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独钓

如果中国停止新增核弹头，中国将难以抵消NMD盾牌，这势必打破中外之间原已脆弱的核武战略平衡，中国的核武将失缺威慑效用，使强国更容易入侵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各强国曾经多次企图以核武对中国入侵，直至中国在80年代长程核武实际部署及具备第二次打击力，各强国认识到入侵中国的代价巨大，才从此打消入侵中国的念头。
　　核力量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国与国之间对抗的基础力量，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和支柱，是任何力量都不可代替的。如果美国为了台湾同中国交火那就是一场巨人之间的战争，巨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用常规武器使一方屈服的，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定是核战争，而在核力量相当的情况下核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
　　美国和苏联都明白这一点。二十世纪下半叶是美苏对抗的时代，当时绝大多数的战争都是由美苏之间的对抗引起的，但是美苏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爆发过战争，这是由于两者的核力量处于平衡状态。俄罗斯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俄罗斯将核武器提高到国家战略支柱的地位上，在军费吃紧的情况下全力保住战略火箭军和战略核潜艇部队，不论俄军常规部队削弱到何等程度，只要它还有那令人生畏的核武库还在，美国就不敢与俄罗斯正面为敌，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就不会动摇，这是铁的事实。
　　中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和有核武器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应该在现阶段要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核武库。
　　布什政府2002年1月8日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名为《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的机密报告， 对全世界来说，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美国不再把手中的核武器当作是非万不得已不能使用的镇宅宝剑，而是把它当成随时可以亮出来的鬼头刀，使用时的所谓“紧急情况”更是怎么理解都行。
　　美国既然把海峡两岸开战作为对华使用核武的条件之一，分裂中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美国把两岸开战作为准备用核武的条件，则等于是正面支持“台独”了，对此中国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猜测美国“会不会”干涉祖国统一，而应该把力气用在让美国“敢不敢”上了，关键是要有让美国没有胆子摁核电钮的实力。这更提醒了中国发展核力量的重要性，核武绝不是战争的取胜手段，却是避免和制止战争的重要法宝，在这个问题上，退让是没有用的，继续“韬光养晦”更是坐以待毙，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能和美国到达战略平衡的核力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力量及其他大规模杀伤力量是让美国决定“敢不敢”的关键。当然，拥有像美国那样能摧毁世界多少次的核武库实属浪费。[197]
　　中美关系中美国的强权作派，归根结底，还是起因于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够。假如中国发展起三至五百枚或者更多的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部署以战略轰炸机为平台、载有核弹头的空基中远程巡航导弹，从而使中国的战略核武形成陆基、海基、空基的立体威慑，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但是，中国的核政策上有个明显的误区，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该政策制定于第一次核爆炸成功之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正同时与苏美为敌，在国际社会里倍受孤立，手里突然添了这么个让人眼红的家伙，调门当然应低点为妙。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形象已是今非昔比，在一切都已改变的情况下，坚持这种被动挨打的核政策实在令人费解。
　　美国有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使用核武的说法，中国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中国必须调整核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外宣布：“当国家安全与统一受到外来势力严重威胁时（在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时常规武器已不能打赢战争时），保留对外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这句话本身就是对美国的震慑。的确，核战的结果是两败，这正是中国应让美国明白了解的，也是核武器的第一作用，核威慑的意义所在。中国说明了要大打，美国反而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对中国来说，两败的结局也比美胜中败好。
　　中国现有的核战略是在美苏抗衡的冷战时期作为第三方力量确立的，所以中国的核武库还是以威慑为主，数量不多。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核战略，中国要使自己的核武库成为世界核武库的一极而不是冷战时的一个筹码（小布什推行ＮＭＤ就是送给我们的一个绝妙的理由，我们可以拿ＮＭＤ做我们扩展核武库的挡箭牌），作到确保至少可以毁灭美国一、两次。
　　在核武器中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战略核潜艇，核动力潜水艇可在水下发射4000海里以上的弹道导弹，而在地球上，没有那个大陆距海洋的距离超过1400海里以上。
　　美国的核战模拟显示：一旦核战爆发第一次核打击下陆基核武器的存活率是百分之十、轰炸机是百分之五十、战略核潜艇是百分之九十。同时战略核潜艇的威力也是巨大的。以“俄亥俄”级为例，该级艇水下排水量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吨，载有二十四枚‘三叉戟Ⅱ’潜射战略导弹，只要一艘“俄亥俄”级潜艇发射的二十四枚三叉戟Ⅱ’导弹，三百多枚分导核弹头就会在三十分钟内摧毁一万两千平方公里内对方的二百至三百个城市，而美国共有十八艘“俄亥俄”级核潜艇，除去裁减的四艘还有十四艘，假设损失百分之十还有十二艘，以每艘三百枚核弹头计算，美国在受到第一次核打击的情况下不算陆空基核力量仅“俄亥俄”级就可以对敌国发射三千六百枚核弹头摧毁敌国三千六百个目标，这就是美国四处炫耀武力的资本。所以美国政客才会说要介入台湾海峡，那是因为中国现有核力量只够伤害美国并不能使美国退缩，中国现在只有很少的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的西部，这样的打击只会使美国愤怒的还击而不能使美国动摇，同时还会使中国招到全世界的反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一九四五年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时苏联可以和它平分欧洲，一九四五年美国有了原子弹之后苏联想要日本的一半连门都没有，实力是关键问题。所以中国现阶段要将有限的军费投入核武库的扩充上尤其是战略核潜艇的研制和装备上，这才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可以拥有的力量——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核武库。要让任何国家都明白干涉中国的内政所冒的风险不是核打击而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核毁灭。对于一向追求实利的美国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就算他毁灭了中国他自己也被毁灭了，然后被其他国家取代，这根本没有利益可谈。如果中国的海军战略核潜艇有其一半的打击力（七艘“○九四”型战略核潜艇），就可以使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的战事最多只是卖武器给台湾，而以中国现有国力七艘战略核潜艇是完全可以保证的甚至还可以更多。
　　目前公开资料显示“○九四”型战略核潜艇载有十六枚“巨浪Ⅱ”潜射战略导弹，以每枚十二个分弹头来算，七艘“○九四”可以同时打击一千三百四十四个战略目标，这还不包括中国的陆基核力量，任何国家受到这样的打击后都不可能还有文明存在！
　　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也是很大的，但是只有这样的力量才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内政的武力干涉。历史告诉我们——你想和美国谈判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拿出实力来（朝鲜战争用鲜血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目前中国应该在十至二十年之内集中资金和力量建立一支强大的以战略核潜艇为主的核力量。我们要象死神一样把绝对的死亡带入美国的灵魂深处，不仅让这一代的美国人恐惧还要让下一代和下下代的美国人恐惧（这一点苏联人做到了）。[198]
　　中国必须采取“ 等效核威慑” 战略，把核武器作为常规力量不足的平衡器来使用，以此保证一个效果：如果美国发动核战争，其本身将被有效毁灭。中国被迫扩充核武库的结果是，美国将不得不在中国全新战略核实力面前妥协，寻求建立美中战略平衡新格局。这样做的另一种好处是，可以结束多年来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疑惧。
　　一旦中美在台海开战，日本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日本卷入，中国将同时与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强国作战，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只有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条款删除，才能让日本了解，如果它敢去台海玩火，中国将立即对其进行有效的核打击。而这对中国而言，既可雪甲午战争以来百年国耻，又可杀鸡吓猴，正告美国，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并且还不会遭受直接的核反击，一箭三雕。[199]
　　如果中美日（美国可能的主要盟友）开战，中国与美日常规武器对比，劣势明显。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还手的能力，事实上，三家一旦开战，导致最后决战，从地理条件上的优劣看，首当其冲的是日本国的消亡。
　　日本本土缺乏机动空间，而且它的工业过于集中，一旦遭到强大轰炸机群或是大量地地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攻击，将很快使其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陷于瘫痪。专家们举例说，日本现有25座核电站，并计划2020年以前再增建20座，使核电达到其能源消耗的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一来，日本经济本很难经得起现代战争的打击。数十座核电站一旦遭到摧毁，国民经济将陷于瘫痪。
　　值得注意的是，缺乏战略腹地的日本，一直在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从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寻求美国把日本原来强占的琉球和中国的钓鱼岛私授日本，以便将其战略纵深增加到1000海里。
　　按照军事专家的设想，如日本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那么，中国可在东北吉林省部署中程地地弹道导弹，或在黄海部署中程潜射弹道导弹，或跨过轻津海峡，在日本海部署中程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在卫星精确制导下，都可轻易毁灭日本诸岛。
　　此外，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岛国，位于亚太地震板块之上，而且从日本的地震史来看，下一次关东大地震已经不远，对日本素有“靖康耻尤未雪”之恨的中国，下次若再与日本交手，大可不必以常规海空军与之正面缠斗。只要在日本近海的传统地震带上布设核水雷，就足以引发日本列岛一连串的大地震，而随之而来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巨型海啸（海啸对中国也有影响，但比之日本则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即使一连串的大地震不能摧毁日本全境，但此海啸也将使日本列岛沉入太平洋，日本也将彻底从地图上被抹掉，成为历史。此外，日本关东大地震引发的巨型海啸将使中国有另外的一个意外收获——将把美国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夏威夷州从地图上抹去。可以肯定，中国人不会对此有丝毫的内疚和负罪感。
　　从美国的地理条件来看，美国也有巨大的不可弥补的致命缺陷。首先，美国西部加州地区同样也处于大断层之上，而且不止一个，并且最大的一个同样位于海底，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核武器，最好的导弹防御体系，但讽刺的是它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底不受攻击，一旦攻击成功，整个美国西部将被淹没在太平洋的海水之下（地理考古学已经证实了，在数万年以前美国的加州部分地区曾被一次太平洋底地震所引起的海啸所覆盖）。美国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地理因素，那就是地球上最大的，也是所有已知火山中最大的活火山——黄石国家公园恰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从美洲的火山活动史推断，黄石火山将有可能在未来三十年内的任何时刻再一次大爆发（科学家预估，届时整个美国包括加拿大的大部分都将被埋在数百公尺深的火山灰烬之中）。
　　中国的核武器数量比之美国的确处于绝对劣势，但并不代表中国无还手之力，只要将此类核武器投掷到黄石公园之上，足以引爆地球史上除超大小行星攻击外最大的地球灾难。至于中国大陆（甚至整个亚欧大陆），则有可能因为核武器的地毯式轰炸，无人能够生存。[200]
　　所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如果美国的炸弹首先落到中国的土地上，那么中国的报复落到美国的土地上也就没有什么道义上的区别了，我们绝不在美国划定的圈子里打转。大国有责任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在面临国土分裂的情况下，最高的道义是站在国家利益上的，目的的合理性总是证明手段的合理性。
　　美国如果胆敢用航空母舰干预台海战争，我们就用中子弹来侍侯它。
　　中子弹是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只杀伤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很小，也不会带来长期放射性污染，尽管从来未曾在实战中使用过，但军事家仍将之称为战场上的“战神”——一种具有核武威力而又可用的战术武器。
　　美国军方曾以美制和苏制先进坦克试验中子弹，结果坦克内的动物全部死亡，一枚普通中子弹，在二三百米上空爆炸，瞬间可使200辆配备强大火力的坦克丧失敌斗力，人员死亡。
　　中子弹经过多年改良，已远远超越了最初的设计，战力日趋神奇，可作反舰和反导弹用，甚至专用来破坏敌方军事指挥系统的心脏。
　　美、俄都曾试验以中子弹瘫痪来袭导弹，颇为成功，导弹在空中变形，丧失功能，而战舰遇上中子弹，则瞬间变成废铁，由此来看，它确有“特异功能”。
　　中国在1964年，即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已放眼中子弹，那年著名核子物理学家王淦昌，提出激光核聚变初步理论，以此中国科学家开始有系统地从事这方面研究，10年后，科学家采用激光技术，在实验室观察到中子的产生过程。到80年代初，建造了用于激光核聚变研究的装置，80年代末期成功试爆中子弹。王淦昌是世界上最先提出激光核聚变概念的科学家之一，比美国中子弹之父科恩还要早。
　　1999年中国政府严正驳斥了《考克斯报告》，并透露中国早已拥有了中子弹，核武器的实力和实用价值已经提升到更高的层次。[201]
　　苏联人炮制的核突击战略，也就是广泛使用战术核武器为后续部队开路的进攻学说，曾将北约军队威慑得老老实实地在柏林墙后面呆了四十多年。中国只有拥有战略核实力，才能让美日有所顾忌，使“台独”跳梁小丑失去海外支持，不敢妄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核武器的功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完成海内外炎黄子孙日夜所盼的统一大业。对外的核威慑，正是对内和平的保障，统一的基础。[202]
　　如果说中国可以在申办奥运、银河号、炸中国使馆、撞机、预警机等问题上都可以忍让的话，那么在涉及台湾统一问题上是没有一点让步的余地的，台湾问题关系的既不是个人面子的问题，也不是国家尊严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当年邓小平在同撒切尔夫人谈判香港97后地位的时候，铁娘子恐吓说：如果中国一意收回香港，有可能在香港内部造成混乱，并最终导致香港经济的完全崩溃，使香港倒退到一个小渔港的时代。而邓小平则坚定的说：当年我们割让香港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小渔村，现在我们完全有这个心理准备再以一个小渔村的形式把她收回来。
