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历史：96年底华夏证券救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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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大明(000406)发行违规，使华夏证券第一次遭遇证监会处罚。它同时引出了之后的救市风云。

1996年4月4日，石油大明的招股书上写明股本额为4800万元。但后经查实，该公司1993年4月定的募集股份注册资本是10590.5万元，营业执照副本注册资本是12000万元。但该公司在发行上市前，将股本由12000万股缩到4800万股。这不符合国家关于股票发行实行额度控制的原则。同时，石油大明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隐瞒内部职工股未全部托管的事实。其行为已构成严重的证券违规行为，华夏证券作为石油大明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及上市推荐人，因此遭遇了证监会处罚。 “拿现在的话说就是造假，但是当时没有造假一说。那时侯强调的是为国企服务，这种包装上市有其必然性。”事情并未到此而止。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又点名批评华夏证券。

当天，沪深两市开盘跌停，华夏证券成为千夫所指。同时，华夏证券还接到证监会电话，很多股民情绪激动，为了防止营业部出现骚乱，各证券公司必须每隔两小时向证监会汇报一次情况。愤怒、呆滞、无助……股民的复杂眼神令华夏证券管理层失语。 如果再这样跌停，不但市场完蛋，华夏证券也要被股民砸光。下班后，邵淳把负责交易的范勇宏（现华夏管理公司总经理）和负责资金的刘素红留下。在汇总之后知道还有8亿元可以短期调动的情况下，决定在12月18日救市。12月18日上午9点，邵淳给监管部门的领导打了个电话，表明华夏证券准备进场救市的想法，并询问到时候会不会因此又受到处罚。“监管部门的领导很兴奋，在电话里激动得直说好。” 邵淳并不隐瞒华夏证券救市的历史：“当初成立3家券商，国家就是希望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作用。两个市场两天全部跌停，人心不稳，是考验大券商的时候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阻止第3个跌停出现，促使绩优股与绩差股分离。”12月17日晚上，华夏证券决定在上海与深圳各选一只龙头股，上海选中四川长虹(600839)，深圳选中深发展(000001)，上海同时搭配青岛海尔(600690)、深圳搭配深科技(000021)和泸州老窖(000568)。在资金分配上，12月18日4亿元进场，19日4亿元进场，上海深圳每天各先进场1.5亿元，剩余1亿元留着备用。当时华夏证券的两个目标是：阻止第三个全线跌停，并让绩优股涨停，至少是翻红。 12月18日，沪深两市开盘仍是令人痛心的全面跌停，“屏幕仍像一个绿色的大‘挂帘’”。华夏证券下令自营部人员，大量买入四川长虹与深发展。但过了10点，当华夏证券往市场里扔进将近2亿元的时候，市场依然是跌停。当时华夏证券负责自营业务的范勇宏都急了，如果8亿元进场不起作用，华夏证券就完蛋了。但是既然已经砸进去了2个亿，“当了过河卒子，只有奋勇向前”，于是继续买进。 到了中午收盘的时候，四川长虹与深发展就已经止跌了。也许是一种市场默契，到了当天下午，就有不少机构进场，华夏证券买入的四川长虹、深发展均以涨停报收。华夏证券准备见好就收，可是监管部门的领导却希望华夏证券不要停，继续坚守。邵淳回忆：“当时证监会的领导说，你们不顶住，万一又跌下去，怎么办？”当天收盘时，华夏证券的两个目标均已实现。市场稳定了，信心增加了，绩优股和绩差股分离了。

华夏证券在证券市场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自身也颇有获益。后来四川长虹与深发展都股价翻番，华夏证券获利出场。 1997年颁布《证券法》，关于连续买卖股票，导致股价波动等等规定，把类似的市场行为界定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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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股市千二保卫战 政府救市的成功案例 1961年7月18日，日经指数冲顶1829.74点，企业上市的热潮、开放式基金的登场和证券公司的推波助澜是当时日本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

在政府指导下，企业的融资渠道由单一的银行贷款扩展到由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企业上市及企业债券的发行都进入空前发展阶段。其次，证券投资信托法的修正使开放式基金迎来了黄金时代。同时，证券公司也取得突飞猛进的扩展。1965年，日本的券商达到593家，全国的营业网点也增加到2893个。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市风潮、投资基金的出现以及券商代客理财等业务的快速膨胀，都和日本这一时期的历史非常相似。 但过度的扩容破坏了市场的供需平衡。

日经指数在1963年4月5日回升到1634.37点后一泻千里，1965年终于跌破1100点大关，7月最低下挫到1020点。

股市下滑中，开放式基金接连跌破发行价，个人投资者的抛售加剧了基金基准价格的下滑，将近1621亿日元的资金从基金市场流走。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下跌加速度来自券商。当时，日本券商多采用运用预托形式的商业模式来弥补券商融资不足的缺陷。 这一商业模式大致为：以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不动产银行为首的三大长期信用银行可发行1年期和5年期的金融债，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券商负责销售。券商在卖出金融债的同时又以每天1%的利息从客户手中借取债券，并抵押到银行或其他中小金融机构获取相应的资金，券商以融资获取的股票又能以70%的比例重新抵押获得新的贷款。 在股市上升阶段，预托商业模式发挥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增大了市场的流动性，也给券商带来了丰厚收入。但当股市逆向下滑时，这种商业模式起到了反向杠杆的作用，券商的业务肌体短期内便发生缺氧窒息。 1965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利息平衡税政策，外资大量逃离日本市场，引发日美两国股市大跌。预托这条生物链瞬时变成了套在券商脖子上的枷锁，股市中受挫的个人投资者逐渐开始变卖金融债，券商面对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挤兑不得已抛售手头的股票，以筹资赎回抵押的金融债来偿还客户资金。这既加剧了股市下跌，也增加了券商的财务成本。

