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

金银岛岛主

十七大前后的中国国情


有人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亮相舞会，为中国提供一个舞台，让它重新得到“世界强国之一”的称号。但实际上，对于一个已真正找回全球重量级影响力的国家而言，奥运会只不过提供了一种高规格的政治风光。

经过近3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以及连续5年两位数的产出增幅，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还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为了吸纳每年数以百万计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国进行了城市改造和新城市的建设，这转化为对资源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铜、镍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球价格。

此外，中国正在全球资源的管理及所有权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中亚、澳大利亚和非洲地区（这里引起的争议最大）缔结协议。在非洲，中国各开发银行发放的特惠贷款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支持。

中国的科技、电信和造船行业正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开展竞争。它们正为增强本土军力奠定基础，使其不仅具备对台湾实施决定性攻击的能力，并最终依靠大洋海军，在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投射武力。

尽管数十年来，中国消费增速一直低于投资和出口，但中国已成为很多跨国公司最有希望的新兴市场。这些公司包括了从汽车制造商到快餐企业和工业产品供应商的各类企业。

中国的转变得到了不懈而且基本上高效的外交努力的支持，中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全球跨国公司，即便它是为了本国利益而利用它们。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国，确保了中国成为美国一个不可或缺（如果不总是那么积极）的合作伙伴，帮忙向朝鲜和（在较小程度上）缅甸传达信息，并谨慎地与西方国家合作解决伊朗等问题。同时，中国一直愿意大力维护其在非洲等地的利益。尽管许多西方政府和维权活跃人士的指责声日益高涨，中国仍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权保持友好。

美国和欧洲商界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之声相对较弱，主要原因在于在华跨国公司的巨额投资，以及它们对中国市场的增长预期。但高速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也让中国创造了其它不那么令人艳羡的纪录。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中国今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0年以来，资本及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飙升。

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经济疾速增长的代价都十分明显，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工厂废弃物破坏了农田与河流。此外，中国人并未平等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亚洲开发银行(ADB)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如今，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比美国和俄罗斯还要严重。对于一个自称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而言，这是一项令人难堪的“成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其视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连一些被视为表明实力的数据，也正日益成为疲弱的迹象，并成为政府背上的重担。例如中国日益扩大的外汇储备，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4万亿美元。

中国决定严格控制人民币汇率，这意味着它在外汇储备水平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央行不得不购买流入中国的美元，以保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

在贸易顺差每月达到大约250亿美元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一直在急剧增长，而且多数只能从海外低息证券赚取相对较低的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美元下跌，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将遭受巨大损失。

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加速升值，这仍然令人费解。本币升值将有助于抑制正在上扬的通货膨胀和资金流入，并减少对出口商的激励——这正是中国政府宣示的政策目标。

但由于谨慎（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代名词之一）以及需要在一些大权在握的部委中达成共识，决策者仍无法放开手脚。此外，很多批评人士指出，总理温家宝的软弱也是原因之一。他似乎未能在金融和经济政策上亲自拍板决策。

中国正尝试鼓励资本外流，并建立了一个主权投资机构，希望在一部分外汇储备上获得更高的回报，但这两项举措目前都无法阻止外资的蜂拥流入。

总而言之，一个在外界看来强大得可怕的中国，在零距离观察时，看上去则可能脆弱得可怕。

同样，中国高层官员在采访中表现出相似的信心与不安交织。在中国银监会(CBRC)主席刘明康的主持下，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但他表示：“它们的进步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有时还很表面化。”

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政府为了改变它而做出的努力，也使得中国政府走上了一条可能与美欧发生碰撞的轨道。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今年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高出对美出口一倍。

今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达到12%，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规模和重要性而言，这一水平闻所未闻。中国央行原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表示，问题不在于经常项目盈余所代表的外部失衡，而是“内部失衡”。

他表示：“虽然在几个领域都存在低报现象，消费水平还是太低，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金融服务等其它方面。政府出资的公共服务规模太小，特别是与增长率相比。”如果美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世界上没有几个其它国家可以填补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需求。如果中国不能填补需求缺口，一旦出现全球性低迷，其程度将更严重，时间也会更久。

但是，中国这艘超级油轮的转向速度仍然慢得令人沮丧，这不仅仅是以其贸易伙伴的标准来衡量，即便以中国政府自己制订的标准衡量也是如此。如果不加速改变政策，一场凶险的碰撞或许就在地平线上。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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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不会威胁中国稳定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二

千百年来，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稳定一直是首要目标；这对当今的共产党而言也是如此。不过，对于本届政府而言，经济稳定是最重要的。

