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荣耀的暗示

金银岛岛主

说假话，及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说谎，似乎是合时宜的。一直说假话附和时宜，这对敌人太有利了，真理虽然逆耳，但是它刺伤人是为了治愈它。

——纪德 《访苏联归来》

一

我试着想象北京的气氛。“城市空空荡荡的，到处是巡逻的武警”，电话那端的朋友说，正在要前往另一个朋友家，“一大票人，像是过春节”。政府鼓励公众坐在家里看电视。

2008年8月8日，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日期充满了魔力。房子的价格、台海的局势、政府的政策、股票的起落、一起遥远地区案件的处理、一条门口马路的翻修……似乎都与之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它让我想起1995年7月7日在我整个中学岁月时扮演的角色，那一天是高考的日子。我对那一天既渴望又忧虑。我希望它尽快到来，摆脱这没完没了的苦读和神经过敏，它通往更灿烂与自由的未来——大学生活；但忧虑从未减退，如果那三天发挥不利，那么我的整个人生都将大打折扣。

我目睹着北京在过去几年中发生的戏剧性变化，那些体育场馆、拓宽的公路、对市民的礼仪训练、迎奥运的宣传片、出租车司机背单词，像是高考前堆放在我卧室里参考书——惟恐它不够多，不够细。

每个人感觉到考试前夕的逼仄感。败坏一个人、一桩事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去谈论他或它。直到两年前，我才意识到鲁迅是多么的杰出——之前，我因为他被过度谈论而心生厌倦……

北京奥运会也是如此。我对于它的情感，伴随着宣传温度的升高，日渐冷淡。如果你生活在2007年的北京，你会怀疑它几乎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无孔不入，不容质疑。

到了2008年，它果真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似乎为了证明8月8日蕴涵的无穷意义，2008年的前7个月，中国充满了意外的灾难与冲击。每一次，它似乎都隐含了对8月8日的直接考验，增加了它的悲壮感与“神圣性”。它不仅是对“西方世界污蔑与阻挠”的最好反击，也是对自然展现自信与能力的方式。

但是在“神圣性”的口号之下，它的矛盾性从未减弱。它是强调是非政治性的体育活动，却试图邀请所有的国家领导人来参加，像是小型联合国会议；公众认为它有关“国家利益”，但人人都想借机发点小财，“奥运商机”、“奥运经济”的话题广受欢迎，国家机构像个推销员似的四处推销纪念邮票、钱币、纪念品；它原本该是一场盛大的Party，却变成了权力味十足的活动……

但这一切当中，让人感觉最强烈的仍是，政府试图垄断一切。新建成的奥运村围上的那层铁丝网，明确无误的告诉人们，这不属于公众。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包括一个胡同里喜欢赤膊的老大爷，街道委员会发给他白色T恤衫——奥运来了，你要注意形象。

但是，当政府垄断了一切语言、行动、未来的荣耀时，它也垄断了一切可能的危险。它高度紧张，将所有的不同信号，都理解成某种威胁，有些时候，它还需要夸大这些威胁，以证明自己的权力扩张的合理性。

它真是讽刺性的一刻。我们期待一场奥运会能够展现中国的富强与自信，但它表现出却是强烈的不安全感；中国人期待国家的强大，是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个人经常因为国弱而蒙受屈辱，但如今，国家为了展现自己的富强，而直接让个人做出牺牲和屈辱……

二

我8月1日深夜前往非洲时，北京的奥运气氛正在逼近沸点，但是这种沸腾却已以一种寂静的方式到来的。

汽车的单、双号已经实行，奥运车道已经划出，道路两旁的彩旗飘舞，所有的工地已经停止，那些黄色的吊车都停止了，上百万的民工都消失了，北京一下子变得空旷而安静。一天下午从五道口的一幢大楼上想下看，我发现往日那些小摊贩、摩肩接踵的人群，都不见了……甚至天空也变得更干净了。

接到朋友的电话时，我正从坦桑尼亚的边境小镇Tarakea前往Moshi的路上，不知道能否赶得上开幕式的转播。对于开幕式，我既好奇又期盼。在很多中国官员和公众心目中，开幕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越运动会本身，它是一场盛大演出的真正高潮。在早晨的睡梦中，我模糊的听到了国家主席对各国元首的讲话，他们将一起出现在体育场。向这些外来者传达中国的富强，才是这场盛会的真正目的。

我们抵达Moshi的Kilimanjaro Hotel时，大厅里的电视屏幕上已经是转播画面，面容甜美的林可欣正唱到“从此走向繁荣富强”。14寸的电视，屏幕太小，影响质量不佳，尽管如此，打开的卷轴、万口一词的吟诵、还有李宁的空中奔跑，还是让我屏住呼吸。就像张艺谋的最近几部电影一样，它是混乱思维和精美画面的结合体。它可能惊异你的感官，却不可能有余味和巧思可回味。

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对内容感兴趣，还是愿意被表象所迷惑。令我最为不适的是，列中的个人，每个都面目模糊，他们只是整体形式感中随时可以替换的一个元素；运动员进场时，前面举牌的礼仪小姐，我发现她们都是一副模样，下巴抬起的角度、脸上的笑容都是一样的；还有关于那些中国元素，画卷、诗书、四大发明、海上丝绸之路——即使经过华美的包装，陈词滥调依旧是陈词滥调。