　　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习惯了艰苦的生活，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人民可以忍受经济倒退20年，美国是世界首富，美国人习惯了富裕奢华的生活，美国人可以忍受经济倒退20年吗？如果这样，还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吗？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损失不会比美国大，这正是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寒江独钓

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就像尼克松认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20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建设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即使是所谓常规武器也具有了准核武器的威力，“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就是美国轰炸南联盟时的一句口号。
　　台海之战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死生，因此，战争的准备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在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军事干涉的同时，要尽力向最好处努力，运用大战略中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远交近攻”，增加制约美国军事干涉的因素，争取将美国军事干涉台海大战的程度尽量降低。
　　在拉拢美国方面，台湾不惜工本。台湾每年化大笔金钱，就是要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并丑化大陆。台湾通过资助研究所，收买国会议员，提供非法政治献金(宋楚瑜把数千万美元用秘密方法汇往美国就是在美国秘密运作的资金)。台湾还花钱让美国的无聊文人写文章攻击大陆。[204]
　　台湾善用所谓“民意牌”和“民主牌”来赢得的美国的民意，在于美国人民看重民意和民主。大陆也应学会打“民意牌”，让美国政界、民众、媒体了解到中国大陆民众反对“台独”的强烈意愿、大陆政府感受到的民众压力。只要让美国选民了解了中国民意的真相，迫于民众的压力，即使美国政府要全力支持“台独”，也很难说服美国民众让其子弟为“台独”流血。 第五节下 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 　具体而言，大陆的可选择办法有：
　　一、允许让国内然后海外非官方机构（如盖洛普公司）进行民意调查，公开结果，向台湾和美国宣示中国大陆民众希望台海局势稳定、反对“台独”、要求和支持武力干预“台独”公投的强烈意愿。
二、允许大陆民众民间向台湾和美国政府、机构和平示威、递交信件，表达反对“台独”、维持台海和平的呼声。美国和台湾不相信大陆的官方媒体，而较重视大陆民众民间的观点和自发性活动，如游行示威、签名信。
　　三、大陆代表民意的机构代表、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公开发表对台湾局势的观点，表达对“台独”的立场。[205]
　　大陆应该把如何争取美国的民意做为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政府需要解释台湾问题的真相，解释大陆方面的立场，宣扬大陆13亿人民的坚强决心，传达大陆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善意，强调中美关系的意义，指出台湾独立的危险性和民族自决的欺骗性，特别是美国干涉台海事务的不合理性，“台湾关系加强法”的侵略性，以及美国协防台湾的危害性。要让美国人民知道，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中国有权而且必须保护自己的领土。外国军事干涉是侵略行为。中国是被侵略的，是受害者。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而且，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中国防卫台湾领土主权的行动是永久地，不会停止的，而且是不计代价的。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可以不计一切代价和牺牲。美国人民不会愿意为了远隔重洋万里之外的中国的一个岛屿而冒失去一切的危险。对美国人民来说，那是根本不可理解的，也是根本不值得的。
　　美国政府要支持“台独”，为什么要拿我们的沃土做人情呢，何不人情作到底，送一块地盘给陈水扁，免得生灵涂炭。
　　应当指出，美国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它不仅拥有最先进武器、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但是，即使美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它的力量和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它要达到的目的是用其现有力量和资源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而不是在得不偿失的战争中消耗其力量和资源。这就有一个利益得失的权衡问题。美国是一个民族感情极强的国家，一旦严重伤害其民族感情，其爆发出来的报复力和战争潜力是十分强大的。台海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与二次大战时日本袭击珍珠港有本质的不同。只要处置得当，美国当权者很难用只有政客们才懂的理由来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一场将其子弟投入为“台独”而流血牺牲的战争。鉴此，台海大战中，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同时，除非美军大打出手，在可能的情况下不首先攻击美军，避免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树敌过多，虽然这并不公平。因为美国军事干涉也伤害了中国的切身利益和民族感情，但仍应现实地、慎重地处置之。[206]
　　当然，美国暗示会使用核武应对台海局势，更大的可能是一种核讹诈的手段，大国核战不会有赢家，那么美国的小动作意味什么？那是一种信号，即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通过核讹诈的方式，迫使大陆在美国介入台海时，不敢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对付它的航母舰队，而只能在它划定的舞台上打一场自己得心应手的常规高科技战争，这是一场胜败能够自主控制的战争，而且胜利的天平在战争没有打响之前就已经偏向美国一方，放弃这种优势，转而打一场胜负难定，两败具伤的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会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意图。
　　美国介入台海最可能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局部战争夺取台海周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空袭我沿海的部队和舰艇、机场，使我军无法达成登陆的目的，迫使停战，然后由于战争的失败，动摇我国政权，达到美国的政治目的。这是美国比较容易做到的方式，也是最可能的方式。但由于台湾对于中国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中方很可能倾尽全力进行一次“全民战争”，而若美军仅以局部战争作为出发点投入战争资源，很可能会不体面的败退或者投入更多资源升级为全面战争。全民战争异常惨烈，尤其对于中国来说一旦战败后果是灾难性的，惟有全力争胜。
　　可以想象，中美全面战争对我们来说无论胜败都将代价惨重。因此，在战前我们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发生后则抛弃幻想全力作战，以免瞻前顾后为人宰割。在这场博弈中，先期威慑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战争爆发前可以充分显示我们的战争决心，迫使美方仔细掂量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若能有效吓阻自然最佳，如果不能则只有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必须有足够强的战争意志，敢于流血才能少流血。而如果美国以核武器要挟，则必须让他们明白，没有全面的核战争，只有同归于尽的核战争，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玉石俱焚的勇气与决心，才能阻止核战争。[207]
　　针对美国染指台海的战略企图，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发展战略打击力量，研制生物武器，加强我们的筹码，遏制大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在对付美日联军的常规战中有足够的手段，至少足以重创之，在小重突中也能占应有的便宜。只有作到这一点，我们军事取台才有足够的把握。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历史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20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200 年回顾》中的计算，二百年前，中国经济总量高居全球首位，中国GDP 占全球总量的28.7% ，而当时位于次席的印度，位居第三、四位的法国和英国三国累加起来，其GDP 也仅仅占全球总量的26.5% 。[208]
　　21世纪人类将面临着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朝鲜、越南战争模式和伊拉克、科索沃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9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20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21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209]
　　对大陆来说，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主权问题，它同时也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海权问题，中国的海军力量处于相对弱势，“台独”分子才敢跟大陆作对。因此，中国要大力发展海上和外层空间的自卫力量，这里是中国国防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210]
　　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神叫做阿喀琉斯，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锻炼他的意志和身躯，倒提着他的身体在环绕地狱的冥河中浸泡。浸泡后的阿喀琉斯果然如钢铁一般坚硬，战无不胜。但是，他的一只脚后跟却始终握在母亲的手里，没有浸泡到冥河之中，这只脚后跟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就被他的仇敌射中，阿喀琉斯当场殉难。“阿喀琉斯的脚后跟”（Achille＇sheel）这个“成语”便被用来指代人的致命弱点。
　　制海权实质在于对敌方海上兵力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阻止其使用海洋。根据中国海军担负的战略使命、任务和高技术条件下海上作战的需要，为了争夺制海权，中国海军就必须吸取中国近代海军全军覆灭的惨痛历史教训，不能仅囿于近岸近海，而必须从近海向前延伸至太平洋西北部，如果中国海军不具备在这一区域同美日海军相抗衡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或拥有对其构成“撒手锏”的兵力兵器，那么在战争到来时，只能是坐以待毙，丧失战略主动权。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海区呈半封闭状，外有岛链环抱，通往大洋的通道多数为岛链遮断，中国海军兵力进出大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他人，在战时很有可能被敌方拦腰堵截。再者，现代海军兵力的远距离打击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在足够远 (1000 海里以上 ) 的距离上拦截和打击敌方的兵力兵器，就无法保障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211]
　　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我们必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出现再次被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中国的台海乃至西藏地区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212]
　　无论我们武力统一台湾，或收复钓鱼岛，都必须面对美国和日本的海军。美国是有全球利益的国家，不会把全部海军用于西太平洋，美国负责西太平洋防务的主要力量就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因此，中国海军只有有了与美国第七舰队一争高下的能力，才能具备保卫中国的全部海上权益，其中包括武力统一台湾所需要的海军力量。[213]
　　

寒江独钓

海军是非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子”，她是一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并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214]
武力统一台湾不仅要取得台湾海峡的制海权，还要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威慑和阻截美国和日本可能的军事干预。因此，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必须具有取得台湾海峡制海权的作战能力，并在南海舰队配合支持下，阻截美国航母群、日本九·九舰队的干预。如果有这样的作战能力，对付台湾海军自不在话下，而且也会使美国和日本产生一定的顾虑，不敢贸然介入引火烧身，达到威慑目的。这样的海军实力，也为远期收复钓鱼岛提供了军事上的可能。当然，如有适当的战机，也不妨在统一台湾战争中，一并将钓鱼岛收入囊中。[215]
　　除了海军力量外，另外一项中国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的无疑是空中力量，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先进的远程作战飞机和侦察技术，取得绝对的制空权，这样才能有效的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航空母舰只是一个搭载平台，它的打击力量是一个由战斗机和预警机组成的空战系统，没有这个系统航空母舰和客轮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就台湾的地理位置而言不需要花费这么大的经济代价，而且建航母会引起周边局势的紧张；潜艇想要发挥打击能力没有空中优势损失会大的惊人（二战时德国潜艇损失超过百分之五十），没有空中优势解放军想渡海也是非常困难的。有空中优势不一定能赢得战争，但是没有空中优势一定不能赢得战争，从二战到海湾战争再到科索沃战争我们清楚的看到了这点。
　　根据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以高科技现代化的战术空军来实施其在“中强烈度战争”的高强度、大力度的战略打击的表现，在未来战争中，空军要“首当其冲，全程使用”，要准备当主角，进行“相对独立的战争”。
　　现在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要比航空母舰更有威力，打个比方说，以一艘中型航母载机30架来说，其全部的战略打击能力，甚至比不上一驾B-52，如果我们有能力发展出具有隐身性能的如B-2类的战略轰炸机，则一架B-2的威胁，要远大于一艘航母，发展出关键武器，可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比如说冷战时期的苏联，虽然经济发展迟缓，但由于在核武器方面的庞大数量，搞得美国人非常难受，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敢于四处干预别国内政，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领土没有与任何一个有威胁的军事强国接壤，没什么后顾之忧，而一旦它的国土处于敌对一方的战略打击范围之内（排除核武器的因素以外），它就必须冷静地考虑一下干预别国内政的后果——如果萨达姆拥有B-2，难保不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如果在战术战斗机方面能够发展出F-22这样的飞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5到10架F-22就可以控制整个台海上空，即使陈水扁有700架战机，如果全部升空作战，相信不用一天功夫，就会全部被击落，这是军事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还是以B-2为例，它从美国本土起飞，飞行了数千公里，横跨大西洋轰炸了中国大使馆，这样长的打击距离，对于中国来说，威慑亚太地区绰绰有余，也不象航母那样脆弱和目标过大，容易遭到来自海面上下和空中各方面的打击，而且一旦航母被击沉，它上面所有的飞机也就一起同归于尽了。[2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战争，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即进行作战的任何一方如果拥有制空权，则己方部队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拥有的是压倒性的制空权，则战局也很可能呈现一面倒的态势，这一点，与杜黑等老一派战略家的空中炮兵观念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