然而，海内外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目前都在担心，不稳定正以一种最危险的形态逼近中国——通货膨胀。他们的担心有道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今年8月，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水平较去年同期上升6.5%，创下11年来最高升幅，主要原因是肉禽价格飙升49%。上个月，一位备受尊敬的中国经济学家表示：“我们已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发展时期”。此外，他认为政府发布的通胀数据过于乐观，相信真实通胀率远远高于这一水平。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也发出了类似警告。他写道：“当前的中国经济，看上去与1988年至1989年和1993年至1996年的通胀灾难之前的情况很类似”。第一次通胀期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第二次通胀期的最终结果是通胀率超过20%，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被撤，利率大幅冲高。

盖保德提出了3个理由：首先，尽管物价上涨确实仅限于食品，但食品对中国消费者仍然意义重大，尤其对于城市人群；其次，通胀已体现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上，中国名义GDP增幅已较政府对实际GDP的预估值快了6%至7%；最后，实际存款利率为负，这可能鼓励中国人消费至少一部分巨额储蓄。

在盖保德看来，通胀主要来自国内因素。令人意外的是，他否认净出口的增长或经常账户盈余对引发通胀压力起到了重大作用。

盖保德的主要政策建议有二：一是提高国内利率，二是放开小麦和大米进口。第一个建议将说服居民储蓄，而不是消费。第二个建议将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即鼓励农业生产实现有利可图的多样化，转向高价值农产品。

上述分析或建议是否得到了其他观察人士的认同呢？答案是否定的。例如，瑞银集团(UBS)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认为，普遍的通胀过程将体现在整体物价上，而非仅仅是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和鸡蛋价格（《关于中国通胀的16个问题》，2007年8月6日发表）。

另外，尽管安德森承认中国的数据大大低估了通胀水平，但他否认这一低估程度正日益加剧。若有未被记录的通胀飚升，那就肯定存在通胀低估加剧的情况。然而，一系列数据（GDP平减指数、“企业商品”和原材料价格、进口价格以及生产者价格）显示，这种飚升并不存在。

没错，薪资正迅速上涨，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安德森指出，以人民币计算，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自1995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廉价劳动力的终结》)，2007年8月9日发表）。然而，这正是人们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期望看到的结果——在这个经济体，生产率快速增长（至少在可以测算的范围内是如此），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的农村成年人（进城务工人员的主力）数量减少。

中国的经济增长终于体现在实际薪资上。毫无疑问，这正在提高许多服务的实际价格。然而，这正是人们希望（而且确实期盼）看到的发展带来的结果。

因此，关于中国正面临危险的通胀飙升的主张，看起来不足为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高于近年水平的通胀。从长期来看，一个增长迅速、劳动力市场吃紧、货币升值又非常缓慢的经济体，其通胀应该会高于它的大部分贸易伙伴国。这种实际汇率的提高（国内价格水平相对于世界其它地区的上升），是迅速发展过程的正常现象。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过程形成之前过了那么多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通胀一直保持在低水平，实际汇率也持平。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中国央行有能力冲销中国积聚的庞大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影响。基础货币是指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货币。

此外，尽管银行体系的存款增速比名义GDP快得多（去年达到GDP的160%，而十年前仅仅为100%），但作为最好的、具有流动性的价值储藏手段，公众似乎还是很愿意持有这些存款。近期，这些存款似乎溢入资产市场，包括股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消费：自2001年以来，家庭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如此看来，相对于潜在和实际产出的快速增长，国内需求的增长总体而言仍然处于被抑制状态，而非过热。的确，经常账户盈余相对于GDP出现增长，必定意味着经济体的实际（和潜在）产出增长快于国内需求。

那么，这有什么政策影响呢？首先，预防更高通胀的最佳方法，是人民币更快升值：自中国政府2005年7月宣布转向更灵活汇率机制至今，人民币迄今升值10%。加速升值，再加上放开粮食进口，也将是应对食品价格上涨的一个好办法。

其次，宏观经济层面当前的大问题不是通胀，而是净出口的快速增长、经常账户盈余的激增和国内消费的持续疲弱。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国内需求过多，而在于缺乏国内需求。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仍然是真正重要的头等大事——从出口和投资转向公共和私人消费，从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积累转向更为平衡的对外格局。

以这种观点来看，对通胀的担心基本上属于偏离主题。如果这些担心导致紧急削减国内支出，那就会成为有害的偏离，因为那只能加剧这个经济体中一直存在的结构失衡。不过，对通胀的担心也可能导致人民币更快升值，进口更快放开，并出台旨在刺激国内支出（尤其是消费）的政策。那将是有益的结果。

金银岛岛主

吹不破的中国“泡沫”？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三

两年前，当中国股市在1000点附近徘徊时，中国证监会(CSRC)主席尚福林经常因为股市令人沮丧的表现而受到攻击。现在，随着主要股指已远远超越5000点，他又不时被人批评为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市场的陡峭上扬走势。