Moshi没人和我谈论开幕式，晚上在酒吧里又看到了重播，当坦桑尼亚队入场时，当地人一片欢呼。回到内罗毕，碰到每个中国人都开始和我表达他们的感受。我朋友的那家电器厂组织了70多名工人观看开幕式。“这些黑人工人看完之后，都觉得中国太神奇了”，他对我说，“相当于为我们做了一次广告。”设在内罗毕大学中的孔子学院的中国老师准备了10个福娃，奖励那些能够知道“郑和”、或“印刷术”的学生。

我多少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个体的力量太过薄弱，尤其是离开故乡的人，渴望更强大的系统支持，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人人都知道一本美国护照意味的方便性。而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人希望自己国家的强大，不正是因为它能够给个人带来的归属感与保护性吗。

但是，这些海外中国人，很少承认的是，当他们为中国浩大工程而欢呼时，不需要承担这些标志性成就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分享了荣耀，却不需要忍受痛苦。

三

8月12日回到北京时，对开幕式的惊叹仍旧飘荡在空气里。一位美国游客的死亡，假唱的新闻，瘫痪的舞蹈演员，加工过的画面，这些负面消息，没能影响成功的荣耀，中国代表队一路增添的金牌，继续增加光彩。

最有权势、最富有、最声名显赫的人，走马灯式在北京穿梭。布什从篮球场到在沙滩排球场，比尔·盖茨溜达到北大的体育馆去看乒乓球，夜晚的活动上上贝克汉姆出现了……

尽管大街小巷上都听到“北京欢迎您”的歌声，但是“您”是有着确切和清晰定义的。我的西藏朋友在奥运会开幕前抱怨说，他们难以用自己的身份证在北京登记一家旅馆；那些居住在地下室、工地上、依靠小摊位为生的北京建设者们，都离开了；北京新制作的显著路牌上，仅仅是高级酒店和体育场的名字，仿佛这1700人口的城市，仅仅为这几个场所存在；北京公众在家里看电视，而夜晚一个接一个的Party，是为外来者准备的；那些身穿蓝白相间制服的志愿者们，碰到讲英语的问讯者时过分热情……

它充满了讽刺吗？我们抗议西方的傲慢，试图抵制家乐福表现自己的爱国热情，但是当西方真的到来时，我们又过分具有服务精神——我们愿意委屈自己人，只要外来者满意。

当8月24日的鸟巢的火焰熄灭时，北京看起来大获全胜，就像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标题《A Victory for China》。这种胜利意味深长，与其说他是中国人的胜利，不如说它是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一次巨大的胜利。

51块金牌、开幕式、蓝天、畅通的交通、比赛的顺利，中国的超级强大的组织能力、对财富的慷慨使用，让世界为之一惊。

那些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心目中对“中国模式”的渴望；而曾经对中国制度充满怀疑的西方世界，则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人是否真的与我们不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一定会重演苏联的悲剧。他们关于人权的批评，看起来不过是某种虚伪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东西方力量的转移，以一种醒目异常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中国公众则感受到一种集体性的荣耀——中国从未如此强大过，这充分表明了此刻政权的合法性。

关于中国的未来，也从未向此刻这样既清晰又令人困惑。那些最狂野的赞叹的背后，经常是空无一物。仿佛是开幕式中那个巨大的“和”字，它带来了短暂的晕眩感，似乎说明了一切，却什么也没有说……

在这种模糊与暧昧中，一种更深刻的历史变化可能正在形成。

四

“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安德列·纪德在《访苏联归来》中写道。1936年的冬天，他前往苏联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之前，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或是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力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但是，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在所谓的新制度给个人带来的幸福上，他则体会到“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即使它丝毫没有触及更恐怖的大清洗与古拉格群岛。但也未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在与德国对抗中苏联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让整个世界为之一震——它创造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当1957年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苏联展现了更优越的社会制度……

重提纪德与苏联，不是为了做出那种冷战年代的不恰当类比——中国沿袭了苏联制度。这种类比简化了中国的复杂事实。我重提它是为了说明了人们如何轻易的被表象迷惑，出于自身的困境，而对陌生之物做出一厢情愿和不诚实的幻想。

此刻的中国，不也是西方世界的某种幻像吗？7月13日的《纽约时报》上，我读到了该报建筑评论家尼克莱·欧茹索夫的一篇文章，它开头的两段是这样的：

“如果西方人从飞机里出来步入新北京国际机场时，感到目眩和困惑，这可以理解。它不仅因为空间的壮阔，更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你正穿越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强烈拥抱变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国家甩到烟尘中。

“这种情绪就令人想起阿道夫·卢斯昔日感受，这位维也纳建筑师一个世纪前从蒸汽轮船走出纽约港。他穿越了未来的门槛，他知道，在文化意义上，欧洲已经过时。”

我摘录它，不是因为它是多么精彩与深刻，而是因为它恰当的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某种情绪——中国正不可阻挡的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她给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刺激与灵感。

这种情绪在8月24日后的几天里，无疑显得更加显著，《泰晤士报》开始宣称，“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而几个月前，它还将2008年的北京比作1936年的柏林。一些过去的二十年中深信不疑的理念，再次遭受了质疑。在世界与中国，一场理念上的混乱已经到来。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世界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似乎都有着明确的指向，而现在这种指向开始模糊了。

而我不得不说，此刻的北京，又让我想起1995年的7月10日时，我沉浸在一种既轻松、又厌倦的感觉，看到堆积在房间里的参考书与试卷，恍如隔世——在从不怀疑的拼搏了多年之后，我发现原来的目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重要，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按照别人的意愿努力，而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金银岛岛主

