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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1开始，在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证监会连续展开“饱和轰炸式”的政策“攻势”，让人疑似A股市场又重新回到了周正庆主政证监会的那个“政策市”时代。今日将借《商务周刊》的一篇文章，去回顾从周正庆到尚福林历任证监会主席，执政风格的变化及对市场的影响。
梦回“周氏政策市”
1951年6月参加工作的周正庆，由出纳员、会计员、信贷员干起，直至1993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兼常务副行长等要职，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经历，使周正庆的金融生涯充满了“注重实践，凡事看实际”的色彩。
周正庆自1997年5月起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而1995-1997年，正值证券市场的多事之秋。针对股市超常过热，周正庆1996年12月16日亲自组织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先期为股市降温。随后，宣布新股发行规模100亿和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等措施，抑制住了股市的过度投机。
但是，在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股市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中有种种关于中央是否支持股市的担心与疑虑。这个时候，希望“鱼和熊掌兼得”的周正庆，开始促动发展。并在1999年5月16日，推出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由此引发了着名的“5·19”行情。
正当周正庆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原本去央行就职的周小川突然空降证监会，接掌主席职位，周正庆黯然离任，始料不及的变化让周正庆的职业生涯“真空”般赋闲了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个中原因至今是谜。
“飞来”的周小川悲壮试错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对市场信念的执着，让周小川在“空降”证监会后，与当年共同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战友”高西庆等，在中国资本市场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改革试验。周小川拉开了两大战役，第一战就是“市场化”，第二战是“国际化”。2001年初，证监会人事部门做过一个统计，当时“海归”人数接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但实践中，有着充分心理准备的周小川和他的“国际纵队”显然还是有些低估了前进中的困难，低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复杂。对此，证监会旧任某官员的对此评价说：“理论可能很完美，但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距离太远了。”
尚福林“火线”上任借“政策市”重整山河？
2003年1月1日，在新一届政府还未正式出炉之前，周小川赴央行任职。两天后，高西庆也被免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
尚福林上任伊始，没有发言，而是整整两年以“沉默是金”的姿态埋头大量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他也没有将前任的改革思路束之高阁，而是将有助于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政策按部就班继续实施，只是不再那么强硬和大张旗鼓。
与此同时，随着“舍身饲虎”的斗士高西庆和史美伦先后离去，市场风云变化令“海归派”大为受挫。对应的是，周正庆时代颇受重用的原机构监管部主任、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回来了，准备出任证监会主席助理。一直积极关注股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近日对这种人员搭配表示了赞赏。
但人员的变更，没能阻止市场的不断下跌。在此期间，尚福林仍然通过长期的沟通与交流，搞出了“国九条”，“国九条”实际就是一个扶助股市的大政策。对“国九条”，周正庆的评价是：“国九条的出台，驳斥了‘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从战略上对资本市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当今年中建两行上市工作大局已定后，4月初，国务院会议终于定下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决心和方案。至此，才有了证监会“暴风骤雨”式地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国资委频发“金牌”力挺改革，央行再贷款、汇金注资扶助券商，也才有了尚福林“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狠话。
兴也政策，衰也政策。改革渐进也罢，激进也好，中国证券市场风风雨雨一直难以逃离政策的影响，这是一个酸甜苦辣令人难以咀嚼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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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4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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