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岛岛主

暴风眼里的华尔街

9月26日，一个雾蒙蒙飘着小雨的日子。当美国国会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衮衮诸公正为是否支持布什政府多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舒困案而吵得脸红脖子粗，美国股市也为此忐忑不安，进退失据的时候，和讯驻美国特约记者石尔来到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华尔街。

正值中午时分，证交所墙外的屏幕显示，股市交易清淡，到中午时分都没有上涨的意思，显然前一晚白宫的挽救华尔街的方案搁浅后，投资者的信心跌到低谷。证交所的斜对角，曾是美国最早的联邦大楼的台阶上，美国国父华盛顿的铜像前，一个脸上戴着白色面具，胸前挂着‘贪焚的杀人犯’(Greedy Killer)标牌的女子一动不动，无声地表达对华尔街巨鳄们的谴责。

她的旁边，则是拉着‘接管案是臭大粪’(Bailout is Bullshit!)的横额，其中的BUSH几个字母还使用特别的字体，暗含对布什(Bush)的治国无能的讽刺。另两人则戴着粉红猪的面具，胸前挂着‘接管那些猪?’(Bailout the pigs?)。这场由建筑工人、运输工人、机械工、教师和其他工会成员组织的反对政府的7000亿美元金融舒困方案的示威已进入第二天，他们抗议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大手笔援助本就薪资惊人的华尔街高管，却听任黎民百姓的房屋被银行没收拍卖，投入房屋的资金血本无归。

一切都那么飘忽不定。华尔街，这个美国资本主义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仿佛一夕之间就黯然失色；世界金融中心，这个曾造就千万个亿万富翁的美国财富堡垒，竟然会因一场次贷风暴而显得不堪一击。

人心惶惶

‘现在哪一个不是人心惶惶？’趁着午餐时间出来与记者见面的一位友人的儿子刘达文称。自小从香港移民来美的他，两年前大学毕业后进入华尔街的明星公司高盛，在总部的投资核心部门工作。高盛虽然是华尔街未被击垮的两个投资银行之一，但也将被改造成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从此寿终正寝。两年前刘达文尽管只有大学本科学历，上的也只是纽约州的普通大学，但他的过人的敏锐和持重，加之他拥有商科和电脑双学位，使他在与哈佛、耶鲁等高材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签合约时高盛就发给1万美元合同费，希望留住这位人材。他得到的礼遇曾那样让旁人羡慕。

但他透露，进去以后他才发现要在那里站住脚太不容易。高盛的管理非常特别，每个季度，员工之间都要‘背靠靠’写评语、打分，风评不好的，马上就得走人。尤其现在华尔街大搬风，裁员之风日盛，即使业绩最稳的高盛，工作也没有保障。两周前的一天，与他同办公室邻座的一位白人女孩，突然被副总裁叫走，从此就再没露过面。过了几天，公司有人进来替她收东西，说是她业绩不佳，已被炒鱿鱼，办公室的东西要用速递(UPS)寄给她。

刘达文称，8、9月份以来因为并购案的原因，他办公室的人经常要忙到很晚才下班，连续几个星期，即使周五晚上工作到凌晨1点，第二天早上7点还得起来赶去加班。尽管他以商业机密为由婉拒透露并购的对象，但仍忍不住慨叹：‘保住这个饭碗已经不易了，谁敢吭气？’他说，他在公司算小字辈，本不奢望能拿多少奖金，今年就更不指望了。

华尔街员工今年的年终奖金可能出现史无前例的最大单年度跌幅，幅度之深之大，超过2001年‘九一一’当年的程度。总部设在纽约市的多家最大型金融公司最近发布的声明显示，它们今年发出的奖金将比去年减少至少八成。

刘达文表示，最近公司内部网站上突然出现不少公寓求售的贴子，都是要卖出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价钱比以前低多了，可见恐慌中大家都急着把房产出手。同事中许多人都在考应去商学院造，他也有些心动。尤其在现在的动荡时刻，与其整天提心吊胆，不如先去念书，两年后有了MBA学位，加上有高盛工作的背景，不愁找不到工作。

华尔街金融公司共约雇用17万8000人，据估计2009年以前将裁员多达4 万人。在华尔街的德意志银行美国总部任职的华裔部门副总裁汪勤表示，他进入公司近四年，正在公司担保下申办绿卡。他考虑的不是增加收入和职位升迁，而是如何保住工作，以免一旦被解雇后丧失居留身分。

萧条如瘟疫，无人能幸免

华尔街股市有如过山车地往下俯冲，祖籍湖南、在华尔街附近华伦街 (Warren Street)开特级雪茄店的胡家鹏特别敏感。老客人总爱在收盘后来店里点个卯，古巴雪茄一点上就大摆龙门阵。胡家鹏说，‘雪茄还是以前的雪茄品牌，只是他的熟客们这几天都不见踪影了。’胡家鹏的雪茄店已有10来年历史，他的熟客遍及交易所的大盘商、诉讼律师其至FBI探员和一些金融公司的职员。

胡家鹏雪茄店的生意以华尔街顾客为主要来源，他的收银机也和华尔街的收盘指数一起上上下下，而且比起附近的礼品、服饰店更敏感。一周前股市崩盘，老顾客不是没心情，就是被老板关在办公室，他的生意也突然清淡了。

胡家鹏说，雪茄是和香槟酒一样的奢侈品，最贵的35美元一枝，都是在股价大涨时才供不应求的。华尔街卖雪茄，旺季刚好也和证券公司分红的时机配合，12月年终分红的消息传出，雪茄最畅销；1、2月份拿到红利，雪茄销售更创佳绩。那些每个月固定整盒订购古巴雪茄的顾客，如果哪个月突然暂时不抽了，必然表示他在股市里赔惨了，或者可能被炒鱿鱼了。

他称，他不爱炒股，否则常常可以从客人那里听到最内线的股票‘明牌’，曾有一位熟客欠了几百块钱尾数，坚持不给，神秘兮兮地告诉他一只必赚的‘明牌’来抵帐，他只当是玩笑话。不料另一位听到的客人却当真了，两个星期后，这位旁听者向他炫耀说，他赶紧买了那只股票，结果赚了20几万。

