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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市中最应该教育的是机构投资者

本月7日,证监会尚福林主席在投资者教育座谈会上讲话,强调“目前股市运行中的风险正在逐步积累”,需要“持续深入地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但我以为尚主席的讲话,在侧重点上如果作些调整,或许更能扣准当前股市风险的脉门。

尚福林主席讲话的重点,是要教育个体投资人。他表示,“(当前)特别是新入市的个人投资者比重较大且呈持续上升趋势,一部分投资者尤其是新入市的投资者对证券知识缺乏系统了解”,因此容易盲目投资,形成泡沫。这话当然很对。但在目前形势下,未必是问题的全部,甚至未必是最关键的部分。个体投资人的盲目性的确会形成泡沫,例如像美国1929年的大股灾,起因就是全民炒股的非理性狂热。不过,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复杂化,各种金融机构对市场走向的主导能力大大强化。在很多情况下,导致证券市场泡沫的,并不是个体投资人,而是机构投资人。

我们看美国最近的两次证券泡沫,主要的制造者都是机构。第一个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直到本世纪初的高科技股票泡沫。这场泡沫的涌现和破灭,与风险投资基金的兴起和衰落完全同步。一些风投基金发明了“衡量高科技企业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不是利润而是营收增长”这个新的投资公式,将大量营收高增长却无利润甚至赔钱的企业通过IPO上市,创造了风投们的暴富时代。

这个过程中,其他机构投资人和许多投资服务机构,像各种夹层投资基金、投资银行等,扮演了唱和角色。泡沫期间,投行们大量通过持有并炒作所承销的股票来牟利。与之配合,某些服务于大投行的证券分析师们对个别达到200倍市盈率的公司仍一再给出“买入”的评级。正是在这些机构投资人们的示范和诱导下,才使得许多个体投资人追高入市,创造了纳斯达克指数的5000点疯狂。

第二个证券泡沫,即最近破灭的次级债证券泡沫,其直接诱因不是别的,正是所谓机构投资人――主要是养老金基金和保险基金――的规模迅速膨胀。由于这些机构投资人按规定必须主要购买高信用级别的证券,造成市场上的高信用级证券,特别是AAA级证券供不应求。于是,投行等证券服务机构就善解人意地用各种资产证券化手段,从垃圾级别的抵押贷款中“创造”出了AAA级别的按揭支持证券(MBS)和质押化债务凭证(CDO)。表面上,次级债危机来自某些信用评级机构不负责任的高评级,仿佛购买者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实际上,AAA级次级债出售的回报率要高于其他AAA级证券,说明购买者――即前述机构投资人――对其评级的“水分”事先已有所了解,或许是心知肚明的。这是机构投资人和证券发行人之间愿打愿挨的一场泡沫游戏。

中国的证券监管层有一种习以为常的看法,即“机构投资人是证券市场的稳定阀”。官方一再强调,要“大力”甚至“超常规”地“培育机构投资者”,以稳定股市。其背后暗含的观念,就是认为机构投资者比个体投资人要理性,要更注重长期投资。在尚福林主席讲话中反映出的,也是同样的哲学。这种认识,在正常时期的股市应该是正确的。然而,上面举的两个例子证明,某些特定的时期,例如新型金融产品创新的密集期,或者像新兴产业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机构投资人不一定能起到稳定作用,反而更可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换言之,机构既然是市场创新的主导者,也就更容易成为泡沫的制造者。

中国的情况更加微妙。首先,和美国等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机构投资人受到的制约更少,监管更加松弛。一些机构投资人拿着来自国家财政或者是公募来的钱只管开练,对结果几乎不用负责任。有些证券机构,在投资部门和研究部门之间没有很好的“防火墙”,甚至有证券分析师的奖金和投资部门的业绩挂钩的情况。其次,中国机构投资人所处的生态环境也比成熟市场更差,其经理阶层难以形成长久的职业规划。巴菲特、索罗斯们已经是亿万身家的时候,仍然在金融市场的一线搏杀。中国的职业操盘手当中,却不乏“捞一票就金盆洗手”的心态。怀有这样心态的人,他们所服务的机构也就很难真正进行长线操作。

因此,中国目前股市如果会形成泡沫,最大的推动者,可能恰恰是机构投资人。尤其最近以来,以基金为主力推动蓝筹股价上涨的现象十分明显。上周,巴曙松博士在一次演讲中就表示:“现在大家一发基金,动辄上百亿份,买了之后反正契约规定1个月之内完成建仓,无论是大盘还是小盘,买的大都是比较集中的200只左右的股票,这样不断把蓝筹股推高。”我以为,巴博士的观察结果非常值得监管层参考。结论就是,中国目前投资人教育的重点,应当放在机构、而不是散户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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