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的改革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影响，持有有不同看法的人分歧是越来越严重了，但偶不想介入这个是非之地，而只想还原邓小平所处的那段历史，这一段时间也不乏小平深远的谋略和高明的计策，如果不是这样，邓小平也就重蹈前苏联勃列日涅夫在废黜赫鲁晓夫后出现的"停滞不前"的覆辙了。
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对文革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拨乱反正"？其实不完全是，因为终结文化大革命和抓获四人帮，实际上是华叶汪陈在邓执掌大权前的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并在两年后已经结束。把这个历史上已经是严重过时的问题意识作为迈步的起点，在快速变革的时代尤其荒谬。普京铁腕治国及果断的风格深得斯大林精髓，而邓小平也是深深体会到晚年毛泽东所遇到的"阻力"也是他所面对的难题，毛泽东所采取的是"内阁左右共治"和"老中青三结合"，使保守的 "官僚队伍"边缘化，可惜毛泽东年事已高，中途夭折！而毛泽东再次重用邓小平，尽管他清楚邓小平是在一些问题上是不会按他的意愿去做的，但毛泽东还是认为小平"人才难得"，因为毛泽东隐隐约约感觉到也许邓小平安定身后的中国，并有所创新。而华国锋根本得不到毛泽东真正的衣钵真传，只会穿新鞋走老路，难当大任，被赶下台也在所难免，政治的残酷现实就是这样。
从本质上说，邓小平进行改革的阻力根本不是什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更不是四人帮的区区干扰。从高层人事变动看，文革结束后的人事大变动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粉碎四人帮，第二次是华国锋下台为代表的所谓"凡是派"下台，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三次：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干部群体稳定地边缘化。说到底，真正的改革阻力不是四人帮和凡是派，它们没有多少力量，基本上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被边缘化了，根据知情者透露华国锋下台比粉碎四人帮还简单，政治局开了"九次生活会"就让他下台了。而作为改革铺垫的老干部边缘化过程，才是实现历史转折的真正枢纽，邓小平几乎穷尽一切心力才做到这一点。而在实现"老干部边缘化"之前，邓小平闪展腾罗使出了浑身解数，而且不停地保证乃至主动讲出一些老干部的意愿，去平衡和安慰它们，最后总算是把这个按照改革派舆论家形容的"思想僵化"群体摆平，改革的航船从此才算是顺风启航了。
文革进行三年后，主要是以九大结束为标志，就开始重新建立各级党委组织了，复出的老干部都不愿意与造反派成员在革委会中间共事，所以实践中间就已经把政府（当时的革委会）边缘化，重大决策都在党委内部协商作出，把政府贬低为一个不重要的执行机构。邓小平先生要边缘化老干部，但是他没有文革期间那样直接剥夺党政官员既得利益的能力，只好迂回作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作为一个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知道内情的人士说这个讲话"明批毛"实际上"暗攻华"，因为华当时兼任党的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也是集权的；实际上更为厉害的暗着是这八个字--他严厉指责"党政不分、政企不分"。
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党是选举工具，它们的国家和社会体制中间是明确"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的，但是中国的共产党是执政党，原本的状态就"应该是"党政一家和政企一家的，如果真要分开，除非是根本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党性质，否则就无法实现。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实际中间也是无法落实这两个分开的，甚至更进一步，邓小平根本就没有认真要真正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两个分开"不仅没有经过理论上的依据，也没有在实践中间进行过起码的探索安排，实际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四个坚持"中间唯一认真要坚持的。邓小平的主要特点是实用主义，什么理想呀主义啊，他最不愿意提及，也根本不谈，这一点也符合不少人的口胃，（尽管毛泽东批评他还是白猫黑猫，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小平主撑大局后他只字不提"猫论"，这就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就不会重复同样的作法，讲同样的话了，其实小平当他处在主席的位置上，他是真正深得主席精髓和体会主席当时的作法了！显然两个分开只是适应于特定时期"临时需要"而提出来的。
邓小平缺乏毛泽东那样从整体上驾驭官僚队伍的能力，因为文革晚期党权扩张凌驾于政府之上，邓小平又缺乏驾驭既有的权力体系的必要手段，所以只能在"党委系统"之外通过扩张"政府权力"的方式，来重新选择一套好驾驭的领导班子。不仅如此，由于邓小平缺乏必要的高度去控制既有的党委系统的官僚队伍，还不得不反复向他们重申各种肯定他们利益的"政治承诺"，例如"二十年不搞群众运动"之类，以此去交换官僚队伍对他本人的拥戴。邓小平的了不起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自己相对于官僚队伍的"弱势地位"上起步的，以此而论，毛泽东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本人拥有官僚队伍所无法抗拒的强势地位，他不需要讨好这个官僚队伍而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或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1邓小平以弱势地位能够办成大事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甚至是原则问题他也可心灵活一下。这样把把客观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实际中的"可能"。