　　面对一个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如果靠单纯防御和拚火力的方法，其结果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军队现在必须大力发展的，主要是空军，空军强大了，有了制空权，同样也就有了制海权，以中国的军事发展趋势来看，并不是以侵略他国为目标，而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主要假想，那么，只要发展出必要的中程轰炸机和先进战斗机，覆盖中国领土和领海的制空优势还是可以获得的，关键在于空军的发展不能亦步亦趋，老是跟在别人后面搞装备，而是必须设计出真正的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四代甚至第五代战机。
　　俄罗斯已经正式把米格—19、米格—21和米格—23分别定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斗机，将苏—27和米格—29视为第四代战斗机。而苏—37和米格—1． 44战斗机只能算作“第4．5代”战斗机。[217]
　　空中力量二十年超俄赶美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加大力度去追赶只会使差距更大。集中力量搞一两个机型，关键性的技术自己做不出就去买，买不到就去偷，偷不到就再集中全国科研院所一起搞，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就两个、三个五年计划。军备竞赛不可避免。
　　有学者说，前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我们不应该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和浮浅的。前苏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不合理：即在经济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军备竞赛所引起的负面影响是很次要的。[218]
　　从古今中外和世界各国发展军备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军备竞赛是经济发展的累赘”，关键是有关的体制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使军事科技和军工生产同整个国民经济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从而使国防现代化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
　　军事竞赛的压力是美国科学技术超常规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压力和紧迫性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一贯国策是通过在尖端防务技术领域内的竞争性发展带动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整体科研能力和科学家的经验都不能算作是第一流的。然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防御技术在军事体制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已经雄居世界之首。在战争的推动下，美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超常规发展，整体上遥遥领先于世界。
　　在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的年代，美国建立起了一整套以政府和军方为主导的科研机制。这套机制采用工程式的项目研究体制，由国家提供经费和一切必要的条件供应，在研究层次上实行分工。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研究由国家实验室和大学来完成，应用技术和开发型号研究一律交给企业去完成。在这个特殊的利益机制中，政府是主要的科研组织者和财政支持者，军方是项目研究的监督者，而私人企业则是主要的项目承担者。
　　在发达的信息共享制度的推动下，科研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雄厚的基础成果的支持下，创新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下，美国的科学技术才在冷战期间获得了领先世界的长足进展。
　　正是冷战期间的技术开发和科学储备，才使得美国今天的知识经济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迅速形成。
　　明确的目标、竞赛性的组织管理和充裕的经费供给是保证美国国际科研计划结出硕果的重要原因。虽然国防科学研究并不是美国科学工作的全部内容，但这种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国家行为却为其他非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营造了适宜科技进步的优越条件。正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投资完成了那些耗资巨大而风险性也很大的开创性和基础性科学研究，美国经济才能将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能够带来具体经济效益的发展研究中去。国家提供前瞻性的科学成果，而私人企业则在此之上进行商业开发，却不用承担基础研究的“痛苦和折磨”——众所周知，互联网就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实验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推动美国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五角大楼。而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将获得直接的推动。[219]
　　我们不应该向苏联一样每个领域都和美国竞争，但是该竞争的地方就不能退缩，发展航空工业既是国防安全的需要，又是提升国家工业和科技整体技术水平的需要。飞机会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与简单的服装生产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220]
　　航空工业的本质是军民结合的，而且只有军民结合才能使航空工业兴旺起来，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发动机和航空电子上我们投入一百亿（这只是厦门远华走私案金额的的一小部分），发动机和航空电子上的进步可以让我们制造出好的大型民航客机，一百亿的回收只是时间问题。这对于扩大内需，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样是大有俾益的。更重要的是，发展民用大飞机本身就是潜在的军力储备。因为民用大飞机是多种军用飞机的技术平台(军事运输、加油、预警、指挥等），这些类型的飞机正是我国目前所迫切需要的，而西方是不会卖给我们的。
　　人口仅为5700万的法国拥有完整、独立和发达的国防科技和工业体系，能够研制和生产包括核武器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如果法国经济中没有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这一大块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反而是要出严重问题的。[221]
　　中国的战争潜力，是任何人都不可小视的。
　　1999年美军费支2860亿美元，据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统计，1999年中国国会（全国人大）批准的军费支出为100亿美元，额外隐性军费支出为100亿美元，中国1999年度军费支出合计200亿美元，日本国会批准的1999年度日本国防卫费用支出总额为540亿美元，虽然从绝对值计算，中国的军费支出不到日本的

寒江独钓

二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从国民经济结构和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简单来说是指各国货币间的汇率等于它们之间以一些基准商品货币价格来衡量的价格水平之比，换言之，在任何国家中任意一种货币的购买力相等。）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日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美国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同年日本的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中国的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
　　这就是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美日的差距的主要表现，在于不决定国家战争实力的社会服务业。换言之，美国的各大城市夜总会的消费收入、美国从新州大西洋赌城到加州拉斯维加斯赌城的消费收入、日本的夜总会收入、日本的其他娱乐场所消费收入等等，虽然可以为美、日社会创造出钞票，在战时却无法转换为战争能力。
　　实际上，这些专家认为，在决定国家实力的工业能源、原材料、加工制造业等能力方面，美、日并不比中国占多少优势，有些项目中国已与美、日并驾齐驱或者超越了后者。
　　例如，中国钢产量、造船顿位、重型卡车生产能力、化工材料等，与美国不相上下，而中国的水泥产量，是美国的六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绝大部份战略资源，都在中国境内，而美日则有许多战略资源仰赖进口。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民经济一旦转入战时轨道，其“撑下去”的巨大自持力。
　　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据1999年度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劳动力价格远低于美日。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的实际购买力是在美、日的五倍。
　　如果世界银行这一统计是准确的话，那就意味着，按照美国技术标准，建造由一艘中型航母、四艘驱护舰、两艘核潜舰、一艘补给舰所组成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美国需耗资200亿美元，而中国仅需耗资40亿美元。
　　不过，这绝不等于说，中国的200亿美元军费，实际上等于1000亿美元，因为有不少尖端武器，中国需向外国购买。而中国对外军购时，其购买力平价不但对美、日没有优势，反而处于劣势。西方国家仍然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技术武器装备，外国武器商因此可对中国漫天要价。因此，中国要想真正享受购买力平价的优势，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自己武装自己的道路。[222]
　　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一项利害冲突问题，必须把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时机动手。正如孙子说的，“静如处子，动如狡兔”。即使大陆是被迫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何掌握适当的时机，对决定冲突演变的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说来，既然称为适当的时机，就是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否则会使手段和目的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如果大陆军方操之过急，师出无名，不但会在国际上陷于困境，甚至难以说服、动员大陆民众；假若反应过迟，也会使稍纵即逝的良机失之交臂，反而会造成台湾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法律上脱离中国的结局。如果在台湾民意机构或其他类似权威机构正式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即独立)之后，再诉诸武力，则极有可能无法改变台湾最终走向独立的结局。由此可见，在有足以使世界各国和大陆民众信服的迹象，证明台湾正在滑向独立的终点之后，而在台湾民意机构或其他类似权威机构正式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即独立)之前，这一段时期是大陆军方诉诸武力的合适时机，在使用武力之后有可能改变局面，挽狂澜于既倒。并且这一时间宜早不宜晚。[223]
　　不管我们怎样反对，美日都会干涉台海战事，唯一值得去考虑的是美日会不会直接出兵台海，但是美日是否会出兵将取决于我们。
　　如果我们能在发起攻击后的一个月内（最迟三个月）解决掉台湾的话，美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为零。这并不是说它们心慈手软，而是它们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美国虽然有强大的空运能力和第七舰队的护卫，但在短期内要运送两个以上的师是困难的，而且光是对台湾战事是否采取干涉政策，在其领导层内恐怕也不是一下子就决定得了的。同样，日本人也必须是确信美国人采取行动后才会考虑怎样跟进，毕竟中国的报复力不可小视。
　　最不好的方式是象美国人长期干的那样，先轰炸个十天半个月，慢慢地再开战局，这种做法，对一个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敌人是现实的，但不适合解放军，也不符合速战速决的原理。台海之战拖得越久，对中国就越不利，最低限度也要让台湾军队变成阿里山上的游击队，才符合作战原理。[224]
　　孙子云：“兵贵速，不贵久”。台海大战的结局事关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如若有失，后果不堪设想。“台独”势力会顺势引外国势力入台，将台湾独立变成事实。台海大战将是世界两栖登陆作战史上规模空前的战役，必须倾尽全力，精心策划，细致准备。力争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包括战役发起时机和战役发起的地点），抢占先机，把握战争主动权，初战决胜，速战速决。一旦战争呈胶着状态，将为台湾当局提供引狼入室之机，使战局复杂化。唯有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立足于大打，抛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顾虑和不必要的限制，不必投鼠忌器，抢占先机，初战决胜，速战速决。实在不行，即使是用战术核武器作火力准备，然后用轻步兵快速占领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虽然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比较被动。
　　历史经验证明，对己方兵力、火力使用的不必要限制和顾虑，经常把敌人打成顽敌。只有对敌使用强大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方可在精神上打垮敌人，造成其心理上的震憾和畏惧，加速敌人的溃败。换言之，局部战斗中打得越狠，全局战场上才会取得更快的胜利，从而减少流血和战争的破坏。台军守岛作战，无路可退，解放军唯有以强大的火力给予守军毁灭性打击，方可摧垮其斗志，加速其崩溃。如若由于台湾经济目标较多而对作战和火力使用加以限制，则有可能将守敌打成顽敌，不仅增加伤亡，而且还会造成战局胶着的被动局面。现在不是“战上海”的年代，人死无法复生，物损可以重建。为了几座楼房而使战场指战员增加流血牺牲的事再也不应发生了。[225]
　　如果真的发生台海军事冲突，肯定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峰云系。从应付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226]
　　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必须设立明确的底线，决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自己给自己搞模糊政策，台湾问题的底线要通过写入宪法形式公布天下，并明确的告诉外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惜亡国灭种，也不能输。
　　兵法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虽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军事上就完全不同，军事上妥协就是投降，军事靠的是实力，在台湾统一这个领土问题上，中国应着眼未来即将到来的中美军事冲突尽早进行相应的军事布署。首先政府高层要做最坏的打算，要加强军人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同时消除军队中“唯武器论”和“恐美、惧美主义”思想，提高军队对台海战争的认识，认识到中美一战即是大战，又是恶战，还有可能是核战。而且一定要有全民参战和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以及抗恶劣打击下的军民士气的心理准备，南联盟在北约轰炸中，军事设施没有被击跨，北约就轰炸其民用目标，从而摧毁了南联盟军民的抗战意志，有时战争打的就是心理。
　　其次以2005年为限，制定解放台湾的对台作战方案（以后每2年一次重大调整），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在2005年前完成对台军事布署。为什么要选择2005年前，因为此时正值台湾政权与美国政权交替的动荡之时，在美国还没有大规模布置NMD，和台湾大量先进攻击性武器到货之前。在做出军事布署的同时，视台海局势的发展及美国出兵介入的程度制定多种战略军事作战方案，大可大打，小可小打，直到核战争也在所不惜。[227]
