在上海港汇广场的福禄居设宴，邀请好友叙旧。八名出席者除了大刘的母亲及助手甘比外，更邀请了好友邱海宁及蔡充夫妇，而周正毅亦有出席，他头戴浅色鸭舌帽，身穿粉红衫，但一直混在人潮中，十分低调，这是周出狱后首次露面。周与刘两人分属好友，在港是左邻右里，同样住在渣甸山白建时道的豪宅，据悉刘周两人与其余人等在席间畅谈甚欢，气氛融洽。 直至晚上9点，饭局完毕，刘与其他宾客分乘四部车转去另一夜店消遣，周正毅亦有同行，直至深夜一时许，众人才分别乘的士及私家车离开。其实，刘、周两人交情非浅，周的妻子毛玉萍于03年因贪污诈骗案被廉署扣查后，大刘曾到周家探望毛，而今年四月，毛再因信用状骗案上庭，刘又撰写求情信，赞扬毛为人热心公益。 周正毅03年5月因涉嫌经济犯罪于上海被扣查期间，当时其持有的农凯集团拟重点开发的上海静安区“东八块”项目的动向，备受外界关注，据悉一批港商当时对“东八块”的发展项目也甚具兴趣，大刘曾牵头接洽。 另外，周于同年九月被逮捕后，曾有传刘有意购入周持有的上海地产控股权，及后才因控股权涉及的专业团体费用不菲，才取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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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毅案折射法律漏洞 5月25日晚，轰动全球的美国“安然造假案”在历时4年半后有了结果——公司创始人﹑64岁的肯尼斯面临长达45年的监禁，前首席执行官、现年52岁的斯基林则将面临长达185年的监禁。巧合的是，安然案判决后第二天，“上海首富”周正毅正好三年刑满出狱。同样性质的商业犯罪，安然案不但审讯时间长，而且惩罚严厉，周正毅案则审讯期过于仓促，刑期也短暂。尽管两案所涉金额悬殊，但两相对比启迪深远。 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说，凭常识都能判断，凭一间店和正常的股市交易，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让他的资产如此疯狂增长。更何况，周正毅是那种个性尤其张扬的人，他的经济犯罪背景和早晚东窗事发的结局早已是行内人意料之中的事。如果非要说整个事件中有什么令人感到吃惊的东西，则是法院对周正毅的量刑和处罚。2004年6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判处周正毅两年六个月刑期﹑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刑一年，两项罪名合计只执行徒刑三年，执行罚金四千万元。 不可否认，论企业规模，周正毅旗下的公司难跟安然相提并论，但在犯罪性质上，安然案和周正毅案并没有分别，他们都在蓄意欺骗股东﹑投资者﹑银行甚至合作伙伴。但两国政府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及判决差别却如此巨大。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学者表示，周正毅案恰恰证明了中国的法律湔在很多漏洞。该人士指出，作为新一波犯罪富豪的代表人物，周正毅正是在前几年许多政策法规还处于真空状态的情况下发迹的。正是这一特殊的经济阶段以及东窗事发后的“轻判”给他提供了犯罪的重大理由——违法经营所带来的利益与诚实经营所带来的利益比例相差太大，而违法经营的风险及成本却太小。与近两年来民营企业发展遇到重重障碍相比较，前几年的民营企业反而有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市场机会。那时候民营企业刚出现，就面临著一个强大的卖方市场，同时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有著很多真空的状态，如房地产和制药等几个暴利行业的发展根本不湔在任何门槛。因此，周正毅才会选择产生过几次热潮的房地产业作为其资本王国的实业基础。 此外，金融市场的政策空白同样对周正毅这样的投机者充满著难以抗拒的诱惑。金融体制的脆弱令内地的坐庄和操控价格成为行内人士司空见惯的行为。而与这些巨大的诱惑相对的，则是法律的苍白无力。在中国，《证券法》的细则虽多，但只有两条是可以治罪的，一是内幕交易，另一条是操纵价格。即使是周正毅所犯的“高估资产”及“操纵价格”这两项罪名，都是1997年后才拟定的。这无疑为投机者开辟了打法律“擦边球”的机会。 再退一步来说，就算真的违法犯罪、东窗事发又如何？刑罚的震慑力远不及巨额非法所得的“魅力”来得大。以“操纵证券”为例，被查处后最多罚几百万，一般情节不重的也就是几十万，但赚的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两相权衡，这场“法与利”的博弈，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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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真的违法犯罪、东窗事发又如何？刑罚的震慑力远不及巨额非法所得的“魅力”来得大。以“操纵证券”为例，被查处后最多罚几百万，一般情节不重的也就是几十万，但赚的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两相权衡，这场“法与利”的博弈，结果可想而知。” [B]－－中国的法律历来体现的都是一个思想：窃国者侯，窃珠者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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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毅的另一面

