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危机不可能终结美元时代

金银岛岛主

华尔街危机让全世界的投资者感到深深的恐惧。巴菲特一如既往，“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忙着在一片狼藉的市场上淘宝。而擅长在金融市场上“火中取栗”的魔法师索罗斯，则继续唱衰世界经济和美元地位。

索罗斯是一个让各国货币当局紧张的金融大鳄。这个“有空子就钻”的投机大师，曾经让英国当局手忙脚乱，更被马哈蒂尔视为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祸首。从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开始，索罗斯就开始制造美元时代终结的不和谐音符。

与索罗斯同声呼应的另外一位大师，就是欧元之父蒙代尔。面对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海啸，蒙代尔主张世界各国政治领袖坐下来，改革目前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探讨创造一种类似于欧元的世界性货币的可能性，这种世界性货币取代的对象，自然是如今千夫所指的美元。

而以《货币战争》一书成名的青年学者宋鸿兵，则把这一次华尔街危机的根源，归咎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尼克松政府停止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从而使美国政府印刷钞票的激情缺少控制，而导致全球美元存量过度膨胀，最终制造了巨大的市场泡沫。当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经济过于依赖美元的危害性的时候，按照索罗斯的说法，当世界各国人民不情愿积累美元的时候，美元时代不就被终结了吗？

那么，这场危机会终结美元时代吗？

答案很明确，不会。原因在于:

1、目前尚未有能取代美元地位的货币存在。美元一统江湖成为老大完全拜二战所赐。欧洲人的愚蠢使得英镑、法郎等传统强势货币的基础在二战的战火中被摧毁。一片废墟之上的日本政府发行的钞票也缺乏坚实的基础。于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便求助于美国，而具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也没有错失这个历史机遇。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核心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西方主要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这种双保险既重振了各国人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也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更牢固的树立了美元的地位。美元的这种地位尽管在尼克松政府以后被多次的美元贬值所侵蚀，可至今尚未有足以取代美元地位的货币出现。无论是欧元还是日元，都无法取代美元。至于人民币，在世界很多国家居民还很难见到人民币影子的情况下，短期内无法成为世界性货币。

2、世界性货币的成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欧元之父蒙代尔的新世界[5.961.36%]性货币的想法很伟大很具有前瞻性，但这种过于超前的想法很难在数十年内得到实现。不用说世界性的统一货币，亚洲货币的统一就面临诸多障碍。在世界近两百多个发展程度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新的世界性货币出来？依托世界银行为发行主体？在世界银行中发言权最大的国家美国会赞同蒙代尔的这一想法吗？美国人会主动制造一个消灭美元的新的世界性货币出来吗？利益至上的美国人绝对不会如此自废武功。

3、美元的经济基础仍然夯实。宋鸿兵以及其他美元阴谋论者的理论很容易给中国人一种错觉:就是美国的经济老大的地位都是靠美联储的印钞机弄起来的。从数字上来讲，美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从感性上来讲，开放型国家居民的饮食、服装、娱乐、文化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体现美国人的影响。美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世界性货币需要超级规模的经济体来支撑，这是美元地位短期内牢不可破的根本原因。

金银岛岛主

危机根源是美国滥用全球资源

次贷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都在谈论次级贷款、MBS、CDO、CDS等一系列名词并分析危机成因。但如果把金融无序创新、投行杠杆过大和金融监管不严看作次贷危机的主要成因，只是流于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金融问题的表面认知。

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主要由于监管不严，这些金融创新的产品中掺杂了很多毒素（如同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以及投资银行低估风险无节制地放大杠杆，才造成了次贷金融危机;应对和预防金融危机，首要即是加强金融监管，在当前危机蔓延时刻，矫枉必须过正。

事实上，次贷金融危机的根本成因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对全球资源滥用，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失误。如果中国把监管不严视作次贷危机的主因，为防范危机而简单加强管制，那么中国与美国金融竞争力的落后差距会近一步扩大，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进一步沦为向美国提供资源和承担损失的附属金融体。危机根源

二次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通过其强大的产业创新、金融市场和军事实力，引领全球产业升级，主导国际资本流动与配置。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和前苏联巨变，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霸权更加突显。美元资产占国际储备资产比重由1995年的59%，上升为2007年的66%。美国金融市场规模相当于全球的32%，股票相当于全球的44%，债券相当于全球的40%，美国证券市场市值相当于西方七国证券市场总量的60%。