华尔街金融危机正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型态。有消息说，倒台的雷曼兄弟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富尔德(Richard Fuld)夫妇上个月悄悄委托佳士得公司拍卖他们拥有的16张名画，其中现代画大师Arshile Gorky的作品‘痛苦一号’(Study for Agony I)颇能反映富尔德此刻的心境。雷曼公司破产后，随着该公司股票变成废纸，富尔德的身价也大跌。去年2月雷曼股价达到86.18美元的颠峰时，他拥有的公司股份总值9亿9350万美元。现在雷曼股价只有大约33美分，他的财富也跟着大大缩水，以至于要出售名画。世事实在难料。

如果说富尔德损失的只是公司分配的股票，普通从业人员和纽约市普市民的损失则更大，甚至他们的安身之处都受到威胁。最近几个月曼哈顿的租屋市场十分疲软，高级公寓大楼的房东已开始用各种优惠吸引富有的租户，位于华尔街金融区Exchange Place 20号的一栋57层出租公寓大楼，为吸引租户，更使出不少怪招：大楼房东愿意为租户付仲介费，免收一个月房租，不收押金，还提供搬家日让租户的爱犬免费享受Spa，尽量减轻宠物和主人搬家的紧张和劳累等，但即使这样，房客仍是难找。

雷曼、美林、华盛顿互惠一个个倒下了，华克维银行还在苟延残喘，全美规模首屈一指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虽然保住了，但未来前景如何，还难逆料。美国许多人都在担心他们积攒了一辈子的退休基金，他们在投资银行的金钱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下一个倒下的骨牌是什么？信用卡债？社安基金？不确定的情绪仍在像瘟疫一样蔓延。

求助于算命与宗教

通往华尔街的地铁车厢里，随处可见到一张这样的传单：‘你是否不如意和沮丧？你的运气是否比以往差？’在全美金融业起伏不定的时刻，这些话语似乎说中了许多民众的心事。这个算命广告还保证任何问题每天24小时都可获得答案。纽约市数百家占卜算命店和许多高级命相师最近生意兴隆。他们说，在经济困局淹没金融市场的今天，民众深忧金钱损失，导致他们的生意火速增长。

按照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那位曾被‘福布斯’杂志(Forbes)誉为‘华尔街的灵媒’的布朗透露，她接待的客人最近的确有所增加，她的顾客包括金融界大亨和名人。50岁的布朗表示，她跟那些利用别人恐惧心理赚钱的占卜者不同，她每次只收费150美元，总能指出他们的前程，让他们在金融危机中走出阴霾。在曼哈顿东村的一间公寓替人算命的灵媒查法萧则说：‘民众目前关心的是就业问题，我听到较多有关会否失业的疑问。’

与那些向算命师乞灵的人不同的是，也有一些人希望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在乱世中找到平衡。26日午餐时间，位于华尔街与百老汇大道相交处的三一教堂人骤然多了起来，有的是游人，但大多数是穿西装或套装的神情彷徨的男女，显然是周围金融大楼的上班族。他们坐在那里祈祷或掩面哭泣，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牧师波祖第─琼斯表示，他们中不少人表示，不知道他们的雇主是否能撑过明天。他因此在午餐时间布道中说：‘经济金融危机提醒我们不能信任财富、不能信任金钱。’他说，最近甚至有失去工作的人，请求他帮忙缴房租。

波祖第─琼斯表示：‘来教堂的人最近的确在增多。’该教堂未来数周将举办特别研讨会，包括‘在不确定时期处理压力’和‘转业咨询’。

离开华尔街前，记者特别去向位于金融区边缘的百老汇大道的那座着名的铜牛。一位观光客站在艺术家狄摩狄卡(Arturo Di MoDica)1989年为美国金融复苏而创制的7000磅重、11英尺高的大铜牛(Charging Bull)跟前留影。合影完毕，她好奇地打听说：‘我们希望知道熊在那里。’

她可能不知道，离华尔街不远、位于唐人街凯瑟琳街(Catherine Street)夹门罗街(Monroe Street)的史密斯游乐场(Alfred E. Smith Playground)上，摆着一尊由雕塑家曼休(Paul Manship)创作的姿态优美的铜熊雕塑。不过她也不需要知道，因为事实上现在的华尔街，熊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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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从造富神话到罪恶之源

华尔街的一端是那头标志性的巨大铜牛，另一端则是17世纪的教堂和墓地。两端之间，步行最多20分钟。在哲学的意义上，短促得就像人生……

造富神话破灭后的罪恶本质

对于很多人来说，纽约华尔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全球经济的心脏。过去，华尔街曾是点石成金、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华尔街曾成就了巴菲特、索罗斯、格雷厄姆等亿万富豪。但是随着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华尔街也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罪恶之源。

美林、雷曼兄弟、AIG……一个个不可一世的金融巨头轰然倒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金融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创造和采用的业务手段，无疑曾经创造了公司的辉煌，但却为这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他们被称为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令人愤怒的是，这些一手制造了危机的华尔街高层们，危机之后却拿着千万美元离职金全身而退，之后又改换门庭成为另一家公司的掌舵人最终为危机买单的是美国的纳税人、全世界的中小股民和新兴市场国家!

著名的金融学家邹恒甫认为，华尔街最近的全面垮塌是虚拟金融资本剥削、竞争、欺骗、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只作假账、操纵市场的必然结果，与几年前安然的倒闭没有任何差别。畅销书《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华尔街的贪婪、欺诈和无知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骗局之始：贷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

尽管“金融海啸”来势凶猛，扑朔迷离，但是追本溯源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造富神话。另一本畅销书《次贷危机》这样写道：世界上最好赚的是穷人口袋里的钱；把穷人打扮成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就可以赚全世界的钱。

从次级贷款到次级债，就是这样的逻辑。通过包装美国的穷人，造成美国房地产一片繁荣的假象，就可以在全世界圈钱，让全世界的人，帮着美国的穷人买房子，这个想法确实不错。于是，一个叫次级贷的金融产品就诞生了。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就是通过金融市场，把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拉入了不该进入的消费市场，然后将这些贷款证券化，以高额的回报率卖给机构和个人投资。

一场资本豪赌就这样开始了。雷曼倒闭，就是因为在次贷中赌得太狠。华尔街流行一句名言：“哪里有股市，哪里就有丑闻”。华尔街的每一桩丑闻都与贪财有关。华尔街因贪婪而疯狂，华尔街因失去理性而恐慌。华尔街点石成金术——把贷款的纸片变成金钱的魔术彻底演砸了。