　　解决台湾需要作大量实质性工作，还要选准时机，最重要的是，一旦决定要打，就要下定决心，不畏牺牲，切忌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那样只能导致失败。最终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永远失去台湾，很可能国家四分五裂，即使没有分裂的剩余地区，也会被划个三块五块的禁飞区，禁航区之类的地方。
　　

寒江独钓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将是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事例都证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必然是军事大国，一个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大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还会成为列强鱼肉的对象，如中国历史上的清王朝。相反，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还会成为不少国家竞相争取，希望获得它保护的国家。例如，现在的东南亚国家就希望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付本地区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我们拥有速战速决地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力量和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美国肯定不敢在军事上介入台海战争；反之，中美之间不仅必然会发生战争，而且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我们越弱，越是没有反击美国军事介入的有效手段，美国对我们的军事打击越是残酷无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故意模糊政策”的实质，是要把是否在军事上介入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美国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同样是内战，南联盟镇压科索沃的阿族非法武装，美国就大打出手；俄罗斯镇压车臣分裂势力，美国人只敢口头批评，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毁灭美国的军事大国。因此，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唯一途径是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的幻想。
　　我们只有在军事上陷台湾于绝境，同时使西方反华势力慑于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强大实力和坚定决心而不敢轻举妄动，才有可能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228]
　　万一发生战争，战争的损失会有多大
　　除了野心家和疯子，善良的人民谁都不希望爆发台海大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爆发战争，正所谓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战争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启战端，然而，我们又必须作最坏的打算，考虑万一发生战争（排除核战争），战争的损失会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研究员曾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杨文现录如下。
　　中国内政外交，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是改革开放22年以来最紧张的，而且将继续紧张下去，甚至发生台海战争。无论能否避免战争，保证国家安全比起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显然应该成为我国第一位战略目标。这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因为发展国防和战略产业，整治国土与农村城镇化，这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措施，同时就是启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
　　但是，国家安全目标非常广泛，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更不能被经济主义自由的目标，比如加入WTO ，申办奥运，扩大出口，提高消费等所限制，美国就是利用我们这些目标来吊我们的胃口，迫使我们在国家利益方面让步。
　　我们绝对不可能排除未来台湾悍然宣布独立，美国大兵压境，与日本联合围堵遏制，甚至分裂中国的可能性。我们与其被动参战，不如主动备战，中国要冲破美日联合封锁，保持国家完整，或许早晚要有一战，战则必胜。同时我也认为，战争未必不可避免，关键是我们能够在此5-10年内，坚决进行国内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的调整，在经济上降低对外依存度，在文化上消除恐美崇美病。如果成功，中国国力将空前强大，加以政治外交斗争，避免战争破坏，和平统一祖国是有可能的；即使需要使用军事手段，也未必规模很大，胜利当有把握。
　　反之，如果按照目前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将更加依靠美国，最终在经济上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相当的中国人惧怕美国，深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如此下去，5 年以后，我们恐怕就没有打仗的意志和可能了。即使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武器，也会害怕西方的经济制裁。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硬道理：5 年之后，不是我们屈美日台之兵，就是美日台屈我们之兵。真正的战争不在军事，而在军事之外。在“软战争”中失利，硬战争就难以取胜。硬战争或者很短，或者打不起来，关键是看谁能够在软战争中，奠定战争胜利的思想经济基础，把握战争先机，赢得主动权。
　　（一）
　　我国对外开放度，需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进行调整。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等）。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新技术开发能力等）。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5.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NP 的比重。
　　对外开放度过高，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
　　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 ，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中国将成为能够左右国际市场的大国。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 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 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 ；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 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 左右，氧化铝为70% 左右，铜精矿为40% 左右，铬铁矿为40% 左右，钾盐仅为6%.2010 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 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 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 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 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 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 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 ，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 ，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 ，2020年50% 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 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 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 亿吨。要生产3.5 亿吨钢，需要进口8 亿吨原油和3 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 ，5 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二00一年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各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出口比重达一至三成，但高技术产品出口却不到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 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 ，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 ，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 ；工业产值17696 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 ；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 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 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 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 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 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未来5 年，我国仍旧可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度，特别是金融方面；同时积极准备战争期间，西方全面封锁以后的补偿措施。
　　（二）
　　如果2005年发生台海战争，西方全面封锁，我国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 亿人民币，按照1 ：8.3 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 ；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 ；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 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 ，进口926 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 ，高新技术出口370 亿美圆，增加50% ；进口初级产品467 亿美圆，增加74% ，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 ，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 ，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 3.5%.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汇率假设为1 ：5 ，国民生产总值为166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28.6%.扣除加工贸易为14.3%.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 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 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 ：8.3 汇率，为13604 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扣除加工贸易为39%.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1 ：5 汇率，国民生产总值为22311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41.2%.扣除加工贸易为21%。
　　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到1 ：10，国民生产总值为11155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82.4% 的历史最高水平。扣除加工贸易为41.2%.国内通货膨胀，按照购买力平价1 ：7 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为15936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57.7% ，扣除加工贸易为26%.可以预见，2005年是中国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的顶峰。
　　2005年出口年增加15% ，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 ，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 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 ，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 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股票市场对外资开放，金融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三）国家外汇储备在2005年超过2000亿美圆。
　　如果在2001-2004 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 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 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140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 ，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 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 ）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 ）4000万人失业；
　　（3 ）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 亿美圆；
　　（4 ）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 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 亿美圆左右，假设乘数效应，损失1000亿美圆。

寒江独钓

5 ）2004年的GNP 是13604 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 亿美圆，只增长0.6-1%，增长率降低7 个百分点。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 ，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 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 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 ），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 ，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 、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 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 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 ）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 ，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 年。
　　（2 ）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3 倍的收缩效应，即3000亿美圆，相当于24000 亿人民币。用3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2%.