邓小平从来不护短，不盲目，他深知自己比不了毛泽东，无法驾驭官僚队伍，因此他铁心要甩开他们。把凡是派和四人帮清除出局，完全是小菜一碟，因此这是客观上"可能"的操作，是以绝对优势对付绝对劣势的胜仗，根本不值一提。反过来，把庞大的老干部群体从中国政治中间边缘化，才是邓小平先生"以弱胜强"的妙手。邓小平先生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和革命化"，其中知识化和年轻化是亲历革命的老一辈人所无法达到的硬性制约，而且这个标准也隐含了上过大学却没有坚定政治立场的干部标准，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符合"好驾驭"的隐含目标。恰好中国有一段文革历史，这一段历史又恰好被否定，凡属拥有明确政治立场和热情的年轻人，在文革中间的正常表现都可以成为否定他们进入"第三梯队"的依据，剩下的、有资格进入第三梯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符合"好驾驭"标准的。就是这样，邓小平在"弱化党委"的同时扩大了政府权力并重新提拔"第三梯队"，终于建立起一套他能够驾驭的权力系统。
当然，与粉碎四人帮之干脆，边缘化凡是派之利索相比，边缘化老干部队伍显得"拖泥带水"。仅仅重新建立了政府优势和新班子，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老人的影响还在。邓小平为了让老人们的影响最小化，不得不"以退为进"自己第一个退在幕后，以此要挟他人也退休进入顾问委员会。对于那些比较好"打发"的老干部，多数是提一级到两级让他们"离休"，甚至还花费公款建设大房子如"干休所"什么的。其中对文革中间"落实政策"和"补发工资"的政策，也很吸引了一些老干部的注意力，因为这是一块很大的利益，许多人认定值得为此长期奔走。这一些得心应手的措施，实在是高明，很多老干部认为邓小平才是"咱的贴心人"，许多老干部得到了毛泽东时代根本不能梦想的物质利益，这一整套措施有人曾经概括为"花钱买改革"。
偶看了不少精英文人的文章，常常吹嘘说他们自己在拨乱反正和确立改革方向当中如何作了重要贡献，关键证据就是他们曾经提出过什么"正确认识"，写过什么有影响的文章，、偶只要一见到这样的说法就心里窃笑，并认真鄙薄此人的无知和无耻。比如有人吹嘘是自己第一个提出什么"唯一标准"啊，就如同2005年超女赛中几个评委再争是谁先提出"想唱就唱"这个话语权的，这些"精英"跟三国时代的蒋干又有什么区别呢，被当枪使了，被借刀杀人了，你懂政治吗？狗屁不通！还认为自己聪明的不得了，其实是锈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考虑到老干部群体的强大存在，关于改革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表述不在于其"超前"，而恰恰在于其"滞后"，翻一翻邓小平文选就看得很清楚，真正重要的是要在老干部群体还很强的时候，把话说得圆满周到特别是不能引起他们的反感和警觉为最高境界。因为他们在大多数人当中的影响力，号召力，自文革派，凡是派去了以后，就是他们最具影响力了，如果把他们逼急了同前两派联手，那岂是邓小平所能应付得了的！改革的道路是多么的曲折，远远超越一般精英文人的狭隘想像力，他们才从直线思维出发，所以闹出这么多的浅薄笑话。
一般而言，陈云和邓力群在经过革命的那一代老干部群体中间，是有相当代表性，这些人要搞的"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他们与毛泽东的区别是反对"大民主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因为毛泽东这样搞，增加了官僚精英的管理事务并极大地提高了官僚精英的管理成本，因此文革期间他们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和文革派的对立面。在邓小平先生决定性地完成"边缘化老干部"的大业之前，邓小平文选中间的大量讲话，常常是跟随这些人的胃口的。大体上以1986年为界，邓小平初步完成了这个大业，因此在起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间，邓小平实现了与邓力群的政治决裂。这个决裂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基础调整初步完成。此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逐步地向1992年他那个著名的"南巡讲话"靠拢，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邓小平的政治调整接近完成，他此后越来越少地受到老干部群体意志的牵引和制约。
