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岛岛主

索罗斯对股票市场的思想及其操作模式（下）

索罗斯的金融分析和操作模式索罗斯的金融实践主要在证券市场上，主要包括全球的股票、外汇和债券等市场。八十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表明，金融市场已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频频发生，表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十分有限，也越来越深刻表明经济学解释能力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索罗斯多次有关金融市场的成功预测和操作，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下面我们仅就其股票分析和操作的简化模式为例作一介绍。

（1）有关模式的基本变量或概念。此模式只是索罗斯股票操作方式一个极其简化了的解释模型，其中的基本变量只有三个：股票价格、流行偏颇（Prevailing Bias）和基本趋势（Underlying Trend）。“流行偏颇”的含义可理解为：股票市场存在着大量投资参入者，他们的观点总是存在千差万别，假设其中部分差异可以相互抵消，而留下所谓主流观点，即称为“流行偏颇”。这个概念包含了“个人认知可以加总的”的假设，这个假设的合理性在于股票市场存在共同的衡量标准──股票价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偏颇是可以观察的现象。“基本趋势”简单说是表示股票“基本面”变化的变量，至于“基本面”的具体含义则难以明确和测量，一般主要包括：盈余、股息、资产价值、未来竞争力及许多其它因素，他们都可作为基本面相关的衡量值，其相对重要性则取决于投资者的个人判断，这表明基本趋势中也隐含着投资者的偏颇。总之，这个模式的基本思路是，股票价格的趋势可以视为“基本趋势”与“流行偏颇”结合的反映。

（2）股票价格、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关系的一般分析。此模型中，分析方法是根据反射思想，考察流行偏颇与基本趋势、股票价格的互动关系。三者的基本关系是：股票价格由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所决定，反过来这两个因素又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三者又相互影响或互为函数，即某一函数的自变量又是另一函数的因变量。而此模式的典型过程是：如果三个变量形成持续互动的趋势，则彼此的均衡倾向将被打破，这时股票价格的连续变动应视为一个历史变动过程；其简单典型形式是：

三个变量的持续相互影响，使得它们先朝某一个方向变化，然后又朝另一个方向变化，即所谓“盛衰循环”。在具体关系中，当股票价格和基本趋势相互发生正面影响时，称之为趋势的自我增强（Self-reinforcing）；当它们相互发生负面影响时，则称之为趋势的自我修正（Self-correcting）；同样流行偏颇与它们之间也有完全类似的关系。在实际观察和操作中，理解和判断这些关系持续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当流行偏颇受到增强时，则投资者的预期价格与未来股票实际价格之间的背离会扩大；反之，当流行偏颇受到自我修正时，则其背离会缩小。流行偏颇与基本趋势之间、基本趋势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可作同样的理解。总起来理解，在典型的盛衰循环中，至少有一段股票价格的上涨可看作是流行偏颇趋势的自我增强所致，另外也有一段股票价格的下跌可解释为流行偏颇的自我修正所为。关键的是其中必然存在一点，在该点上，基本趋势与流行偏颇的结合力爆发，使得股票价格趋势出现反转，这一点（反转点）的分析和判断是“盛衰循环”分析最关键和困难的。

（3）典型（或单纯）盛衰循环的一般描述 。应该说明的是，即使在上面确定的简单模式中，其三个变量之间错综复杂反射关系的演变过程是千变万化的或不确定的。下面只是从中抽象出极其简单或单纯的演变形式作为描述的对象，希望由此从框架角度和感觉上，初步或直观地去理解索罗斯的分析和操作方式。假设从股票市场处于近似均衡状态开始，这时市场中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流行偏颇，亦即基本趋势还没有完全被发现。