尚福林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投机气氛更浓了。市场的迅速上升意味着股价水平可能超越企业收益的增幅。”

中国内地股市的复苏是近年来相当值得一提的投资故事之一。在经历了5年的萧条之后，随着散户资金涌入股市，中国内地股市在过去两年中大幅攀升。

在中国内地，虽然有些分析师认为市场会出现短线调整，但大多数人对目前的市场状况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觉得股价的上涨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情况的反映。

长江证券驻上海的分析师钟华表示，中国内地股市相对于其它市场已不再廉价。“然而，长期而言，尤其是如果你将股市规模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比较时，我们仍认为它正处于一个合理水平，并可能继续上涨。”

然而，对于许多海外分析师而言，中国股市正日趋危险。侯伟(Fraser Howie)曾与他人合著了一本关于中国股市的书籍*。他表示：“这是个泡沫，但这个泡沫可能再持续一年。”

怀疑者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市场估值。2007年，中国内地股市的市盈率约为50倍，而对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其A股较H股溢价近100%。

另外的警告信号是不断上涨的股价对于公司利润的重要性。今年上半年，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企业收益增长了70%。

然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驻香港的策略师娄刚(Jerry Lou)估计，今年上半年，企业的非核心业务收益（主要是股票投资）占其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31%。因此，如果股市下行，企业收益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尽管公司治理标准有所改善，但分析师仍认为，企业对待小股东的方式存在严重不公。

纽约研究机构RateFinancials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对在纽约证交所(NYSE)上市的10大中国企业进行了研究。报告总结称，其中多数企业收益质量较低，包括坏账准备较低和现金流不足。报告还对这些企业董事会的软弱无力以及不同国有企业之间高管人员的调动提出了批评。

尽管许多分析师对目前的股价水平表示担心，但股价仍可能继续走高。经济学家担心，中国通胀率的飙升（已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将促使银行存款继续流入股市。

“持币需求可能会崩溃，”北京一位要求不具名的知名经济学家表示。“这意味着更多现金在追逐少量股票。”

当股市规模相对较小的时候，其走势对宏观经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根据某些标准衡量，中国股市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股市，且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今年开设了股票交易帐户，因此，股市大幅下跌的潜在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今年5月，由于担心潜在泡沫扩大，为了减少投机，中国政府出手干预，将股票交易印花税提高了两倍。然而，在股市大幅下跌后，政府官员则改变了论调，开始鼓励股市上扬。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政府将再次出手干预，为股市降温，但不是通过税收手段。“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月，政府将出台更多的政策措施，为股市降温，”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HSBC Jintrust Fund Management)驻上海的首席投资官麦家仪(Losa Mak)表示。“但这些措施可能是旨在控制流动性的市场机制。”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允许一系列大型企业在A股市场进行大规模首次公开发行(IPO)，以吸收市场的部分流动性。今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CCB)和中国最大的煤矿企业中国神华(Shenhua Energy)先后打破了内地IPO最高纪录。政府可能还会批准设立更多投资基金用于购买海外股票，加速散户储蓄资金流向海外。

摩根大通(JP Morgan)中国股票业务主管李晶(Jing Ulrich)也认为，政府官员希望通过发行更多股票和允许更多资金投资海外，逐步为股市降温。

她表示：“政府认为，随着企业收益不断提高、股票供应扩大、中国公民投资渠道拓宽以及股指期货的推出，市场估值将逐渐下降。”然而，如果这些加大股票供应的努力没有起到为股市降温的效果，尚福林和其他监管者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

届时，他们将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引导股价下跌，同时还不能引发投资者信心崩溃和数以百万计新一代小股东的强烈抗议。成功也会带来挑战。

金银岛岛主

中国：21世纪的矛盾叙述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四

在位于北京市区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 34层大楼里，乘坐临时电梯上升，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首都的惊人变化。这座在建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总部，矗立在林立的摩天大楼之中，占地面积几乎与美国五角大楼相当。该建筑由两幢快要碰到一起的倾斜塔楼组成，两者由一条钢和玻璃结构的通道相连，是大胆建筑构思与工程实力的结合，令人惊叹。

我上次到北京是在1999年。如今，感觉这座首都城市就像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有点儿像柏林墙刚刚倒塌之后的柏林。区别在于，奥运会前夕的北京，正在用惊人的效率抹掉过往的痕迹，使崭新的绚丽景象展示着诱人的前景，而非某种既定的现实。

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无法回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的崛起为世人所熟知，但污染问题也随之产生，大城市中令人窒息的交通便是明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爆炸式增长。

两年前，由于意识到经济增长向制造业严重倾斜，中国政府下令，深化国民经济中发展迅速的服务业。国民生产总值(GDP)因此增长近17%——这一巨大增幅得益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重要性日益提高（虽然仍严重割裂）的私营部门的转变。