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一客观事实，使地中国人很容易有民族注意与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但是这样的情绪如果太高涨、太强烈，就会固步自封，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外国人没有什么长处可供中国学习。

——周恩来

一

1424年7月28日，永乐皇帝驾崩。他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他发动了一场推翻他侄儿建文帝的不光彩战争，将首都从南京迁往了北京，并派遣他的得力助手郑和——尽管他是一名宦官——进行了六次了不起的远行，最早的一次已是19年前。

那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船队有62艘9桅大帆船，每艘跨梁长450英尺，宽180英尺，至少3000吨的排水量。人员配备更加显著，17名正副使节，63名宦官官员，95位军事督道，207名旅、连级置换官，3位占卜师，128名医官，及26，803位士兵、厨子、管帐、翻译……他们全都受命于智力、体力、雄心皆过人的郑和，他当时不过32岁。

每次航行经常持续两、三年。漫长、单调的海上航行、交换货物、建立外交关系、学习语言、体验新食物、风俗，捕捉海盗，消耗了大部分时光，但远行的意义却从始终牢固——要将中央之国的威严与教化，带给蛮荒之地。

1424年的葬礼，像是对永乐皇帝支持的航行的最后褒奖。67个海外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7位国王，前来北京吊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郑和的船队，才了解大明王朝的繁荣与强大的。

永乐皇帝的去世后的第七年，已经60岁的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航海，它持续了两年，船队抵达了俄尔木兹、麦加和非洲东岸。但当他们1433年回到南京后，史诗般的活动嘎然终止了。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对这项活动不再有兴趣，他们对于海上世界也充满了不信任，到了1436年，皇帝发诏禁止建造远航的船只，经验与技术开始遗失，那些为郑和制造过大船的世家们衰落了。至于那些熟悉海洋世界的海员们，发现自己无事可做，最没有出路的沦为走私犯、逃兵或是海盗……

六百年后，郑和的故事依旧充满诱惑。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吗？他们是怎样掌握那令人炫目的造船技术的？这些远航怎样改写了全球历史……

伴随着中国再度崛起，今日的疑问和往日的荣耀，都变得愈发醒目。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巨大的彩色屏风如同船桨一样划动时，令人想起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年代。但是这个辉煌的海上帝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彻底的转过身去，以至于四百年后，在到来的英国舰船面前束手无策，进而陷入螺旋式的衰退，几代中国人在深陷羞辱的泥淖，寻找各种方法摆脱出来……

如果对比年轻70岁的意大利人哥伦布的命运，郑和的遭遇更增加了令人扼腕的叹息。1492年从Canary Islands出发的哥伦布只有三艘船，最大的一艘排水量不足250吨，船员也只有88人。而且看起来，他不仅准备不足，而且方向不明，他最想去寻找的是中国与印度……

成就与毁灭的因素，似乎都埋藏在同样的地方。郑和依靠的是世界上最古老与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1800年前就以统一成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岁月里，尽管朝代更替，但是国家的形态却很少改变。皇帝既是权力也是礼仪的象征，学者、乡绅们充当道德与地方权力的捍卫者，农民们不断改进耕种的技术、拓展耕种的土地，手工业者创造出各种精巧的小东西，它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可以发动大批人员治理河流、铺设道路，建立邮政系统，它还创造了一套早熟的流动体系——科举制度将带来了稳定的社会流动，并将精英阶层牢牢的集中在国家权力周围，这些官员精英们同时还都是业余的诗人、画家与评论家，是一套高雅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这块地区土壤肥沃，劳动力充沛，人人都有兴趣追求此生的物质满足，一旦和平与秩序维持一段时间，繁荣就会在一两代人之后到来。但是它的弊端似乎也同样显著。国家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所有人都被收编其中，专制日益强大，没有社会力量能和政治力量抗衡，从而产生出不同的声音和力量，它以压力来面对不满，从而经常丧失自我修正的力量。

郑和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体制。唐朝消灭了可能与皇帝分享权力的贵族阶层，宋朝废除了宰相府，他曾代表官僚制度对皇权的抗衡，到了明朝的朱元璋，连省一级的官员也被特使取代了，他还利用廷杖这样的肉体折磨来摧毁君臣之间相对平等的道德关系，将之转化成主奴关系。而宦官的崛起，则正是为了填补官僚系统被削弱后的权力真空。

郑和的成就，是一个强大政权与一个非凡人物再好不过的一次契合。但是，一旦最高权力改变了主意，那么所有辉煌立刻变成了昨日黄花，当1477年另一位宦官试图翻阅郑和用过的航海图时，他发现所有资料已被付之一炬。在之后的三百年中，所有这些海上成就，都变成了一种缥缈的记忆。

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依旧像是托马斯·霍布斯笔下的混乱景象，没一个国家可能提供给他大规模的支持。但如果郑和想继续远行，他找不到任何支持者。哥伦布或许暂时没有机会，却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消除他可能获得的机会。他向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国家的计划。在一串拒绝后，西班牙国王支持了他，王后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资助他。即使他错误的美洲土著视作“印度人”，但这不妨碍其他后继的欧洲冒险者、开拓者、或是无耻的贪婪之辈，将这项发现转变成重塑欧洲的巨大力量。

二

历史的面目，经常随着人们此刻的情绪而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刻，儒家思想被视作中国进步的思想阻碍，但是当东亚奇迹发生后，它又被解释成巨大的推动力。人们也曾对中国往日的辉煌和灵活性视而不见，只贴上“东方专制主义”的标签。

