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下金融奇迹的拓荒者

金银岛岛主

1989年的上海，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浓重的地方。12月，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现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前身)第一任理事长经叔平到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商定，要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筹建上交所的任务落在尉文渊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身上。

1990年5月，朱镕基市长出访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向世界宣布上交所要于年内开业。而此时，上交所的筹建工作仍处于务虚阶段，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当时筹建工作的负责人萌生了退意。5月的一天，时任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的尉文渊，无意中向当时上海人行副行长罗士林表示：“不行就让我去筹备！我年轻，不怕吃苦。”这个被尉文渊称为“不知深浅”的提议，几天后化作他负责筹备上交所的偶然因素。那时，尉文渊从北京国家审计总署调到人行上海分行才六七个月。

在主动请缨筹建上交所时，大学学财政专业的尉文渊，还对银行及证券业务没有一点概念，只是觉得自己在国家审计署有过筹建工作的经历。那时，他觉得此筹建与彼筹建没有太大区别，“不懂，就从头做起。”没想到这个暂时性的工作安排，竟改变了尉文渊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再也没回归仕途。

1990年11月26日，上交所正式成立。这一天，尉文渊被任命为上交所的常务理事、总经理。35岁的他成为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总经理。任命名单第二天见报后，上海金融界哗然。直到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顺利开业，同日，上交所电脑网络系统投入运行，尉文渊才确立了自己在上海乃至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

尉文渊在发展证券市场中，大胆创新了很多业务领域与业务模式，为他在海外赢得了“股票大王”、“中国证券神童”的称号，同时，也使他与证券市场上下左右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很多磕磕碰碰。

磕碰往往将尉文渊推到“被撸掉”的边缘。这使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做事风格要是不改变的话，将无法适应中国的政治文化。“但我不想改变去委曲求全”。在上交所做得“心野了”的尉文渊，在1992年已开始非常珍惜历史赋予自己的这次机会。于私，他觉得“我要是畏畏缩缩的，就太浪费人生了”；于公，在他身上可以感觉到很强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但也有些悲壮——“可能个人要付出代价，自我牺牲”。

尉文渊印象最深的一次磕碰，发生在推广股票无纸化和股票发行的无纸化过程中。“首先，人民银行就通不过，因为当时上海市颁布的《股票发行条例》中就有股票要有实物的规定。我们取消实物股票，首先就和管理规则相矛盾、相冲突。”

10年后，经历了太多风浪的尉文渊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情况，用“打得一塌糊涂”一言带过当年他为了力排众议所遭遇的惊涛骇浪。据说，那时的尉文渊在与各方的争执中常常拍案而起，不肯退让一步。10年后，他发自内心地承认：“当年不见得我都对。那时年少气盛，也伤害了一些人。”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让中国走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同年5月21日，尉文渊力排众议，独自决定取消上交所交易价格限制。

1993年初，股市日趋活跃，“逼”着交易所淘汰Novell Netware系统，升级到HP Unix主机系统上。1992年10月初，尉文渊与HP约定，12月底之前新系统必须上线。12月14日，负责应用系统开发的澳洲人Philip对尉文渊说，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测试，系统才可上线。“我一听就愣了。要半年?这股市一天也等不下去了。”最后，尉文渊只答应推迟10天，“12月24号必须要上”。Philip说：“测试没完成，我不能保证交易系统成功。”尉文渊对他说：“我来帮你做测试，不就是在应用环节找问题吗？”“我用中国人的土办法，发动群众。闭市后，通知红马甲不准走，将交易系统切换到新主机系统上。我向全场宣布，往里打单子。谁把系统打死了，我当场有奖。”结果有6个出市代表发现了毛病，分享了2000元奖金。亲历了当年整个过程的HP公司高子凡称，尉文渊的方法是“富有个性的管理方法”。结果需要半年的测试两天就结束了。

12月24日，新老系统切换成功。“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孙振耀(时任中国惠普计算机事业部总经理)他们都不敢来。对他们来讲，也许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押在这儿了。”当时，尉文渊对HP公司做出了承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95年2月23日上交所发生了震动国内外的“327”国债事件。9月15日，尉文渊引咎辞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上交所。对离开一直有心理准备的尉文渊，对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在他脑中徘徊一年多的去意，在实现时却被历史烙上了深深的遗憾。然而，“我是一个汉子，应该承担责任”的勇气，帮助尉文渊很快调整好了离去后的心态。

对自己张扬的个性，尉文渊并不忌讳，并做了这样的注解——“我看准的事一定要做，无论阻力来自上下还是左右，我绝不轻易放弃”。


（一）

金银岛岛主

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王健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无人无钱无办公地点，更无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王健上任以后，先办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一程一堵墙。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没有含糊其词，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我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有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数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1990年5月，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那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王健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是那些证券公司。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白热化的争执，却隐隐地告之天下，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形成。官司打到主管机关，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三公”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成了腹中死胎。电脑的运用，并非用简、繁可概括其意义，更无难、易之分。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王健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