具有典型上海男人外貌和神态的周正毅，被生意伙伴和农凯集团比较亲近的属下称为“周公子”。香港媒体多数把他描述为“花花公子”和“暴发户”，内地媒体则更关注他在资本市场的翻云覆雨。

据《商务周刊》调查，周正毅曾经多次对外谈及自己的苦出身，这与其后来亿万身价形成的强烈对比，往往让闻者惊叹。按照周的说法，他1961年出生于上海杨浦区，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小时候靠在国有企业做工人的父亲养活一家七口，经常吃不饱、穿不暖，17岁就出来打工了。

与事实相比，周正毅显然对身世进行了夸大，以期更具传奇色彩。薛荣坤对记者证实，周正毅的父亲周裕兴在当时的上海锅炉厂(现上海电站附件厂)的职位是生产计划科科长，周母也是该厂工人。在当时的物价下，周裕兴夫妻的工资养活5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即使在被上海人称为“下只角”的杨浦区生活时，周正毅也非常讲究衣着。发迹之后，在个人的穿着打扮上，周正毅也喜欢亲历亲为。“他一直都是自己熨衣服，只有在非常繁忙时才会假手于人。”薛荣坤说。出于对个人形象的考虑，周正毅的饮食总是以蔬菜为主。

经过10多年的奋斗，周正毅身上已经看不出太多出身痕迹。时隔数年之后，一位财经界资深记者对与周正毅的初次见面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01年上海的一次晚会上，不少企业家都受邀参加。晚会开始一阵后，又有几个人走进来。“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在人群中首先就看到了他，因为很少有中国的企业家打扮得那么精致。”他回忆到，“我当时还不认识此人，但这个人的气度无时不在提醒周围的人：这是个大人物。”他赶紧走上前去，与这位企业家交换名片，才知道这人正是周正毅。

情史与发迹史一样富有传奇色彩

拥有了不凡气度的周正毅，内心脱离出身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这使得他打造农凯系过程中总是以“做大做大再做大”为决心和目标，并且在发迹之后为闻达于“富豪阶层”而煞费苦心。

一位接近周正毅的人士曾经透露：“他觉得小时候很苦，自己出身不好，所以曾经说，收购原来由李嘉诚和爱立信基金控制的建联通(即后来的‘上海地产’)，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出身”。

有香港媒体评论，周毛二人的衣着、住地、消费方式甚至更换的异性同伴，从此都要以香港最昂贵价位为标准。

2000年以前的周正毅很少为内地媒体关注，却迅速以其爆出的“豪言壮语”而进入到公众视野。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估算周当时资产为0.66亿美元，名列富豪榜第94位。当时，周正毅公开表示了不屑：“不止这么多！我家族全资拥有的上海农凯发展，在上海以发展房地产及基建为主，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2001年，周正毅的排名上升至第41位。

但在一些接近周正毅的人口中，周正毅的形象却有了变化。2003年周正毅的辉煌到达顶峰又迅速坠落之时，同在上海市黄河路上开店的邻居对记者评价周时就表示：“长得蛮好，很平易近人，看不出是亿万富翁。”

一位曾经与周正毅有过项目合作的投行人士表示：“周正毅工作很努力，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很少休假，就算休息时也经常在琢磨生意上的事。”

在这位投行人士看来，周正毅后期种种高调表现，与其说是暴富之后对物质的渴望，不如说是作为外来者力图跻身香港当地以贵族自居的富豪行列的做法。而且，2000年到2002年，是农凯系连续吃进两地四家上市公司的时间，大手笔涉足资本运作的周正毅也需要向外界展示雄厚实力，以期赢得更多的合作者。

2001年，周正毅在香港的豪宅遭贼人光顾，周正毅事后主动对媒体表示，光是被窃的现金就达到130万港币。“上海首富”的称谓，由此开始为人知晓。　

随后，香港的大小报纸开始狂炒周正毅与香港女星的绯闻。当时的周正毅在合作伙伴面前并不掩饰对自己的名字与香港女星联系在一起的得意之情。“或许，在周正毅看来，与香港女星的绯闻是打开在港知名度最快捷的方式。”上述投行人士说。

2002年6月，周正毅甚至邀请香港各大传媒及基金经理到上海参加两天一夜的“上海首富”真人秀。考察期间他不仅自爆150亿元的身价，还大力推介自己的农凯集团，甚至于在席上公布自己将在静安区打造房地产巨舰。