而此刻，关于中国的情绪再次改变了，历史上不再是负担。曾经的荣耀，暗示了再度崛起的势不可挡。关于专制权力的指责与警惕也消失了，转而变成了新型的赞美——如果它能让这个国家创造辉煌，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于是，在回望历史时，人们看到的是郑和那七次航行的恢宏气势，却很少看到那一面——为什么航行突然终止了，它为什么未能更大程度的改变中国与世界的面貌？

同样的问题也将发生在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康乾盛世，那真是一个繁荣的年代。人口增加了一倍，疆域拓展了一倍，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安定与繁荣之中，就像当时的作家蒲松龄所描述的：“屋鱼鳞，人蚁迹。事不烦，境常寂。”

繁荣与强盛程度拜三位精明强干的皇帝所赐。康熙、雍正、乾隆，把强大的个人力量与智慧，注入到日益强大的官僚体制中，国家的力量变得空前的强大，如果按照今日的统计的方式，它占据全球GDP的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比今日的美国更富有。

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为何在海上的挑战者面前束手无策了呢？它拥有那么多文人学识，却为什么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那些来自近代西方的科学与知识，为什么未能更早的刺激这个国家？

这些问题就像郑和的航行的突然终止一样，让人好奇——无比的强大繁荣，总是不可延续。仅仅用自足与傲慢，难以解释。它的失败因素，似乎同时隐藏在荣耀里。

清王朝继续增强的专制力量，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和平与秩序，重整了官僚系统，兴修了水利，更有效的应对自然灾难。但同时，它对于整个社会与思想的控制也加强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壮举之一《四库全书》，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国有化，异端的声音被清除。整个社会，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前进，丧失了做出不同尝试、实验的可能性。在一个速度缓慢的静态社会，它可能维持很久，但倘若遭遇到完全不同的新环境，它会发现昔日的成就变成了一个巨大陷阱。

三

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往往是一厢情愿的空话。但对于此刻的中国，我的确感到国家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再度加强——国家是权力、价值、审美、道德、金钱的源泉。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仍旧脆弱的可怜，它既然不可能与国家力量抗衡，也未能提供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大量新的可能性被扼杀，也意味着整个国家自我纠正能力的丧失。人们以为思维与行动的一致会创造奇迹，却经常忘记那只能是一次性的奇迹，创造力的源泉来自于不同观念的并存……

于是，历史中那些时刻很有可能再次重演——失败的种子正在辉煌的功绩的阴影中迅速生长。

金银岛岛主

强大与脆弱


“中国的签证系统回到正常了，显然奥运会结束了。”9月22日《南华早报》社论版的漫画上，一洋一中两位光头老兄坐在酒桌旁的叙旧。

“是啊，污染和食品恐慌也回来了”。中国光头回应说。他们的头顶上方的鸟笼里，一只鹦鹉正带着防毒面具，笼外的小牌上写着：今天不用牛奶，谢谢。

世界上两个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国人看着曾经自以为是“宇宙之王”的投资银行的崩溃；而中国，则从八月的胜利与欢呼，迅速转入悲伤、愤怒与恐慌了，升腾的神州七号都未能冲淡这些情绪。

从山西的尾矿库的溃坝，深圳舞厅的大火，到被污染的牛奶。那个高效运转、全民和谐的中国形象，一下子让位于冷酷与机能失调——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败坏，媒体监督缺席……无辜的人来被迫要承受这一切，即使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径，更不清楚这种愤怒能否转化成某种有效的成果。美国的银行家只是丢掉工作，而中国的不幸者则丧失了生命。

神州七号的升天与肾结石的婴儿，是理解此刻中国的两个角度，它们映衬出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共存的中国。一个中国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最壮观的运动会、将人送上太空，创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个中国则无法教育好年轻一代，放任天空与河流被污染，漠视人的价值，甚至对自己的未来都毫无怜悯……

如果前一个中国是一台轰然向前的庞大机器，后一个中国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燃料。而且，看起来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前一个中国，由政府官员与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业与文化精英们构成，他们彼此或许存在着某种利益上的冲突，却不复有观念与原则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本获得的金钱与社会达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为自己筑造了金色的围墙，却时时感到墙外的不安与躁动。金色围墙与墙外的躁动使他们既自满又脆弱，他们经常在傲慢与过度敏感之间的摇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愈加头脑封闭，处于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之中。

而另一个中国则长期处于原子式的分散状态，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形态，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们因为群体的愤怒，而发出了声音，表现出力量，但这总是昙花一现式的，它注定难以持续。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潜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拼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摆脱眼前的现状，或者有朝一日进入金色围墙之内。他们也容易受到操纵，多年的宣传教化既使他们对一切嘲讽，也同样使他们极度轻信。他们与其说是真心相信什么，不如说因为匮乏的生活，而主动选择了相信些更缥缈的东西，作为调剂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们，依偎在金色围墙周围。他们或许充满抱怨，但仍强烈的期望保持现状，以保存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切。除去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腐败、污染、公众事故、贫富差距，此刻的中国既受困于这眼前重重挑战，更受困于勇气与想象力的丧失。整个国家正像是一个身形庞大、内心焦灼、头脑幼稚的巨人，既轻易的为一些表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断被身上的各种疼痛而坐卧不安。她意识到问题的最终症结，但是它从来不敢正视这现实，或是大胆设想另一条轨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着原有轨道向前，终有一日会出现问题。但是金色围墙内的人将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开始自我欺骗与原谅，或许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轨的时间；而剩下的人们，则深感无力，或许唯一的期盼是，下一个掉出轨道的不是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个中国，它日益强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乐观者总倾向于将之视作“成长的代价”。在你成为这代价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代价”到底是什么？