赤裸裸的欺诈：与评级机构狼狈为奸

美国的金融评级机构原本是为了确保债券的信用度而设立的，但是现在这些评级机构却丧失了中立，和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的购买者。美国这些所谓的权威评级机构收了一点好处费，就给这些“创新债券”盖上5A标记，欺骗全世界的购买者。一位接近纽约联储的专家表示，评级公司要为如今的危机负很大的责任，“他们不够自律、放松标准甚至造假，导致市场为资产定价的基础信息发生错误。”自去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初，评级机构就饱受诟病。

错误的数据假设、迟缓的信用级别更新导致了误差巨大的评级结果。更有甚者，许多机构对于“违约率”这样一个房贷关键数据，使用的竟然是2001年－2003年低利率环境下的历史数据。进而有学者认为，机构之间存在着默契的“合谋”，认为评级机构受雇于投行，其与所评级产品的发行方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导致评级不够中立。

高管下课不过是换一个轮椅

在亏损不断增加并面临管理失误指责的情况下，许多高级银行家和交易员的职业生涯中断。不过，与其他行业的管理者相比，通过在另一家银行任职或创办自己的企业，他们安然脱险的几率很高。也正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华尔街的高管们只顾着自己贪婪地捞钱，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出事了，最后也有政府出面收拾残局。10年前，时任花旗集团总裁的戴蒙被辞退，如今他却成为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

任何一个行业的高管都能让脱轨的职业生涯重入正轨。但在金融服务业，这个过程可能更快，也更为容易。华尔街动荡的本质常常有助于增强被免高管的理由：他们并非唯一因为犯错而离职的人。多数华尔街高管在丢掉工作后的很长时间都能保住自己的名誉，当然还有他们巨大的人脉。“相对于在食品或剃须刀行业打拼的人，金融业参与者更容易看到职场阳光。”一位高管猎头表示，“在更为广泛的工业领域，决策不会很快，行动也更为缓慢。在金融服务业，人们可能在一夜之间名声大起抑或名誉扫地，然后再重建自己的名誉。”

事实上，不少华尔街高管早在金融海啸袭来之前，及时带着巨额离职金“逃之夭夭”。不到一年前，美林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奥尼尔离职时获得如今价值6600万美元的丰厚报酬。而现在，美林已经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著名财经博客《宏图》的作者巴里－里科兹表示：“之前就是这些人在冒险，但是现在他们却无需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任何代价。”

花旗银行总裁普林斯离职时带走1400万美元的现金、150万美元的额外津贴和价值50万美元的股份。而在普林斯离职之前，花旗银行刚刚公布远超人们预期的巨额亏损。

华尔街文化：“贪婪是好的”

1987年，迈克尔－道格拉斯凭借影片《华尔街》捧走了奥斯卡“小金人”，他饰演的银行家戈登有句名言：“贪婪是好的。”赚钱越多，在华尔街越受尊敬。因为贪婪，他们拼命追求高额利润甚至贷款投资，最终导致美国信用的破产。华尔街模式破产的事实表明：“贪婪不是好的。”

加拿大宏利集团全球投资部资深顾问陈思进表示，在AIG没有出问题前，该集团是世界保险集团的老大，而加拿大的宏利集团位居第二，但现在宏利是老大了。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人太贪婪，扩张太凶猛。问题是，华尔街人赚钱后装进腰包，赔钱后却拍拍屁股走人，自己不掏腰包。“这与赌场不一样。在赌场赌钱，输赢都是自己的钱。在华尔街输钱的话，买单的是全国的纳税人。”他说，因为只赚不赔，再加上政府缺乏监管，这些人的胆子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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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华尔街最会赚钱的人遭遇滑铁卢

华尔街最会赚钱的投资经理、有“华尔街金童”之称的格里芬(Kenneth C. Griffin)，10几岁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因偶而从《福布斯》(Forbes)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投资的文章，对投资发生兴趣，于是在学生宿舍成立两个对冲基金，趁课间休息时进行交易，30岁左右便在华尔街扬名立万，拥有自己的基金公司，管理多达2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人趋之若鹜。他立下的远大志向是有朝一日取代高盛(Goldman Sachs)，成为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场由次级房贷引起的金融危机，不仅让他的假想敌高盛等五家华尔街投资银行销声匿迹，他本人的财富也大量缩水，他的基金公司就在最近的几个星期内损失多达20%，为美国对冲基金平均损失的两倍。据《和讯网》报道称，眼看10月15日他的40岁生日将到，却还得前往首都华盛顿，为国会针对对冲基金的调查作证。

格里芬创立的基金公司The Citadel Group位于芝加哥，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运营良好，是华尔街最杰出的投资基金之一，此次却未能逃脱金融危机的打击，截至9月30日，公司的两个主要基金损失都达20%以上。另两个小型基金情况也不妙。根据《福布斯》的统计，格里芬的财富在去年为30亿美元，在美国富豪榜中排位 117。他还曾因1999年以6000万美元的大手笔收藏后印象主义画家塞尚(Paul Cezanne)的名画《窗帘、水瓶和水果篮》而在艺术界引起轰动。

在这一波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备受冲击。Citadel公司营运长坦承：“9月份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该公司正式成立于1998年，从公司成立至2007年，其投资回报率每年都在20%，是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的三倍以上。Citadel公司成立时资产只有460万美元，但10年间该公司的储备资金已增加到60亿美元。如此骄人的投资回报率给格里芬带来财富，也使这位从未失手的投资家的胃口越来越大。就在不久前，他还在筹备让该公司上市，但现在的市况下，要上市恐怕难上加难。

Citadel公司今年遭遇滑铁卢，问题主要出在抵押资产交易以及两个套利的战略投资上。前者押宝在公司的兼并，后者则押在可转换债券上。其中不少都是从雷曼兄弟和美林公司买来的债券，这两家公司一家已破产，一家被抄底收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上个颁布的禁止卖空金融公司股票的规定也让格里奋损失不少。现在格里奋陷入两难，如果关闭这两个基金，他不仅失去20%的利润分成，还得支付客户的存款利息。该公司上市就更加渺茫了。

格里芬过去的成功故事，曾为华尔街投资家津津乐道。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的一个壮举是，请人在他的学生宿安装特别的卫星天线，以便即时接受华尔街股市交易的实况数据。在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他获得投资家麦雅(Frank C. Meyer)的青睐，麦雅交给他100万美元让他管理，他的回报率很轻松就超过麦雅的预期。此后麦雅交给交易的资，回报率都超过麦雅的预期。他的名气很快就在华尔街打响。在他成立的基金公司里，他网罗的人才不光是金融专才，还包括数学、物理、工程、投资分析和先进电脑科技等方面的杰出人才。

