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赚钱的秘密

金银岛岛主

几乎没有哪周对冲基金不爆出问题。最近是凯雷资本，其每1美元的资产就对应着31美元的负债，令人震惊。但我们不应感到惊讶。这些问题是对冲基金模式中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甚至想象得到，这种模式会与证券化次级抵押贷款一道被抛入垃圾堆。

生产掺水的牛奶，要想逃脱处罚很难；而对于未能提升价值的投资策略，要逃避责任则并非难事。这是约翰·凯最近在一篇精彩的专栏文章中提出的观点。采用“适当的”费用结构，平庸的投资经理可能变得富有，同时他们会“保证”其投资者不再富有。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迪安·福斯特和牛津大学及布鲁金斯学会的培顿·杨两位著名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精妙的解释。他们首先让我们思考一种罕见的情况——例如，未来12个月内，股市将下跌20％。他们同时假设，期权市场的价格恰当地反映了这种风险，比如说10％。一份期权的成本是0.1美元，支付金额为1美元。

现在设想我们建立一只对冲基金，从投资者那里募集1亿美元资金，收取常规的2％管理费，外加高于某一基准水平回报的20％。我们用我们的1亿美元投资于收益率为4％的国债。我们还出售1亿份担保期权，这让我们净入1000万美元。我们同样将这1000万美元投资国债，使自己可以再出售1000万份期权。这又带来了100万美元的净收入。然后，我们就可以休假了。

此笔投资第一年获得回报的几率是90％。那么，该基金因出售期权获得1100万美元的总收入，再加上1.1亿美元国债4％的利息，实现了15.4％的可观回报率。我们的投资者十分高兴。假设我们的基准是4％。那么，我们赚取了200万美元的管理费，加上1140万美元的20％，相当于总收入逾400万美元。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归还这笔钱。

5年内不会发生问题的几率接近60％。由于该基金扣除费用后的年增长率为11.4％，即便这家显然不错的企业吸引不到新资金，我们也将获得远超2000万美元的收入。但从长期角度来看，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由于我们已赚取巨额利润，我们的投资者已为几乎确定的赔钱局面向我们支付了可观的费用。

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如此赤裸裸的骗局是不可想象的。那么，设想一只基金通过在短期货币市场上大举借贷，以杠杆方式利用投资者的资金，以购买收益率更高的票据。再假设这种溢价准确地反映了相关风险。由于充分的杠杆作用，这只基金可能在数年内一直获利。但未来某天，该基金也也非常可能倒闭。这种策略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时至今日，大家肯定应该十分熟悉了。

我们能够找出两个有待解决的大问题。首先，许多投资策略具有“塔利布分配”的特点，这一说法来自《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塔利布。简言之，在任何时期，塔利布分配策略获得适度盈利的几率很高，而蒙受巨额亏损的几率则很低。

其次，对冲基金的薪酬体系未能使经理们的利益与投资者一致。其结果是，基金经理会有一种利用这种分配方式为自己谋利的冲动。

福斯特和杨认为，要解决这些难题极为困难。尤其困难的是如何弄清一位经理人是否真的技术高超，而不只是较为幸运。在他们生动的例子中，基金运行20年而不出现问题的几率在10％以上。换言之，即使20年后，外部投资者也无法确信，基金的业绩源自于运气还是骗局。

将基金经理的利益与投资者保持一致也很棘手。明显的可能性包括：以最终回报为基础对基金经理进行奖励，迫使他们持有大量股票或对业绩不佳者进行惩罚。

上述方法都无法解决将运气与技能区分开来的问题。第一种方法还会鼓励基金经理在其回报率接近开始分配收益的水平时承担很高的风险。通过在衍生品上建立头寸（这种行为可能很难控制），基金经理可以规避第二种方法的影响。最后，即便是对于显然颇具吸引力的最后一种可能性，任何一项非常严格、足以防范技能欠缺经理的惩罚性合同，似乎也会打击技能出色的基金经理。

显然，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给基金经理支付应有的薪资，而是与其一起投资，就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的投资公司Berkshire Hathaway那样。但我们仍面临着如何判断这位经理是否优秀的问题。今天，我们了解了巴菲特。但50年前，我们很难了解到。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柠檬”问题：在对冲基金行业，确实很难辨别基金经理是否有才能。因此，基金肯定会吸引那些无所顾忌且技能拙劣的人，正如这些人被吸引到二手车交易市场一样（这是“柠檬”市场最初的例子）。这一“柠檬”定律认为，这些市场可能会消失。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当今的对冲基金行业身上。