过去5年来，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日本当时的场景相仿，南方证券和华夏证券的国债回购事件也显示出中国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狭小等问题。 政府救市的成功案例 1963年末，日经指数一度试探1200点。同年12月，当时的大藏省长官田中角荣(后成为日本首相)召集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三菱银行、野村证券、大和证券首脑连夜商讨救市方案。 次年1月11日，在大藏省主导下，由多家银行和券商联合出资的日本共同证券成立，资本金25亿日元。 面对当时市场上1000亿日元以上的卖方压力，日本共同证券的资金显然是杯水车薪。1964年10月22日，在日本共同证券即将弹尽粮绝时，大藏省和日本银行拨出特别融资额度，11月，日本共同证券的资本金增加到300亿日元，同时银行团1000亿日元的协调融资和845亿日元的特别配额使日本共同证券重新杀入惨淡股市，并作为救市基金共向股市投入1905亿日元，日经指数终于守住了千二大关。 日本共同证券的设立也曾遭到最大的出资方——银行的极力反对。一些银行家认为，市场的波动应由市场来解决，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只会导致道德败坏。这和当前中国股票市场上，对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问题的争议极为相似。 日经指数攻防中，日本共同证券的体力逐渐衰弱。厌倦了持久战的银行融资团建议日本银行跳过金融机构向日本共同证券实施直接融资。 银行团、大藏省和日本银行之间的隔阂开始加大。证券业和银行业在救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渐渐明显。

1965年1月后，日本共同证券的托盘买入告一段落，1月13日由证券业主导、政府暗中支持的日本证券保有组合成立。以野村证券濑川董事长为首的证券业救市方案很快得到田中角荣的首肯，而和银行在救市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的日本银行也乘机脱身，第二条救市大船日本证券保有组合顺利下水。 银行主导的日本共同证券保住了股指成份股，而券商主导的日本证券保有组合则对股指成份股以外的股票注入了强心针。 日本证券保有组合于1969年1月11日宣布解散，其获得的收益高达490亿日元，其中一半被捐入资本市场振兴财团，为日后日本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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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政府救市时的市场特点 刚才下载了两篇文章，都是政府救市的一些资料。目的是让大伙了解一下历史，不管中国和外国，都有市场低迷时政府救市的现象。只有把历史作为镜子，深入思考其中的有关问题，自己的水平才能更快的提高！ 政府救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突发事件，市场发现恐慌，所以股市在短期内形成暴跌，比如87年石油危机事件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事件。另一种是由于股票市场本身的因素造成的下跌，时间长，下跌幅度深是其重要特点。我选的日本千二救市是第2种类型。希望大伙仔细品味，争取有所领悟。 政府救市时的市场特点有如下几点：

1，市场低迷。券商、基金和中小投资者都很恐慌。当然，关键是券商和基金，由于其某些方面的问题，造成资金的失血，连续抛股票，形成恶性循环，一跌再跌。倒霉的是中小投资者，看着10块变1块的股票欲哭无泪。

2，关键点位。不管是日本还是96年华夏救市，都是到了关键的点位1000点附近政府开始救市的。不同的是日本是1020点，千点之上。 3，消息氛围。救市时绝对不会象大家所想的那样，政府会用啥重大消息刺激市场。那是没用的。在这之前已经有够多的消息，但都不管用。同时，政府的钱也是钱，他们之所以救市，除了考虑到其他因素之外，赚钱也是其目的之一。所以她进场时不会说：“俺要救市了。”相反，她会偷偷摸摸的进行。对于10年股龄以上的朋友应该看的出来。

4，股票特点。从华夏96年救市的特点来看,他们是把握了龙头指标股。长虹，发展，科技，海尔----他们在当时是业绩和成长的代表。日本是指标股和一线蓝筹一起动。 5，能否成功。华夏一次成功。但日本应该算两次才成功。第一次是银行资金，启动指标股。第二次是券商启动指标蓝筹一起动，盘子才起来。 6，领军机构。96年，咱们是华夏，属于券商。日本第一次是银行，第二次是券商。他们的对股票的着重点会不一样。当然还可以有平准基金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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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根本就没考虑过金融恐慌时该怎么办！ 如何应对证券市场的恐慌？格林斯潘（现任美联储主席）和本杰明·斯特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共同认可的一个策略是：对于市场恐慌，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时，美联储给所有人打电话：你需要钱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正由于此，美国没有再见到1929年那样的股灾。 但是，在中国，可行的应对市场恐慌的措施是什么？类似美国的这种应对措施是否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从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水平上来看，恐怕难以令人乐观。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们、投资者们以及普通大众，都尚未碰到过真正的金融恐慌，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金融恐慌的时候该怎么办。

现在中国正寻求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发挥证券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投资等方面的作用，不通过建立一个发达的证券市场来扩大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无疑会加大和平崛起的难度。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中国的GDP分别是英国的四倍、日本的五倍，却依然战败？筹资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美国历史上，华尔街支持了北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促使其战胜了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的南方政府，华尔街也在战争的刺激下走向繁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南方政府片面依赖货币发行，导致通胀率达到9000%。

证券市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回顾历史，它可以告诉我们：没有良性市场规范的证券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丧失了应对金融恐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