（a）基本趋势尚未被市场辨认出来，随后流行偏颇逐渐形成，基本趋势逐步被辨认出来，并开始受到流行偏颇加强，股价开始形成趋势变化。

（b）股价的初期变化不断考验流行偏颇，不时的动摇往往使股价进一步加速受到挫折，这表明此时三个变量之间的反射力处于不稳定或不确定状态，股价演变方向进入测试期。

（c）假设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仍维持不变，即度过测试期；这时反射力量将加强，股价演变将展开无阻力迅猛加速期，流行偏颇、股价与真实的基本趋势的偏离在迅速扩大。

（d）偏离达到极限，预期的过度现象充分展现，极点出现。

（e）股价过度脱离基本趋势，再无法支撑夸大的预期，流行偏颇开始出现分化，股价出现剧烈波动，好似梦醒时分。

（f）基本趋势开始回头，流行偏颇认清了现状，并发生逆转，股价原变化动力突然消失而猛烈反方向回弹。

（g）基本趋势反转，更强化了流行偏颇、股价逆向趋势加速，形成所谓崩溃。

（h）最后，逆转的流行偏颇出现另一过度现象，股价和基本趋势之间反方向背离，行情终归逐渐趋稳，形成新的近似均衡状态。新的一轮盛衰循环将重新展开。

值得指出的是，反射思想在此模式中的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股价的变化必然会或多或少影响股票的基本面（不论基本面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也是盛衰循环型态形成的基础。这种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如通过某种金融政策、法规和制度的改变发挥影响）。当然，这种关系也有特例，既股价变化，其基本面维持不变时，则反射关系可能发生在股价与流行偏颇之间；这时流行偏颇很可能会在短期内被修正，这种情况正是均衡理论和基本分析的范畴（不属于上述盛衰循环的情形）。但如果股价与基本面反射关系成立，流行偏颇所导致的变化（扭曲）则会引起自我增强或自我修正的过程，这正是此模式所分析的范畴，是更一般分析的范畴。

（二）股票投资者对基本趋势的认知一定存在瑕疵。这样，瑕疵的最终暴露，必然会促使流行偏颇产生逆转，如引起自我修正则可忽略；如果这种逆转引起基本趋势的反转，则反方向的自我增强过程将形成，这正是反射思想的意义所在。当然，判断该瑕疵是什么，以及它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出现，正是认识盛衰循环的关键和困难所在。索罗斯认为，上述建立在反射理论上的模型和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取代“基本分析”方法，其主要意义在于弥补了基本分析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原则上，这两种方法可以调和。

基本分析试图说明基本价值如何反映在股票价格上，而放射模型则强调股价如何能够影响基本价值，前者是静态的观点，后者则是动态的观点。当然，如果我们对索罗斯“可错性”信念和反射理论等思想有较深认识，就能明显看出上述描述模型是极其粗糙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典型盛衰循环的重要特征，仍具有参照价值。例如，未被认知的趋势、自我增强过程、成功的测试、流行偏颇的增强、认知瑕疵的暴露、极点、反方向的自我增强过程等特征、使我们对证券市场的行为或走向有一个框架式的理解。还要深刻认识到，实际中要准确把握各种特征及其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错性、反射性、不确定性既是此模式的思想基础，也是此模式的方法特点，一劳永逸的操作方法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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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思想中更深层次的个人价值观

若干初步思考上面我们是从较纯学术层次上，了解索罗斯思想的基本框架，而避免了其思想中更深层次的个人价值观内容。如此处理的原因，一是有关内容索罗斯本人从没有真实地表达出来过；二是这一内容无论如何表达，其真实性难以保证，对此各种分析和评论已有完全不同的评价，难以取得一致。过多地涉及有关内容，自然会影响我们介绍和认识的客观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索罗斯在其“开放社会”信念背后的个人价值观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其财富和基金壮大以后，这种个人色彩的价值观对其行为影响也许是十分主要的，如有人把他比作“经济世界中的希特勒”。

