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搞”搞到现在，也到了而立之年，中国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该总结总结了。继《自大封闭：香港广东正在沦落为二流地区 》后，闻声在此抛砖引玉，欢迎大家一起灌水拍砖！]
这三十年来，要说真正的经济腾飞奇迹，不是享受政策偏食的广东和上海，而是一穷二白的浙江。这个面积狭小、多山多海的小小省份，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在既缺乏朝中大佬撑腰，又缺乏洋买办基础（宁波情况特殊，后文会涉及），楞是靠着蚂蚁般的精神，顶着种种压力，从石头缝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造就了真正的原生态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新大陆有美国梦，那闻声敢说：美国梦的中国版，就只有浙江才有！！
作为一个浙江人，除了求学北京的几年外，闻声都在浙江度过。尤其是大学毕业的十多年，闻声借着在省级机关和报社工作的便利，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又因为开设财经专栏的机会，接触了大大小小的无数企业家，一直折腾在浙江的潮头，见证了浙江经济的几次嬗变过程。
浙江成功的经验，如今已经成为经济界和学术界的显学了。有一个在浙江官场长期流传的段子，说浙江人向北京大领导介绍成功经验，说是一靠“警察”、二靠“妓女”，把领导都吓一跳，原来，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机遇”的发音很接近“警察、妓女”，这个段子便在各种有北京官员参加的宴席上成为佐餐的佳品。浙江的经验，自然不靠“警察、妓女”，记得九十年代末，广东的名报《南方周末》在年终总结时感慨“浙江居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还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个“居然”一词，令闻声当时感慨万千。浙江的经验，实在地说，也不靠“政策、机遇”，因为没有任何单独倾向浙江的政策或机遇。学者们挖地三尺，从文化底蕴、经济模式、发展路径、产权结构等各个方面总结了无数条浙江经验，在林林总总的经验分析中，一个被大多数学者所忽略掉的事实是：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政府的无奈而无力的不作为，受益于浙江朝野有意和无意的远离政治，受益于浙江人低调务实的作风。江西南昌搞城市形象，听说是在桥头竖立了白帽和黑帽的雕像，浙江没有那样的雕像，因为这本就是浙江人雕在心中许久了的理念，不需要用块石头来提醒自己。
用更白的一句话说：浙江人低调装孙子，恰恰是浙江经验中最关键、最有意义的部分。
浙江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草根经济。九十年代刚流行卡拉OK时，说话都会脸红的大小老板们陪领导，最爱唱的就是“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甚至用绍兴话、台州话、温州话演绎。这样的小草，当然是不可能没有人去踩踏的。大家在网上去搜索搜索浙江老板们的发家史，每个人都有一段被踩踏、被压制的血泪史。是的，你说的对，改革初期，不仅浙江，全国各地的改革者都有被踩踏的体味，但为什么最后是浙江的小草成长了，发展出浩瀚的草场呢？
第一个原因是浙江人草性重，不怕踩踏，石头缝里也要生长。我有一个亲戚，靠长途贩运猪头起家。那时，浙江的交通十分落后，除了一条浙赣线和杭甬线外，别无铁路，都必须靠艰难而危险的公路交通。尤其我的老家温州，因为一直处于海防前线（八十年代我们还能用中波很容易地收听到台湾军队的心战广播），公路都故意选艰难隐蔽的地方，汽车翻落十几米深的瓯江峡谷，根本就不是新闻。我那亲戚就到金华等交通枢纽地区大量购买猪头（只有猪头是不凭票的），加工成猪头肉后，再一站站地到金温公路两边的休息站去卖。八十年代上半期，政府还到处抓投机倒把分子（这是浙江政策滞后性的表现），我那亲戚就经常“被捕”，没收一切“非法所得”，再一站站地遣送回原籍。那时，像金华这样的枢纽城市的遣送站中，基本都是温州人和台州人，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看押着，他们弹棉花的大弓成为遣送站最大宗的罚没物品，实在太多了，也就允许他们扛着这些大弓踏上遣送的路途。到家后，写检查，然后再出来，我那亲戚就这样靠那些猪头完成了最初的积累，然后就是办鞋革加工作坊，现在早把生意做到了巴黎，年营业收入两三个亿。浙江的第一代老板，和别的地方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程度实在低到可以忽略，像常青数鲁冠球那样的，才读了几年小学。这就是最大的草根性。这样的草根，你是没法压制的，因为他已经草根到了极限，就像马克思说的“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还怕什么呢？还在乎什么呢？
如果说草性重还不足以体现浙江特色，第二个原因则可能是浙江独有的，也是闻声积二十多年的切身体会所要强调的：浙江官场的非主流性，导致对浙江草根的踩踏是不坚决不致命的，如同对浙江草根的扶持是不坚决不有力的一般。改革初期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浙江并非一个官场的亮点和“要缺”。既非冲要之职，则官员们的首要思想便是“平安无事”，为求“平安无事”，便要自己少惹事。清净无为，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东西，不像广东广西那样渐渐有点明星式官员出现，吸引领导和舆论的目光。其次便是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已为天下先”的新生事物，比如温州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不想消灭，而是这样的野草实在太多太茂盛了，要消灭就必须大动干戈，一大动干戈就要引人关注，这显然和“平安无事”的宗旨是矛盾的。所以，在浙江的几个改革发祥地，义乌、温州、台州等地，对草根的践踏都很不彻底，斩草不除根，敷衍了事，这就在客观上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而且，来自民间的生存发展欲望，和基层官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不矛盾，甚至很多的改革个案都有基层官员（他们同样有草根般的发展冲动）的主导力量，由此造成了浙江改革初期经济发展的“地下”特点，同时形成了“钱权交易”的初级形态：权力对利益的维护，起初还谈不上“保护”，而仅仅是“不伤害”而已。
