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亚的范围并不限于旧突厥斯坦。新疆常常被别有用意地称为东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自然也属于中亚,在观念上与中亚颇难区分的还有包括西藏的所谓“亚洲腹地”(Inner Asia)。与土库曼隔里海相望的阿塞拜疆也牵涉在内。阿塞拜疆在语言文化上与塔吉克之外的中亚四国关连,在宗教和民族上则与伊朗有密切关系。
从地理上看伊朗,东邻什叶派少数的阿富汗,东北部是逊尼派的土库曼族人口,北接里海,西北部则集居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在大博弈的棋盘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都躬逢其盛,伊朗自然也在劫难逃。而新疆在满清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始终和大博弈休戚相关。
满清末年,原中亚敖罕国的和硕伯克(Yaqub Beg ,清史称帕夏)侵入新疆,为当时与俄罗斯争夺中亚的英国提供了机会,于是“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52](从此新疆成为国际大博弈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左宗棠当时对新疆局势的精辟分析)。
出身湖南湘阴的左宗棠,不顾各种内外阻力,克服重重困难,率兵击败英国在幕后支持的近代史上第一个“疆独”政权,并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迫使另一觊觎新疆的强权帝俄从伊宁撤军,恢复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崩溃,所谓“泛突厥主义”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泛突厥主义的目标,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而惯于利用各种民族矛盾为其帝国利益服务的英国,马上抓住了这一机会。
辛亥革命之后,新疆长期为几位军阀强人控制。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积弱,军阀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国和俄/苏势力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寻求生存。这几位军阀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可以另当别论,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维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清帝逊位后第一个控制新疆的杨增新,云南人,光绪己丑科进士。他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和策略。为了对付近在隔邻的帝俄-苏联对新疆的蚕食,在中国国力软弱之时,杨增新不得不借用英国力量予以抗衡。但此事的副作用是位于南疆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影响猛增,成为英国策划各种阴谋的间谍中心。英国领事艾泽敦(Percy T. Etherton )在其回忆录《亚洲腹地》( In the Heart of Asia )中,就坦率承认当时英国深深地卷入了新疆分离主义运动。
杨增新于1928年被刺身亡,与其有师生之谊的甘肃人金树仁在混乱中取得政权,但是金树仁的政治能力远不如其老师。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新疆发生哈密事变,动乱迅速蔓延到鄯善、吐鲁番等地。金树仁政权不久垮台。
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活动之下,南疆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借机发动暴乱,于1933年11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都”喀什公开打出了“独立国”的招牌。由于当时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国,这个“独立国”,不仅代表英国的利益,更可以说是日本支持的新疆“满洲国”。可是这第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具有传奇色彩的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击溃瓦解,马仲英随后又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击败。后者在新疆长达十一年的统治由此树立。
但是新疆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消失。随着其在次大陆的统治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英国对新疆未免越来越力不从心。但是苏联对新疆地区的渗透却日益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发生了所谓“伊宁事变”,在苏联的主导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的合作下,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控制了伊梨、塔城、阿尔泰三个专区,实际分裂了整个新疆。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事件,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其中泛突厥主义的成分极重,例如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 )事败后便终老土耳其。此外,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后来被中共改编为第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 )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露面。成为公开的泛突厥主义分子。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结束,归功于当时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张治中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案。随后由于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迅速胜利,斯大林不得不让步,所谓“三区自治政府”和军队被中共收编,包括阿合买提江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死于一次神秘的苏联飞机失事。[53]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都有幕后的黑手。“疆独”的幕后黑手就是“东突”。
2001年上半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一篇名为《新世纪新挑战》的文章中写到:“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合为一体,兴风作浪,目标是使该地区民主过程倒转,推翻该地区的合法政府。”[54]
一位中国专家阅读此文后断言,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风口浪尖上!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的邪恶力量源自“东突”。
“东突”一词不是中国的地理名词,也不是新疆或新疆的少数民族,“东突”问题是在国际势力支持下由极少数分裂分子为制造分裂而炮制出来的,把新疆称为“东突”本身就是别有居心。
2001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严正声明:“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接受‘东突’说法。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分裂主义。”
作为一个组织的称谓,“东突”是“东突厥斯坦”(也译“东土耳其斯坦”)的简称。据专家说,“东突”是1944年在新疆建立的一个谋求新疆独立的反动组织,上个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据称,类似的流亡组织在海外有50多个,他们把中国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杀回灭汉”是他们的口号,目的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合并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风马牛不相及。分裂分子妄想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分裂新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新疆的情况也与前南斯拉夫问题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之前,南斯拉夫各族本身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新疆恰恰相反——她和中国各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
事实上,有关“突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民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维吾尔族的祖先丁零人远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牧,到公元前后才来到北疆。而在他们进入新疆之前,中国汉王朝已经开始统治新疆楼兰等地了。