由于本文的特点，几乎很少涉及有关内容，下面作者的思考中也同样少有涉及，希望注意到这一点。当今世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越来越快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改变着我们的整个生存方式，如生活、思考、学习和工作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随着我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也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同时，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仍明显相对落后，也使我们也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如竞争方式、科学技术、理论研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的迅速发展和丰富性，使我们感到跟踪的艰难，甚至有些茫然。正是在这种现实和心理感觉的大背景下，作者希望谈谈有关对索罗斯思想认识的若干初步思考。

关于抽象思维意义及实践作用的思考索罗斯思想及理论给我们最突出感觉和启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种新的思考、研究和学习、实践方式；或者说，我们应重新认识抽象思维或思想巨大的实践力量。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第一章的开头便指出这一关键点，他说“我在很讲实际的商业圈内扬名于世，赚了很多钱，但我的生财之道以及我的人生观却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上的。这可能会使人觉得有点奇怪。但除非我们理解这些概念，否则将很难了解本书各主要论点，包括金融市场，地缘政治和经济学的论点。” 我认为这里索罗斯想说明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具体的科学理论或技术知识是重要的，但理论或技术背后的思想（方法论）或观念却更为重要，因为说到底是思想或观念决定理论或技术，而不是反过来。

例如，按照常规的观念和方式，人们要掌握经济学或金融理论等知识或培养个人的实际能力，其一般途径是通过学习和研究有关已成体系的理论（例如各种已成体系的西方经济学及分支）及其新的发展来达到，人们往往满足照本宣科。我们却看到，索罗斯却几乎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他在大学的专业虽是经济学，其兴趣却在波普的哲学，并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经济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实际上索罗斯对经济学的了解与思考，更多的是经济学方法论而非经济学体系的细节。当然，这一方面似乎使人怀疑他对经济学知识了解的全面性和权威性。而另一方面又表明，具备一定的科学方法论或思想，是深刻认识和掌握、正确应用任何科学理论的关键或根本，对于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来说尤是如此。

例如，在索罗斯那里，他一旦认识到经济学方法论存在严重错误，则坚定地认为，对整个经济学已无具体了解和学习的必要，因为这对他来说既无价值，也无兴趣，他必然独辟蹊径去创造新的经济思想或理论。我认为，这种既从具体理论更主要从思想或方法论上去思考、学习，特别是去实践的独特视角和敏锐性，是一种适应当今飞速变化形势新的思维方式，在经济领域里尤其需要，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根据作者的认识，要真正把握一种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应该把握三个层次的内容（由低到高）：即其具体理论体系或内容、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哲学思想或基本信念。但这三个层次内容的难度和意义是十分不一样的。

概括地讲：（1）一般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是：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或确定性，更多的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其概念相对明确和具体，分析或推理过程逻辑性强，其内容结构或层次清晰和精细而自成体系；因而相对来说，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和时间，初步掌握某一理论体系是可以做到的。

（2）一般理论方法论及其哲学思想的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抽象性，更多的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并因其概念简单而深邃，含义普遍而浩瀚，使人难以把握和理解，有时可能使人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非具有相当抽象能力和长期持续的思考不能得其真谛滋味。我们想要说明的问题是，从完整意义上掌握某种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上面所说的三个层次的内容；但如按照常规学习和思考的方式，就一般人的精力和时间来说是难以做到的。

例如，面对西方经济学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一味地埋头学习具体理论，仅仅简单掌握其理论某一分支企图，就会耗费我们的大量精力，当然，就现阶段来说，这样做仍有其必要性；但全面学习和照搬经济学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面临实际问题。我们的真正目的是经济学创新，是建立我们新的经济观，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创新思想和观念。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重视抽象思维或科学哲学层次等方面的训练和思考。索罗斯的实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学习和思考方式的典型例证。这种方式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它要求个人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使在学习具体理论知识时，也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有关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思考，不满足理论已有的范围，总想跳出这个范围去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这种方式有其缺陷和长处。