金银岛岛主

奶粉的隐喻


在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提到了一个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它一点昔日的痕迹也没留下来。只有头头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这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灯光与繁荣景象让人骄傲。但也在同时，一种奇怪的骚扰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某种奇特的力量在干扰、控告他们，竭力赶走他们。

最敏感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们的方式回来了，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

“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我是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科塔萨尔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它慢慢的惊醒了最可怕的噩梦，惊醒了寒冷而粘滞地存在的无形的鄙弃和一种诅咒。这种诅咒难以言表，但是将其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萨尔借由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九七零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后，现任军政府给阿根廷带来了表面的平静。国际舆论都认定阿根廷正在“进入一个物质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积极稳定的时期”。至于之前几年，政府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则没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着它的新面貌，成功举办了一九七八的世界杯，还在重工业和核能源进行积极探索。而对于这一切，科塔萨尔写到：“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那样耸立。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基础，是一个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二零零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到了这个故事。我犹记它给我带来了惊颤。似乎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脸上的一块又湿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种由衷的敬佩也从心头升起，一位真正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不正是应该把那些人们只朦胧感受到、却说不清的东西，指出来了吗？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不正是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让人面对不安的过往与现实吗？

在过去的两周中，这个故事再次不断盘恒在我的脑海里。它既因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那么多戏剧性的事件，更直接的原因是这场大规模的被污染的奶粉事件。它进展的过程多少像是试图拔起一根已坏死的荆棘，结果发现它们在地下盘根错结，彼此污染了。

但如果你是五万三千名患者的父母，你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集体犯罪网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痛苦无人过问。几乎所有行内人都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所有人都选择了视而不见；而政府部门，则是一贯的松懈与拒绝承认，要不是新西兰政府的坚持，恐怕这一切仍可以继续隐藏在黑夜里；而媒体正生活在一种窒息中，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授意，它很难发出警告。

而与此同时，乳品行业也是中国发展最快行业之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缩影；三鹿集团已经连续十一是全国最大的奶粉销售商，它是中央电台评选的全国名牌，是国家质检局的免检产品；蒙牛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在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增长八十五倍的销售奇迹……在电视、报纸、网络上，是对“繁荣盛世”的赞歌，是这些企业家们的高谈阔论，是世界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褒奖。

但是，当后台的幕布突然被揭开时，人们发现那么多不堪的东西在那儿，而且很久了。你甚至很难去责难其中任何一位，因为他只是在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河北一位奶农说，他从不让孩子喝奶粉，“只有没人要的奶才做奶粉”，另一位没有给牛奶掺假，是因为“因为牛养得少，容易被发现”；三鹿集团在得知婴儿患者时，第一反应是拒绝承认，然后封杀可能的消息，他们之前因此成功过，如果运气好，这次仍会过关；一些医生们怀疑这些患上肾结石的可怜婴儿，可能与他们所引用的奶粉直接相关，但他们不知该向哪些部门做出反应；一位湖南患者的父亲在七月曾独自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获得了三鹿奶粉的检验报告——合格；而卫生部在七月中旬接到了地方“肾结石婴儿”增多的报告，怀疑致病原因是三鹿奶粉，但卫生部“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它没有上报国务院，也没有通知质检总局、工商总局，此刻的北京，笼罩在一片奥运将至的亢奋与紧张中，它不希望坏消息来干扰；一些地方媒体零星报道了婴儿因肾结石死亡的新闻，但是没人想到它们是更大的悲剧一部分，也没有记者深入追踪这一切，中国新闻界既缺乏这样的能力，也知道经常这样做了可能也徒劳无功，这些消息很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其他新闻里了……

这一切的突然转变，是因为新西兰政府介入了此事。一家新西兰公司拥有三鹿集团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当它发现三鹿奶粉的问题后，早在七月就通知了中国政府，但没收到明确答复。到了九月八日，新西兰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表达了关注。“外交无小事”的因素开始发生了作用，而且那气氛紧张的奥运会已过去了。

九月十一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行动到来了。官员开始下台，媒体报道蜂拥而至，企业被严查，清算的力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所有重要的牛奶企业都卷入其中。它的高潮一刻发生在一份宣言——一百零九家奶制品企业集体宣布要确保质量与诚信。他们做出个犯错学生的表情，期望悔改。悔过书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荒诞——质量与诚实，最基本的要求，变成了最高的准则，这就像是一个学生诚恳的说，从此后我再也不殴打别人、侮辱老师。

你也猜得到他们忏悔的对象是谁，不是面对公众，而是面对政府。他们知道其中的轻重缓急，谁是其真正生死的决定者。他们在广告牌上大声喊出“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但是他们知道提供给中国运动员、航天员的牛奶是特殊的，它与市场上所销售的不同。在私下，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使用着共同的手段。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信任的破产、道德的沦丧，你怎么指望一家商业机构，能出淤泥而不染。