现在让我们想想整个金融行业吧：我们既难以区分技能和运气，也很难将管理层、员工、股东和公众的利益协调一致。将这个体系作为赌注，通过高几率事件中谋取回报，符合内部人士的利益。这意味着，当发生低几率的灾难，这些业务会垮掉，就如同北岩银行和贝尔斯登所发生的那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此外，如果这些不好的事情——股市崩盘、抵押出问题、流动性冻结——纷沓而来（因为太多的基金经理相互效仿），他们会说：“没人能预料到这点，但既然这些已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么政府必须施以援手。”

人们越是认为这就是监管不力的金融体系所运行的方式，他们就越是感到担心。此次危机的救援行动可能已在进行，但下次和下下次危机又将如何呢？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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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站在金字塔颠峰

他们中的大多数，住在离纽约不远的小镇格林威治，隐秘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之都；他们是资本世界里最机警也最神秘的一个群体，手上掌握着超过两亿美元的资金，威力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他们极其富有，排名前25位的家伙一年总共赚进140亿美元，是私人飞机、游艇、艺术品的消费豪客。普通人谈起他们时，相信这是一群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心家，有着企图统治世界的惊天大阴谋——但实际上，几乎很少有人了解这个群体，对冲基金的经理们。

在亚洲，人们谈起对冲基金时，常见的话题是当年乔治·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对英镑和泰铢的投机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或者是它所带来的巨额财富，比如基金经理史蒂芬·科恩(Steven Cohen)在格林威治拥有一所3.2万平方米的大房子，房屋本身堪称当代建筑的伟大艺术品，奢华程度相当于英国王室的温莎堡；又或者是它高得惊人的薪酬，去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就进帐17亿美元。

从本质上来说，对冲基金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游戏，只适合机构投资者和大富翁玩。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对冲基金又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竞赛项目，颇富娱乐性。比如，对冲基金是否人为抬高了原油价格？某一基金经理是否由于对天然气价格的糟糕预感而损失了60亿美元？又或者，对冲基金根本就有企图统治世界的惊天大阴谋？

但是不管怎样，是时候了解这群真正的资本之王了。要知道，这些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们才真正集结了当今商业时代全部的传奇要素——他们无所不在，又确无所在。他们广泛、频繁地投资于股票、债券、期货、外汇，以及各种衍生品，他们的交易无所不在，没有确定的地域概念，其威力甚至能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的生活也能极尽奢华，如果一个对冲基金经理足够天才，他可以在两三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资历更老的对冲基金经理早就是福布斯富豪榜的常客了，但这样的成功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在投资这个行业，荣与辱的转换只在一刹那间，一次投资失败就可能导致挑剔的客户们马上撤资；在弹指间能带来数以亿计美元的收入或损失的巨大压力，也让他们变得有些神经质，每个人面对下属时都是一副咆哮的大嗓门，但面向外界时他们又刻意维持着自己的低调，因为他们得通过非公开途径来募集资本，以此规避美国证券相关法律的绝大多数信息披露要求。

他们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他们究竟有多少钱，又用这些钱做了什么；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凭着自己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挣得的名声，创办或者加入一家对冲基金，然后，替客户带来高额的投资回报。

这才是关键所在：他们极度富有，而前提条件是，他们要聪明过人，仿佛游离在规则之外，却最先抓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他们还需要目光如炬，必须辨识出市场上最细微的变化，在这些最细微的变化中寻找最大的盈利机会；他们还需要勇气可嘉，因为他们最本质的工作就是与风险搏击，即使是再聪明的天才，也难逃市场风险的打击——在1998年，当时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雇佣了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一大堆才华横溢的程序设计师，为他们设计非常精巧的套利模型，试图捕捉俄罗斯政府债券交易中的微小获利机会，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政府债券会突然违约，结果这群伟大的科学家最终亏得血本无归。

这群基金经理们究竟有多富有？根据《机构投资者》旗下的出版物《阿尔法》在2007年第二季度的调查显示，全球排名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全年赚进140亿美元。在这份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名单上，三位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最低收入的一个家伙也拿到了6500万美金。位列榜首的是詹姆斯·西蒙斯，他的进帐是17亿美元，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3.8万倍——按照这个标准，镀金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洛克菲勒真是太寒酸了，他在1894年赚的钱，也仅仅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7000倍。