为因应一片恐慌中大量投资者撤资的浪潮，格里芬正考虑减低投资人所付的昂贵的费用，以留住投资者。他正开发几种低收费的基金，按照“2／20”的结构，该公司只收取2%的手续费，投资人盈利后该公司再收取20%的利润。这比过去来说已大幅减少。由于投资者对卖空风险的担忧，他的一些基金也只做投资，不做卖空。

格里芬在过去10年中，以过人的智慧创造了华尔街的奇迹，如今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他是否能安然度过，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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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死于自杀还是谋杀？

现在你很容易就会变成金融怀疑论者。且让我们提醒自己，将我们带进当前困境的金融创新，在不久前还显得理由十足。

谁不想让信贷市场为购置房产服务？因此，我们开始将真正的竞争引入抵押借贷领域。我们允许非银行机构开展房贷业务，让它们向有意购房但得不到传统借款机构的人提供更有创意、更负担得起的抵押贷款。然后，我们允许这些贷款被集中包装成向投资者出售的债券，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风险的降低。我们进一步把这些住房贷款的现金流拆分成风险不同的若干部分，为高风险债券的持有者补偿更高的利率。接着我们号召信用评级机构证明：由风险较低的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安全到可以由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来购买。如果有些人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又创造出衍生产品，允许投资者为债券发行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投保。

如果你想展示金融创新的好处，那么，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实例。多亏了这些债券，让成百上千万一直被排挤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产，让投资者赢得了高收益，也让金融中介机构赚足了服务费和佣金。

这项创新看来美得像一场梦——直到大约一年半以前，许多金融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还这么以为。

然后，一切都轰然倒塌。近几个月来，吞没金融市场的这次危机埋葬了华尔街，也动摇了美国的地位。美国财政部被迫提出对被困金融机构的近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让此前新兴市场的灾难——像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之下都显得小巫见大巫。

但到底错在哪？如果我们的补救措施没有对准真正导致危机的因素，我们新激发的监管热情就可能在杀死有毒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让有用的创新无法幸免。问题在于可疑的对象很多。是那些居心不良的抵押贷款者诱使毫无疑心的借款者陷入了债务陷阱？或许是。但是，这些策略对放贷者本身并没有意义，除非他们相信住宅价格会一直上涨下去。

那么，也许罪魁祸首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房地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不愿意放走泡沫中的空气。即便如此，债务抵押债券和类似债券快速膨胀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维持抵押借贷的所需。信用违约互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成了一种替代保险的投机工具，其总额则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2万亿美元。

因此，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在追求高收益时无所不用其极，这场危机可能不会达到现在的规模。可问题是，信用评级机构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及时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这些市场就不会吞噬掉这么多的投资者。这难道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宏观经济决策者本来可以齐心协力，及时采取行动消除不可持续的巨额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那样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流动性在市场上游来荡去，静候灾难的出现。但也许真正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是美国财政部在危机爆发时处置不当。虽然形势很不乐观，但致使信贷市场失灵的却是财政部长保尔森拒绝为雷曼兄弟提供救援。就在这项决策作出后，就连资金最充裕企业的短期融资实际也陷入了崩溃的状态，而且整个金融体系也都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也许保尔森当时最好能克制住自己的厌恶情绪，对雷曼采取已经加诸于贝尔斯登、AIG同样的措施：拿纳税人的钱救它们。这样，华尔街也许可以幸存下来，而美国纳税人也许可以避免支付数额更大的账单。

也许，我们根本就无法找出导致金融体系在我们面前爆炸的单一原因。如果你还愿意相信金融理智，一个能带来些许安慰的想法是：这是一场“完美风暴”，一次需要许多星座同时连成一线才会爆发的非常罕见的灾难。那么，对华尔街的验尸结果会揭示什么？这是个自杀案件？是谋杀？还是意外死亡？还是一次罕见的器官全面衰竭个案？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立法者为防止危机再次爆发所制定的法律和防范措施，也因此必然难以摆脱效果不明显而且无法确定的困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这次危机消失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我们还是会在将来某一天面对另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你可以把一生的积蓄都押在上面。事实上，你也许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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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卖方”：露脸和丢脸常常紧相连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曾经名声显赫的美国五大投行已基本不复存在。李曼倒闭，美林和贝尔斯登被收购，仅存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变成了综合性银行。但我认为，大家不要被这些变化所误导，美国投行的业务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受到影响，因为顶着综合银行的名义，照样可以做投资银行业务，而且在原来投行业务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存贷款的业务。同时，很多新的投资银行还会在美国不断地产生。这就是美国，只要市场有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就会应运而生。当然，投行会不会象以往那样大起大落，从业人员能不能继续保持丰厚的报酬，倒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所以，了解这一行业的特点以及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通常来讲，华尔街的“卖方”就业机会竞争比较激烈。在金融危机以前，投行的业务不仅具有挑战性，而且从业人员的收入颇丰。在经济好的年份，报酬是很高的。因为，一个好的投行，如果赶上股市暴涨的年份，要上市的公司就特别多，作为帮助上市的投行，承销这些股票就变得十分容易。因为，股市暴涨的时候，常常是投资人疯狂的时候，投行基本上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这些股票卖光。想想看，在美国科技股泡沫的时候，或者在中国股票市场暴涨的时候，任何一个新的上市公司，其承购与发行比例哪个不是超过百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投行赚钱就十分容易，投行的每个从业人员就会拿到十分可观的奖金。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好的投行在好的年景下，资深秘书的收入也会达到六位数，这曾被媒体广为报道。

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投行的业务一般用人都比较少。因此，投行的工作直接与上市公司的上层接触，而且所涉及的资金周转金额往往都比较大。例如，一个公司准备兼并另外一家公司，其转手的规模动辄几百亿美元，一个这样的兼并案例完成，其佣金即使以较小的百分比计算，也会轻而易举地过亿。但从事这个兼并案的投行人员可能仅仅是几个人而已。特别是有些投行的激励机制如果是按照创造的利润提成的话，这些人的收入当然十分可观。