　　（3 ）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 个百分点，共29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 下降29% ，第二年下降更大一些，假设3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 ）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 左右，如果降低75% ，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 ，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 亿美圆，化学品181 亿美圆，塑料橡胶164 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 亿美圆，贱金属206 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 ，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八）沿海地区损失严重。
　　1989---1991 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 ；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 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 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 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 ；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 ；塑料324 万吨，占全国40% ；化纤385 万吨，占全国60% ；纱184 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 万台，占全国40% ；洗衣机635 万台，占全国50% ；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三）
　　损失是巨大的，但是并没有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经济倒退20年。不计战争打到中国本土，只计2005年西方全面封锁的损失，中国将在两年之内，每年经济下降30% 左右，经济水平倒退到2000年的水平。这样的经济损失，如果突然到来，我们没有准备，显然不能承受。如果有准备，则不难承受。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已经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 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在突然遭到西方全面封锁的时候，将措手不及，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到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只不过是人家屈我们之兵。眼争争看着台湾独立，因为惧怕西方封锁而不敢开战。
　　因此，目前5 年的利益格局，经济战略和价值取向的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方面过分依赖西方，在文化方面过分崇拜西方，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
　　目前的补偿措施包括：启动内需，劳动积累，清除**，扩大重要物资进口，发展战略产业，调整收入分配等等。关键问题不在技术的可行性，而在于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发挥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
　　21世纪中国将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竞争，和美国形成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在谋求全球单一霸权，中国在亚洲的力量也有明显的增长。亚洲的未来，取决于中，美，日，东南亚几方的利益角逐，中国的力量处于上升时期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冲破未必束缚，即使一战也再所不惜。特别是关系我国出口3/4 航道和石油运输线的马六甲海峡，不能被“台独”势力所控制，“台独”势力背后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势力。中国在全球化中应该以大国姿态，提出独立的见解，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体来说，西方的封锁没有那么可怕，即使我国没有补救措施，只不过把中国经济水平从2005年拉回到2000年。受损失的主要是沿海地区和高消费这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甚至提前进行经济文化战略调整，那么中国将在备战的原则下，解决许多和平时期不好解决的问题，反而使中国更加强大。
　　以备战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战争求统一则统一在，以退让求统一则统一亡。真正能够保持国家统一，冲破美、日、台湾、印度封锁的，军事力量是重要的，但是目前的经济文化调整更为关键。不可能设想在一个严重依赖西方的经济体系，和文化倾向的背景下，能够真正取得军事战争的胜利。反之，经济文化调整到位，到有可能制止战争，取得和平统一。
　　战争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是在家门口打仗，只要控制住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和军事基地，美国从关岛和航空母舰上支持台湾，成本太高，无法保护台湾。关键是我们能够有效清理内部的问题，万众一心，一定能够取得全面胜利。[229]
　　杨帆先生同时指出，西部应该“强迫现代化”。
　　中国的经济重心目前在东南沿海一带，而这一地区被公认是中国安全最薄弱的地方，是公认的中国软腹部。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
　　在外部环境半紧张半不紧张的情况下，只有靠国家有意识地立足于战备，改变战略思想，增加国防投资，在西部大力发展国防产业带动相关产业投资。
　　从1999年开始，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著名经济学家希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和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所产生的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同时，国防投资也可以使私人企业从中获得高额利润。
　　杨帆认为中国经济要安全，只有向西部转移。他建议：
　　第一，两个股市要分流。在重庆设上海股市的一个分部，在西安设深圳股市分部，用2到3年把它们搞起来。一旦局势紧张，就可以把上海深圳股市全部迁往重庆西安。
　　搬迁上海深圳股市也许需要花费20亿，但可以让台北的股市掉下来上千点甚至更多，只要台湾经济持续低迷3～5年，台湾也可能就真的统一了。
　　第二，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加速这些地区的基础实施建设。
　　第三，国家要加大扶持西部的国防产业。我国目前的军费每年增加200亿，这还不够，还必须增加。中西部地区有大量的三线产业，国家应该把从前三线工业的底子集中起来，能挽救的要挽救，特别是其技术和人才要保留。[230]
　　国防利器岂可假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战争形态已经从过去的近距离对抗演变成远距离精确打击为主，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在于武器装备的优劣，高技术武器装备已成为致胜的前提条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一些强国在规模裁军的同时加快了质量建军的步伐，一个以现代经济实力为基础、在高新技术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正在重塑国际军事实力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家安全的走势。
　　美国在90年代初发动的打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比重只占到9%，而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中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0%，空袭南联盟为90%，阿富汗战争则高达95%以上，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近年来在增强高技术军事实力方面的迅猛进展，另一方面也是促成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冒险和更富于干涉性的原因。
　　美国最近大幅度地增加了其今后五年的国防预算，加紧研制高精尖武器，力图牢固控制军事科技制高点。目前我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无论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台海战争还是保卫国土安全，我们都必须未雨绸缪，积极缩小与军事强国的差距，而要作到这一点，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唯一可依赖的是我们自己。
　　1982年春天，英国与阿根廷爆发了著名的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之战，战争历时74天，这是自二战保卫伦敦空战以来，英国海空军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该年5月4日，阿根廷海军的法制“超级军旗”攻击机用法制“飞鱼”导弹（单价20万美元），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谢菲”于1975年建成服役，当时耗费了1．5亿美元），随后又用“飞鱼”导弹击沉“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船，击伤了“格拉摩根“号巡洋舰，此战令全球震惊，也令“飞鱼”导弹名声大振。由于英国是法国二战中的铁杆盟友，为了感谢过去英国对法国的支持，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法国拒绝供应阿根廷“飞鱼”导弹（这种导弹，阿根廷总共只有五枚[231]），终于导致阿根廷输掉了马岛战争，也直接导致了当时的阿根廷加尔铁里军政府的倒台。
　　阿根廷虽然输掉了马岛战争，但阿空军的英勇精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以近70架飞机的损失，一共击沉了英海军7艘战舰，重创了5艘。打掉了英特混舰队45%的战斗力，使其差一点溃不成军。[232]
　　英国特混舰队航行万里（8000海里）劳师远征，后勤保障困难，如果阿根廷有50枚“飞鱼”导弹，战争的结果会怎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阿根廷在马岛之战中的教训与悲剧值得每一个关心国防安全的中国人深思与借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小，国防经费很少，却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除去人头费外，真正能用到研发和更新武器装备的经费只有很小一部分，即使这样，近几年国家还是咬牙拿出不少钱购买国外的先进武器，然而，即使用金钱也不一定能买来顶尖武器，这一点中、以“法尔康”事件已给我们上了残酷的一课。
　　法尔康(Phalcon)是以色列自行研制的、先进的飞机预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安装在很多类型的飞行平台上，比如波音707系列、波音747系列、波音767系列、空中客车系列、C-130大力士运输机系列等等。以色列卖给中国的预警机则是把以色列的法尔康系统安装在俄罗斯制造的伊尔-76运输机上。俄罗斯在把这类飞机交给以色列时都预留了安装法尔康系统的空间。
　　法尔康的性能包括两部分：空中侦测系统和雷达引导系统。运输机在安装AWACS后，这架飞机实际上就变成了远程空战协调指挥中心，也就是空中指挥部。它可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全天候)有效侦测400公里范围里的目标。必须指出的是，侦测400公里是其设计范围，在必要时还可以额外延长其有效侦测范围。该预警机可同时锁定60个目标，并在同一时间内指挥12批次飞机作战，其在空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将会大大牵制敌方地面力量。其最大续航能力可达12小时。
　　法尔康的性能还包括，其雷达系统可以360度全方位侦测(陆海空)，并具有很强的俯视能力，这种俯视能力就是指该飞机具有很强的攻击地面的指挥能力。此外，法尔康还有自动敌我识别系统。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对于防范敌方导弹的袭击就必须有早期的预警系统，谁掌握了预警系统，谁就能获得十几分钟的预警时间，谁就可以预防灾难性的打击，谁就能在战争中占得先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技术战争中的侦测系统和指挥系统是战争胜利的关键。[233]
　　预警飞机到底有多重要呢，让我们来看一个实例吧。
　　2000年10月，中俄曾在中国东北展开一次小规模的空演，俄罗斯空军出动Su-27、Mig-29、Mig-31、Su-35及A-50预警机 ，飞越中俄边界，中国空军出动Su-27、歼7、歼8乙及轰6等一线作战军机起飞交锋。
　　由于中国空军无预警机，所以在演习空域内，俄方允许中国空军地面雷达开机已弥补管制能量的不足。
　　短短45分钟的仿真空战，演习结果大出中国方面所料，中国空军引已为傲的Su-27，竟然在第一波交手中就被击落了9架，其中有6架是飞行员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俄罗斯的长程飞弹“击落”。
　　据美军情报单位的说法，俄罗斯空军在执行“深入支持攻击（DAS）”、敌方防空制压（SEAD）课目时，曾遭到中国空军歼7及歼8乙的强烈反击，但由于俄罗斯的电战反制，中国空军只“击落”了3架俄罗斯空军的Su-35战机。
　　这次空演是应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俄罗斯空军扮演美军的角色，因此在执行任务时，每波攻击都有电战机伴随执行电战反制。
　　因此，中国的跑道被Su-35炸的面目全非，而中国空军的轰6在大批歼7的掩护下还是没有逃脱A-50预警机的搜索，全部被“击落”！45分钟的空战以中国空军的惨败而告结束。[234]
　　

寒江独钓

俄罗斯前防空司令雅可夫列夫有一句名言：“谁想成为天空的主人，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利剑，而在于拥有多远的耳目。”他所说的“耳目”，就是指预警机部队。[235]
　　预警机不仅提供接近的敌机的预警，而且将为现有先进战机的编队提供指挥与控制。没有高技术水平的预警飞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空军战力提升的重要制肘因素。
　　目前，美、俄、英、法、以色列均能制造飞机预警系统，但由于以色列研制的法尔康有自己的很多长处，因此，技术水平自然要高一筹。有专家计算，法尔康的性能要高出俄罗斯A-50预警机4倍，甚至可以说，以色列的法尔康预警机就是世界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机。
　　1996年3月份的台湾大选期间，为了防止台独势力上台，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试射。不管这次导弹试射的结果如何，但试射给美国向台湾提供新的军售授以口实。美国以台湾受到大陆的导弹威胁为借口，提高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水平。当时，台湾还没有这种防范导弹袭击的预警能力。因此，就在中国试射导弹开始的几周内，美国就做出了向台湾出售4架预警机的决定。这4架预警机的型号是E-2T(“T”是指专门给台湾的)。E-2T是美国在E-2C型预警机的基础上改装的(改装的并不等于就是技术最先进的，美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预警机卖给他人)，并在当年就向台湾陆续交货。台湾拿到E-2T后声称，“对于共军在长江以南的一举一动，包括导弹袭击，它们都能侦测到。台湾增加了十几分钟的预警能力。”