总有人要承受这破产带来的后果。在一份杂志上，我看到了蔡冲的黑白照片。他圆圆的脑袋上戴着个小帽子，上面还扣着一副太阳镜。他有一个扁扁的小鼻子，眼睛黑亮亮的，正专注的盯着什么在看，嘴巴抿起来，看起来挺认真。要再过几个月，他才会长牙，才会学着说话。他的父母等不到那些喜悦的时刻了。七月十六号，这个小家伙离去了，外科医生从他的尿道里取了两颗米粒大的结石。他或许还不知道痛苦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失去了生命。他的父亲买来的四箱、六桶装的三鹿奶粉，还有四桶没有打开。仅仅六个月大。那时，还没人直接将死因和他喝的奶粉联系在一起。

这个小家庭，像很多受害家庭一样，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选择三鹿奶粉，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名牌，又价格低廉。就在这些父母惊慌失措的拥挤在医院门口，等待为自己怀中婴儿测试时；另一些父母则相当平静，他们的宝宝一直喝的是进口奶粉。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的竞争是如此的激烈，人们是如此迷恋特权。只有你在人群中的最上层，才可能过上一个基本安全的生活；只有特权，才可能尽量减少生活中残酷一面对你的压迫，或许正是因为饱尝那些压迫，那些人一旦获得特权，立刻表现出变本加厉的冷漠和傲慢。

“这是系统问题”，出租车司机也开始进行这样的理论性评价。充满义愤的道德谴责，似乎没有触碰到问题的实质；政府暴风骤雨的解决方式，注定只能是亡羊补牢，而且你在补住了这个缺口的同时，却可能对另一个缺口视而不见，直到再有羊从那里逃出来；至于公众，则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左右，他们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问题解决的唯一可能是被媒体所大规模报道，所以中央电视台门口总是站在上访的人群，他们胸前或脚下陈列着自己的冤情，面无表情、徒劳的等待着被关注；而商业机构，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没准备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谓最成功的、最聪明的，知道如何利用现有的方式，最大的程度推销自己的产品。

于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呈现出她的新面貌。她成功的将公众由政治人转化成经济人。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迅速被商业机构占领，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业机构演变——它自身成为一个个利益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惊人的高效。让经济学家张五常赞叹不已的“中国制度”，不正是他所谓的二千两百个县，像是两千两百个公司那样运转，他们在出卖土地、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饥饿感；而每个普通人则没机会让自己成长一名公民，他们要成为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将个人的丰富性弱化成单一物质欲望，将全部能量都转化成积累；而商业机构一方面生活在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不确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战与平衡力量，他们经常将公共资源的转化成私人利润，覆盖在淮海路边的电子屏幕，城市楼房中电梯里、甚至洗手间里的广告牌，这些空间不该属于任何人，但是它都转化成中国最成功商人的江南春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了……

但是社会力量却迟迟没有生长起来。它本应给个人提供社区感，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演练他们的共处与建设能力。于是，而在这一切转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力量平抚人们内心的巨痛，也没有什么地方收容那些失败者，或是受伤的人。支配整个社会的公共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仰慕，却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孤立无援，经常凭借虚假的乐观、迟钝，或者是一种轻视一切的犬儒态度来继续生活。

但是，那些地下的幽灵终有一日将来报复你。事实上，我们不正遭遇到报复吗？在三鹿集团辉煌业绩的背后，原来是幼小的生命的代价。你只能暂时庆幸，它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种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经笼罩了所有人吗。在名为《中国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读到这样的话：“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作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碘超标还掺了三聚青氨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点跌到1240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养的黄蟮……”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玩笑，但在这玩笑背后蕴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倘若日后的历史学家想要了解二零零八年的中国，这则短信不容错过，它或许比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更能展现这个国家的内在情绪。

金银岛岛主

另一项学习英国

“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把苏联学垮了，后来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被我们学的不行了……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说，学美国，现在把美国也学出了问题。”

十月十九日的上海，经济学家周其仁对着一群听众这样讲。在它引发了一阵笑声中，你感觉得到其中杂陈的滋味。三分自嘲，三分自傲，两分迷惘，还有两分希望。不去理会其中的错误与简化，它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的精妙总结，一百六十年过去了，所有的模仿都像是孩童式的一时兴起，中国还是中国。这些一时的兴起，也多少表现出我们对于世界的一贯态度——我们只对表层产生兴趣，不去深究内在的原因，对一切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轻易的拥抱、轻易的舍弃，我们对外部世界和自身都保持着惊人的蒙昧，既不知自己为何成功，也不知为何失败。

在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后的将近两个月里，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对于美国的那种复杂内心。一方面，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快乐，看着一个强大得令人有压迫感国家的困境，给予我们某种信心；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时不生活在它的阴影下，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餐桌的谈话上，都是美国的消息，当中国的经济学家试图向公众分析这一切的原由时，他们使用的是美国的学术语言。很多人在其中看到了美国衰落，但它显示的却是美国支配性的地位——它在语言上、观念上主宰着世界，它为世界设定议题。

在看到奥巴马竞选获胜后的演说，我突然觉得那些“美国衰落”、“后美国时代”的标签是多么可笑。这个国家仍有着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一位黑人总统让美国梦再次闪耀，它穿透了华尔街制造的乌云。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年代，人们倾向于低估观念的力量。人们也生活在一个过分实用的年代，人们迷信物质的力量、利益的驱动，却不相信理想的光芒。但是奥巴马的压倒性的胜利，表明这个国家有勇气展开一场变革之旅。就像肯尼迪打破了五十年代美国的沉闷与庸俗一样，奥巴马有可能在这个新的全球年代，带来出人意料的希望。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的中国，从美式资本主义中学到了对市场的崇拜，学到了对贪婪的推崇，对成功的过度迷恋，学到了利用政治安排和金融工具来侵占公众财富。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从学习他们的自我修正机制，学习到他们直面自身困境的态度，这或许是学习中更为关键的部分。