当然投行也不是一切都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投行的稳定性比较差。市场行情变化莫测，不要说年初和年末会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月初和月末也会有天壤之别。所以，能不能赚到那么多钱，能不能顺利地把一个公司推向市场，承担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所以，最有挑战性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能够及时地把公司推向市场。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就是没有把握好时机，没有顺利地把股票推向市场，或者没有达到预定的发行价格和数量。这样的结果当然都是投行和融资的公司所不愿意见到的。

正是投行的这些不稳定的特点，决定了投行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往往比较差。当市场条件好的时候，大量公司准备上市，加上兼并和重组，使投行感觉人手不够。所以，投行在估计未来一年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下，就会从应届的MBA或大学毕业生当中录用很多新人，让他们从事上市或兼并所需要的分析和营销相关的各种文件的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常常需要大量的人员，而且赶时间要速度。这些年轻的应届毕业生就成了最佳人选。他们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急于表现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少有怨言，大家有时戏称他们是最好的“奴隶”。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随着景气的降温，上市公司的减少以及业务量的慢慢枯竭，投行的瘦身也就开始了。那些经过一段卖命工作的新的“银行家”们该面临公司的定夺了。公司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当然不用担心；公司认为在未来几年可能不太需要的人，就成了不景气的牺牲品，加入了重新找工作的行列。

“卖方”分析师是另外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卖方的分析师主要是分析和研究市场和公司的情况，为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提供投资的建议。这些分析师在华尔街的地位与其所在的公司和研究的领域关系很大。但更为主要的将取决于他们对市场的影响力。有些杰出的卖方分析师具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一句话能够让股票上涨或下跌很多。这样的分析师其报酬也非常可观，拿到七位数的分析师在华尔街也大有人在。当然，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分析师则要经过相当的历练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个过程对很多分析师也是个煎熬的过程。因为，他们无法隐蔽自己的观点，也无法隐藏自己的业绩。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投资推介，投资人的记忆是非常好的。错误的推介不仅有可能损及到公司的利益，很多时候还会断送这些人的职业前程。的确，卖方的分析师如果做得好，容易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要是做得不好呢，臭名远扬也在所难免，就像我的初中老师曾经说过的：露脸和丢脸常常紧相连。

华人在“卖方”无论是做投行还是分析师，要成为明星级的人物，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卖方人员的本领就是要有销售的本领，对语言的要求比较高，要经常见客户，向客户推介你的投资理念。华人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的劣势，要想得到大多数美国投资人的认可，常常会付出比同行们更大的代价。对华人来说，在美国能做到顶尖的投资银行家就更为困难。因为，帮助分析参与研究往往较为容易，但要能够周旋于美国大公司的主管行列，使他们愿意把这些投行的业务交给你来做，就要困难多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能够做得比较好的华人投资银行家要么在香港，要么在大陆，因为，在那里延揽到业务的可能性将大大地提高。

在“卖方”还有很多其它相关的岗位，例如，交易和交易相关的助理与研究工作等等，在这里都不能一一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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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和战略分析师们

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和战略分析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极小群体。他们有的属于“卖方”，有的属于“买方”，具体划分应根据他们所服务的公司而定的。

说他们是一个极小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在人数上的确仅仅占华尔街就业人员的极小比重。尽管如此，他们的能见度很高，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大，媒体对他们的关注程度也非比寻常。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职位赋予他们的市场或营销的功能。即便是“买方”机构的经济学家或战略分析师，他们不仅要服务于本公司的投资决策，更为主要的，他们常常是这些“买方”投资管理机构的发言人，把对市场的判断传递给他们自己的客户。

经济学家当然是研究经济的，但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与大学里的经济教授们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必须要研究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资本市场。华尔街是应用理论的场所，投资人感兴趣的是如何去做。或者说当前的经济环境或趋势，为投资人提供必要的投资线索。

所以，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为那些需要宏观因素来决定其投资方向的机构和基金经理们提供了参考，但对于那些崇尚基本面分析或数量模型的投资者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各大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经济研究部和首席经济学家。以“买方”的观点来看，这些“卖方”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常常差别很大，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衰退的判断经常是南辕北辙。久而久之，“买方”的基金经理们对这些经济学家的重视程度也减退了不少，当然，仍然作为经济判断的重要参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们不太预测股票市场。华尔街的投资人也不太在乎他们的预测。原因十分简单：有经验的投资人都知道，预测股票市场在某个时间达到某个水平，实在是个自欺欺人的东西。不得已的情况下，说一说还行，要是叫起真来，没有人能够说的让人信服，即便是对了也是偶然的因素大于必然。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经济学家们预测股票市场似乎成为一种时髦，投资人对这种预测也过于认真，无形中增加了对国内经济学家们的压力。

在预测股票市场问题上，高盛的著名战略分析师曾经公开讲过：预测未来股市，能够准确判断趋势已经是成功了；如果非要给出确切的指数水平的话，最好不要给出时间，那样会留有一些余地。换句话说，可以告诉你道琼斯工业指数可以到一个高水平，但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当然可以无限期地准确；或者仅仅告诉你道琼斯工业指数明年会上涨，但不能告诉你具体涨多少。这不是笑话，这是实际情况。就这点来说，“卖方”的经济学家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投资大众却常常会记住他们错误的判断。正是这样一种原因，国内的经济学家常常成为投资人指责的对象。

其实，美国在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也是一样，预测当然有对也有错的时候，所不同的是，他们很少受到“买方”投资人的过多指责，顶多对他的预测置之不理就是了。

大摩经济学家罗奇的“小插曲”记得95年的时候，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罗奇到我们公司来参加午餐会，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基金经理都到了，想听听他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那时他的观点比较悲观，但后来的市场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两年以后，他又来我们公司午餐会，参加的人包括我在内仅剩3个人，一个是公司分管投资的主管，一个是研究部的主任，我是唯一的一个基金经理。

如此冷清的场面，罗奇非常自嘲地调侃：“没关系的，我虽然经历了艰难的时间，但我老婆还和我在一起。”说了以后，他觉得调侃不到位，又补充说：“就是老婆最近有些不正常，因为那天我在衣橱里发现了一双男人的鞋子。”我们研究部的主任话接的很快：“确认一下，那鞋不是我的吧？”大家哈哈一笑了之。外国人可以拿自己的老婆开玩笑，这大概是西方人摆脱尴尬的一种幽默吧。

