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与中国金融业的渊源

金银岛岛主

2008年一开年，中国和国际财经界高度关注即将上任的王岐山。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通胀率接近12年高点，全球金融不稳定性加剧，急待行事风格雷厉风行、有“拆弹专家”之称的王岐山，冲到风口浪尖。

2008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内地股市跌损逾半哀鸿遍野，当59岁的王岐山在3月的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时，拯救猛跌不止的股市被认为将是他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难题。

他到证监会调研，随后国务院连颁证券公司监管条例及推出规范大宗交易和降低印花税等措施，刺激沪深股市暴涨。这使海内外对王岐山兴趣大增，也赢得了中国近亿股民的广泛支持。现在股市甚至有种说法，就是印花税调降等于宣示王岐山时代的来临。

据说十七大闭幕时，在散场人流中，至少有三位省委书记先后来到了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跟前，他们跟他谈的不是北京的建设和奥运的筹备，而是忧心忡忡地提醒他：“千万要注意股市。”

08年3月17日，还有4个月就年满花甲的王岐山果然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代表对他的投票表决结果是：2909票赞成，23票反对，10票弃权。

外媒在2月初报导，将被任命为主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推行银行业及证券业改革方面成绩卓著，预计王歧山将保持金融业各监管部门负责人任职不变，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该报还说，由于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业存在业务重迭现象，王歧山有意研究建立一个全面金融监管机构的计划。

美国媒体也用充满期望的口气说，王岐山有句口头禅是“说句实话”，现在他需要发挥惯常率直的风格，在错综复杂的金融体系改革中披荆斩棘。

路透社回顾说，1990年代初，朱镕基曾成功遏制了通胀。作为朱的爱将，王岐山有望取得同样成功。“他本身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学者型官员。但我认为，象征意义也非常重要，”美国西北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史宗瀚说，“有一定背景的官员讲话可能更为直率。”

前摩根斯坦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说：“他拥有经验，以前曾与朱镕基一起应对过(通货膨胀)。他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人选，如果他无法处理它，我们实在难以看到其它人还能完成它。”

38岁成为正局级

王岐山，山西天镇人，1948年7月生于山东青岛，父亲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在建设部属下的城市规划设计院担任工程师。他自己中学毕业于北京市35中。1969年到陕西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落户，两年后，1971年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这在当时的知青中，可以说是最好的差事。1973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76年毕业后，他却很快放弃自己的专业民国史，转而投入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1982年，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走了王岐山，从此他步上从政之路。1986年，年仅38岁的王岐山就成为正局级；21年后，他跨进了中国最高权力核心的门槛。

王岐山的妻子姚明珊是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但王岐山本人却希望淡化“老泰山”的印象，夫妇二人极少出双入对，连年前太太一家人回老家安徽池州省亲，向姚依林铜像献花，王岐山都刻意回避，没有同行。而由于插过队的经历，使王岐山当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察底层民众心态。2007年5月，在与北京市政协委员座谈时，他就批评：“有些人恨不得在自己脸上都刻一‘阔’字。”“‘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广告字眼严重影响首都的和谐氛围。”

王岐山的仕途，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个十年：

以金融专家著称的王岐山，本行竟是历史，而且是研究中华民国史。近30年前，王岐山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室当实习研究员。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回忆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岐山，当时给他的印象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

朱信泉腾空一张办公桌，王岐山坐在了他对面。“他的经历很丰富，插过队，在陕西博物馆工作过，恢复高考后考上了西北大学，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他被分到编纂《民国人物传》组，完成《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后，王岐山又投入《民国人物传》的编纂工作。按此发展，他本可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历史学者。年轻的王岐山“不务正业”，撰写经济论文送给高层领导，据称得到很高评价。于是，中国少了一名民国史学者，多了一名精明官员。

第一个十年，他主要在政策研究部门当幕僚。1982年之后他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到处长、副局级研究员、联络室副主任；1986年，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最后当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