对冲基金的历史

据估计，目前全球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对冲基金，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10倍。今天，有9000多家对冲基金投资机构，其中的351家机构管理着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越来越多的天才正在向对冲基金转移，因为这一领域给他们留出了很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一项由基金咨询机构Casey，Quirk和纽约银行共同发布的研究预计，到2010年对冲基金所控制的资产将接近目前的3倍。

这或许是对冲基金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始料不及的。20世纪40年代，琼斯还只是《时代》和《财富》杂志的一名特约撰稿人，他在美国的外交和新闻界都混过几年，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不过他认为自己很聪明，是天生的创业家，后来的事实似乎证实了他对自己的判断。1949年，琼斯发表了一篇名为《预测的最新潮流》(Fashion in Forecasting)的文章，介绍了一种他发现的、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的投资策略，琼斯用“对冲”来命名这种策略，并且依此策略投资，拿着妻子10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A•W•琼斯公司——直到1964年时，这还是美国唯一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

到60年代时，琼斯已变成一个家财万贯、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人们始终叫他艾尔弗雷德而不是阿尔，就像没人敢管阿兰•格林斯潘叫阿尔•格林斯潘一样。他的傲慢自有理由，是他发明了现代对冲基金的观念：使用杠杆对股票进行多头或空头投资的私人基金，积极管理其净多头风险，并收取业绩提成。

40年后，华尔街的教父级人物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回忆起他年轻时第一起见到琼斯时的情景，这位傲慢的天才问了比格斯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吃饭中间去上厕所，解手前会不会洗手呢？”比格斯张口结舌，“解手之后洗，先生。”琼斯对这个答案的反应是：“错。你是一个常规思考者，而不是理性思考者。我洗手总是在解手前，而不是之后。”

琼斯创造的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日后对冲基金最广泛使用的“多/空”策略。其神奇之处在于，运用这种策略投资，无论市场是涨是跌，似乎都可以赚钱。简单来说，运用该策略的基金可以在市场上买入单一行业中质地较好的公司股票(做多)，同时卖空质地较差的公司股票(做空)。这样一来，当市场上涨之时，通常质地较好的股票涨幅总是高于质地较差的股票，做多与做空之间会产生利差，便是投资收益；而当市场下跌时，通常质地较好的股票跌幅又会小于较差股票的跌幅，做多与做空之间也会产生利差，同样存在投资收益。

琼斯创立的基金按照此策略进行投资，非常成功，在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每年带给投资人的综合回报高达28%。但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美国的法律禁止共同基金卖空股票，于是琼斯只能规避政府的监管，限制基金投资者的数量，只针对很少一部分富裕人士私下募集。

半个世纪之后，整个对冲基金行业在琼斯提出的这种“多/空”策略基础上，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投资市场上，演进出了令人目眩的各种投资策略。尽管许多对冲基金仍然采用实实在在的对冲技术，但这种做法早就不时髦了，而杠杆则当行依旧，也就是用借来的钱交易，利用杠杆融资，力图最大化交易收益。事实上，对冲基金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他们可以以小博大，用借来的钱下大赌注，从而充分发掘利用哪怕再微小的获利机遇。

不过，这些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对冲基金仍然保持了一些初创时就具有的特征：他们一如既往地视监管措施为洪水猛兽，他们私密地募集资金，从不通过电视、报纸、杂志这样的平台，避免证券法规所要求的各种信息披露规定，甚至不向基金的投资者披露具体的投资方向。

2007年1月底，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尔(Chuck Schumer)点名邀请了大约20位顶尖对冲基金经理到曼哈顿上东区的Bottegadel Vino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当时的参加者包括Kyniko资本的吉姆·沙诺斯(Jim Chanos)，Chilton投资公司的Rich Chilton，史蒂夫·科恩，号称索罗斯“右膀”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Tudor资本的保罗·都铎·琼斯二世，以及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大卫·特普尔(David Tepper)。与会者所掌控的资本加起来高达2000亿美元。

这一群权势人物的聚会，像极了1957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的100多位黑手党头目在纽约州的Apalachin小镇举行峰会一样。舒尔默希望借此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做什么，而不必担心监管部门会找你们麻烦。