金银岛岛主

一场大火


经过光华桥后，我们放慢速度，摇下车窗。一场大雪让北京安静下来，夜晚恢复了少许它本应有的肃穆与神秘。而那座尚未竣工就已完结的大楼，已是历史的遗迹，让人忍不住驻足。

一场大火，令它摆脱了长期的附属地位。它的整体结构仍在。如果白天望去，昔日灰土土的玻璃幕墙完全不见，像是镀上一层白色的香烟锡纸皮，只不过这锡皮已被烧过了，留下了坑坑点点，像是经历过一场痛苦的涅磐。那庞大歪曲的主楼倒显得不合时宜的笨重。总有人在这里拍照，人们在匆忙地亲历历史。他们比罗马人幸运，后者要等上两千年，才看到斗兽场被风蚀成沧桑的遗迹。而在北京，只一夜，崭新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残败。如果，你在这雪夜到来，这残败就更显触目惊心，白色的锡皮变成了夜晚的黑乎乎的一片，像是一垛架起的被烧尽的木柴。金台夕照，紧临它的地铁站有这样一个名字。

这座大楼属于中央电视台，世界最臃肿、也是最傲慢的新闻机构。自从二零零二年以来，这座由荷兰人库哈斯设计的大楼，就吸引了无数的惊叹和指责。它和鸟巢体育馆、T3航站楼一样，被视作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新地位的象征。建筑是一个国家气质再好不过的延伸。维多利亚风格的砖楼，是英国人十九世纪霸权的拓展；芝加哥三十年代兴起的那些方盒子，预示着美国的兴起。

“我看到了未来”，《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尼克莱·欧如索夫去年七月写道。这未来是什么呢？对于世界来说，或许是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它毫无眷恋地抛弃掉过去，拥抱最大胆的念头、最先进的技术。奥运会的开幕式，或许继续加深了欧如索夫的印象——那令人生畏的规模的力量。

但是，对于一个每天经过这座被戏称为“大裤衩”的建筑的北京人来说，它或是另一种感觉。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一种混合着权力与金钱的傲慢。是啊，谁能将中央电视台视作一家纯粹的新闻机构？

它成立于一九五八年，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分。不过那个时刻，电视在并不占有优势。在肯尼迪依靠电视形象击败尼克松时，两报一刊左右着中国的舆论。一九七八年，它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时，中国的改革也即将开始。在整个一九八零年代，它都刻板而忠诚地扮演着“喉舌”的角色。那是个信息、娱乐匮乏的年代，也是个电视开始普及、只有八个频道的年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播放的新闻节目、电视剧、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甚至关于动物的专题片，都是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中心。人们毫无理由地信任它、热爱它，因为除去如此，也不知该信任些什么别的。赵忠祥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的声音忠厚、一丝不苟、权威，像是国家权力突然放弃了口号，开始温柔地对你说话。

一九九零年代初，中国再度变化了。政治生活不再覆盖一切，人们也恐惧了、厌倦了谈论政治，市场改革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空间，人们想看到、听到些别的。一批富有梦想和才干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庞大的体制。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声音、新的语言。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变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他们探寻、质问、追究、用正常人的腔调讲话、雄心勃勃地去报道世界。在中国公众中，它赢得了新的信任，复兴路上的中央电视台门口，每天站立着胸前挂着伸冤的状纸的穷苦人，满脸的不幸与木然，他们徒劳地相信如果被《焦点访谈》报道了，比信访办的接待，更有效果。白岩松与水均益曾是这个年代的标志，他们年轻、生涩，却好奇心十足。

但这一切再度改变了。我忘记了《东方时空》如何悄然无声地滑落出人们关注的视野的，那个优秀的小团体是如何分崩离析的。它同样掉入了中国所有的新事物的发展窠臼，在足够成熟之前，它已经开始腐烂。这既是成功必然的腐蚀，似乎也是这个社会的逻辑，它终究会磨掉所有与众不同的东西的棱角。

一个更喧闹的时代开始了。信息不再是稀少，而是太多了；人们的注意力短暂、身心疲倦，只希望在娱乐中获得放松；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强大与更精致了，禁区越来越多了；政府变得更富有了，它可以拨出足够的款项，让你去开通新的频道，它也深知在这个信息的年代，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利益的诱惑也越来越惊人，将通过政治垄断获得的信息，转化成市场的价格，是多让人心动的交易。

所以，它迅速地扩张，迅速地转型。它开通二十四小时的新闻台，在北美、欧洲播放新闻节目，不断地开办各种娱乐节目。于是，两条战线同时展开了。一方面，它要严格地满足政治权力的要求，它学习现代新闻手段，但是完成的依旧是“喉舌”的工作，只不过这工作要精致、更有现代感。另一方面，它毫无原则地取悦公众，争相用低俗化的方式来获取收视率，所有媒体本应恪守的价值原则，都烟消云散了。或许，再没人比李咏更能代表这个新时代的气质了，他试图激起人们身上最浅薄的快感。

或许是即将完工的喜悦紧紧抓住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的内心。二月十三日夜晚，他们购买了据说高达几十万元的礼炮，并动用几台摄影机，去拍摄他们创造的这灿烂的夜空。但是，摄影机镜头却捕捉到了熊熊燃起的大楼。一位年轻的消防队员的生命，还有这座造价高昂的现代化大楼，就在这自我庆祝中，完结了。它像是个壮观的隐喻——那强大、那辉煌、那傲慢，都可能突然间烟消云散，似乎它自身的傲慢与笨拙足以摧毁它……