其缺陷是：一旦站在较高层次上看理论，往往会更多发现理论总是存在某些基本问题，使人对理论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而又找不到答案，容易形成某些模糊或不正确的认识；使人在丧失旧的信念又找不到新的信念时，拒绝已有理论体系的知识，而又茫然不知所措；这可能影响到个人有关学习、研究和思考方式和内容，以及个人成长路径的不稳定或风险增大。值得注意的其有利方面是：可以极大地拓展思维的空间、想象力或创造力，如果在哲学和方法论层次上认识是积极的或正确的，则会在新又深刻信念的指导下，形成全新的思考、学习和观察方式，在理论或实践的创新方面可能获得超常规的成功。

作者深深感到，面对新世纪的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种新方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特别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尤其如此。谈到其可行性，我认为可以这样来认识：抽象思维最高形式──现代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等，特别是有关科学哲学的发展，对有关科学、科学方法论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已积累和产生了许多新的、深刻的重要思想。

金银岛岛主

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及有效性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和索罗斯经济思想的思考 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与索罗斯经济思想之间的尖锐对立，有趣地是，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下面仍简称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波普的证伪主义。表面上看来是同一种思想基础的东西，却产生了完全两种对立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也许既表明一种哲学思想蕴藏着极丰富的内涵而琢磨不定，又表明如何理解和应用一种哲学思想难有一个客观标准。

究竟如何认识他们，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基本问题，这里作者只是提出初步思考到的几个问题。

（1）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是否能够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处于一个较特殊的地位。我认为之所以这样，也许与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及研究对象的客观背景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十九世以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信仰。科学的观念和信仰日益深入人心，这是经济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外部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经济学关心的对象──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行为，似乎既与有形的物质世界有关，又与无形人的精神或心理世界有关。经济现象似乎隐约地处于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交汇处；要使经济现象具有客观性或科学性，人们的意识中自然会加强其与物质世界的联系，减少其与精神世界的关联，这也许是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确定的一种心理倾向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或称实证方法论），是有一定历史客观背景和依据的。特别是自从波普证伪主义的出现，并由于其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统一的思想，经济学方法论更是加强了科学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应用深度和广度；这从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数学化的迅速发展可印证，这与期间自然科学同样迅猛发展是一致的。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自然科学进一步演变，在哲学思想界特别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等学派的兴起，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概念的含义、科学方法论的标准、以及真理概念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相对主义思潮。科学方法论标准的客观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相当的混乱程度，直到现在仍延续着这一状况。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索罗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于经济学界的冲击，目前似乎并未引起重视，但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从实践中提供了一个违反经济学的反例。在当前世界大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这个反例必然会越来越引人注目。

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难以预料。这似乎也提示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和思考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等战略性问题的变化及未来。一味地埋头学习和接受、不言创新的常规方式，在当今深刻多变的时代恐怕是不合适宜的。

（2）经济学的有效性问题。从目前有关科学哲学及经济学方法论新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有效性的确值得怀疑。其基本原因在于，不仅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差别，还在于检验经济学有效性本身这个问题的困难和非客观性。

我基本上赞同索罗斯关于经济学有效性的评价：即其理论上的科学形式是较完美的，对有关日常（或常规）经济事件（或者说不能形成反射的经济事件）解释或预测是有效的；但对历史经济事件或反射事件解释和预测的有效性则十分有限。当然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两百年来的演变，特别是本世纪迅速发展以来，它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各种经济制度、交易规则等形成的密切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也许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经济学的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现象本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随着交通、计算和通信等工具飞速发展，人们认识的“可错性”及反射性，可能通过金融市场在其规模和速度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自我增强并剧烈震荡。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面是资本大量、高速、大范围地流动；另一面是人们公认观念及预期的极不稳定，经济中不确定现象强烈反射性的频频出现。也许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经济波动越发不确定或难以把握，甚至形成大范围的连锁反映。因而我们似乎看到，以确定性或均衡思想为特征经济学的有效性，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的不确定变化；而敏锐迅速观察和把握经济动态过程的综合性分析方法，显得更为重要和实用；这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已表现得相当突出。

