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消息】 这场危机发展到现在，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已在呼吁制定一套“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嘲笑这种语言很容易。不过也容易看出，为什么这场危机竟会让人们从如此宏大的角度思考问题。
首先，世界经济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原地，过去就是、如今依然是世界主要金融强国的美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伴随着经济合作的失败、全球经济的瓦解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并由此加剧了萧条。但是那场大萧条也促成了经济思想的革命。“再也没有下一次”，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与会代表的目标。身陷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达出同样的心声。
其次，没有必要等到局势更为平静之时再重新思考。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1944年7月召开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远未结束。如果他们能够将战争和重新设计全球经济同时并举，那么我们也能够同时应对危机和重新设计全球性机构。
第三，如今的全球金融体系已经机能失常。改革的风险在于如何维持带来了众多机遇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样岌岌可危的是国家间的持久合作。面对惊恐、甚至是仇外的国内社会，没有什么比只关注本国事务的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更不可能实现。
最后，当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宏观经济——货币、利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与全球金融——资本流、金融脆弱性和传染性——之间的交界处。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10月6日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实现多边主义和市场的现代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
那么，这该如何实现呢？我们必须从根本的挑战说起。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无法从持久拥有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获得政策支持。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问题是美国的盈余。今天则是美国和少数其它高收入国家家庭抵消中国、德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产生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能力土崩瓦解。盈余国家喜欢批评那些将自己希望获得的贷款都挥霍掉的国家。不过前者很快就会意识到，它们离不开后者的肆意挥霍。
第二个挑战是，为那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资金流入可能“突然中止”的国家融资，因为银行和其它外币放贷机构会中断对大范围贷款者的融资，尤其是在新兴国家。许多新兴国家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额成本，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降低国家的脆弱程度（见图表）。截至今年8月，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达5.5万亿美元，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提供的2600亿美元相形见绌。然而，自我保险效率不足，而且事实证明其分布过于失衡。
第三个挑战是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降低风险偏好大幅波动——从无论多么荒谬都提供融资，变成无论多么有价值也不提供融资——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此外，当前各国政府强迫接受纾困的银行为国内贷款人提供融资的努力，必将影响到它们向新兴国家放贷。
最后一个挑战是，使全球性机构的框架结构变得比现在更为合理。布雷顿森林会议创建的机构——IMF和世界银行——都由西方国家占据支配地位：以IMF为例，在2007年5月，美国仍占有17.1%的缴费配额（缴费配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表决权），欧盟占有32.4%。与此同时，中国仅占3.7%，印度1.9%。这完全不正常。同样不正常的是，由高收入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持续充当世界经济的协调组织，特别是其中3个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11月15日将在华盛顿召开峰会的20国集团(G20)看上去又过于庞大。佐利克建议成立14国集团(G14)，在G7的基础上增加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和南非。
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来战胜这些挑战吗？改变全球格局肯定是可能的，实际上也是必要的，特别是为了应对不断改变的各国经济权重。同样必要的是为IMF提供更多金融资源，以支持其新的短期借贷工具。但是，如果相信IMF有一天能够为迫近的危机提供可靠预警，那无疑是过于乐观了。即便IMF做到这一点，那些事关紧要的国家采取行动予以回应的可能性也会更低。
银行是为国民经济提供必要服务的乏味公用事业，也是提供巨额押注机会的赌场。对于认为我们能切断银行两个角色间联系的看法，我并不乐观。银行家们已经获得了用纳税人资金进行赌博的许可。这是个绝妙的行当，也是一项我们似乎无法迫使它就范的业务。
不过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通过建立能够推出激进有效方案的工作小组，G20峰会能够为严肃改革定下议程。因为现在很可能是有活力的开放世界经济的最后机会。我们首先必须安度危机，接下来我们必须大幅降低这种灾难性金融崩溃出现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做，有谁来做？如果不是此时，更待何时？ |
发表于 2008-11-19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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