作为一名在中央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型官员、高级经济师，贡献主要在于通过调研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尤其重要的是以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建设——当然，这项工程是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领导的，但王岐山率领了一批人具体操作执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年年发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一号文件，有王岐山的心血。

当年王岐山的部下、曾担任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曹和平教授回忆：“1984年，当时我在北师大上研究生，岐山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外联部副主任。他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派我到甘肃、浙江和福建等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我国乡村户三级所有制关系的调查报告’，报告交上去之后，岐山就把我调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曹和平还说，王岐山引进了一大批人才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所，如林毅夫、周其仁等。如今官拜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的林毅夫，在1987年到1990年担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随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他在中国大陆崭露头角而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大红大紫，得亏王岐山最初慧眼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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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与中国金融业的渊源

1988年开始的第二个十年，他转到金融业，有了一系列显赫头衔：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建设银行副行长，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兼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王岐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证券市场是在1988年7月，人民银行开了一次内部证券市场座谈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人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参会，其中也包括中农信。会议决定，由人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主持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在向中央请示汇报后，王岐山等集合了9家公司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这一设想后来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但是成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启蒙产物。

业内认为，1988年9月在北京万寿宾馆开了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到会人士，就有刚刚担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还有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

王岐山凭借其在银行金融领域的能力和经验脱颖而出，赢得了1993年3月接替姚依林出任副总理的朱镕基的赏识。这年6月，王被任命为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当时朱镕基正是央行行长。一年后，朱镕基着手改革银行金融业，王岐山被任命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在他的推动之下，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王岐山兼任董事会主席。

从此，王岐山与国际投资银行界接触，在高官中较早谙熟其中诸多奥秘，为他日后面对各种金融挑战，打下了基础。

王岐山的名字在公众中叫响，始于他临危受命抗击“非典”。但事实上，从政20多年来，王岐山曾亲身经历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广信破产案、海南烂尾楼处理等重大事件。一位和王岐山有过接触的北京投资界人士回忆，中农信的创建是王岐山独具眼光的一次作为，当时组建中农信的执照是首批非银行金融执照之一。中农信的创建与王岐山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背景有关。王岐山发现中国有商业银行但没有投资银行，就农业领域而言只有农业银行，而没有为农业发展进行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那段时间兴起的还有中信、光大、中创等；但从更大的背景看，当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建设刚刚起步。

解决广东金融危机

1998年，王岐山从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调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镕基对王岐山信任有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派他赴广东善后。当时广东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是全国最高的，而且爆发了广信、粤海事件，王岐山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协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解决金融危机问题。

在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发展的10年中，金融制度很不完备，纰漏颇多。许多外资银行都是广东的“窗口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信”）的债权人，因为他们长期以来认为借给“窗口公司”就是借给政府，而且有官员出面担保，当然是主权债务了，相信广东省政府会负责偿还贷款。但是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严肃金融纪律，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都明确：不会替广信偿还债务，王岐山要求有关的外资银行共同承担损失。他说，银行既然决定贷款，就应该分担部分损失。1999年1月10日，严重资不抵债、负债高达25.4亿美元的广信申请破产，这是中国第一家政府投资机构宣布破产。

作为中国对外融资的“窗口公司”、全国第二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破产震惊海内外。人们担心，广信破产将对中国的对外信用形成冲击。面对压力，王岐山软硬兼施，先对海外债主们说硬话：“你们可以去告，到哪里都可以，在国内、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到国外，也愿意奉陪。”一面又以学者的思路从理论上廓清，解释说：广信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於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性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信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在发生变化，“政府概念”的成分越来越少。最终，广信破产案顶住了海外的压力得以顺利执行，清盘结果各方也都能够接受。王岐山快刀斩乱麻处理涉及港澳的巨大债务危机，名声大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外界第一次听到王式风格的话语：“国投债务处理不好，那是不得了、了不得的大事！”

在粤海债务重组案中，王岐山也显示出他的金融功力，借鉴美、韩等国化解金融危机的经验，以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解决了粤海企业的巨额不良资产。他与众多外国银行家交手，最后成功“拆弹”，解决危机，令海外舆论刮目相看，被外界称为“有理有利有节”，赢得了“小朱镕基”的称号。