金银岛岛主

冷酷的盟友

一开始，港口拒绝卸货，并索要高额赔偿金，卸货完毕后，它又拒绝办理离港手续，当船长在期租人的同意下开航后，两艘军舰又追了上去，宣称它续擅自离港。 这艘货船之前装载过大米，它船员来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只是一群货运水手。军舰炮击发出警告，但是这艘货船并未服从命令，继续向公海方向行进。接下来，令人惊异一幕发生了，军舰开始用重机枪和火炮射击，迫使货船返航。
在长达几小时内，这艘九十八米长、十六米宽的货船处于被射击状态，身中超过五百炮，一名船员当即死亡，而剩下的船员分别乘坐两艘救生艇，逃离即将沉没的货轮。那一天风高浪急，其中一艘被救起，而另一艘则失踪了，其中有七名中国船员。

这一幕发生在二月十三日的中俄交界的海参崴附近海域。这艘新星号货轮属于一家香港公司，这一躺行程是从曼谷运送大米至俄罗斯的那霍德卡港。
这一事件随即变成了罗生门。俄罗斯政府确信，这一悲剧的全部原因在于船主，他违反了俄罗斯的相关法律，而一些俄国媒体称，这艘船涉嫌走私，运送劣质大米，因担心被追查而违法逃离。但中国船主则说，这纯属污蔑，真实情况是货船遭遇俄方种种刁难。中国外交部也无法接受俄方的解释，却也没有更具体的事实来反驳对方。而中国的国际法专家相信，俄的行为已涉嫌违反国际法，它的武装力量有示警、拦截和登船检查的权力，但很显然它在进行这一切努力之前，就使用了最冷酷的手段。
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军舰对于货船的连续数小时的射击，超过五百发的炮弹，让俄罗斯所有的法律意义上的自我辩护都充满滑稽。而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上，俄罗斯士兵在军舰上发出了“哈哈，终于打中了”的欢呼。（我们尚不清楚这视频从何而来）。
这艘名为“新星号”货轮的沉没是理解中俄关系的一个侧面。四天后，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的二百五十亿美元的长期贷款的协议则是另一个侧面，中国希望这一贷款能够交换到俄罗斯未来二十年三亿吨石油的保证。又四天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到北京，开始她首次的外交之旅，在她议事日程上，不再有民主化、人权等敏感命题，她转而谈论气候变迁、全球变暖，但是华盛顿与北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只是被暂时隐藏，却从未消失过。这或许是理解中俄关系的第三个侧面。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十月对塔斯社的记者表示。他指的是自从两国在一九九六年确认了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重新勘界，解决了漫长的领土纠纷，两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俄国的能源与中国的资金和产品都对对方有着吸引力，并加强了安全事务的合作。他没有更明确表明的是，在一个美国成为单一超级强权的新世界秩序里，中俄两国结成同盟，以制衡美国的力量。北京与华盛顿因为制度与价值观的差异，对彼此充满不信任；而莫斯科则警惕美国利益渗透到它到周边的领地。北京和莫斯科都对“颜色革命”忧心忡忡。共同利益、对抗美国的新意识形态，是中俄关系的基石。
但是新星号这一幕，却可能暴露出这联盟中致命的缺陷。中俄两国，其实从未真正平等相处，相互喜欢过。彼此的猜忌、不信任，深埋于两国的文化心理之中。对俄罗斯来说，自成吉思汗以来，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是占领者和入侵者，“黄祸”是埋藏于心底的噩梦。他们不会去区分蒙古人与汉人的差异。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俄罗斯是列强中最贪婪的一位，它侵吞中国的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双方也曾有过短暂的甜蜜，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中，李鸿章一直寄望于拉拢俄国，以对抗咄咄逼人的日本。当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爆发后，莫斯科的新政权曾被社会主义的理想光芒所照耀，要放弃沙皇时代对中国的种种特权，但随即国家利益战胜了世界主义精神。
即使在意识形态造就的冷战年代，中苏之间的联盟也经常显得过分脆弱，他们彼此指责、发生局部战争。以至于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和美国达成同盟，以对抗苏联不可扼制的扩张冲动。
由石油管道和共同的新权威主义信仰，所铸就的联盟能持续多久？我犹记两年前在黑龙江畔的瑗珲博物馆里，看到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所遭遇的屠杀。那是一九零零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俄军闯入中国人居住地，枪杀了上千名中国居民，将未来得及渡江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用刺刀逼入黑龙江中。我还记得在安静的瑗珲镇的一户人家里，一个老太太向我回忆起，她的祖父就是拉着一匹马的尾巴，侥幸逃生的，那一年他八岁。东北三省的老人家，或许也会记得苏联红军在进入东北时的蛮横。

当然，俄国人对于历史，必有其另一个版本。想必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中国人也同样是不可理喻。在他们经济最萧条的一九九零年代，中国的小贩曾用劣质品，大量地去欺诈他们，中国人自毁了形象。
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个喜欢伏特加、情感激烈、信仰宗教救赎、长期生活在寒冷与阴郁中的人群，和这个兢兢业业、被生存哲学控制的民族之间，始终难以真心彼此欣赏。我们宣称要达成真正的盟友，其实都对对方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