　　这样一来，中国大陆就出现了空防问题：台湾的预警能力大大超过了大陆的预警能力。本来，在台湾海峡两边，台湾的空中优势就大于大陆。美国所谓的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略平衡实际上就是确保台湾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优势。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如果中国拥有预警系统，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取胜。遗憾的是，大陆没有，而且自己还不能研制和生产。如果没有，大陆就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很难断定自己就处于战争中的进攻态势，自己的一举一动也都处于对方的监测之下，而对于对方的反击却无法很快觉察。
　　如果引进这种先进的飞机预警系统，中国的空防能力就会有所改善。台湾一家研究所的一名军事专家说，除了侦查美国在日本冲绳空军基地的一举一动外，以色列的预警机还将使中国可以刺探到台湾飞机的部署，从而威胁东亚的安全。他说，以色列取消该交易将允许台湾保持空中优势直到2005年，对中国的任何攻击都具有阻吓作用。基于此，中国大陆的结论必然是：台湾没有这种预警能力时，大陆也可以没有，但如果台湾有，大陆就必须有。　　面对这种不利形势，就在美国做出向台湾出售预警机决定后很短的时间内(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周)，中国就决定向外界寻求购买这种系统。
　　理论上，中国可以向世界所有能够制造预警机的国家购买。现实则是，中国只能从以色列或俄罗斯寻求这方面的技术，俄罗斯的A-50技术与以色列的法尔康相比要差。由于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冷战时专门对苏联、中国等进行禁运的组织)等多方面的限制，英法等国对华军售照样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因此，中国不可能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技术，美国更是如此。
　　1996年6月，中国与以色列秘密达成由以色列帮助中国建造预警机法尔康系统的合同。以色列帮助中国在俄罗斯伊尔-76飞机上安装法尔康系统，每套售价2.5亿美元。以色列到底卖给中国多少套，外电众说纷纭，总之是在4-8套之间。有军事专家认为，只有在引进至少4套预警系统之后，中国才有能力在24小时内进行不间断的空中预警侦测。另有专家分析指出，中国购买7套法尔康属于比较合适的(对付中国周边两大威胁──台湾和印度，它们连备用系统都有了)数目，而中国对付台湾有4架就足够了。
　　第一套法尔康系统1999年就安装安装好了，在此之前，中国也早已支付了第一架预警机2.5亿美元的款项。
　　以色列在1996年和中国洽谈这笔军售时，早就向美国打过招呼，说明出售的自产预警系统并没有牵涉到美国明文禁止向第三国转让的秘密技术；3年多来，美国国防部也从来没有对这点有所质疑。199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也知道了这项交易，国会内外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可是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却努力劝说以色列毁约。在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情况下，2001年8月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宣布取消这笔交易，而且，以色列方面至今仍未拿出一个赔偿计划。
　　以色列曾经把同样的预警系统安装在一架波音767飞机上并卖给遭受美国禁运的智利，华盛顿对此并无异议。以色列在80年代向中美洲，又在90年代向土耳其出售过美国出于人权考虑而禁运的军火，美国从未阻挠。另据报道，美国的盟友英国、意大利也曾向中国出售过敏感雷达装备，美国都没有反对。为什么这次却极力反对？
　　美国人根本担心是：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一旦美国卷入战争，中国预警机首先引导攻击的目标可能就是美国的军事设施，比如飞机、航空母舰等。只是，目前并不知道美国到底要在台海战争中卷入多深。中国拥有预警机后就可以严密侦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的一举一动。一旦美国比较深地介入台海战争，这种飞机肯定会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威胁。法尔康会指挥中国的进攻性武器去打击美国的军舰等。有传言说，如果中美开战，中国就必须击沉美国至少一艘航空母舰。毁掉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就意味着美国要死掉两千人，这是美国选民所无法承受的。这样，美国能否继续呆在台湾海峡打仗就是个未知数。因此，中国拥有预警机就意味着中国具有成功打击美国目标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能力。[236]
以色列取消军售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采购俄制Ａ－５０Ｅ空中预警机，以色列的预警机性能优于俄国飞机，以色列制造的雷达可以侦测到三百九十八公里以外的战机，但是俄制雷达的侦测范围只有三百五十公里，更重要的是，以色列雷达可以同时追踪一百个目标，但俄制雷达只能同时追踪五十到六十个目标。所以以色列取消这项合约，事实上对中国建立早期预警能力已造成严重伤害。
　　从常规来看，一架飞机从签合同到交货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另外还要进行飞行员的培训等，总共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中国原本期待以色列的四架法尔康能在二○○六年或二○○七年就能服役。现在，人民解放军的空军至少要到二○一○年才能成熟地使用俄制Ａ－５０Ｅ空中预警机执行任务，除了在金钱上的损失外，中国实际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时间被大大耽搁。由此可见中国在此事件上损失之惨重。[237]
　　国际尖端武器市场属于卖方市场，中国基本上没有能力自己研制和生产，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从国际市场能买到固然好，但根本出路在于自己研制生产，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现在主要的武器供应国是俄罗斯，由于近期在大国博奕中，中俄走得很近，近到差不多可以成立一个军事同盟的地步，许多人对俄罗斯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事实上类似的甜蜜岁月在五十年前也出现过，不过千万不忘记了，传统上的俄罗斯是一个扩张性十足的民族，它攫取中国的土地最多，攫取得也最起劲，现在的俄罗斯领土，几乎有七分之一原本是属于中国的（俄国从中国手中掠走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西伯利亚的土地），而且，外蒙的独立也是拜它所赐。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苏联就与美国一起，阻止中国统一，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苏联的黑箱作业下，中国又被当作牺牲品，被迫卷入韩战——三八线做为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有国际协定做保，自应维护，美国当时为了避免卷入朝鲜内战，已经从朝鲜撤军，也没有武装南朝鲜军队，相反，苏联却居心险恶，大量向金日成提供先进坦克，客观上助长了北方的统一野心，战争爆发，苏联应是罪魁，后来战争失利，苏联又丢下一堆烂摊子，撤手不管，让中国替它擦屁股，其实苏联是借朝鲜战争拖美国下水，缓解自己在欧洲的战略劣势，中美两国鹬蚌相争，苏联坐收渔翁之利；二十多年前中苏交恶的时期，苏联也曾将中国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害得中国大搞“深挖洞”那套东西。
　　由于地缘政治的潜在竞争，人民之间缺乏交往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俄罗斯对中国猜忌很深，戒心很重。俄罗斯当局十分担心中国凭借迅速发展的经济扩张，来和平地征服人口稀少、穷困潦倒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俗话说，媒体是国家的一面镜子。例如，除了俄国家电视台根据中俄两国达成的文化交流协议，偶尔播放和展现一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图像外，其它媒体很多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这些电视台的摄像机不拍中国的高楼大厦，反而去拍一些低矮斑驳待拆的老墙，不去领略中国年轻人上进奋斗的风采，却去拍摄那些衣衫褴褛真假难辨的乞丐。
　　所谓中俄关系“上热下冷”的现象，只是表面现象。那些能够运用国家资源，煽动俄国人排华的往往是位高权重的政客。例如，科拉纳亚尔斯克州州长2002年夏天曾说过排华言论；就连俄国远东遭遇洪水袭击也被造谣认为是中国一方故意开放水库水闸所为，所幸得到证实和澄清，洪水和中国毫无关系，这才没有给某些政客掀起大规模排华得以口实。[238]
　　丁斗先生在俄国旅游期间，曾看到海参葳的街头上有“中国佬滚回去”的标语。据称普京在2000年访问黑河对面的海兰泡时，对当地居民说：“如果你们不采取实际步骤发展，几十年之后，俄罗斯人就要讲日语、汉语或者韩国语。”正是由于这种隐忧，俄罗斯对华军售留了一手，并没有把最好的设备卖给中国，据说有意对中国保持十年的军事优势。可是，俄罗斯乐意把它最好的军事设备卖给印度。[239]
　　从国外媒体、专家分析报道来看，中印目前是俄国军火当之无愧的两个最大买主。近年来两国均与俄国有总额为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项目涉及战斗机、直升机、作战舰船、潜艇、防空导弹等等各种先进的武器系统。但对比俄国出售给中印两国的武器系统，不难发现俄国出售给印度的武器系统一是数量多范围广，二是同级的武器系统印度一般都早于中国装备，三是即使是同级的武器系统，出口到印度的武器系统通常都要比出售给中国的武器系统先进。比如苏30战斗机、基洛级潜艇等都是先出售给印度，在性能上一比也是高下立现。
　　拿战斗机来说，同是苏30多用途战斗机，俄国方面开始一直不同意出售这种“攻击性”的武器给中国，却早早地卖给了印度，后来即使答应向中国出售，卖给中国的是苏-30MKK，而给印度装备的则是苏-30MKI，仅一个小代号之差，性能却大大不同。给中国的苏30-MKK采用的是普通的机身，而苏-30MKI上有鸭式前翼，俄方还承诺将为该机安装世界最先进的 AF-37FU推力矢量发动机，另外还装备了法国研制的航空电子设备，象VEH3000平视显示器，惯性/卫星导航系统，多功能液晶显示系统等等，加上苏-30MKK装备的载雷达是旧式的N001型，探测距离仅100公里，而后者的雷达是新的N011型，探测距离160公里，虽同是同门师兄弟，两者但根本不是同一代的武器。
　　在潜艇方面，中印都购买了基洛级 877型常规潜艇，但俄国出售给印度的10艘基洛级潜艇中，两艘已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装，一艘是最近才装备的新基洛级，这些潜艇已率先装备了俄最新研发的“俱乐部”潜射反舰和反潜导弹，特别是其反舰导弹3M54E1的射程达 300公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潜射导弹能与其比肩，连俄国自己海军都尚未装备。与之相比，中国基络级潜艇 (只有鱼雷这一种攻击性武器) 就相形见拙了，而且以现有两军海军装备来看，印度的新型基洛级潜艇完全能在中国舰队的防御圈外从容地发动进攻。
　　再来看防空导弹。印度购买了“安泰2500”和S300防空导弹系统，中国购买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且不说“安泰”比S300先进，就拿S300来看，印度进口的是S300V，而中国得到的是S-300MPU，前者的优异的反导性能远胜于后者。
　　如果俄罗斯不是国力衰竭，相信它绝不会将Su27、Su30战机、“现代”级驱逐舰、“日炙”（SS-N-22）超音速反舰导弹（价值逾亿元人民币）、“基洛”级潜艇、R-77空对空导弹、S-300地空导弹等武器交到中国人手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因为中国的强大，对于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接壤的强国，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夹有缓冲国的两个强国，非常不幸，中俄之间正好缺乏这样一个缓冲国。
　　俄国对中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俄国从没有希望过看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即使在中国与前苏联关系最密切的时刻，俄国也不愿武装中国。虽然中俄间有时很亲密，但俄国希望与中国的联盟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盟，而不是军事上的联盟。俄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强大，与美国对抗的中国。而不愿看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240]
　　俄国对与中国的军火买卖一直持慎重和保留的态度。在第一批Su27战机卖给中国时，俄中间还有一个协议即这批战机只能布置在中国南方对付台湾。俄国对中国的军售审查最为严格，因为俄国始终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威胁。
　　“黄祸论”一直就是俄与中国交流时的难以说出口的心头之患。地缘政治用有点偏激的话来概括就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中俄同是有大国传统的国家，有着漫长的边界，中间基本没有缓冲国。俄罗斯素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受国力衰弱，北约东扩之苦只能加紧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对一个迅速崛起的邻国，俄罗斯是有很重戒心的。目前，俄国对华的军售主要是从经济上的考虑。对此俄国国内有强烈的批评声音，特别在军界。但俄国出于经济，不得已为止。包括俄前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罗季奥诺夫等军方高层将领在出访中国对华示好、表示要加强两军合作，共同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也曾发出“中国威胁远东安全”和“中国威胁论”等警告。[241]
　　莫斯科卡内基亚洲问题专家特勒宁所说：“俄罗斯的危险在于它正在失去亚洲部分的主权，那里正在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属地区”。[242]
　　中国大陆东北地区人口上亿，而远东地区俄罗斯人口只有七百万，人口并逐年在减少，经济情况不好，当地中国人增加两百三十八万人，根据俄罗斯边防军的说法，每天以上万人次涌入。
　　在俄最近发表《国防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在美、日之前，认为中国是对俄罗斯国防安全上的最大威胁，报告还认为在未来五至十年之内俄罗斯可能发生的四项地域纠纷中，二项与中国直接有关(分别是中俄和中蒙边界之争)，一项与中国间接有关(即俄与哈萨克中亚三国的边界冲突)。[243]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担心徒弟抢饭吃。俄国军售的对象几乎清一色是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能力仿制俄罗斯的军事高科技装备，更谈不上改进。中国有完整的军工体系，对国外的先进技术可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并迅速仿制改进成功，甚至批量对外出口，在进口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也一直坚持要进口军事技术和生产线。这就不得不使俄国担心中国迅速学习和赶超俄国的军事技术，反过来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安全，或者是在军火市场上出现徒弟抢师傅的饭吃的现象。[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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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类政治角度讲，普京同意大量卖给中国先进武器，并不是出于帮助中国统一台湾的目的，而是出于己身战略需要：即利用增长中国军力引起宿敌美国、日本不安来提高战略地位；其次，为了缓解北约东扩，转移美国压缩俄国势力范围目标所带来的压力，给美日塑造出新的主要威胁和敌人，转嫁压力是其阴暗用心。[245]
　　从某种角度来说，俄国和日本是最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台湾的国家，这种情绪甚至比美国更甚，因为在地缘上相邻的大国是天敌。俄国是乐于看到中美冲突的，俄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被毁于一旦，这样俄国既得到了钱，也免除了未来的威胁，也许中国因消耗又有需要了，又会给俄国带来发财的机会。