2002年，当胡润再次编制富豪榜时，据说周主动找到了胡润。这一次，周排名得以名列第11位。即使在2003年首次被羁押的前一天，周正毅在会见来自北京某官方媒体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时，还自称资产有400亿元，除可提供1亿元合资成立传媒投资公司，另可提供10亿元的现金“运作”。

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自然“死亡”

发迹之后的周正毅曾经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渲染了更多的传奇色彩。如今，“上海首富”的故事降下帷幕，他最终回归到一个“投机者”的本质形象。周正毅对投机机会的把握能力非常强，正是这种能力给他带来了财富和最后的破灭。

坊间对于周正毅的发迹史流传着各种版本。周正毅大姐周雅珍的丈夫薛荣坤回忆到，周在初中毕业后顶替父亲进厂半年后，就对家人说，“工厂赚钱太少，我要出来做”。1978年，周正毅拿出自己工作后所得积蓄在杨浦区开设了一个小馄饨店，后来又开始做小生意，“80年代就比较有钱了”。

据了解，周正毅抓的第一个政策空隙，远在1970年代后期。他加入到当地的外汇黑市，在上海淮海路上的华侨商店“打桩模子”(上海俚语，指倒外币)。从此开始，周一直被家人称道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利用政策的缝隙投机成为他的聚财手段，并一发不可收。

周正毅的第二次大的投机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当时，上海掀起了去日本“扒分”(上海话，挣钱的意思)的热潮，周正毅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没有邀请函，但想方设法绕开政策，通过一个父亲的关系办理了去日本的护照。对于这段历史，大多数媒体报道说，周当时去日本名义上是读书，实际上是带走私货去日本倒卖，其中利润最大的是章光101生发精。也有一种说法是，周到日本后，最赚钱的是帮人办理手续去日本。之后，周从日本转道阿根廷，继而回到中国，来到深圳。在那里，他重新开始在日本的业务--帮大陆人去香港，这同样是被当时的政策所不允许的。为此周甚至被警方拘押过。“要不是通过朋友的疏通，他早就被判了”。最后，周赚到了一笔钱，更得到了投机的胆量和身手。

如果周正毅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小打小闹，他大概永远没有办法成为堂堂上海高层领导的座上宾。周真正大手笔的投机，更多是在对政治和法律空隙的游戏规则的把握上。正是这种对于法律规则的蔑视性钻营，使他的“上海首富”神话有了可能。

根据调查，周正毅是通过其伴侣、前上海地产总经理毛玉萍，得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1994年，两人合力开设“阿毛炖品”。根据薛荣坤的回忆，这家名字来源于毛玉萍昵称的饭店，早期是一个只有一间房的小店铺，1995年花费了五六千万元扩建至五层。与周围的饭店相比，“阿毛”的装修更为豪华，二、三层为散客厅，四、五层为包厢，均以巴黎、柏林等城市命名。五层正中临窗的房间被命名为“总统套间”，陈设最为奢侈。在“阿毛炖品”鼎盛时期，这里被称为上海银行界的“公共饭堂”，随时可以见到上海银行业人士出入就餐。据说，当时的“阿毛炖品”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这被外界公认为周毛两人赚到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长期住在香港的毛玉萍在当地拥有极强人脉。即使毛今年1月在香港被起诉，还有包括新世界发展集团主席郑裕彤、星岛集团主席何柱国、华人置业执行董事刘銮雄、廖创兴银行主席廖烈文以及著名艺人成龙等提交求情信，指毛玉萍热心公益事业，希望从轻发落。毛最终因此减刑半年。而且，由于常常安排对访港上海官员的接待和打点，毛在上海市官员中也很“吃得开”。

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投机

在获得更多上层资源后，周正毅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投机。可以看到，他采取的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用抵押物向银行获取贷款，之后用贷款获取更多的资产。“空手套白狼”套到的“狼”，就是上海最赚钱的项目--房地产。

近15年来，上海依靠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基础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优惠政策，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推动了上海市房地产业不断发展，但同时也给予了投机者种种机会。

1980年代后期，上海的土地主要为国营企业所有，按照工厂出地、外商投资的模式，很快掀起第一轮圈地高潮。1987年，上海规范土地使用和转让，各区政府开始设立下属房地产公司，这些国有地产公司依靠手中的土地都赚了大钱。而此时，周正毅还在进行原始的积累，无缘分得一杯羹。

1992年，中国房地产仍然近乎空白之际，香港房地产市场成了大陆唯一的教材。而在这方面，上海起步最早，它学到了以廉价的土地及银行资本撬动房地产市场的方法，但在如何避免银行作为单一融资渠道带来的风险方面，则一直被飞速扩张的房地产建设所覆盖。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开始两年一波动。

