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正在向右转。
欧洲反华现象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近20年来,欧洲经济不可遏止的衰落趋势。欧洲人正在面对源于中国和美国的上挤下压。欧洲人开始情绪化了。萨科奇的法国比较直接和浪漫,而德国较为沉稳矜持,英国一向老奸巨滑。就本质而言,并无本质区别。
中欧关系的变化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先说外因。
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欧洲正在承受美国和中国的上下夹击。而欧盟作为松散的国家联合体,并没有迎接挑战的有效办法。整个社会和政治家的焦虑,正在转化为针对美国和中国的强烈对抗情绪。由于北约的制衡力量,美欧在政治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性,经济摩擦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中欧矛盾渐渐浮上台面,成为焦点。
奥运火炬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的、一次性的事件。这只是徐徐拉起的大幕,中欧的经济利益冲突将是长期的、不可避免的。处理不好,必然转化为政治、军事、外交冲突。
再说内因。
中国单纯以经济利益为诱因的柔性外交遭遇重大挫折。
很有意思,中国建国近六十年,前30年过于自主封闭;后30年过于散漫开放。中国虽然有春秋战国的伟大历史经验,但是并没有遗传转化为中国人的外交智慧。很遗憾,中国几乎自觉选择了楚国的外交路线。
问题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放弃了道德制高点。几乎在所有涉及到国际道德评判的问题上,我们都暗哑了。倒是法国和德国还可以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中国在道德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不会带来像英国和日本式的实际利益。中国外交放弃道德底线必然失去欧洲人的尊重。更为严重的是,也会失去第三世界国家的仰赖。
第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放弃了惩罚原则。中国儒家式的外交逻辑并不适合残忍丑陋的国际外交。在外交原则上,至少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怨,无异于示人以弱,只能换来更加无耻的要求。中国没有宣布流氓国家和流氓政客的名单,并不实施有针对性的严厉的惩罚。于是,挑战中国,成为政客出位的无代价游戏。连台湾和香港的政客都明白这一原则。太多的政客敢于挑战中国的无限忍耐力。
第三,中国没有明白经济实力的外交含义。经济实力,首先是一种压力;其次是一种准结盟;再次是惩罚;最后才是贿赂。不要动不动就用出卖利益的方法解决具体问题。贿赂性外交绝对不属于常态,绝对不应成为重要手段。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为过度依赖经济利益的外交逻辑付出历史性代价。
中国已经到了需要系统反思外交政策的时候了。
首先,要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在上帝和真主之间,我们只能选择真理和正义。中国不搞聚义厅,也不需要搞忠义堂。毫无疑问,中国建国之后,在国际社会一直是一个谦谦君子。君子要有道德底线。外交机会主义不是大国外交的常态。在美国有针对性抛出人权高于主权的道德理念后,中国应提出平等发展权的概念。在所有国际法制定权和解释权被西方垄断的情形下,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权力被无情剥夺,中国是受害者而非受益者,中国应该提出系统的理念和主张。重复一遍:中国应该提出,平等发展权的概念。
其次,要做一个奖惩严明的大国。
国家尊严和权利不容挑战。任何挑战中国国家尊严和权利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必须付出惨重代价。付出代价比奖励重要得多。法律和规则是以处罚错误来奖励正确的;而不是以奖励正确来处罚错误的。这一点很重要。请清楚认识一个基本的现实,中国远非政治和经济强国,只有强者才有资格示人以弱。弱者必须学会亮剑。毛泽东不亮剑,中国就没有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国际社会就无法理解新中国与满清政府的本质区别。满清政府的累累白银没有换来一丝尊严。中国不要惧怕使用军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应该摩拳擦掌渴望一战。
最后,要做一个善用利益制衡的大国。
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战略伙伴关系。现实的含义只能是利益相关者。事实上,只有在苏联未解体的末期,中美才具有短暂的准盟友关系。至于中欧关系,并不存在战略上的高度一致性,战略伙伴一词只能是礼貌上的术语。但是,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强大的消费能力,对于欧洲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遗憾的是,这恰恰成为中国外交的短版。中国外交政策仍然没有学会使用经济武器。中国应该综合使用汇率、贸易限制、输出通货膨胀等经济制约手段,服务于外交政策。中国民众因奥运圣火引发的对法抗议活动,给中国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上了宝贵的一课。中国的政府采购和国民的消费倾向是可以政治化的,这对于任何不友善经济体系都将是一场恶梦。
中国外交政策的管理者,要珍惜毛泽东和邓小平留下的宝贵外交财产。要学会汲取其中的精华。没有毛泽东式的亮剑,任何阴柔都会成为满清政府的软弱;没有邓小平式的韬光养晦,中国就无法获得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必须牢牢记住,亮剑和阴柔必须并用,而且均非常态。我们应谋求均衡的大国外交。同时,也要熟练的两手并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外交政策必须深刻理解经济实力的含义,掌握运用经济手段的外交策略,使经济实力服务于外交。同时,外交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国经济,保障中国国民的福利不被剥夺和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