银行业体系的发展说明了这种变化的规模。在1999年，当时人们谈论的都是不良贷款和管理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如今，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已帮助重组了国有企业，其中许多已经上市或正在考虑上市。

活跃的中国建设银行(CCB)行长郭树清概括了这种普遍存在的自信情绪：“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将一个半官僚机构转型为一家以客户为基础的银行最为简单的途径。”他谈到了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美国银行的战略合作为建行带来了信用卡管理及其它财富管理业务方面的新技能。

诚然，同样在这些能言善辩的银行家中，一些人过去曾被卷入经济或者政治方面的麻烦。但西方公司高管称，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基础看起来更加稳固，尽管股市显然感觉像是一个泡沫。中国银行业谨慎地走向开放，要归功于北京当局，特别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他已经尽可能地快了，我们可以接受，”一位驻上海的西方银行业高管表示。

过去10年中另一剧变是自有房产的兴起。1999年，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推动下，中国各城市才刚刚开始将存量住房私有化。在多数城市中，人们可以根据为国有单位服务的年限，折价购买这些最初由单位提供给他们的住房。服务年限越长，折价越多——这是一种在政治上颇为合理的理念，但在经济上似乎毫无道理，因为住房是低流动性资产。

如今，放宽住房购买规定似乎便是受此启发。在中国，这些新规定启动了抵押贷款进程，使普通居民将手中的房屋变为主要抵押品，进而为其它大额采购提供融资。它还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为人们提供了购买北京新建住宅的资金。这进而吸引了大量人群涌入。仅在北京，在近2000万总人口中，外来工人的数量可能就高达400万人。

这些城市新增人口不仅仅是那些农民转变成的建筑工人，每天清晨向最近建筑工地跋涉；他们之中还有在房地产、商业咨询和软件业等发展迅速的行业中工作的白领。由此导致的人口流动性上升，是过去10年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特征之一。

我此次重返中国发现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方面是，中国人自己似乎并不像华盛顿所描述的那样墨守陈规。在外交部的一次午宴中，官员们非常谨慎，避免谈论“第二个超级大国”。相反，他们将话题转回到一个政府反复申明的说法，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缅甸和津巴布韦的专制政权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言：“那种认为中国领导人每天早上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主宰世界的观点，根本不成立。如果说他们早上醒来时会担心什么的话，那就是如何处理100个不同的国内问题。”

归根结底，21世纪的中国是一篇充满诸多矛盾的记叙文。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市场经济；而中国这个超级新兴经济大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对于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还有些犹豫。

再来看看工业重镇重庆一些反复出现的景象。这是一座拥有超现代化机场和保时捷经销店的城市，但街头却有鸡在闲逛。但游客的感觉是，进步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无法回头的。

金银岛岛主

“山高皇帝远”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五

和往常一样，在本月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外界对下一届国家领导层的人选猜测纷纷。

谁将最后胜出，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继承人？

在神秘的中国领导层内部是否存在分歧？如果是，又是在哪些问题上意见不同？                  

不过可以说，数百年以来，中国政治和政府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是中国政府的最新政治动向，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障碍。

尽管在外界的想象中，信奉威权主义的共产党将其意志强加到了整个中国及其13亿人口身上，但事实上，省市一级的领导人经常无视北京高调宣布的国内政策和指令，虽然这些地方领导人可能也非常希望进入国家权力层。

“山高皇帝远”——中国的这句古话说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效力有限。如今，这句话现在同样适用。

例如，尽管中国多次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腐败，对重点调查与抓捕的少数犯事者予以严惩，但中国各地的官员腐败现象仍然盛行。

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涉嫌违规使用上海社保资金，被开除党籍并遭逮捕。

通过扳倒与前任主席江泽民有关的“上海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并试图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3个月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因在药品审批过程中收受制药公司的贿赂而被判死刑。

他的继任者邵明立解释了在中国执行安全规定面临的挑战。中国有许多小型食品和药品制造商，有3500家监管机构，而现行体制将执行的主要责任放在了地方政府身上。

他表示：“过去4年，我们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在农村地区建立监管网络。”

他特别补充说：“你可能注意到了，一些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官员因没有履行职责而受到了政府处罚。”

不过，在中国许多地区，金钱的诱惑仍然超过对惩罚的担忧，地方官员仍然是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同义词。

驻北京的一位咨询顾问将这种现象称作“裙带共产主义”，它是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北京方面并没有看到其指令得以顺利执行，而是不得不应对全国城镇和乡村每年爆发的无数抗议活动。