投资战略分析师风光就几年投资战略分析师研究的问题比经济学家要实际的多，他们不仅要给出市场的具体走势，还要提供详细的投资选择。至少，他们要建议投资人在资产配置上，什么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例如，股票、债券和现金的持有比例，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的股票配置以及不同类别的债券持有比例等等。好的战略分析师甚至对具体的股票选择也有很多独到之处。即便如此，这样的职位也很有挑战性，一个人可以一夕成名，也可以中断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90年代初，里曼兄弟公司的首席战略分析师伊林，在华尔街是鼎鼎大名的年轻女将。她的成名是在1987年成功地预测了股票市场的崩盘，因为她在黑色星期一之前，告诫她的客户尽快卖掉所有的股票。就因为这一预测，她很快成了华尔街的宠儿，到处演讲、预测。

90年代初其声望已如日中天。当然，她的报酬也直线上升，据传在80年代末，她的每年现金报酬就达到了250万美元，股票当然另计。不仅如此，她在里曼有很大的办公室，还配备了至少十几个研究人员供她调配。这样的明星当然对公司的管理层也构成了压力，从93年开始，上层给他配备了一个排名第二的战略分析师汉森女士，名曰帮助其工作，实则不愿意看到她不断增加的砝码。这当然是华尔街很多公司的一贯做法。

到了94年，里曼几乎就变成了两个战略分析师。但两个人对外的声音却南辕北辙。伊林认为未来的股市走强，建议投资人买入，但汉森女士认为股市会有问题，建议投资人减持。投资人面对这样来自同一个公司的报告，当然会感觉无所适从。只好向里曼高层抱怨，里曼不能这样对投资人不负责任。里曼管理层在这样的压力下，必须在两个人当中作出选择。出于政治的原因，里曼很快作出决定，选择了汉森女士，把伊林赶出了里曼。当然，两个战略分析师的矛盾结束了，可二位的结果却也不相上下。

伊林离开里曼以后，当然是自立门户，自己当老板，仍然做投资战略分析的研究，开始还有一些客户，据说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她的竞争对手汉森女士，在成为里曼的首席战略分析师以后，她当然必须坚持她对市场可能走弱的先前判断，但市场也不给她帮忙，却一直走强。坚持了几个月，似乎证明伊林是对的，这让里曼的管理层也很丢面子，在市场和舆论的压力下，几个月以后，汉森女士“自动”辞职，黯然离开了华尔街，结束了其战略分析师的职业生涯。

在华尔街，要能够成为常胜将军太难了！这里同样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就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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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

大家可能已经熟知退休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对冲基金，在此基础上，加上专门的理财公司和各种特殊账户管理公司等等，这就构成了所谓“买方”的投资机构。“买方”常常是华尔街比较喜爱的领域。不仅因为“买方”相对稳定的工作特点，还在于“买方”易于展示一个人的真实本领。

当然在“买方”更能够使从业人员有很大的缓冲时间，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建立自己的职业基础。也有人称“买方”是上上职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不会给“买方”人员带来就业的困难，相反，经验常常成为这些人的价值所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管钱”或理财当作自己职业的首选，致使“买方”的职位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和挑战性。

“买方”虽然为很多人所青睐，但这个行业能够容纳的从业人员实在是比较少。在美国，即便是一个管理几千亿美元的公司，如果聘请外部结算机构的话，其管理人员也就是几百人。买方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因为，一个基金经理或理财专家，管理的资产可达数十亿，甚至到几百亿。

当时，富达基金公司的旗舰基金就高达 500多亿美元。正是因为“买方”用的人比较少，职位也就比较少，一个好的基金经理能够做几十年，投资人一直会追随这样的基金经理。所以，能够在“买方” 寻求到就业机会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那些直接拥有投资决策权的岗位就更难。

虽然“买方”用的人数较少，但“买方”的种类却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一个重要的划分方法就是根据政府对其监管的力度来划分。

政府管的最多，立法也相当严苛的是那些退休基金。

美国的退休基金有专门的“雇员退休基金法”作为其管理的根本条法。要求管理公司必须降低风险，投资策略十分保守，以保障退休人员能够获取最佳利益。在退休基金的管理上，由于法规的种种限制，投资上不能有太大的灵活性，这里的基金经理们在报酬上常常受到很多制约，特别是来自出资方和利益方的双重压力，使他们的报酬比其它买方基金经理要低一些。

好的方面是：退休基金常常是机构对机构，不会有每日报价的压力，其业绩和操作方法几乎不对大众公开。即便是管理公司对托管单位也大都是每季度报告一次，管理关系的变更往往要拖很长时间。

除了退休基金以外，共同基金是华尔街一个很大的“买方”形式。

政府对于共同基金的监管相对于退休基金要松一些。除了“共同基金法”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制约。当然，共同基金领域有自己的自律机构，通过自律性质的行业协会，使这个行业与政府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在管理上，共同基金公司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都比较强，无论在产品的开发和发行上都比较容易。

当然，共同基金属于零售产品，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所以，在风险控制的要求上还是满严的。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基金公司的透明度比较高，招股书不仅是投资人了解基金运作的主要文件，基金经理也必须遵从招股书的具体设计来规范其操作。共同基金的基金经理们的报酬比退休基金的要好，因为，好的基金经理在公众的声望很高，容易成为其他竞争对手挖角的对象。基金公司为了争夺人才，不得不对这些人付出较高的报酬。同时，共同基金的业绩大体上与市场同步，每天都有详细的结算价格。

对冲基金属于灵活性最高的“买方”投资形式。美国监管部门理念非常清楚，对冲基金不是面向普通大众的产品，是属于机构和少数有钱人的产品。监管部门对这类基金的最大制约就是不允许把产品销售给不合格的投资人。监管部门对所谓“合格的投资人”有严格的定义，例如，连续两年的平均收入要超25万美元，净资产在 250万美元以上等等。

这些具体的规定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说白了就是怕普通人可能不能承担其风险。从另一方面说，这也给了有钱人某些特权。因为，对冲基金在管理上十分灵活，基本上不受金融领域很多法规和条款的限制。对投资的领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限制，既可以做长期也可以做短期；既可以控股也可以卖空；既可以做境内也可以做海外。更为主要的是可以用杠杆的原理，通过借贷来加大投资回报的效果。这个领域较好的基金经理收入相当可观。他们不仅仅收取高于共同基金的管理费，还分享投资的利润。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于赚钱以后的利润分成，常常占到利润的20%以上。

还有一些特殊的“买方”理财公司，他们所管理的不是公开在市场销售的共同基金，也不是某些公司或机构的退休基金，而是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分散账户。

