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主义之全球金融化

金银岛岛主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2005年，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2005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到2006年底，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发行在面价值达到28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6倍），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06年，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或欠下）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占累计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跃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2004年达到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40%（低于2000年的68%），占全球筹资总额的52%（低于2000年的69%）。同时，2000年至2005年，欧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17%升至43%，该地区占全球筹资总额的比例从17%升至38%。同期，亚太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6%升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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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之金融业崛起理由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术进步。如今，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战前——的水平。

电脑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如今的金融行业，是电脑革命一个极其活跃的产物。

另外两个长期进展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金融经济学的革命，特别是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计出的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成为如今庞大期权市场的技术基础。其次是各国央行在为全球经济、同时也是为全球金融体系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功。法定货币（Fiat money，指政府创造的货币）如今已良好运转逾四分之一世纪，提供复杂金融体系一向依赖的货币体系稳定性。

解释金融资产近年的爆炸性增长，也有一个较为短期的理由：目前全球储蓄和流动性过剩。低利率和流动资产的累积（不仅仅是各国央行所持有的流动资产）刺激了金融创新和负债经营。我们只有等到这些宽松条件消失（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以后，才能了解最近几年金融体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这些相对短期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较长期的结构特征。

金融活动的这种大规模扩张（很多是在国际间发生的）带来了什么后果？后果之一是，家庭能够持有更多种类的资产并能够更容易地获得贷款，这使他们能够分散安排一生中的消费。例如，1994年至2005年期间，英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例从108%升至159%。在美国，这一比例从92%升至135%。即使在保守的意大利，负债占GDP的比例也从32%升至59%。

同样，公司也更容易被其它公司收购，或与其合并。2006年，全球并购交易总值为3.861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共有3.3141万项单独交易。而1995年并购交易值仅为8500亿美元，交易数目仅为9251项。

由于新型私人股本基金规模巨大、大型银行安排的债券融资颇具规模，即使是最大、最知名的公司也有被出售或分拆的可能，除非它们得到了特殊保护。掌控公司的市场，已大幅增加了所有者（股东）相对于在任管理层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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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之交易员战胜生产商

新金融资本主义象征着资产交易员相对于长期生产商的胜利。对冲基金就是投机交易员和套利者的完美例证。私人股本基金则是以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从事公司买卖交易的综合企业集团。同样，新型银行体系由从事资产买卖交易（而不是在账面上长期持有资产）的机构所主宰。

随着交易倾向的增强，出现了清晰而非含蓄的契约和独立交易，而非长期关系。所谓的“关系契约”，甚至还没有写着契约的纸张值钱。它们在新的商机面前难免烟消云散。因此，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交叉持股、以及战后德国股权为银行所主宰的现象都化为泡影，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此外，在股东名册上出现了大量外国投资者——他们完全做好了行使所有权权利的准备，而且不受国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约束，这改变了公司的运营方式：股东成功阻止了德意志证交所管理层收购伦敦证交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侵蚀国家资本自主权的国际金融资本。

另一个后果是出现了两大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它们都位于金融资本主义历史悠久的英语国家，这并非偶然。同样绝非偶然的是，尽管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通常被视为亚洲头号国际金融中心的却是香港，而不是东京。香港的传统来自于英国。英语国家的法律传统和观念，似乎是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资产。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评价最近发生的资本主义转型呢？它是件“好事”吗？支持者的论据可能是强有力的：积极的金融投资者会迅速识别和攻击低效资本；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能提高所有地区的资本效率；他们将市场规律施加在现任管理层身上；他们为新型活动融资，并将低效的陈旧活动转移到那些能更好利用它们的人手中；他们建立一种更好的全球能力，来应对风险；他们将自己的资本放在世界上最有利于其运作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非常普通的人获得了更为成功地管理其资金的能力。

同样明显的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监管、社会乃至政治方面带来了大量新的挑战。监管方面的挑战已经够严峻了。但它们远不是惟一的挑战。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对其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敌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

强大的政治联盟正在形成，以遏制新“玩家”和新市场的影响力：工会、现任经理人、国家政客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感觉受到了逐利机器的威胁，人们即使不认为这种机器惨无人道，也会认为它是冷酷无情的。(来源：《中国企业家》  马丁·沃尔夫/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