中国老百姓对大量权力滥用行为非常愤怒。这些行为包括地方官员非法征用土地，与地方上党的领导人有关系的企业倾倒有毒垃圾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市民将地方官员视为掠夺者，有时还会直接上诉中央政府，请求帮助。

但中国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更确切地说，是各种环境危机的总和，很好地说明了本以为拥有无上权力的中央政府可能多么地无能为力。

温家宝及其他政府领导人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治理污染和其它环保措施对中国未来福祉的重要性。

在省级政府，这些告诫常常被地方官员忽视。他们依旧采取早先中央政府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做法，不惜任何代价强调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无视当前中央领导层实现更“均衡”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呼声。

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结构问题。中国国家发改委负责节水、能源效率和环保问题的高级官员何炳光指出，各省的发改委不归北京总部直接管理。他表示：“他们是从省政府领工资的。”

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矛盾的根源，是全国上下法律不健全、缺乏问责制和媒体自由，这种情况加剧了党内领导人和企业大亨私下始终存在的权力斗争。企业大亨不需要选民支持，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向选民负责。

这些不足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果：腐败丑闻、环境灾难和某些省份管理不善的事件，通常只出现在犯事者不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媒体或邻省的媒体上。

北京的中央政府正尝试做一件中国历代皇帝及政府屡试屡败的事情：无论山有多高，省会距离皇宫有多远，都要确保其意志得以迅速的遵从。

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似乎是少数听话的省级领导人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江苏才成为首批开始根据一系列社会和环境指标、而非单凭投资和经济增长来评估官员政绩的省份之一。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正在召开的中共党代会上，李源潮将被提拔进入政治局。

金银岛岛主

中国制造业开始“长征”?(上)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六

“中国价格”指的是零售商为这个世界工厂制造的产品所支付的价格，它曾经是无可比拟的基准，但如今已发生变化。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统计人员编纂的数据都显示，在经历了至少5年的通货紧缩后，过去18个月，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已开始攀升。

“中国向世界出口通缩的时代即将结束，”驻香港的摩根大通(JP Morgan)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表示，“制造商正提高其平均售价，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转嫁任何未来的（成本）上涨。过去5年，许多制造商的利润率被严重挤压，但由于行业整合、环保和安全记录不佳的小厂商的关停以及自然损耗，定价权已回到众多行业手中。”

“原材料价格将继续上涨”

今年，全球最大的电动工具制造商之一创科实业(TechTronic Industries)将成本上涨转嫁到了零售商身上，这是十多年来的首次。该公司还表示，正就其中国内地扩张计划进行评估。“原材料价格将继续上涨，”创科实业家用电器部门行政总裁约瑟夫·加利(Joseph Galli)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该行业）顺利度过了价格上涨阶段。当时的情况也很艰难。”总部位于香港的创科实业旗下拥有利优比(Ryobi)、Hoover和Vax等品牌。

瑞银集团(UBS)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引用了香港的数据，因为“它们距离中国工厂大门最近”。这些数据显示，中国产品的价格每年上涨约3%。

《中国经济季刊》编辑葛艺豪指出，香港的数据很好地描述出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南部地区的情况，但未必反映整个中国的现状。他表示：“最终，目的国的卸岸价格是最相关的因素。”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编纂的一个指数显示，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已上涨1.5%。

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出口价格没有以更快的速度加速上涨，若要减缓中国出口洪流，就必须出现这种情况。中国1月至9月出口额增长27%，至8780亿美元。正如贸易采购公司East West Basics驻波士顿交易员吉姆·伦纳德(Jim Leonard) 所言：“数量背后掩盖着大量罪恶。”

我们可以在江西南部找到这个谜团的答案之一。该地区以中国客家族的文化故乡而闻名，客家族的名字源自于他们迁徙的历史。但该地区的县政府正接待着新一代的移民——来自香港、台湾和更远地区的工厂主，他们都在为远离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心的业务，寻找更为廉价的生产基地。该地区距离毛泽东及其麾下衣装简陋的农民起义军开始长征的地方不远。

“我们把投资工业园的企业视为上帝，”龙南县副县长钟旭辉表示。“每个大公司我们都派出一名政府官员为其服务，帮助它们准备行政文件。工业园区内的公司，不用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处理文件方面。”

这种热情好客的反响远远超越了客家人故乡及其它新兴内陆制造业中心的范畴。它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例如香港珠江三角洲内陆地区或环绕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而这种产业转移进而正发挥着减缓“中国价格”上行压力的作用。

整体通胀水平拉响警钟

例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土地和电力价格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铜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则呈指数级上涨。如今，中国的整体通胀水平已给中国政府拉响了警钟。今年8月，中国通胀率高达6.5%。

除了这些压力以外，自从三年前中国允许人民币从8.3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浮动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值7%。