在国内房地产业正承受着来自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压力的背景下，1994年，上海开始实施“365计划”，进行第一轮旧城改造。这一计划被作为各区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考核标准，各区最普遍的做法是由区里所属房地产公司及其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操作。但恰逢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由海南、北海等地开始破裂并席卷其他城市，这些“国字号”企业赔了不少钱。1995年年底，上海市向各大企业集团推出一项输血政策--下发《批准上海市房产局关于盘活工商企业国有房地产试点实施意见的通知》。通知规定，对工商企业集团所辖企业依法取得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以“空转转账”的出让方式受让土地使用权，土地可以进入市场经营。这意味着，城区存量土地的控制权到了各企业集团手中。而此时，周正毅等所谓社会上的商人，还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分配的宴席中。

但是，随着导致周正毅第一次入狱的刘金宝1997年8月转任中银香港分行总经理，周正毅在香港设立了新总部“佳运投资公司”，其后来拿下“东八块”地产项目用的正是佳运的名义。周正毅在香港最早为公众所知，就是在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以6200万港元的高价购入香港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

民营资金能够接触到上海房地产业，是在1998年、1999年前后。此时，上海政府开始招商引资，土地往往以用极低的价格就可以被外资获得。2000年，上海土地市场回暖，根据由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房地产研究中心编发的内部旬刊《房地产信息汇编》显示，很多民营资金正是此时开始介入这一市场。之后两年，房地产开发的高额利润显现出来。“土地抢疯了，抢到就赚钱”，这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一位官员形容的当时情况。

也就在1998年10月，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初始注册资本为1亿元，国有企业上海农业投资公司是其大股东。根据工商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周正毅已经成为第一大股东。农凯集团账面资产总额23.25亿元，净资产7.57亿元，成为周正毅的核心阵地。周正毅的资金此时足以操盘房地产市场。

此时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在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政策的漏洞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土地一级市场没有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拿地的方式主要是协议出让，即由收购方与土地使用权所有者一对一谈判。”时任浦东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战军指出，这种不健全的一级市场又直接带来了二级市场的混乱。为了控制一级市场，上海在1996年成立了土地发展中心。

正因如此，拥有充足资金的周正毅在涉足上海房地产业之初主要选择了收购的方式：以每平方米68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上海中央商务区附近江宁路上的烂尾楼(即后来的“兴业大厦”)，该楼投入1亿多元再追加1亿多元完工，后市值超过5亿元；又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上海高尚区古北的烂尾楼“伦敦广场”，追加亿元完工，据周本人说获利5亿元以上。

2001年5月，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市府第101号令)，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办法。但招标的漏洞也随之初现。

根据上海市当时有关文件规定，“属于旧城改造、2001年7月份之前开发商储备的土地”，“已经谈妥、签定合同，通过前期条件准备”，“开发商取得相应用地手续、市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这三类土地不列入招标拍卖。政府并非有意打开缺口，而是由于旧城改造的拆迁成本很高，前期投入过巨，所以给予了区别对待，以便能够把旧城改造推行下去。但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黄浦区房产局的彭海东承认：“在2002年经营性土地转让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开发商想方设法使自己所要圈地块往这三类不采取招标拍卖用地上靠的做法，这些发展商活动频繁，黄浦区现在都没有什么存量土地了，大量的土地就是在2002年下半年被发展商给圈走了。”

针对这一漏洞，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于2002年11月18日成立上海市地产集团。这个国有投资的集团公司的职责是，通过市场化运作进行土地开发，实现土地增值，确保土地出让中政府收益，并代表政府对上海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调控性经营。也就是通过所说的土地供应市场供应的“总龙头”、“主渠道”和“蓄水池”的作用。

但在此之前，周正毅已经开始行动，完成了他最为辉煌的一件事情：拿到了位置绝佳的静安区“东八块”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正是旧城改造项目。2002年5月28日，周正毅获得“东八块”17.64万平方米地块的旧城改造项目，涉及万户动迁。这是周在上海房地产项目中首次以拿地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开发。在签约仪式上，周正毅称，规划在5-7年间开发建筑总面积达82万平方米的大型高档居住区。此时的周，在上海地产界还没有完整执行完成一单房地产开发案的经历。

外界的一种猜测是，如果周正毅得到机会，如期进行东八块项目的开发，这个好地段和上海的房价增长，足以让周正毅得到真正的财富和一个好的实业项目。但这些将永远停留在假设。周正毅和毛玉萍擅长在规则的缝隙中游走，却由于对于那些“更基本规则”的不熟悉或不在乎而最终触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