这里既有有钱人，也有普通的中低收入的投资者。投资的管理者可能会帮助客户推荐或购买共同基金，也投资债券或股票。这些职业经理们常常兼具销售和管理两种功能。很多这类公司大都是传统的合伙人式的，或独立的家族性的公司。

“买方”的基金经理们的工作环境比较好。这个环境指的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相对于“卖方”要短一些。还有就是心情相对比较好，因为这些基金经理们常常成为上市公司和“卖方”提供服务的对象。因为，他们掌握资本分配的权利。不仅那些需要资本的公司试图影响这些基金经理，即便是暂时不需要资金的公司心里也清楚，只有这些基金经理购买公司的股票，股票的价格才会上涨。对那些已经拥有公司股票的基金，能让他们长期持有才会使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再有就是这些基金经理们常常会走遍世界各地，为了寻找好股票，实地考察是他们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

“买方”的基金经理要么来自于“卖方”的分析师，要么就是在“买方”已经锻炼一段时间，被证明很有经验的分析师转任。华尔街的大部分基金经理们，至少应该有5年以上的经验。在美国，很难想象一个刚参加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就能够有机会成为基金经理。

当然，“买方”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判断或操作上失误都可能给投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当然，作为基金经理的当事人，为此承担的直接后果可能就是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基金经理的业绩都是有据可查的。那些专门评价各种投资基金的机构也会轻而易举地把其不良业绩录入其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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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交易员们

交易员在华尔街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业之一。交易员不仅直接接触市场，而且是在第一线搏击。业绩容易彰显，报酬也相对丰厚。当然这是就最好的结果而言。现实与这样的想象有时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要取决于什么类别的交易员，什么层次的交易员。

交易员的称谓就像军队中参谋的叫法一样，可以是三军统帅的参谋，直接参与决策；也可以是最基层最不重要的某部门的参谋，仅仅是个头衔而已。我常听到国内一些说法，并不是十分理解。例如，国内有时讲的操盘手，不知道是指的交易员还是基金经理，但我觉得似乎是直接操作的人员。所以，正确认识美国交易员的多样性和性质，可能更有助于大家理解国际资本市场。

通常来讲，交易过程不是买就是卖，但交易员在这种买卖当中，所起的作用和基本功能，在整个资本市场上却有很大不同。“卖方”的交易员，常常是为客户提供服务性质的，帮助客户完成交易。这样的交易员，有些是造市商，他们的交易过程纯粹是为了保证市场的流畅，在此基础上赚取一定的买卖差价。这样的交易员，往往分类比较细，交易的产品专业化很强，但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叱咤风云的大牌交易员。

那些大牌的交易员，往往是很多华尔街公司的自营交易平台。这些交易员实际上与基金经理类似。公司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分配给这些交易员，让他们在市场交易，为公司赚取利润。在这点上来说，和基金经理的功能是一样的。他们在公司的地位是由其所能够推动的资本与盈利水平来决定的。

实际上，每年媒体经常讲的那些赚大钱的交易员，大都出自这个领域。这些交易员常常为较大的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工作。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以后，有些人开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但这些人大都在大公司训练过。因为，他们的经验是靠公司的资金训练出来的，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熟练程度当然不是通过自学能够形成的。

交易员因交易的内容不一样而差别很大。有些人是交易政府债券的，相对来讲产品的规范程度很高，交易员之间的可比性较高。交易企业债券的难度可能要大一些，因为，企业债券的规范性比较差，波动性也大，所以，价值评估变得相对复杂。就股票交易员来说，其差别也有天壤之别。通常来讲，初学者通常是帮助完成交易的性质，资深的交易员或基金经理常常对交易方法和原则给出了适当的规范。所以，这些交易员不会有太多的主观下注的性质。作为机构投资人来说，比较有名而且得到重视的是那些能够大规模地交易，但又不至于对市场造成太大影响的交易员，这样对交易人员才是巨大的挑战。

即便是“买方”的这些交易员，他们的责任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我个人做基金经理十几年的经验，先后用过很多交易员，我发现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员。因为，再好的投资战略如果不是通过交易员及时、准确地变为现实投资行为，高回报率就是一句空话。

的确，即便是买方的交易员，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记得我曾经用过的一个老交易员，他在华尔街几十年，一直到退休，他几乎是市场的活字典。最绝的是他能够找到很低的价格买入，也能够以相对较高的价位卖出。他退休以后，我先后换了几个交易员，才深深地体会到那个老交易员的重要。

记得后来请来的那个交易员号称是在纽交所有十几年经验的交易员，但我实在不敢恭维。因为，当你让他买入的时候，他能够把价钱买高百分之十以上，但却没有买到多少股；而在接到卖单后，又常常把价格砸低很多，却没有卖掉多少。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得不要求他暂时取消那些尚未完成的交易，因为，他已经暴露了公司的意图。后来发现，他是很难训练出来的，或许他在纽交所的交易和这里完全是两回事，最终我们不得不让他走路。

当然，交易员当中女性比较少，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女性在这个领域要能够做得很大的确不容易。时间压力、业绩和家庭的压力可能是女性在这个领域不易施展拳脚的主要原因。

交易员的常常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定量的内容。因为，市场的瞬息万变决不会等待一个交易员去拉开架势，按照既定的方针走完全过程，应变能力常常是区分好坏交易员的重要分水岭。丧失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利润，等待机会的时间常常是漫长的，说不定在等到下一个机会以前，自己的就业机会已经结束了。

无论是基金经理还是交易员，都免不了出差错，但重要的要看差错的性质和特点。没有人故意出错，但如果不能尽可能地避免那些重大失误，这样的人是不能做交易员的。最忌讳的交易错误就是做反了方向，基金经理明明让你买入某公司多少股，交易员却卖出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错误。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年轻的交易员，因为这样的一个反向错误，轻而易举就损失了上千万美元。短短两个小时后公司就让他走路了。

对那些在交易领域推动巨额资本的交易员们来说，一年的收入总是在7位8位数之间，最多的能够到10位数，这才是这个行业的巨大的诱惑了所在。

交易员这个令人向往又充满了挑战的行业，不知造就了多少富翁，也不知让多少踌躇满志的人黯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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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薪酬体系面临政府“接管”

从2002年到2008年，华尔街五家最大的证券公司共发放了约1900亿美元的奖金。在此期间这些公司共实现利润760亿美元。这五家公司去年共计净亏损253亿美元，但它们仍向员工支付了约260亿美元奖金。