安德森提出，很大程度上，最近发生的这种现象在出口领域只是理论上的。在出口领域，工厂只不过是在转手进口部件——往往是以美元计价的。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出口商试图利用这个借口，尤其是在去年人民币汇率超过港元的时候（港元目前仍盯住美元，汇率为7.8港元兑1美元）。为美国零售商提供家庭用品产品的伦纳德表示：为什么不呢？“如果不问，你就是疯了。”

长江三角洲地区义乌的一个帽袜厂主余中华(音译)说道：“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对我的工厂影响很大。”“我们袜子停产了，因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三、四年以前，出一个月900元（合120美元）的工资，就能轻松地找到制袜工人。而现在，就算我们掏一千四、五，他们也觉得这种工作太累人，工资太少。其它小型制袜厂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出台

不过，义乌的价格涨幅只有1.42%。去年10月，义乌创建了自己的指数，监测成本上涨给当地生产商带来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苏为华表示：“自创建以来，义乌指数并没有明显上涨。”苏为华也是“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的创建者。“在义乌，竞争很激烈，所以，交易商通常不会提高自己的价格。要衡量工厂对成本上涨的消化能力到什么程度，是非常困难的——不同产品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不过，他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替换材料、升级技术和制造工艺，在塑造品牌上下更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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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开始“长征”?(下)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六

相对于潜在的成本压力来说，中国价格几乎没多大变化，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些驻华出口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几年利润是何等丰厚——这些公司多为香港、台湾和其它海外投资者所有。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上海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最近走访了香港附近城市深圳的几位制造业客户。他指出，家具的纯利润率已经从几年以前30%的“不正常高位”降至更为合理的10%。

其它制造商纷纷涌向龙南县和江西南部的其它县市——龙南距香港400公里，走高速公路需要5个小时。每周一，在那些地方工厂工作的香港经理人成群赶来，周六再回家与家人共度周末。

中国大陆与台湾合资企业——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Huajian International Footwear)在赣州雇用了1.1万人，占其员工数的40%。赣州是龙南以北125公里的一座城市，在这里，华坚为美国零售商杰西潘尼(JCPenney)和鞋类品牌玖熙(Nine West)等客户提供鞋类产品。一幅17万平方米厂区的航拍照片摆放在大厅，展现了工厂的全貌。这是华坚的董事长在飞往赣州简陋机场时抓拍的。路的对面，这家公司正在进行一项10万平方米的扩建项目。

这家厂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华坚能够在赣州与深圳和东莞等城市的姐妹工厂中间搞来定单。华坚工厂的一个经理李伟华(音译)说：“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水和电也更便宜。不过，交通成本要更高，附近也没有供应商，这降低了我们的效率。”

沿海、内地的价值链分工

更重要的是，赣州华坚工厂80%的工人是从江西南部招募的，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工人技术好。利润空间更高的定单要么时间紧、要么需要技术更好的劳动力，这些定单都在深圳和东莞完成；价值不那么高的一些定单才在赣州完成。

总部设在香港的胸衣及内衣制造商Top Form，在其深圳、南海工厂（也在珠江三角洲）和龙南工厂之间设置了一个类似的劳动力分配比例。销往法国和其它欧盟(EU)市场较为花哨的女士内衣，倾向在深圳进行加工制造，并通过空运从香港出口。Top Form的龙南工厂集中于出口美洲市场、样式较为简单的大批量订单，这些产品通过盐田由集装箱运输。

“我们在深圳制造所有最复杂、最昂贵的样式，”Top Form龙南工厂经理拉里•霍(Larry Ho)表示，“这是我们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厂。我们能在那里做出一些利润率相当高的样式。”

他补充称：“在这里（龙南）很难找到熟练工人。这影响了我们的效率。”在龙南培训一名工人需要3个月，而从珠江三角洲深厚得多的人才库可以挖到非常熟练的工人。Top Form 3家中国工厂的月薪水平可以概括它们各自的能力：深圳1600元人民币，南海1200至1300元人民币，龙南1000元人民币。

“90%的中国企业宁愿迁往内地，而不愿移向离岸地区，”渣打银行的王志浩表示，“有人认为，目前企业家们正在整体移向离岸地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单一国家，而是某种更近似于欧盟的实体，即在一个关税同盟中有不同的薪金水平和税收体系。”

利丰集团(Li & Fung)的布鲁斯·罗克威兹(Bruce Rockowitz)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制造）活动正在远离沿海地区。产品生产昨天在那里，今天在这里。你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国家。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多国采购区。”利丰集团是一家在中国大陆拥有16家办事处的贸易采购公司。

然而，即便对龙南等建立时间相对较短的目的地而言，也在发生改变。“最初，我们不对来这里的公司类型进行选择，”龙南县副县长钟旭辉以其浓重的客家口音表示，“但现在我们不想要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消耗过多电力或占用大片土地的公司。我们现在欢迎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公司。”