近十多年来，美国更加扩张地支配全球资源，美国的贸易逆差上升至GDP的7%，美国资本净输入占全球比重由1995年的33%上升到2007年70%。美国经济运行模式也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转化，美国居民主要依据房产、股票财产升值而不是收入增加来相应地扩大消费。从1994年到2007年的14年间，美国实际消费增长率年均高达3.5%，其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而同期美国民众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3.2%。美国采用一种新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策略——先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股票资产抵押，而后是21世纪的前5年以房产抵押借贷消费。这种消费模式最终因资产泡沫破灭而崩溃。

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久地入不敷出。美国不是用储蓄，而是用股市和住房市场的资产泡沫支撑空前的过度消费，并为维持消费而深陷债务泥沼，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借贷。美国经济整体就如同一个建立在高杠杆之上的金融机构，其经济的运行方式是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数倍杠杆融资，把资金投资后获得的高额利润用于消费，而消费品提供者（包括众多高顺差的新兴市场国家）再用所得资金购买美国的债务，从而实现不间断的循环。但是当某个领域资产价格出现下跌时，高杠杆就会反过来使得投资亏损大幅增加，出售资产降低杠杆（去杠杆化）不可避免地造成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从而又形成螺旋式调整的恶性循环。危机主要成因。

2000年至2001年，美国相继发生了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国内经济受冲击陷入衰退边缘。为刺激经济和给市场注入信心，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时间里连续13次下调基准利率至1%，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2004年6月美联储开始加息后，利率上升缓慢，真实利率水平为负持续达3年之久。

2001年至2004年，美国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地产以及初级商品等市场的过度膨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迅速，与发达国家构成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完整循环链。在宽松的宏观环境作用下，全球经济出现过度繁荣。世界经济增速在2005年至2007年年平均增速达到5%高位，大大高于过去30年间平均3.3%的水平。经济膨胀表面向好也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对金融创新放松了监管，市场缺陷与政策缺陷共同影响平衡机制的运作，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导致次贷金融危机。

长期过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过度膨胀，直接导致了三种后果:一是资产价格泡沫。在持续低利率刺激下，美国房地产价格涨幅超过1倍，资产价格泡沫日益膨胀。在此期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只是认为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而并没有强调要抑制或防止资产泡沫。经济的持续膨胀还使市场定价模型低估了风险，致使市场信用溢价偏低，也助长了资产价格高涨。

二是不稳健的商业模式。低利率环境致使金融机构固定收益业务的收益非常微薄，甚至难以覆盖费用支出。一些金融机构采用增加杠杆、购买高风险资产和低流动性资产的方式提高收益水平。例如，从雷曼兄弟、高盛、摩根斯坦利的年报看，这三家机构2007财年末的杠杆比例分别为31倍、26倍、33倍，流动负债占比分别高达82%、85%、79%。低利率环境下，华尔街投资银行高杠杆、低流动性的商业模式愈演愈甚，潜伏下危机。

三是金融创新异常活跃，而金融监管相对缺位。金融创新始终是存在的，但是低利率下经济景气持续高涨使金融当局松懈了监管。那些在OTC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很多没有得到有效监管。例如，CDS(信用违约掉期)市场曾经流动性非常好（甚至比实体债券还要好），存量比实体债券更大，但是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主要靠行业自律和民间机构进行协调，其系统性风险则没有监管机构进行监督。

金融机构的这种高杠杆投资模式在市场行情向好时会带来较高的回报，但在资产价值下跌时，金融机构就要被迫启动去杠杆化过程，即通过出售风险资产来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或者吸引新的股权投资来扩充资本金规模，这些行动要么会压低风险资产价格而引发市场动荡，要么会造成市场流动性紧张，酿成整个信贷市场的系统性危机。金融创新异常、过度杠杆、监管松懈是次贷金融危机的表象原因，而低利率刺激下的过度借贷和经济膨胀是形成泡沫的深层原因。泡沫不是先在次贷领域也会在其他领域，不是以爆裂崩溃形式也会以其他形式而最终破灭。美国善于转嫁危机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作为最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一直是美国支配全球资源的工具和场所。美国凭借其强大的金融竞争力，主导全球资本流动和配置，建立繁荣发达的美国经济。而当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产生损失，或遇到经济周期性调整，也常常会凭借其强大的金融体系将损失和问题分散转嫁给其他国家和投资者。