虽然华尔街公司不会放弃其从明星交易员到普通秘书人人有奖金可拿的传统薪酬体系，但至少在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前，华尔街高管和普通员工们将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薪酬期望值。

华尔街的薪酬体系尚未寿终正寝，但它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几家证券公司的管理人士承认，由于华尔街正极力避免遭受政府有可能更加猛烈的“修理”，未来几个月中，本已因企业利润缩水而大幅降低的员工薪酬或许会进一步缩减。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华尔街机构滥发奖金斥为“可耻”之举，这一谴责上周五在交易员、投资银行家和华尔街高管中间激起强烈反响。而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提出一项法案，目标直指那些接受联邦政府救助的金融企业，要求将其高管所获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的金额限制在美国总统的工资水平以下，即：40万美元(不包括福利)。这只相当于高盛集团首席执行长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2007年时两天的收入。

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已经历了几十年的考验，无论形势是盛是衰。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为了换取美国政府依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F)提供的上百亿美元注资，华尔街正准备接受政府的“修理”。

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正一改向高管和明星交易员每年发放动辄5000万美元高薪的做法，开始在薪酬发放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至少以华尔街的标准衡量是如此。这些交易员在年景好时通过负债操作往往能为公司创造丰厚利润。许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已决定放弃2008年的奖金，而在公司业绩长期不佳时用以限制员工薪酬的新机制也正在制定中。

但要颠覆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薪酬体制并非易事。华尔街上许多雇员的聘用合同目前都无法更改。此外，降低薪酬既无法弥补以往的过失，也不能保证金融机构今后不会再遭遇严重挫折。

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并不介意人们对华尔街薪酬的挞伐，因为这反而有助于这些公司将经营费用降至与华尔街已普遍降低的经营风险相一致的水平。由于华尔街公司正在纷纷降低负债率，因此当经济和市场形势好转时，它们大幅提高利润的难度也会增加。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部门2008年的奖金平均比2007年下降了50%左右。这家银行的发言人说，公司还规定，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业绩最优者的奖金不超过100万美元，奖金将更多以股票方式支付。摩根大通还修改了奖金计算政策，确定一位银行家的奖金时要评估他给公司造成的风险，而不仅仅考虑他给公司创造的收入。

另外一些银行家担心，如果政府为华尔街公司的薪酬设置上限或其他限制，那么这些公司的最优秀人才将流失到那些监管较弱的公司中去。

花旗集团一位发言人说，公司将遵守首席执行长潘伟迪去年12月在一份致全体员工的备忘录中所立下的原则。潘伟迪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参考公司的总体财务状况，充分考虑向公司各个层面的优秀员工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公司的精英人物在薪酬方面会得到区别对待。

华尔街的薪酬咨询师艾伦·约翰逊认为，政府插手企业的薪酬决策令人不安，以政令的形式明规定不得向华尔街高管发放奖金更是有可能破坏金融机构的稳定，但这样的声音现在听来过于微弱。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乔纳森·梅西认为，华尔街的奖金发放体系是“腐败的”，因为奖金已经从一种业绩奖励变异成了一种期待，因此这一体系也失去了信誉。这样的看法正成为舆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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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预言天后”自立门户

梅瑞迪斯•惠特尼的成名经历与华尔街这两年的衰败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位39岁的金发女郎是奥本海默公司的银行业分析师。在2007年10月底之前，她还只不过是个无名小辈。但当她于本周三从公司离职并将自立门户的消息传出后，一些媒体甚至在她的名字前冠以“guru”（大师）的名号。

惠特尼得以声名鹊起的原因是她于2007年10月31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她当时在报告中提醒投资者，花旗集团的现状十分糟糕，如果不削减分红以及调整管理层，将难逃倒闭的厄运。当天，花旗股价收于41.9美元。4天后，花旗首席执行官普林斯就宣布辞职。2008年1月，花旗正式宣布削减分红。今年2月18日，花旗的股价只有可怜的2.91美元。

也许惠特尼不是第一个看出花旗存在问题的人，但她却是第一个站出来提醒投资者的分析师。后来她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敢于把如此负面评价花旗写在报告中，而我做到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胆怯的人，优秀的研究报告在走坏的市场里更有价值。”

去年3月，惠特尼预言美国的金融股将大幅下跌50%以上。当时她的判断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在近一年后，道琼斯美国金融指数已经下跌了65%。

2008年8月，当美国股市经历过次贷危机的第一轮考验而陷入数月的盘整格局之时，惠特尼又预测说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美国大型银行股以及整个金融业都将持续走熊。此后，美国股市开始了第二轮更加惨烈的下跌，一些大型银行股的跌势惨不忍睹。

一系列精准的预言令惠特尼逐步成为了华尔街的“天后”，美国《财富》杂志在去年则将惠特尼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商界50位女强人之一。她的言辞从而也备受投资者乃至华尔街巨头的瞩目。业界流传的一件趣事称，在去年10月摩根大通召开的电话会议上，惠特尼对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说，如果他认为市场很快就会看到美联储救市举措见效的话，那么他就会买入高风险资产；戴蒙回答说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他还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那你就是疯了。”惠特尼回应说，“我确实感到害怕”；戴蒙则打趣说：“我们知道你怕，我们正在等着你改变立场”。

据悉，在离开奥本海默公司后，惠特尼将在3月份成立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投资顾问公司。这无疑意味着她的分析观点今后只能被少数人分享。而在她离职前最后几次发表的预测中，惠特尼认为目前市场底部仍未出现，这场金融危机至少还要持续到2010年上半年，继证券市场与投资银行相继倒下后，随着失业率攀升、信贷紧缩等问题，接下来要承受痛苦的将是美国消费者，州政府预算严重不足的后续效应也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

惠特尼还指出，过去15-20年以来，美国的信贷过度扩张，因此现在要让市场重回正常轨道也需要花上不少时间才行。过去一度走高到69%的美国住宅自有率的正常水准应该在65-66%间，因此还将有部分美国房主将失去自己的资产。

在得知惠特尼自立门户的消息后，很多美国投资者都在网上留言表示惋惜，并高度评价了她的预见能力。不过，也有投资者发牢骚说，随着美国金融援助计划的逐步深入，美国的大、小银行纷纷被政府救援并被“国有化”，投资者已经没有再关注金融行业的必要了。惠特尼此时不走，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