　　在表面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背后，俄罗斯的部分高层的政策决策者们一直对中国戒心严重。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俄罗斯军内和国会认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将在中、长期（五至十年）间对俄罗斯安全构成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只要基本的国际局势没有出现重大波动，中俄双方依然有相互利用价值。这一态度一开始就使俄罗斯下决心与中国保持十年左右的军事优势，即意味着俄罗斯决不会把最好的装备送往中国。
　　从单纯的双边关系角度来理解，俄罗斯同中国发展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合作关系，不仅能保证俄罗斯庞大的军事生产复合体系继续获得大量资金，增加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可以进一步影响中国军事产业的发展基础，使其长期依赖俄国军事技术，进而影响北京对俄政策。
　　同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一样，俄罗斯的核心技术并不随货转让，于是，买得越多，在军事技术上就会受制于俄罗斯越多。
　　著名的苏霍依设计总局总设计师西蒙诺夫曾指出，卖给中国的Su27SK基本型生产线已存在了二十年，组织其生产并不简单，还需要十至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俄罗斯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更新一代的飞机”。
　　Su27原首席试飞员弗拉基米尔·伊留申则公开宣称：中国购入 Su27SK基本型生产线并不明智，因为十至十五年之后Su27SK就将在国际航空市场上变得不值一分钱。[246]
　　此外，俄罗斯为了避免因向我国出售武器而损害其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每次向我国出售武器以后，都向美国提供这些武器的详细资料。台湾战斗机飞行员在俄罗斯操纵驾驶Su27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与此同时，企图在所谓的“周边事态”的名义下插手台湾问题的日本也已决定从俄罗斯进口若干架Su27战机，用作训练中的靶机。
　　美国一再扬言，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可能在军事上支持台湾，并为此制定了多种预案。既然如此，美国难道还不会把俄制武器的有关资料提供给台湾当局吗？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如果台海战争发生，这些俄制武器对台湾军队的使用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更不用说在同美国军队发生冲突时的效果了。[247]
　　如果发生台海战争，如果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武器禁运是可以预期的，对这场对俄罗斯有着转折意义的中美冲突，俄罗斯首先肯定会宣布支持中国对台行动，但不希望看到战争扩大化，同时大发战争财——极有可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漫天要价（马岛战争使“飞鱼”导弹名声大振，战前只卖２０万美元的“飞鱼”导弹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身价猛的提高到１００万美元以上．）——从而使中国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而且会仔细观察战争的走向，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立场。等到一旦战争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俄罗斯肯定会在美国的强大压力和重金收买下切断对中国的军售。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肠子悔青了都没有用。
　　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防问题上，在战略产业上不得不是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是国防安全的基石，国防安全是金钱买不来的，国防安全的利器也绝不能操在别人手中，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中国航空市场如今已经分别占波音和空中客车全球销售额的10%。我们的民航运输业已经一步到位买来了“现代化”，我们的民航飞机的国际采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调节对外关系的砝码。可是，我们的航空产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能买来吗？
　据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22日报道，中国的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波音公司为中国国家元首***制造的专机波音767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显然是美国情报部门刻意为之。[248]
　　据德国国防兼科技部长冯比洛指出，美国制造的飞机有一种隐藏控制系统，使美方人员能够透过电子遥控，完全取代机上飞行员。
　　1991年，美国在日本订购的两架波音飞机作首相专机（空军一号）中安装窃听器。1994年2月，细川护熙搭乘其中一架率领代表团去华盛顿与克林顿举行贸易谈判。细川一行人抵美后，吃惊地发现，美方代表对于日方的谈判底线了如指掌，甚至直接引用日本代表的一些私下对话的句子。后来发现是美国人在专机上安装了窃听器。日本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宫泽喜一只坐过一次，羽田孜和桥本龙太郎也只坐过一、二次。[249]
　　早在1993年，中国空军的专业检测人员就发现，空军进口的波音飞机被人为做了手脚。该批飞机中的六架按中方的要求作了改装，以适应空军在西北、西南地区复杂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进行人货混装的需要，其中的几架被用于成都军区进出西藏的兵员和物质装备的运输。
　　自空军在西藏使用波音飞机后，美国和印度的情报部门就对中国在西藏的兵员调动情况了如指掌，精确度达到正负几十人的程度。
　　另外，这些飞机都先后发生飞机进入自动驾驶状态时，飞机驾驶员接到地面通知，由于气象条件突然异常，地面调度要求该飞机偏离原航线，绕转飞向另一机场，但当驾驶员操纵驾驶杆时，飞机却拒绝做出反应，仍按原航线飞行。这一神秘的“麻痹”状态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却把驾驶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另一怪现象是，在飞机失控的几秒钟里，飞机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也同时中断，但驾驶员却明显感到飞机通讯天线正以大功率发出信号。中国飞机制造专家事后检查发现，这些飞机驾驶仪的一个核心部件与其它同型号同生产批次的波音飞机的同一部件在大小、形状上均有较大的差异，异常飞机的部件上甚至隐约可见USAF（美国空军）的字样，而这一字样在其它飞机上是根本没有的。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是波音公司配合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国军方在出售给中国的飞机上做了手脚。第一次被做手脚的就是提供给空军的那六架波音飞机，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印度情报部门对西藏的兵员调动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是中国空军后来下决心购买俄制伊尔76运输机取代波音飞机的原因。
　　有理由相信，自1993年中美关系逐渐紧张以来，所有卖给中国的波音飞机都被波音公司和美国军方做了手脚，因为从那时起，所以售华飞机的零部件都是单独生产的并都标明了“PRODUCT FOR CHN”（为中国制造）的字样，中国再也无法判断卖给中国的波音飞机与卖给它国的波音飞机有何异同。同时，波音公司做手脚的水平也大大改进了，因为中国驾驶员再也感觉不到被做手脚的飞机与正常飞机有何区别。
　　据空军技术人员分析，波音公司对飞机做手脚的方式有：安装遥控装置、安装探测设备、安装窃听装置。正如微软的操作系统为微软和美国情报部门留下了后门一样，波音公司在卖给中国的飞机上也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留了后门。[250]
　　由此看来，美国人想让波音飞机掉下来岂不是轻而易举——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中国另外一个广为人知吃闷亏的例子是运10的夭折。由于对西方人贪婪奸猾的天性认识不足，加上对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缺乏信心，中国航空工业妄自菲薄，看不上自己研制的运10，却把振兴航空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和西方合作的上。运10项目停止后，上海飞机制造厂曾和美国麦道公司合作，成为美国航空工业唯一的海外大型喷气飞机总装厂。中航总提出的中国民用飞机发展的“三步走”计划是：第一步是中美合作制造/装配麦道80/90系列飞机，由麦道提供技术；第二步是与中外合作研制100座级飞机（AE100），约在2005年服役；第三步是自行设计、制造180座级飞机，2010年实现。但是，由于麦道的被兼并和欧洲空中客车单方面毁约，到1998年，这一计划全部落空。2000年2月，第二架(也是最后一架)中美合作生产的MC-90飞机顺利试飞，取得美国FAA颁发的适航证，从此也就宣告了延续15年之久的中美大型飞机技术合作的终结。这个项目“…从1986年底启动论证，到2000年初结束，时间跨越16年…不但没有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民机产业，相反，它成了举世闻名的冤大头项目”。中国的大型飞机发展计划，就此被无限期搁置。从中得到的的当然也不少，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但真正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还是20年前的运10。
　　中国10多年的努力，最后得到的却是来自长期的商业伙伴—波音和空中客车赏给的两记重拳。而就在这期间，巴西、加拿大等国的民机工业却在蓬勃发展。“三步走”计划的失败，耽误了宝贵的十多年时间，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机遇，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
　　其实，就在当初我们要搞干线飞机，向波音、麦道公司介绍情况，寻求合作时，他们就一再声明，先进的气动布局、发动机核心技术等四项关键技术不能给。
　　航空工业是国家独立的柱石，是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产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独立的、强大的航空工业，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是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点。从政治军事意义上看，强大的航空工业是保持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大国地位的支柱，它的地位至少应和航天同等重要。没有这些东西，在当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列强的飞机可以在你的领空随便来去，如入无人之境，就没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明白无误地演示了制空权在当代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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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列强们用最先进的攻击手段和最现代化的传媒技术，每天向全世界人民重演着“八国联军”的故事，提醒“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没有一点象样的空中力量，别人就敢天天在你家门口耀武扬威搞侦察，撞下了你的战斗机，侵犯了你的领土，还敢命令你“不得登机”，公然藐视你的主权和尊严。[251]
　　“九·一一”事件的启示是：甚么意料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由于人类对计算机网络愈来愈依赖，信息化的浪潮正在迅速渗透到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各个层面，网络讯息战的威胁也就愈来愈逼切。讯息战的特点是看似文明，不动一刀一枪，可以不宣而战，具有很大隐蔽性。但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基础。
　　计算机网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敌我之间争夺的制高点和开展信息战的主战场，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而军队计算机网络化的实现，使网络主宰未来战争成为可能，一场争夺战将在新的战场 ———网络空间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的首要目标将指向军队的神经中枢———网络系统。
我国是计算机技术还相对落后的国家，计算机芯片、骨干路由器、微机主板及操作系统主要依赖进口，大量软件产品核心系统和逻辑编程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国已成为移动电话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然而我们所使用的机芯90%以上是国外生产的，很可能在你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信息就“流”入了人家的数据库中。
　　可以设想，计算机芯片不是我们自己的，服务器是人家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甚至连防火墙的技术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难免陷入人家的“技术陷阱”———就好比卖给你一把锁，他自己却留下了一把钥匙……
　　在网络时代，信息共有、资源共享，只是对公众信息而言，而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机密则是万万不能与人共享的。由于我国信息产业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国家和军队的相当一部分信息系统建立在国外的产品和技术之上，这就使我们的信息安全处于被动地位。
　　计算机网络的不安全因素，不仅来自黑客和计算机病毒的侵袭，而且还来自“舶来品”操作系统自身设置的陷阱。美国英特尔公司故意在其制造的芯片中留下的“后门”（即序列号，英特尔奔腾Ⅲ序列号（PSN）是英特尔公司在处理生产过程中为每颗处理器设定的一个单独的识别号码，通过特定的软件读取序列号，可以对网络中的电脑处理进行记录、识别和跟踪，用PSN作检索钥匙，用户的个人资料将无密可保。），微软公司开发的 WINDOWS98上则预先留有遥控窃密窗，它会根据用户计算机硬件配置情况，生成一串与用户名和地址相关的、全球惟一的识别码，通过注册程序，在用户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动地传送到网站上去，使其成为控制对方信息传递的载体。目前，微软公司的 WINDOWS98操作系统在我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已达到90％以上。就连某国向我国出口的一种传真机中，其软件也可通过遥控进入，并能窃取用户正在复制中的文件信息。由于我国大量的计算机关键芯片、软件依赖进口，因而软件的“陷阱窗”将成为我网络系统安全的潜在威胁。今天，我们在为军用高技术领域的各项重大突破津津乐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成果许多是建立在“ 隐患”之上的。可以想见，未来若发生战事，这些所谓的高技术成果将很可能成为最易被敌人突破的一环。[252]
　　电子网络战不是个别电脑黑客的恶作剧，它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恐怖袭击，甚至是国家战争行为。美国在多次电子模拟战中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这说明美国一直将中国当作潜在敌人。
　　美军十分重视网络战，把网络战的研究和实践放在与空中和太空力量同等优先的地位。据报道，美军预算耗资15亿美元开发“电脑病毒武器计划”，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把“病毒源”固化在出口的计算机或电器中，一旦发生经济、外交、军事冲突，就利用电子手段激活“病毒源”，使敌方雷达失控，指挥失灵，甚至发生“自相残杀”事件。[253]