“刺猬”的各种形状

在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常被称为“刺猬”。这或许只是个文字游戏，因为对冲基金Hedge fund同刺猬Hedgehog字形相近。一直以来，公众误以为所有“刺猬”的操作都差不多，事实并非如此。

乔治·索罗斯是全球宏观投机者的代表。这些基金紧紧盯着各国宏观经济局势，企图在全球财富创造与流动的大环境中进行激动人心的宏观投机，他们研究世界形势，寻找投资机会。比如，多头持有包括日本银行、俄罗斯股票、国库券、欧元和韩国股票，同时在美元上持有巨大的空头。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基金经理他们会疲惫不堪地在世界奔波，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参观当地的石油企业，或者是去东京和银行高管们会面。

另一种是科学家，这些家伙被称作“定量投资者”(Quants，Quantitative Investor的缩写)。他们利用精准的软件驱动投资策略，而这些软件则由“火箭科学家”们不断完善。目前他们之中的王者是总部位于长岛的复兴科技的詹姆斯·西蒙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他还是一个世界级的数学家，一个不成功的投资者。与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一同创立著名的Chern-Simons几何定律的，就是这个家伙。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些敲桌瞪眼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不仅满足于买卖股票和债券，还试图主动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与治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取得公司的控制权。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Third Point的丹尼尔·罗布(Daniel Loeb)，还有名字极富创意的“海盗投资”的汤姆·哈德森(Tom Hudson)。他们使用的策略是通过高调的行动，将某家公司无能的管理层搅乱。这种方式最能吸引媒体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对冲基金的感知，尽管事实上对冲基金更加依赖头脑而不是肌肉。

不管怎么说，他们带来了精彩的大戏，就像罗布向家电制造商 Salton公司开火，声称他亲眼看见该公司CEO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上优哉游哉地呷着冰镇白葡萄酒，却让公司来买单。

刺猬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试图取得稳定的超额收益：在市场上升的时候能够赚钱，市场下跌的时候也能够照样赚钱，同时尽可能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但是如今可没有那么容易赚的钱了，问及任何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他都会跟你说轻松挣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德累斯顿佳信证券(Dresdner Kleinwort)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对冲基金交易中，往往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中有4%要作为管理费消耗掉，加上另外4%～5%要花在交易提成和利息上，所以只有每年收益在20%以上才能保证赚钱。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这些拥有巨额资金的巨头们不打算放弃任何的机会，所以现在很难发现有谁还是“纯粹”的对冲基金，也就是说依然专注于某个特定的投资风格或缝隙市场，有些走得更远的基金公司，甚至已经去投资拍电影了。

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

有一件事是所有对冲基金的经理们都认可的：他们值那么多钱。管理自己的对冲基金可能是人类最快捷的致富捷径，难怪有人说，对冲基金的钱也太好赚了。

　对冲基金的费用结构通常是这样的：大多数基金公司抽取2%的管理费和相当于投资收益20%的提成。举例说，假如一笔10亿美元的基金获得了30%的回报，那么他的基金经理将因此获得7880万美元的报酬(10亿X2%+(10亿——10亿X2%)X30%X20%)。而假如这10亿美元分文收益都没得到，他的基金经理仍然可以获得2000万美元的管理费用。

有些牛气的基金甚至还要“贵”些，比如詹姆斯·西蒙斯会毫不留情的抽取5%的管理费和44%的提成。这几乎意味着，只要你有实力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几乎就是稳赚不赔了。但是这并不容易，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就试图自己开办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但因为不能筹到足够的钱而不得不放弃。

不过，能够赚取这样高额的管理费和提成，是需要漂亮的投资回报来获取的。向对冲基金注资的有钱人非常愿意为了高额回报“赌一把”，但一旦基金经理们的“成绩”不够理想，他们也会毫无犹豫地立即撤资。对冲基金向客户收取如此高的管理费，客户的挑剔和苛刻可想而知，他们没有忠诚度，对基金经理的判断仅仅依据你最近的表现。