从族源看,虽然维吾尔民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原本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当突厥人占据了从里海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后,“突厥斯坦”才获得了广泛的含义。但“突厥斯坦”的名称并没有非常确切的含义,在这个名称之前加上“东”“西”“南”“北”的界定,也是很随意的。1722年,《帖木尔伯克史》一书,将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叫做“北突厥斯坦”,将“中国突厥斯坦”叫做“南突厥斯坦”。1829年,比丘林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出现在俄罗斯东方学家格里戈利耶夫的著作中,才正式传播开来。
由上述事实可见,关于现代泛突厥主义理论所制造的“东突厥斯坦”问题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确定也是十九世纪的事,距离突厥人的国家被维吾尔族和汉族联军所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
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55]
塔利班宗教极端分子与中国“疆独”运动的关系,人人皆知。但这只是其中的宗教层面。“疆独”运动的民族文化层面,是“泛突厥主义”。
中国西北地区聚居着回、维、乌、哈、塔、吉等少数民族,早在七世纪中叶就接受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因此,境内外的同一民族在宗教、文化和习俗上存在着“同质性”。“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根深蒂固。它们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所有突厥民族应建立统一的国家”等等。它们甚至号召通过“革命”和“圣战”,实现“新疆独立”。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民族分裂势力确实呈现出极端的色彩。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部边缘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使得新疆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已成为三股恶势力对中国进行分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前进基地”。境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根据地,频频在国外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试图扩大国际影响,而且竭力向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渗透。他们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和武器弹药,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据外电报道,2000年,两名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盘踞在土耳其、中亚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还试图联合蒙、藏等宗教分子搞破坏活动。由此可见,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已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中国西北边境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冲击。
与此同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恐怖主义组织纷纷成立。据披露,在境外的“东突独”组织就有50余个。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有40多个。一些组织已形成一定规模。
这些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一定组织形成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们培训暴力恐怖分子,积极筹集武器弹药,实施恐怖破坏活动。以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为标志,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活跃期,带有“圣战”色彩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发生。[56]
有两件事足以反映出“疆独”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会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解放军报》称:“(公约签署)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这一公约与前一年“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2001年5月20日,由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率领的大型西部访问团启程访问中国大陆西北地区,以了解西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境外的新疆分离分子表示反对,声称将有对香港考察团不利的举动。
此事居然惊动了正在南亚访问的朱镕基总理,出面保证说:“在大陆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访问团不必害怕!”
与官方学者认为新疆“东突”分裂恐怖主义难成气候[57]相反,有实事求是的学者指出,实际从上层到下层,新疆“东突”思想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号召力,“赶走汉人”的宗旨可以获得热烈地响应。在新疆自治区主席位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58]
“藏独”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国际大博弈。今天的“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便是这前一轮大博弈的“遗产”。
在第一轮国际大博弈中,俄国密使德尔智(俄名多尔日耶夫)入藏潜伏25年,成为藏名村哓堪钦的西藏僧官兼哲蚌寺僧人。他曾经七次赴俄活动,往返圣彼得堡拉萨之间十多次,策动所谓“西藏抗英独立”,终于落空。因此,英国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的大举侵犯西藏,攻占拉萨等地,便被西方史家视作英国在第一轮大博弈中赢得的最后一场血腥胜利。
尽管当时荣赫鹏率领英军在西藏一路烧杀掳掠,坚决抵抗的藏军和其他无辜僧俗民众死伤巨大,后来的“藏独”人士却视其为友,当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更美化荣赫鹏的侵藏为“远征”,正是“拜荣赫鹏远征之赐”(达赖本人原文),才有拉萨英国代表团和荣赫鹏迫拉萨所签条约,因此证明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云云。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苏维埃势力迅速获得胜利,面对苏联的崛起,英国加紧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腹地的动作,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地的军阀混战,为英国加紧渗透西藏提供了机会,因此出现长时期内藏军军官用英文发号施令、藏军军乐队演奏“天佑我王”之类的奇妙现象。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对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在亲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派黄慕松入藏,后来又责成马步芳护送年幼的青海灵童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父亲等家属到拉萨等等。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更是伸张中国主权的大事。此后亲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出任年幼的达赖喇嘛的摄政,进一步限制了西藏亲英势力。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量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区设立青海和西康两省,并在西藏地区发展中国国民党地下党,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影响。
国民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分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在回族名将白崇禧的细致工作下,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成为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这从今天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就是在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独”运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命令马步芳在青海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事机场,使得后来蒋介石可以公开宣布:如果拉萨噶厦政府某些成员继续其离心动作,重庆政府将“进军西藏”。同时中国国民党大力支持印度国大党的独立运动,迫使英国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萨,如果重庆中央政府进军西藏,印英将爱莫能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