在Top Form进入龙南时，会有数百人排队等在工厂大门外找工作。如今聚集30或40名工人，这种规模被认为是适当的。正如霍所言：“我们不能永远固守一个地方。现在是江西。但江西在5年后可能就不具有竞争力了。或许我们的下一家工厂将会更加深入内陆地区。”

金银岛岛主

污染型增长”何时了？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七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曾说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立志学习西方的消费文化，两国人民将像蝗虫般迅速将世界掠夺一空。

如今，中国国有的能源及矿业巨头在全球搜寻原材料，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提供动力，满足致富心切的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胃口。中国不仅是从微波炉到软糖豆等各色商品的全球最大生产国，它还刚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已脱离贫困，但中国污染严重而且浪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大片土地遭到毁坏，连基本的生态体系都无法维持。

工业和城市废水的随意排放，加剧了水资源缺乏（特别是在干旱的北方）问题。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贫困的农村人口身上，中国有高达5亿农村人口没有自来水。中国一半以上的城市废水在排放时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去年约有300亿吨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到湖泊、江河和海洋中。

此外，发电站和工厂还排放了240亿吨工业废水，其中许多工厂的商品是为受到低成本吸引而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生产的，而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宽松的环保标准有关。

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恶化，加之地下水资源遭到污染，意味着中国超过10%的农作物遭到重金属及其它污染物的污染，使那些不饮用污染水的人也受到健康威胁。

但是，对人类健康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令人震惊的空气污染程度，这是中国70%的能源需求依赖于煤炭、而且许多城市居民渴望拥有自己的汽车的结果。

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主要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而早亡。中国近60%的城市人口居住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至少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水平的5倍。

问题不是中国的环保法律——中国的许多环保法律完全照搬欧洲立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律。问题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威权政府各级的执法力度都不够。中国共产党早就抛弃了其意识形态根基，如今其执政合法性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

直到不久前，中国政府还无视经济快速增长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一种恐惧：如果经济下滑，可能导致民众对一党制提出质疑。

但近年来，严重污染本身已引发抗议，在有些案例中还出现了武力镇压，中国政府因此陷入困境：他们不得不找出对其合法性的最大威胁究竟是什么。

其结果是，中国政府推出了大量空泛的口号，支持可持续发展和更环保的增长模式。有关方面已做出一些切实的努力来解决环境问题，而媒体和政治宣传的规模和频率均呈上升趋势。

但不幸的是，执行机构——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仍然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该机构在各省的职员通常受到地方官员的左右，而地方官员依赖污染企业来实现税收收入，通常还依靠这些企业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将改善环境挂在口头上，但他们的本能反应仍然是掩盖和否认问题的规模。今年，世界银行迫于压力，删除了其名为《中国污染代价》联合报告中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原因是中国政府担心，报告的调查结果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污染型增长的经济代价非常巨大，但很难计算。世界银行的报告估计，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价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即7810亿元人民币，但这还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当前不可持续发展对工业造成的未来成本。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表示，中国2006年的环保项目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5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23%，但除了安装基础污水处理设施和减排设备外，这其中还包括公园和植树支出。

由于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导致本国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些实际上是将该问题转嫁到国外的政策。

中国在部分地区禁止商业伐木，加剧了对缅甸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猖獗而且经常是非法的木材采伐的需求。同时，中国在非洲和亚洲寻求原材料的活动，无视人们对当地环境的担忧。

金银岛岛主

中国：全球超级经济大国？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八

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并度过了一连串的国内、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衰退、以及中国国内的非典突发事件——所有这些危机都未能打断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超过11%，看起来中国正处于一个有利地位，能够度过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这场危机已开始对美国经济造成尤其显著的影响。即使美国经济放缓导致中国出口下降，其影响也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中国完全能够应对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带来的影响，”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问题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全球增长温和放缓，实际上可以缓和决策者对整体增长、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的担忧，同时中国在宏观经济方面的强有力地位，提供了必要时调整其国内政策立场的工具。”

一系列因素为短期内中国的信心提供了支撑。企业利润和贷款增长仍处于高位，从而确保占中国经济增长近一半比重的投资活动保持强劲。此外，尽管成本上升，以及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0%，但中国出口商仍有着超强的竞争力。

中国8月份通胀率达到了6.5%的11年高位，在一些决策者中引发了悲观的看法，他们担心通胀会波及本已存在泡沫的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但就目前来看，中国的物价之所以正在上涨，几乎完全是食品和全球饲料价格上涨所致，而食品涨价的推动因素，是中国主要的食用肉类猪肉出现短缺。

