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国开行未能入股花旗的内幕

金银岛岛主

去年12月，至少两位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家分别不止一次造访纽约，令华尔街精英们兴奋。其中一位造访者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行长陈元。他行动果断，雄心勃勃，曾任中国央行副行长。如今，他所执掌的国开行，正从肩负开发职责的政策性贷款机构向商业银行转型，并计划上市。

另外一位到访者是中国投资公司(CIC)总裁高西庆，他负责管理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中的2000亿美元。可以理解，在会见花旗(Citigroup)、瑞银(UBS)、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银行的高管时，他受到了热情欢迎，在会晤包括新任首席执行官潘伟迪在内的花旗高层时，陈元承诺向花旗注资50亿美元，并承诺成为花旗的锚定投资者。

国开行的陈元从纽约回到北京后，就开始忙着打电话。他要做两件事，一是说服中国政府批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二是迅速对花旗展开尽职调查。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岁末年初之际，随着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感到忧虑之际，“故事”尤为重要。中投去年5月进行的首次海外投资，是在百仕通上市前夕，购入了该公司30亿美元的股权——这笔投资仅涉及普通股，没有任何折扣，对公司管理层也不带有任何影响力，同时，中投在4年内不能售出所购股份，在一年内不能进行类似投资。到中方与花旗接洽时，中投对百仕通的投资价值已缩水近半。

此外，中投已经投资于摩根士丹利。中投的第三号人物汪建熙表示，中投的主管们担心，他们对美国金融集团的敞口可能已经开得够大，而且，如果他们再入股花旗，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政治反弹。

花旗的运作过程加深了这种担心。潜在投资者没有多少时间，而且未能详细审视花旗问题领域的核心——固定收益类交易账薄。此外，花旗还阻止国开行（及其它潜在投资者）聘请顶级投行为顾问，因为花旗将这些投行视为竞争对手。于是，潜在买家只能依靠Lazard Freres等在中国没有太大影响的小投行。

考虑到挑战的规模和自身缺乏了解，国开行的团队求助于高盛向其提供评估花旗的建议。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高盛于圣诞节期间派遣了一个银行家团队前往北京。

与此同时，陈元开始了说服政府和中国银监会批准此笔交易的漫长历程。他也征求过中投的建议。中投除了有投资授权外，还持有国开行的股份，并且不久前刚向国开行注资2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称，中投就花旗次级贷款账薄问题的严重程度向陈元发出了警告，但没有告诉国开行该怎么做。

美国一度最强大银行的花旗如今需要求助，而一家中国实体即将伸出援手——这种形象打动了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外交部表示高度支持，并提出把自己的账户转到花旗。国开行的一位顾问表示，他们把此看作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

银行监管者没有那么激动。国开行的顾问表示，由于国开行对巴克莱的投资出现亏损，陈元在中国央行时的副手、现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国开行提出了批评。刘明康还指出，对花旗的投资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其他人士对此项投资是否明智表示质疑，同时对相互竞争的机构大规模投资于类似领域的前景感到不安。

频繁的电话会议

1月初，国开行团队与花旗主管至少召开了12次电话会议。花旗高管告诉中方，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有意提供花旗寻求的全部资金。

“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国开行的一位顾问表示。“如果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规模真有那么大，就会触发报告要求，需要获得美联储(Fed)的许可。但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可能不会成为锚定投资者，可能需要缩减投资规模。”

国开行有望投入的资金从50亿美元降到30亿美元以下。尽管如此，这些顾问表示，陈元依然有兴趣。

在1月12日至13日的那个周末，随着融资截止日期的临近，国开行团队十分紧张。然而，当消息传来，说由于在北京磋商的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决定搁置这一投资计划时，国开行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投资花旗可能会招致损失。但国开行的顾问们表示，以刘明康为首的银行监管官员的反对，以及对于投资机构间相互竞争的的顾虑，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

第二天，花旗宣布筹集到资金68.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不过科威特投资局也提供了30亿美元。最终交易针对下行风险向投资者提供了大量保护。

与此同时，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在去年11月对花旗投资时，其结构安排赋予了返回谈判桌以改善交易条款的权利，加强对下行风险的防范，达成与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和科威特投资局相似的条款。不过，无论交易最终成功与否，对陈元和国开行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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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需要解决监管机关间的角力

在金融体系，中国监管单位在多项议题上已“短兵相接”，从促进债市发展到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乃至于允许人民直接投资港股均爆发冲突。

监管机构之间合作不顺畅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美英近期的例子足以证明：前者在次贷问题捅出大篓子，后者三个监管机构都未能察觉房贷银行北岩将爆发问题，最终要靠政府出手搭救。

不过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StephenGreen指出，因中国经济日益复杂，监管机关未能充分合作的代价越来越高：“我们已迈入需要更多协调的阶段，但监理单位之间反而出现更多的竞争，这点在环保与能源政策上也清楚可见，已经到了阻碍改革的地步。”

以公司/企业债市场为例，这是先进经济体的一大支柱--机构投资者评估企业的盈利前景后，决定是否买进它们发行的债券，这令资本得以有效配置。但在中国，此一市场规模很有限，且受层层管制。企业若需要资金，通常会转向国有银行求助，而国有银行放款往往不太考虑公司的盈利能力，而是仍以政治因素为主。为什么不让融资活动更为市场导向呢？为什么要这么倚赖银行？这种缺乏效率的作法正拖累经济表现。

公司债市场的前途去年曾露出曙光，中国证监会获得批准上市公司发债的职权。在此之前，企业发债由发改委监管，设有严格的额度及诸多条件限制，这令企业发债量非常低。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相当混乱。银监会担心银行面临过高风险，因而下令银行停止按惯例为公司债提供担保。有见及此，保监会认为，既然银行得规避相关风险，保险公司亦然，因此禁止保险公司买进没有银行担保的债券。结果是，公司债发行量仍近乎零。

不满此一僵局，人民银行也忍不住出手。上月稍早，人行大笔一挥即创造了新的债券市场，将银行间交易的短期商业票据，由最长12个月延长为五年。人行于05年首次设立这种商业票据市场，以扩展直接融资管道。

七家中国企业最近发行中期票据，首批规模达392亿人民币。但基金管理公司无法投资此类债券，因证监会禁止他们买进。市场消息人士表示，证监会需要时间来评估此一新市场的流动性。人行一资深官员显然不悦，对路透表示央行将“坚决”推动新债市场的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各机关合作不顺，中国经济仍连续五年以两位数的速度成长。但政策缺乏透明度，令中国错失打造更具效率金融体系的机会，这中国对金融创新有极为迫切的需求。

中国监管机关的角力，在外汇储备的管理上亦成为全球瞩目之事。

中国去年9月成立名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主权财富基金，掌管2000亿美元的资产。中投入股私募基金黑石及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公司的使命是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借承担较高的风险以赚取更高报酬。

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原来也积极投资，购入了澳洲三家银行的股权，并且入股石油巨擘法国道达尔和英国BP。外管局是央行旗下单位，另外掌管中国1.6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些投资引人侧目，因为在此之前，外管局主要投资低风险、低收益的债券，进行股权投资是踩到中投的领域去了。北京金融圈传闻，中投对此很不高兴。

如果处理不善，外管局的投资可能推高中投想买进的资产的价格。而且，外管局对其投资避而不谈，令西方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动机及透明度不足更加忧心。

以上事例或许可视为主管单位之间存在良性竞争的证据，但无论如何，各部门合作无间、政府浑然一体无疑也非常重要。一位不愿具名的高层官员表示，因为沟通失误，总理温家宝是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中投投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据称温总理因此相当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