为了防止军队干部的反对，邓小平别出心裁地让军队经商，（这副作用也是最大的，因为这对军队的战斗力是个严重的损害，并在军队产生了难以克服的腐败障碍，但军队也在关键时刻帮了邓小平的忙，可以说是两清了）算是创造了"赎买政策"的新形式。前述"二十年不搞群众运动"的政策，实际上也是一个"赎买政策"，目的是降低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风险，甚至是1979年开始的"大平反运动"也是从反面以"事后追悔"的方式，否定了从前对干部队伍的各种严厉监督管理措施乃至处分决定，在区区一个乡镇里，平反时镇子里凭空增加了十多位"吃皇粮"的人，有的人还算建国初土改和三反五反时期处分的，这样给官僚精英群体以"定心丸"实际上也是一种成功的赎买。在分田到户的事后，可以判断"三五牌基层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反对，因此在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期，放权给县乡基层干部大搞"农转非"，放手让他们扩张"七粮八所"以安置自己的至亲好友，这样基层干部的注意力就成功地被转移到关注自身家族和裙带关系的利益安排上了，顾不上反对分田了。当然，后一种赎买政策的操作成本很高，最后形成了"几十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的严重农民负担问题，在新的世纪，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农村基层干群对立的进一步恶化，不得不由上级政府承担这个"赎买政策"的巨大成本。由于这个赎买成本过于巨大，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运作带来相当高的风险，在新的中央领导层出现了"悲观派"，提出的一些口号对于"邓小平过程"有一定的超越，由此引发相当一部分精英的担心并发起了强大的舆论阻击。其实对毛的"凡是"派不合中国的国情，同样对邓的"凡是"派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这两派本质是一样的！当然这对后任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包袱，其后遗症所带来的风险今天仍不可低估！
对老干部群体的组织措施，许多是通过赎买政策实现的，甚至包括中国农村的庞大基层干部群体，所以调节的过程相对温和没有引发官场大地震，赎买政策的巨大成本却递延支付，至今未能结清。邓小平先生以巨大的赎买政策成本、特定时期的政治合作策略，当然包括邓本人和老干部对于毛泽东的共同政治分歧，都最终落实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三中全会派"（老左派许多人都是这个政治认识）。相比较而言，老干部群体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政治调节阶段与邓小平是一致的，都要求降低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增加官僚精英的控制权同时降低工农的地位，这是政治权力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中间重新分配的过程，老干部中间许多人与毛泽东是对立的而与邓小平是一致的；在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之后，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国民财富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分配份额问题，一些老干部从战争年代形成的与老百姓感情关系出发，反对过分减少老百姓的份额而显得"思想僵化"，他们反对经济权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私有化过程"，因而产生了所谓的"老左派"。
总而言之，邓小平打造"改革开放"的基础，首在把亲历革命的老干部群体"边缘化"，因为这些人死抱着"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思路，拨乱反正的对象不是什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甚至他内心对主席晚年的作法还是赞许的，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就是要在这个受到多数老干部拥戴的"僵化思想"大坳干弋。拨乱反正在组织路线上的调整，决非针对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毛主义者"，而是针对老干部群体的"年轻化、知识化"和"党政分开"。
这些年来你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事例，比如小平对付不断有意见的老干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就是加工资提高待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先给老同志加工资，这办法非常有效。
直到现在老同志们在一起的永远乐此不疲的话题仍然是互相打听彼此的级别待遇是否合理。
偶以为老同志们与小平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并无什么利害冲突，而且高干子女在享受特权方面，在权益方面都有平常百姓不可比拟的优势，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给的。在89年动乱时期，他们也在关键的时期与邓小平站在一起，帮助邓小平渡过难关，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国家与革命》中有一段这样的：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１２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
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特殊时期应体谅邓小平的难处，小平说"不争论"是有他深刻历史背景的，不能一概而论！但决不能在现阶段或今后重复小平当时的作法，因为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来了，死搬硬套就的一味对邓小平搞两个"凡是"，这样做就会违背国家和人民长久发展和根本利益的，是不会长久的！有人说偶只会喊口号，但现在是实话实说了，能不能你也讲真话呀？偶真心地希望这点看法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而不会误入歧途。 |
发表于 2007-3-23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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