历史上，美国将其损失和问题分散转嫁到其他国家，有以下案例为证。

一是美国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大大降低债务负担。二战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当时整个世界黄金储备的74%。美国也借此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此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逐步增加，黄金储备也日益减少，美元国际信用严重下降，各国争相向美国挤兑黄金，美元危机迭起。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用黄金向各国兑换美元的义务。此后黄金价格从35美元1盎司不断调整冲高，甚至达到870美元的高点，以黄金计价的美国债务大幅缩水。

二是大幅提高利率促进投资，引发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1970年代石油美元的累积和流动掀起了私人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高潮。而此时的拉美国家正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产业升级和引进新技术都需要大量外汇资金。在石油美元泛滥、国际贷款利率很低的环境下，拉美国家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1982年美联储为反通胀，采取大幅度加息和强势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促进了美国的又一次繁荣。但是却引爆了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纷纷陷入无法偿还外债的困境。

三是逼迫日元升值，减缓美元贬值压力，直接挤垮了日本经济。美国为解决巨额贸易逆差问题，1985年与日本达成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在广场协议后的短短三年时间，日元从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为了防止日元升值打击经济成长和造成通货紧缩，日本央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催生了房市、股市的泡沫，泡沫破灭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通缩。

此次次贷危机也是如此。迄今美国承担了2/3、约4100亿美元的坏账损失，其余1/3约2200亿美元已经通过金融市场转移给了欧洲和其他世界各国。建立金融强国的关键

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实际是低利率刺激经济过度膨胀、过度透支全球资源后，泡沫破灭造成资产价格和投资银行经营方式的剧烈调整。次贷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降低市场崩溃的风险，美联储迅速大幅降息，并联合西方主要经济体共同降息，竭尽所能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希望通过临时救急措施尽可能放缓市场波动。

为维护资产价格稳定，降低欧美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压力，刺激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近来也纷纷下调利率，同时金融当局加强监测与监督。这些政策措施目前对于应对和预防危机是正确和及时的，但不能治本。相反，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把宏观上降低利率、微观上加强管制作为应对经济下滑和市场波动的主要举措，是对次贷危机成因、美国应对政策的误读和误从，反而可能加大经济金融宏观运行的风险，损伤金融效率。

美国当前的政策是救急救火，力图避免金融体系崩溃、经济陷入衰退。将来金融市场平稳后，美联储利率目标水平将趋于中性，金融创新依然会被鼓励和支持，当然监管也会改进。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不同:经济方面是自身景气周期向下和外部需求快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压力，金融方面是投资美国市场导致损失和经济金融动荡下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和流动性紧张。

2007年前5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化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同时也存在消费比例偏低、外贸顺差过高的失衡问题。而失衡的根本原因，除了美国需求膨胀这一外部因素，内因则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家的税收、收入政策存在缺陷甚至扭曲，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制度相对于经济国际化越来越滞后。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金融领域受经济下行和国际危机影响，风险因素不断加大。经济保增长和金融防风险成为当前政策要点，但从中长期看，提高经济金融运行效率和竞争力是支持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

保持经济运行稳定，防范金融风险，首先是防范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应坚持货币政策稳健取向，促使利率接近中性水平，既维护金融机构运作效率，也避免给实体经济以太多利息压力。

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对于中国这样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汇率走势主要反映经济体竞争力的持续变化，并适当体现周期性波动。当前在美元大幅走强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小幅贬值，而不应该盯住不变，只是在美元走弱时借机升值。

在中国经济走强，美元动荡背景下，人民币的区域货币作用客观上在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把握，从国际责任和影响来看，也应本着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原则，坚持甚至强化有效的资本管制。

提高金融竞争力，重要的是提高微观主体创新能力。应当继续推进金融开放和鼓励竞争创新，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准入范围，允许更多民营资本投资金融产业，拓宽金融业务范围，丰富产品创新。只要宏观金融环境稳定，金融监管监测、分析有效，微观金融主体创新一般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而其对于金融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会起到发动机一样的根本推动作用。

如果因为美国次贷危机而简单地加强微观管制，进一步限制本来就不活跃的金融创新，那么中国与美国金融竞争力的落后差距就会近一步扩大，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进一步沦为向美国提供资源、为美国承担损失的附属金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