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不在于它能否持续迅速增长——就中短期而言，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经济能做到这一点。问题仍然在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能否改变，减少对出口和资本及能源密集型企业投资的依赖，转而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中国政府已说了将近5年的所谓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在美国经济可能放缓的背景下，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中国需求上升，有助于抵消美国需求下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刺激。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如果美国经济放缓的速度高于预期，从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那么，减少外部失衡可能成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

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是一种最显而易见的工具，不仅可以减少对出口商的激励，而且也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然而，中国的汇率政策依然没有摆脱两年前取消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时设定的缓慢、稳定的轨道。

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独特个体，以许多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和重要性，以至于外界感觉它的影响更像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据世界银行及其它机构估计，今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预计将达到12%，对于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这种情况闻所未闻。

规模较小的国家，例如石油国家甚至处于出口驱动型发展阶段的马来西亚，也存在类似的高水平经常账户盈余。但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未来增长空间，中国的失衡问题有着全然不同的涵义。

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出口。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其进口增速的近两倍。中国已削减甚至取消了某些类别产品的出口退税。甚至对一些出口产品（例如某些钢铁产品）开始征税。但这些措施并未收到明显效果。

通胀加剧已促使中国央行(PBoC)采取了强硬得多的立场。即便今年中国央行已5次上调利率，7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未来数月内，预计央行还将出台更多此类举措。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王庆表示，中国在美国降息的同时决定推行加息举措，“表明他们相信，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将较为有限，而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因此，当局的政策重点仍然放在解决经济风险和资产价格过热方面。”

两年内上涨4倍多的股市，仍是中国政府的关注重点。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大，从近来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企业参与的大量并购交易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里昂证券(CLSA)的侯伟称，中国内地股市一直以香港上市企业的股价作为估值基础。他表示：“在实际交易中， A股股价没什么关系。没人把A股股价作为表示公司真实价值的指标。”侯伟表示，中国股市是存在泡沫，但这一泡沫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尽管中国经济可能不会被冠以“泡沫”的头衔，但中国领导人也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不过，这种局面可能在2008年也不会改变。

金银岛岛主

为中国经济奇迹“寻根”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九

在规划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智地向一个人请教。那些上世纪90年代刚成年的人，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万里，现年91岁，但思维仍很清晰。

万里是上周中共17大开幕式上的特别嘉宾。在使中国走上正轨方面，他所发挥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与会人士都要大。上世纪80年代，万里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贫困省份安徽的省委书记。

安徽是真正的中国奇迹的发源地。1978年12月，小岗村的18位农户作出了分田承包的秘密决定。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些农户写下了血书，一旦他们被捕，社员们保证将领头人的子女抚养成人。

万里没有抓他们。相反，面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他批准了这一试验，并勇敢地为其作了辩护。这一试验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年之内，安徽省90%的乡村都施行了这一制度，几年后，中国其它地区也开始施行。

此后，万里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个位置上，他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推动开放农村财政、延长农田租赁期、取消私营企业的就业限制、放开城乡贸易、削减农村党政官员的权力，并推行农村治理的基层民主。

结果，在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快步增长。西方经济学家可能会吹嘘说，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化才是中国减贫的原因。然而，真正的功臣是农村改革。中国大部分的减贫成就出现在80年代的头5年。同期，收入分配状况也有所改善。

万里和80年代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行动，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农民头上。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是自下而上、依靠群众智慧的成功典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经济民主。万里曾告诉下属说，如果农民希望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想法不同，首先应该想的是，自己可能是错的。

90年代，中国偏离了这些遵循市场的政策原则，这的确很不幸。当时，为了支持城市的工业发展，中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这种偏袒城市政策的影响巨大。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两位数的增幅，急剧下滑到4%左右。此后，在胡锦涛的领导下，这一比例回升至6%。

中国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拥有多少座高楼大厦，而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命运。如果农村收入没有提高，农民被迫为医疗和教育开支而储蓄，那么国内消费就无法增长。如果农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能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农村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服务，那么中国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中国高科技的未来取决于农村地区，这种想法可能与你的直觉不符，但如果你相信市场原则的话，想法就会不同。在中国农村地区，科技含量较低的企业取得成功，将迫使城市企业在生产和科技方面创新，以保持其竞争优势。90年代农村经济的停滞，使成百上千万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数以千万计急切的求职者涌入从不缺乏劳动力的城市企业，而这些企业做出了理性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类似情况下会做出的决定：它们牺牲了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

其它的长期代价，包括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由于90年代的重大政策失误，中国可能又造就了一代文盲。

过去5年，胡锦涛先生制定了许多有价值的目标，例如建设和谐社会，让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如果胡锦涛能倾听一下万里及其同事田纪云和杜润生等人的建议，他将会更高效地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富于远见的80年代领导人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接下来的10年，他们却被边缘化了。中国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国回归80年代模式的速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