处理广信和粤海案例，王岐山对金融法规建立的迫切性深有体会：“核心教训在於市场必须有法规制度刚性约束”，“建立法制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痛苦，才会真切感受到刚性约束的重要和必要”。几年之后，王岐山在一次公开场合演讲时说，广信破产后，即使有人还敢借用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背景借债，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这就建立了防范风险的机制——“这是我们付出代价换来的机制。”他还强调，中国金融要融入世界，必须由人治走向法制，由法规制度来裁判、监督、管理市场，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确立法制精神，建立商业诚信原则。

广东官员也领教了王岐山的强烈个性。在1998年8月一次工作会议上，手机和BP机铃声此起彼伏，不时还有人在座位上接听电话。时任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发火了：“我敢断定，上午这麽多电话多数是没有什麽正经事的！”这次会议为每个代表在文件袋里准备了笔记本和笔，王岐山也断然否定：“我多次讲过，一般会议就不要发什麽东西了。有哪一个代表开会不带笔和本子的？开一次会就发一次，多浪费！”

收拾海南房地产“烂摊子”

2000年年底，王岐山奉命回到北京，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兼党组书记，协助朱镕基推行经济改革。2002年底，十六大调整体制，体改办撤销，刚刚从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转正的王岐山，在新一轮地方换届中再度南下，到“天涯海角”的海南省任省委书记。

此时，海南省“烂尾楼”暴露之后，还没有从泡沫经济中缓过气来，发展方向模糊待定。王岐山显然负有收拾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烂摊子”，挽救这个经济持续十年低迷的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使命。到海南一个月，王岐山亮出新招——由海南省自行处理其不良资产，承诺把过去的烂摊子一起接过来，不享受中央政府处理坏账的优惠。当然，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通过一系列振兴措施，切实发展经济，改善投资环境，从而把烂摊子变成“发财圣地”。

王岐山到海南的头一个多月里，除曾在海南省冬季农产品交易会上说过一句“我宣布，交易会现在开幕！”几乎就没有公开露过面。但他没有闲着，从海口到三亚，从琼海到五指山，短短一个月，他几乎把海南走了个遍，到最贫困的县市进行调研。考察后他说话了：“有个星期天，我也没跟谁打招呼，自己买票进去看看世界第三、中国第一的红树林。我一看，完了！呵！好家伙，那船开得那个快呀！鸟儿吓跑了，浪还把两边的红树林打退了一米多。”

在海南省委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王岐山第一次以省委书记身份发表讲话，学者的见识和鲜明的个性便显露无遗。按惯例，省委书记和省长要分头做报告，所有的讲话都要印发文件。但王岐山说，汪啸风省长受我的委托，代表省委常委做一个统一的报告，我就不讲了，免得内容重复。他也不同意大规模印发会议文件，他说，兴许是出于他山西人的本性，讲究节约，反对发那麽多的文件；复印几百份，也不利于保密。

他告诫海南各级官员，可持续发展是海南的生命线，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发烧”；在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上，一定要死死抓住长远利益，不能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这抓住了海南的实质。

王岐山的领导风格也让海南人耳目一新。他讲话一般不拿讲稿，没有官腔官调，一下子就能抓住人。他在被媒体问及“烂尾楼”处理时，直率地说：“最后要留一栋，将来搞个博物馆，让后代人知道什麽叫‘烂尾楼’。以后学经济的研究生可以到那儿去，让导师现场给他讲一讲‘泡沫经济’是什麽东西！”

王岐山在海南五个月，屁股还没坐热，03年4月22日，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防疫不力并瞒报疫情而黯然离职，北京SARS风暴最猛烈之际，王岐山被十万火急地再次召回北京，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他调任北京市长后从未声称要将首都建设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但事实上，在他治下，北京金融街的建设进展神速，诸多国际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总部纷纷北上，北京俨然已成为中国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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