比如，詹姆斯·西蒙斯敢于比别人更贵的原因就在于，他旗下的核心业务——规模为50亿美元的大奖章(Medallion)对冲基金于1988年成立以来，年均投资回报率高达36%，这个经过审计后仍然令人咋舌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扣除了5%的资产管理费和44%的投资收益提成。要知道，股神巴菲特的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也只有30%。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受次贷风波的影响，另一家对冲基金United Capital Markets因为投资回报不理想，基金经理第凡尼不得不被迫出售豪华游艇，一度成为了媒体讪笑的对象。成王败寇的冷酷定律，就是对冲基金经理人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残酷的条件下，对冲基金经理们很难不变得神经兮兮。一家新的对冲基金，最艰难的是开张头一年，如果第一年就惨遭败绩，能够继续幸存下来的简直是个奇迹。即使是连续数年都有着稳定投资回报的对冲基金，只要有一次亏损，几乎就能吓跑一半的资金。对冲基金及其经理人的职业生涯就如许多明星一样昙花一现，基金的平均寿命只有短短的4年。由于业绩平庸赚不到大钱或者不为挑剔的投资者所接受，每年有大约1 000只对冲基金被迫关闭，当然，新开张的也大约有1000家。

但是仔细算算，这个世界上真正堪称投资巨星的人物屈指可数，可以称做“优秀投资者”的人也并不多。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要在连续数年中保持好的业绩，在扣除管理费之后仍能给客户带来高于指数若干百分点的回报，往往并不靠他们的天赋和智力，而是一种对市场把握的直觉运气。脱颖而出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其实更像是一场全美扔硬币比赛的决赛选手：

假设有一个“全美扔硬币锦标赛”，每名选手要在报名参赛时交上10美元，凑成奖金发给最后入围的8名获胜者。想一想吧，如果有2亿人参赛，奖金就是20亿美元。每星期会有一场比赛，好让人们实现梦想。6个月过后，将有32名常胜将军脱颖而出，他们中的每个人差不多都已连续扔对硬币25次。想想媒体能煽起多大热潮吧。

到这时候，事态开始变得疯狂。有人成了杂志上大肆报道的草根英雄；有人跑到电视脱口秀上大谈扔硬币技巧，讲解自己如何让硬币在半空中获得神力，又是如何在它落地前用意念施法，每辑节目要向电视台收费5万美元；另一些人开始争先恐后出书，书名诸如《扔硬币扔成百万富翁》、《上帝为何让我赢》之类。这时，愤怒的大学教授们拍案而起，在《华尔街日报》上大谈“有效市场”、“扔硬币原理”、“零和游戏”等理论，力图证明大赛的结果只是出于随机。

当然，32名常胜将军会挺身反击，质问他们：“如果没有人能做到，为何我们32个人做到了？”在第16轮比赛开始前的数周内，入围选手们对异性的吸引力显著提高，有些人还成了阿斯彭滑雪屋和佛罗里达豪宅的推销对象。

偏执的炫耀生活

在变得更富有的同时，对冲基金的经理们也在创造他们偏执的奢侈生活。在对冲基金最集中的格林威治镇，大肆铺张的别墅正在成为一种风尚，这些新居又需要有装饰性的物品，于是理所当然的，对冲基金经理成为了艺术品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人群之一。他们不惜重金买下价值上亿美元的油画、雕塑和普普艺术作品，然后挂在格林威治的办公室走廊或是自己的豪宅中。

“这些艺术品的价格每5年就翻一番，比买股票划算。你总不能把股权证书挂在墙上吧，它们真的很丑。美女可不会因为你手上有英特尔的股票而跟你调情。”不过，并不是每个人在挑选作品时都有这样良好的品位，更多人只是为了充充门面—一—种不怎么高明的炫耀。是的，炫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格林威治，或者说是对冲基金经理圈子里的一种潮流，当然，同为有钱人的他们，并不会傻到相互攀比炫耀谁更有钱。

在格林威治，随圣诞贺卡发送的圣诞信是一种常见的自我炫耀方式。信件内容往往是写信人一家过去一年生活得如何完美，子女取得了如何喜人的成绩等等，有时候，甚至还会附上家庭照片。有些照片里家庭成员的名字下面还标上了那些著名学府，比如：父亲，麻省，1979；母亲，麻省，1981；女儿，哈佛，2002；儿子，耶鲁，2004。

