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但是，随着人口老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人口红利”可能到2013年时将消耗殆尽。
现在，如下几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保增长不一定能保就业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奥肯定律”，即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反向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增长与就业并不一定存在相关关系，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的经济模式一向偏向于大企业，本轮调控后，这种倾向更明显。大企业、大项目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产业对增长贡献大，对就业贡献小。
我们曾通过分析17个行业投入产出表，对投资的增长乘数（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与就业吸纳系数进行排序，得出的结论是，投资增长乘数较高的行业，就业吸纳系数较低。
从去年底开始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加息和信贷窗口指导。对信贷的控制也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把握。抓贷款质量，就是要保证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小企业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贷款给中小企业对银行来说，风险就加大了，获得贷款的就更是大企业、大项目。
第二，中国的失业率当中，主要构成是自然失业率，这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由于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比例太高，因此，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度比较低。我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大致为5％，其中，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是周期失业率。
周期失业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失业，反周期（促增长）的调控措施只能减少周期失业率。因此，中国要降低失业率，还需着眼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国总的失业率逐年下降，而自然失业率相对稳定，加上大学生就业困难等因素，自然失业率有增长的趋势。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就是说，政府对自然失业率并非无计可施。中国今年开始实施《就业促进法》，如果能消除一些就业歧视，推动就业服务，加强培训和信息服务，可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果由于出口增长下降，造成1个百分点的周期失业率，那么，通过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也可以减小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压力。
谁都不希望经济增速下降太快，如果今年全年达到10％，应是不错的结果。但也必须看到，相比去年放缓的1.9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一定影响。
“刘易斯拐点”初现，“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触底“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并不正确。近些年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非常快，人口增长率却在下降，并且计划生育已实施30年了。出生的减少一定会反映在劳动力上，增速大幅度下降是注定的。
这涉及“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的问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当然，“人口红利”概念本身也是存在一定模糊性质。估算“人口红利”，一般使用人口抚养比作代理变量。人口抚养比是将人口分为三个部分：零岁至15岁，16岁到64岁和65岁以上；用15岁以下部分和65岁以上部分的人数，去比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抚养比。比值越高，说明人口负担越重。我们测算，人口抚养比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下降，但到2013年会停止下降，随后开始上升。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老龄化。
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对人均GDP增幅的贡献为0.115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GDP的贡献，大约占27％。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继续成立，那么，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增幅下降0.115个百分点。
“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区间。纯粹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无需用涨工资来刺激供给。可是，会有一天，雇主如果想雇人，需要给工人涨工资。当这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就标志着步入了“刘易斯拐点”。
实际上存在两个“刘易斯拐点”，第一个到来时，需要涨工资才能雇到需要的劳动力；第二个到来时，城乡实现了一体化，即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达到相等。前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后一个则是更长期的过程，持续二三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时机已到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必须把增长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有报酬递增。克鲁格曼在1994年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的增长不是奇迹，因为没有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不能持续。
这种看法的不足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口红利”的贡献。资本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是短缺的，这也正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就不会递减，资本与劳动报酬可以同比例增长。
只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会比较明显。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可以很快，因为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各方面的进步。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经济体做到了。它们当时的高速增长依赖的还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因为有“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多项体制上的解放，“人口红利”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过程解放了生产力，肯定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很多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是个“残差”。我们按照世行的方法再进行细分，发现推动这个残差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技术效率，一是配置效率。我们最后的解释为，配置效率即劳动力转移，贡献了GDP增长的21％，而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只有3％。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增长较快，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了。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并不必需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GDP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很久，但并未发生实质转变，而一直维持着廉价的增长方式。“人口红利”消失的政策启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时候了。因为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的时候，资本报酬就开始递减。这时，如果还不能转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把依赖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到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研究认为，亚洲“四小龙”在发展后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而前苏联一直是劳动力短缺的，它应该走早期资本主义的路线，却没有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提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看来是从技术少到技术多，从资本密集度低到高。但这其实不是核心。苏联的重工业，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却是负数。
实际上，真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是要靠微观企业来完成，而政府需做的是把生产要素价格搞对。要素价格的扭曲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阻力，价格扭曲的程度越深，转变得越慢。
（蔡昉/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
发表于 2008-8-26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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