金银岛岛主

对索罗斯经济思想的反思

关于索罗斯金融思想及其操作方式的思考我始终认为，“索罗斯现象”的主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在当今多变的时代中，重视较高思想层次（或方法论层次）与实践相结合，是一种适应性强或富于创新的思考和操作方式。这种方式特别提倡思想开放、创新；提倡思维的可错性、理念化和具体化融合；同时又强调其及时的检验性或修正。

我们也要看到，索罗斯金融思想及操作方式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新观念或理念，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存在统一的释本，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运作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下面就作者的初步思考谈几点体会。

首先，现代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几乎能够浓缩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它所显示出的灵敏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各种金融理论和技术相形见绌，如“股市无专家”，“股市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等，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市场的千百万化。索罗斯金融实践的实际意义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既充分流动又变化极快场所，面对纷繁复杂不确定性信息的变化，要达到长期成功运作，掌握全面信息固然重要；但运用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或理念，去改变对信息的传统理解则更为重要，没有深刻思想底蕴的纯理论技术分析是无生命力的，用目前我们流行的话说，就是要讲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罗斯的思想对我们是有重要启示的。当代金融市场越来越处于整个经济变动或竞争的中心，越来越多事实也表明，现代经济及金融市场的竞争，不再完全是资金和技术层次上的竞争，思想或观念层次上的竞争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思想和观念的超前，并同时又能较好地与实际操作融合起来，正是抽象思维的真正力量和意义所在；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思维和操作方式。

其次，按索罗斯自己看法，其金融思想及操作方式完全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我想这大概有两层含义：

（1）与一般科学理论或传统经济学及金融理论不同，其金融思想和操作方式也许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关键在于我们对社会科学及科学哲学等深层次问题学习和思考，并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新的领悟。索罗斯的理论中只有大的逻辑框架，而不存在具体的内容和严密的逻辑体系，深刻地思考和领悟也许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2）其金融分析和操作方式即使在其理论介绍中，也并无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结论。例如，前面介绍的所谓“盛衰循环”模式只是一个极其粗糙的分析框架，其意义只是通过一个非常单纯或简单的“盛衰循环”过程，揭示了其有关实际分析和判断中的重要概念或理念，如其中某一阶段和另一阶段的连接并无确定性逻辑或真实性；例如实际中，某一阶段的演变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现实中的循环形式或内容可能是千百万化的，甚至无任何概率上的确定性，这也许正是索罗斯称其理论和操作方式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一种解释吧。从这种理解出发，去判断其金融理论和操作方式的价值，也许我们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任何简单去学习或模仿其操作方式，并实际应用的后果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既是索罗斯本人也不可避免时常陷入其思想的深刻矛盾之中，在实践中形成重大的错误判断而遭受失败。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索罗斯长期，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行为来看，其思想和操作方式的独特性背后，有着更深层次上的个人信仰或目的（或野心）和政治倾向（所谓“开放社会”信念），这也许是影响其实践行为方向或选择的根本原则。这从更深刻意义上告诉我们，有关经济、金融，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任何理论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什么简单统一的、科学的终极标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它的历史传统、民族意识、国家民族利益等因素，才是判断理论价值标准的决定性因素。

例如，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或金融理论和技术的认识或评价，完全不能以其研究的技术或数学应用水平高低，作为判断其正确性或普遍性的标准，更不能以此代替我们对我国金融改革或创新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国情、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等因素，才是我们一切思考的根本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只有在这样一个最基本原则取得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讲吸收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或金融理论才是有意义的和有效的。

具体地说，在金融市场常规制度和交易制度、规则，常规操作的统计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应主要采取借鉴的方式。而在制度、操作的根本思想或思路制定方面，则应完全跳出单纯经济学的圈子，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进行，以我为主，力争突破和创新；真正从思想上认清这一点，并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是我国金融改革成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