1990年深圳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开业，不久便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定为8月18日试业。

试业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以“北京”的名义，说“北京”不同意开业。“北京”不同意开业，深圳市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交易所受命于人民银行。开业问题再次流产，不得不另改时间，改在了10月13日。但在开业的前几天，某行长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汇报内容无从考证，南归深圳之后，10月13日的开业又被扼杀了。

1991年11月20日，王健突然接到北京“联办”总经理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们第一个筹备的，可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啊！”

王健核实之后，越想越不对劲。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家，那还需要我们深圳交易所成立吗？王健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要求尽快让交易所进入工作状态，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难以出世！

李灏书记听完汇报，拍案而起。1991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召集有关方面人员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

趁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都在，王健再度重申事情的严重性。筹备组另外一位负责人禹国刚在汇报交易所的筹备情况时，还当场进行演示。

最后王健汇报说，经过我们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如果实现了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之前有些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环节一直是被人用手工操作。如果这个操作再有一点儿私利混杂其中，搞鬼岂不是举手之劳？

直至此时，市政府主要领导才知道股市混乱、交易所迟迟不能开业的症结所在。今天又看了现场演示，市领导心里也有了底：股市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说：“今天就是拍板来的。”

聪明的禹国刚见状，觉得时机已到，再不能放过这次机会，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拍板，我们马上就能开业。”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听了十分高兴。

主管机关一位领导却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王健很气愤，立即接过话题：“深圳的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我们如果现在把交易所运转起来，把全市交易集中起来管理，现行股市上70％-80%的弊端，我们保证把它干掉。但如果交易所还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可要找你们算账喽！是不是这样？”“你们能不能开业？”李灏书记急切地问王健。“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那好，12月1日开业。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书记说，“上海订在12月19日开业，我们比他早18天。”

李灏最后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任何会研究！”

王健和禹国刚激动万分！兴奋之情于溢于言表。就这样，12月1日成了交易所上上下下日夜企盼的日子。

1990年11月22日到12月1日，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几天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几朵难以辨清的浪花，转瞬即逝。然而对交易所筹备组来说，这几天是那么艰难、漫长，并不比前面的几年好过多少！

过去一些证券商因为没有监督，靠黑市交易、黑过户坑害股民。交易所一旦开业，无异于宣判幕后交易的死刑。一些不法证券商将遭受重大损失，这可是切肤之痛。于是，个别证券商暗中勾结，密谋不轨……

1990年12月1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交易所的人们经过历时三年的艰苦工作和焦虑的等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王健和禹国刚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开业之前，检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证券商的出席代表们都穿上代表衫，一个个全来了。

快到上午九点，就要敲响交易所开业的钟声了，交易所的全体员工兴奋之情到了极点。

然而，王健却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气氛：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席代表无精打采。我心里隐隐地罩上了一层阴云。

九点钟终于到了，虽然一个个问号还在我心里不停地闪现，但这毕竟是历史性的开端。王健拉响了钟声，这是盼望已久的声音，也是新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开市第一钟。喜悦之情在王健和禹国刚以及交易所全体员工的脸上流动……

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总会是一阵激烈的争抢价格，以争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钟声已响过好长时间，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这时国际基金部一位经理突然出现在交易所。国际基金部也是证券商之一，亲自跑到交易所，可真是件不寻常的事情。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之外，任何证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

来人顾不得那么多，因为情况紧急，拉上王健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头一天就出师不利，第一天就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

王健这时才悟出为什么刚才有些证券商（出市代表）的表情异样，原来有人捣鬼。

“都是谁？”王健急切地想搞个明白。“你先别问了。你们要做好准备。不过你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你们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禹国刚闻听此讯，肺都要气炸了：“把个人私愤发泄在股市上，真是一群败类！”

不能就这样让这群人的阴谋得逞。一定要有对策。绝对不能在第一天造成空市，只要在第一天能有一笔成交，那就是交易所的胜利。

于是，王健和禹国刚决定，分兵两路。王健先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另一方面禹国刚亲自用车将人行的头儿请来，听听主管机关是什么处理意见。不多时，人民银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如果是这样（造空市），我们就处分他们！”两位处长当即表态，声音很坚定。

整个营业日，直到收盘，没有收到参与密谋的几家证券商的一笔委托。但是，据交易所的调查结果，这一天这几家证券商都接到过委托，就是不往交易所报。这一天，只有国际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几笔。

不管怎么说，交易所开业首日总算没有“空市”。虽然全天仅5笔成交，但这足以表明，正义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话又说回来，几家证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王健再度来到主管机关，要讨个公平。两位处长却面露难色地说：“处理他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虽说空市没有造成，但是酿造丑闻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此后王健也未再追究。因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冲淡了一切的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