除了女儿进哈佛或是大肆收购艺术品让他们觉得开心外，很多对冲基金的经理还对高尔夫很认真。某种意义上说，当他们富到一定程度之后，高尔夫就成了他们生活中除家庭外的头等大事。尤其是一个人的身家达到5亿美元之后，再赚5亿对他的生活水准和快乐程度已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财富的规模是有一个平衡点的，超过这个点太多，它就变成了一种给生活带来麻烦的债务：遭遇抢劫、妒忌或是绑架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因此不难理解，对于很多对冲基金经理来说，在赚到了头一个5亿之后，攀比球技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是何等重要。

更要命的是，高尔夫还是一种等级分明的运动。如果你的差点在10以上，虽然不见得会让人耻笑，但基本上你将很难与差点为10或小于10的人平起平坐。当你和他们打球时，就算仍旧可以谈笑风生，但心里却好像总是矮着半截。以此类推，差点为9的人与差点为2或3的人也泾渭分明。不幸的是，降低差点可不是容易事。对冲基金经理可以请最好的教练，花大把时间练球，买全世界最好的球杆，但这些可能并不能使他的球技有丝毫进步。

一个叫山姆的基金经理就曾在整个夏天包下老虎·伍兹的挥杆教练，费用至少在50万美元以上，不过，这并不算什么。巴顿·比格斯和一群对冲基金经理在佛罗里达打高尔夫时，大家谈起这个话题，比格斯说测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意自己的差点，就看他愿不愿意拿基金的业绩与此做交换。他打了个比方：“假设，现在魔鬼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他可以让你的差点降低5个点，但也要拿走你基金业绩的5个点做交换，你会怎么办？”

有个人是这么回答的：“我的孩子们长大了，老婆顾不上我，我又不想进那些闷死人的慈善董事会，就剩打球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他的答案很符合他的情况。他已经拥有了想要的一切，很多他所拥有的东西他甚至没时间去享受，他也不缺名声。可惜，在这一切以外，他的高尔夫球技还处于丢人的阶段，而且到他这个年龄提高的余地也不大了。他不会有什么机会被邀请去参加“钩眼扣”一类的明星会员赛，一个单位数的差点可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买不到的东西了。

不过要记住，即使是一个资金只有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5个点也是5千万美元了。

对冲基金精英榜

Steven Cohen：SAC投资顾问(SAC Capital Advisors)，规模：120亿美元。

被议论最多的对冲基金经理。2006年10月，他花了6350万美元从娱乐业巨子、梦工场(DreamWorks)共同创始人大卫·格芬(David Geffen)手里买下当代艺术大师威廉·德·库宁的名画Police Gazette。他的个人净资产估计高达30亿美元。以交易量而言，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商。而且公司中绝大多数资产是他自己的。

James Simons：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规模：240亿美元。

被誉为“黑匣投资者之王”(king of black box)。黑匣投资基金的特点是运用最为玄妙的数学运算法则，由电脑操作完成大部分投资行为。净资产约40亿美元。他从来不雇用那些知道华尔街在哪里的家伙。他那里都是博士，用的算法没人能明白。

Kenneth Griffin：Citadel投资集团，规模：135亿美元。

过去是最深居简出的神秘家伙，还在哈佛念书时就开始在宿舍里从事交易。从Amaranth彻底垮台中大捞了一票。以8000万美元价格从格芬手上买下现代艺术大师Jasper Johns的名作False Start。净资产约17亿美元。

Eddie Lampert：ESL投资。规模：180亿美元。

曾经被绑架。被誉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投资者，积极主义投资者的领军人物。专注于零售业，拥有西尔斯百货(西尔斯拥有卡玛特连锁超市)和全美最大的汽车零售连锁Auto Nation。净资产约38亿美元，是康涅狄格州首富。

Stephen Feinberg：Cerberus资本，规模：191.5亿美元。

在“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Michael Milken)麾下，供职于Drexel Burnham Lambert。喜欢共和党，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就在Cerberus的团队中，前财政部长斯诺(John Snow)任公司董事长。是危机投资界、中级市场以及私募交易界的顶尖人物。

David Shaw：D.E.Shaw，规模：263亿美元。

帮助建立了摩根士丹利的自动交易系统。曾是计算机科学教授。1988年离职后创办自己的基金公司，从事传统统计套利(statisticalarbitrage)交易，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对冲基金。2005年退居二线，专注于生物分子科学研究，但仍然能赚到业内最高的薪水之一。净资产估计10亿美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