　　据悉，美军已推出一些用于实战的新病毒武器。如“计算机病毒枪”，它能从遥远的距离“送毒”上门，使对方飞机、坦克和潜艇等装备的电子系统“患病”；第一代微型计算机芯片“病毒固化”技术产品，在美军问世，并开始嵌入出口的军用计算机芯片中。一旦需要，这些平时发现不了的“固化病毒”便被遥控激活发作，使装备这类产品的军队不打自瘫。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种秘密程序，可以把设有陷阱的计算机芯片插入武器系统中去，外国的武器制造商可能把这样的武器系统运到一个潜在敌对的国家去。[254]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信息技术专家声称：“进入武器制造商原料供应网络，把原料从生产线上拿开一会儿，然后植入病毒，让它进入敌国……当敌人使用这种武器系统时，武器的所有方面似乎都是正常的，但是弹头将不会爆炸……”[255]
　　俄罗斯《红星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今天，甚至核武库也已不是取胜和保卫国家的唯一保证。必须对信息电信系统严加保护。不然的话，导弹可能根本无法发射，或者可能会帮助敌方毁掉我们自己的城市，或者会在发射井中爆炸。
　　俄罗斯人担心，向国外购买电子设备和计算机时会有风险，即买回被人做了手脚的设备。这种设备中会藏有用途不明的多余零件，或者它的软件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发生出人意料的事：进口设备开始窃取秘密数据，定期通过卫星将这些数据传送到大洋彼岸。
　　为使政府、经济、银行和军事通信电缆不被窃听，俄联邦政府成立了相应的部门——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而密码研究院则是一个科研机关，研究国家密码情报工作最重要的课题。[256]
　　信息化浪潮的推动，已经使战场延伸到了“信息空间”，“信息边疆”已成为继海、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信息战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军事斗争的主要样式之一，信息安全也必然成为赢得未来作战胜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因此，发展自主操作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硬件，不仅是发展民族工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网络战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专家指出，未来战争的最大可能是首先以“信息战”发难，因此，我们必须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发起之前，建立起中国的信息安全防御体系。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可能对我国发动的“兵不血刃”的信息战。
　　在2001年五月份的中美黑客较量中，中方被攻破的防火墙较美国为多，这表明中国的网络安全水平比美国低。另一方面，被攻破的大都是外国出产的操作系统，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防火墙基本上安然无恙，这就证明了发展民族自主产品的重要性。如果将网络安全寄希望于外国产品上，那等于建立在火山之上。
　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在生产、发展世界上最先进的0.8微米级芯片，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技术并形成系统。[257] 欧洲国家更是不顾美国的阻挠，执意发展“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258]
　　军事安全领域的对抗，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与技术的较量。任何国家的核心技术和涉及国防军事机密的技术资料，都不会自动放弃主权和让全球共享。无数事例表明，要想真正解决国防安全问题，彻底摒弃受制于人的“金箍咒”，惟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自主创新。只有实现了高技术特别是基础性高技术的国产化，才能使我们彻底摆脱技术上受制于人的窘境。
　　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军事技术产业，决不能对于外国的“高科技”抱有任何幻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为辅的原则，加速军工体系的生产研制工作，加快新一代军事武器的装备。
　　我们要把人才组织起来，保障必需的资金，加大对高技术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发扬前辈们殚精竭虑地研制“两弹一星”的奉献精神，在关键领域组织全国各科研院所集体攻关（苏联为建造“瓦雅格”号航空母舰曾动用了近5000家军工企业、科研院所和设计局），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取得突破；而且，许多高技术产品本身是军民两用的（如GPS卫星定位系统、互联网等），一旦成功，就可以大力提升国家的技术水平，同时控制军事科技制高点。 跋：以武促统，以武逼和 　　台湾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把“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了30年；从1979年至今，“和平统一”的政策也已出台了23年，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一国两制”创造性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现在，该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展示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了。
　　台湾统一是内政外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头号难题，难就难在“台独”在内外分裂势力主导勾结下恶性膨胀，甚至铤而走险。和平统一的前景渺茫。
　　最近台海局势因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而又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从就职典礼的“四不一没有”到今天的海峡两岸“一边一国”，陈水扁对两岸政策的180度转变为中国的最终统一抹上了阴影。再加上李登辉日前所倡导的“台湾独立时间表”，使得统一工作更具迫切性。
　　台湾尽管有“统派团体”，但国、亲、新三党与民进党的争斗，其实只不过是为了各自党派的私利而已。他们的本质都是坚持台湾独立，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明显一些，有的隐晦一些罢了。从台湾岛内的民情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张来看，无论谁执政，都不大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我方和平统一的主张，最多是争取保持现状。原因就在于：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想当老大。
　　民进党的官员从正副“总统”陈水扁吕秀莲到普通官员，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连祖宗都不想认的人，他愿意回归祖国？在野的国、亲两党没有一个真正赞成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尤其是没有一个政党是赞成“一国两制”的。国民党的主席连战主张实行联邦制，这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并无本质区别；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一个“总想当第一”（李登辉语）的人，他在2000年竞选期间声称：“中华民国自1912年创建以来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始终是个不争事实，根本毋须争辩。两岸关系事实上绝对不是国内关系，……而应属于一种‘准国际关系’”他声称，两岸要放下统独观念，仿效欧洲方式先发展经济与社会文化交流，由此来促进政治共识，对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只字不提。[1]
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
　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的诚意，整天做反统一的文章。在政策上做去中国化的小动作，在军事上做以武拒统的准备，媒体上误导大陆的形象。在台湾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学生的心目中，大陆政治独裁，没有自由，既穷又脏，台湾自由民主，生活富足，大陆统一是觊觎台湾的财富等等，就是其唯一的认知。
李登辉执政12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成果，就是把“统一”变成了瘟疫，把维护“一个中国”变成了“卖台”，在今天的台湾，“台独”民粹当道，“台独”言论在传媒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重复，乃成为可怕的全社会“洗脑”。
　　今天的台湾政治版图，“我爱台湾，台湾第一，台湾最美”的独派力量大大地超过了具有大中国情节的统派力量。特别是台湾南部地区，“台湾至上”的思想已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谁高喊统一的口号，谁在政治上就不吃香，谁就被认为没有骨气，是“卖台”，是“台奸”而遭到唾弃，新党的沉落就是最好的例子。[2]相反，民调显示，最近几年陈水扁在大学生心目中的排名总是第一。
　1995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6年3月首次对准高雄外海发射导弹，第二天，高雄《民众日报》在头版只写了一个字——干![3]
　　台湾政治生态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而台湾人连自己是不是中国人都搞不明白，政府和媒体纠缠在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无聊话题上，何来统一的动力？
　　台湾没有要求统一的现实愿望，“一国两制”提了多年，也不见效果，仅仅靠几个老兵的思乡之情就判断台湾人民有要求统一的愿望是极愚蠢的。而且，两岸老一辈的亲人日渐减少，新生代个性都向往自由独立，不可避免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对台湾当局而言，“台独”是可做不必说的事。随著时间的推移，大陆对台湾人而言越来越远。台湾问题越久拖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
　　大陆经常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却就是没有寄希望于自身。实践证明，李登辉是“台独”分子，没有靠住；“观其言，察其行”，陈水扁还是照样搞“台独”。“中华之难，中华当之。”[4]国家统一，光靠民族大义，手足情深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陈水扁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将是万丈深渊，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未雨绸缪，励精图治，统一台湾，振兴中华自在情理之中。
　　台湾问题正在走向危机。危机的到来，也同时能够带来转机。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下棋的人都知道，等对方走错棋而趁机败之不是取胜之道，必须用自己的布阵和杀着迫使对方按自己的意

寒江独钓

图走，最终走进输局。在台海两岸的较量中，大陆在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的言行的同时，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把祖国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台湾当局的良心发现上。[5]
　　台湾问题，无论是它的历史渊源，还是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干涉。美国政府从五十年代起一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后来推出的《与台湾关系法》，其政策实质就是将台湾纳入其军事防御线之内，半个世纪来始终如一。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对美帝霸权的问题，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战争解决，都绕不开直接和美国对抗。
　　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中美间对抗的升级，而在于台湾问题的久拖不决。我们在这小小的海峡被牵扯住全部的精力，毫无意义，美国在全世界四处出击，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我们还在为和统还是战统而争论不休，等到陈水扁公投独立成功，大陆只好用武力制止“台独”。那时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我，则我中华危矣。
　　长期以来，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湾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蔑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自信和气度，大国是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只是一个遵循者，大国是文化典章制度的承继者，要有勇气面对不同的文化汇流，如果对一个小小的台湾都不能有这样的自信，就不要想在世界上立住脚。因此台湾问题我们从来都应该把握主动，而不应该疲于堵漏。把握主动，以我为主才是上策。
　　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对美国报有的任何幻想都是不切实际，无异于与虎谋皮。一味的亲美，只能自取其辱。
　　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6]
　　在国内政治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荒谬的，然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千万不要忘记国家斗争却是至理名言。
　　有些善良的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全球化已使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现代化的信息流、资本流、商品流已冲破了国家的边界，世界在科学技术中渐渐走向大同。这是一种麻醉力极强的乌托邦。事实是，全球一体化是建立一个金字塔，而非一个村。塔顶是拥有金融资本和知识产权的西方国家，中段是拥有产业资本和熟练技工的后工业化国家，底部是输出资源、初级产品及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金字塔中，有一个残酷的价格剥削体系，这个体系维持着全球的贫富秩序，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新秩序。这是建立在国家剥削基础上的新的殖民秩序。这就是为什麽美国人爱美国，而不让其他国家的人爱祖国的原因。[7]
　　孟子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天”就是生存竞争。事实上，整个自然界就是主动去吃和被动去吃的集合。
　　旧中国常常被比作是一块人人争嗜的肥肉，这警示我们作一个国际社会大而无当的“草食动物”格外危险。我们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的世界，漠视或者否认这一铁的规律，只有被“食”一条路。
　　无论中国怎样韬光养晦，中国现在都被美国视为头号对手，这种实实在在的压力既是一种危机又是一种挑战。不论中国怎么去选择，我们惟一的一个机会就是去面对，去接受挑战。
　　这是一个凭实力生存的残酷的世界，残酷就是命运，挑战就是机遇。
　　唐朝柳宗元在《敌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沲沲而亡。”柳公可谓深谙此理第一人。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种苦难都是不幸，逆境往往是最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