这样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生态，闻声认为也是日后浙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居然”能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浙江的基层政权，已经成为保护民间资本的基本力量，或者说，已经与民间资本的力量紧密地结合了。闻声曾经到不少乡镇挂职或蹲点采访，可以说，在浙江，一个得不到当地资本支持的乡镇班子，是做不好任何工作的，当地资本的游说力度和力量，和闻声后来在澳洲看到的并不相上下。而且，由于这些资本的草根性和原生性，造成浙江“人人是老板”。实际上，无论是按照红色原教旨主义的解释还是所谓西方政治学理论，浙江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是这一“阶级”，以自己的力量促使（或可说保证）了浙江至少在乡镇一级的政治民主（至少是决策民主）。政治学理论中所谓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压器的理论，在浙江就是最好的例证。类似后来发生在广东的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甚至以大股东身份将企业家入罪的现象，在浙江是比较罕见的。
其实，所谓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区别，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功能定位和权力界限的区别。闻声曾采访过不少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大家几乎一致公认的是：宁可要一个无能但也无为的政府，也不要一个自以为是的政府。就浙江内部而言，曾长期奉行苏南模式的浙北地区，不仅在企业发展中大量掺“红”，也在农业发展中普遍出现乡镇政府“引导”种植品种搞大农业的“瞎指挥”现象，号称“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不出几年就在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方面大大落后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先天贫瘠的浙南山区。
政府权力的扩张本能，对小草的践踏有时也是相当猛烈和粗暴的。闻声刚到机关工作的时候，正是对温州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宣战的最高峰，省委派出大量工作组，实际上就是要推行姓社不姓资的大方向大原则。闻声也有幸参加工作组，在老家温州的一个乡镇蹲点多月，亲身参加了征粮征税、计划生育、打击地下教会等，亲身看到了这类急风暴雨的政治性运动是如何被当地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逆来顺受地化解于无形。直到李瑞环、乔石等亲自发话，这场地方性的围剿温州的运动才算终结。从李瑞环的公开讲话中，也很明显地能感受到当时省里对温州的围剿力度。李瑞环对浙江省委的领导说：“北京对温州的说法很多，说温州很乱，温州在搞资本主义，温州什么都有，等等。我这次来是想直接体察一下，是非曲直你们比我更清楚。省市一级领导，和基层干部比更了解中央精神，和中央领导比更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常讲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就是原则，而且是一个大的原则。把对中央负责和对基层负责统一起来很难，但这是省委的责任。我不是说温州一切都好，我和刘锡荣同志谈话也批评了大建陵墓的问题，但总的应该说那里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会也比较稳定。温州的基础很差，没有什么资源，国家没给投资，交通也不发达，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安徽搞承包，开始时北京说的多是坏话，小平同志支持才过了关。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省委领导应该给他们撑腰，起码不能随声附和，参加反温州的大合唱。北京有些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温州经济搞垮，老百姓没饭吃，他们不管，最终还是要省委负责。(《1991年5月21日和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摘自李瑞环著《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闻声出国前，曾在某个经济研讨会上放肆地说：浙江应该感谢“无能”的官员，首先你要指望他不怎么来干涉你，其次你不要指望他怎么来帮你，能做到这两点，这实际上是官员的高境界了。浙江人乐于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不是浙江人天生的，而是找市长实际上没有用，一半是因为市长未必愿意帮你，另一半也因为市长的能耐也未必能帮得了你。西哲说：“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古人也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就该少折腾、少翻动那些“鱼”。所幸的是，当时的浙江的领导，都还算是谨小慎微的政治上的稳健者（或许是出于无奈），在正反两方面都不（或不敢）强出头。这在八十年代末的风云激荡中也能看出来，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浙江的表态都是比较晚的，比较随大流的。有这么个谨小慎微的领导班子，缺乏“翻小鲜”的魄力和能力，这实际上阴错阳差地成为浙江百姓和浙江经济的幸事。
浙江“藏富于民”的现象（不是政策！！），起初是受到很大质疑的，闻声当年在蹲点时，还专门研究了为什么那个万元户多如牛毛的地方，政府财政却很穷，居然还是“贫困县”？！三十年改革初期，浙江的“形象工程”相对很少的，不是官员们实在，而是财政穷，但三十年改革的后期，浙江的基础设施和面貌几乎日新月异，不仅是政府把民营经济的“鸡”养大了能大量收取税收的“金蛋”，而且大量的民间资本在度过了消费期后，蜂拥进入投资环节。铁路、机场、跨海大桥，请问中国还有什么地方有这样大的工程能由民间资本来支撑呢？
浙江民间资本和政治力量在韬光养晦方面所形成的微妙默契，是导致“浙商”和“浙官”都普遍低调的重要原因。人文灿烂的浙江，至今也没能像深圳那样，一会儿“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会儿是“继往开来的引路人”，高调地唱出很多悦耳的赞歌，但那种埋头苦干的低调，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动听的进行曲吗 |
发表于 2007-2-28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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