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缩的政治后果

金银岛岛主

一定程度上，金融业的历史就是努力寻求一种稳定而安全的价值尺度的历史。在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它就像所有对确定性的寻求一样，似乎注定要失败。最近一阶段的金融危机鲜明地凸显了它的这种脆弱性，因为这场危机 击垮了“我们能够为资产准确定价”的任何一点信心。现在，许多人深信这一缺陷是金融体系所固有的。不仅如此，关于价值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暴露了隐藏在我们政治秩序中的深刻问题。

从前，金属货币为价值问题提供了一种不方便也不尽如人意的解决方式。其不方便在于，黄金对日常交易来说显得太笨重，而白银的价值又太低，不适合大额交易。此外，受新发现矿藏的影响，金属货币的价值容易发生不可预知的波动。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在16世纪就曾引发持久的通胀。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以及半个世纪后阿拉斯加、南非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也都曾导致温和通胀。而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缺乏此类新发现曾导致温和通缩。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得出结论，纸币更易于控制也更稳定。这一以成熟稳定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为基础的革新，改变了20世纪的面貌。然而，由于滥发纸币对政府是一种强烈诱惑，这一革新起初曾导致相当不稳定的后果。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先前的温和通胀被严重通胀取代，因为许多政府过度发钞。

好在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兴起了一场智力革命。人们开始相信，将货币政策托付给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这一举措，是制衡滥发纸币这种政治冲动的绝佳方式。在美国，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设计了一套抑制通胀的长期措施，并从1979年起成功实行。欧洲则通过实现货币一体化和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由后者管理其新货币欧元，收获了同样的经验。

由此，“货币稳定性问题已经解决”似乎成了一个可靠的前提，人们便以为尽可以把资产叠加起来，以之为质，大举借债，而且越借越多。但次贷危机爆发后，尤其是雷曼兄弟破产后，有关损失规模不明这种系统深处的不确定性，令金融资产出现大范围瓦解，致使上述前提遭到动摇。

由金融危机触发的通缩极具破坏力。它比通胀更难对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利率最低只能降到零这一技术性原因。利率越趋近于零，货币政策就越有麻烦。政策工具不再见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张，但价格继续下跌而不确定性加剧。

通缩之所以是一个大威胁，消除通缩之所以比对付通胀更棘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通缩中，并不是所有价格都下跌；尤其是债务并不会随之调整，因为它们是固定在名义价格上的。

通胀和通缩对债务的效应截然不同。通胀会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在许多人和公司感觉起来，就好比小口呷香槟，会产生一种轻飘飘的美妙眩晕——他们的负担减轻了。通缩则相反，它会加重债务负担，感觉就像盖着灌了铅的被子一般透不过气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准确地描述了所谓“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过程：贷款人担心其资产质量恶化，纷纷要求收回贷款，迫使借款人将资产变现。那只会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从而导致更多的惜贷、破产和银行失败。

对通缩的政治反应通常是强化国家的作用。在常规市场运行的框框内应对通缩是不可能的事情。私营机构都已是极其厌恶风险，不愿再持有债权，只能依靠国家来接手所有的债权。不过，经济学家把由此而来的国家干预抽象地描述为扩张“总需求”，遮蔽了一个事实，即政府只会向某些领域花钱，也只会救助某些企业和个人。

债务通缩的整个大气候是稀缺性，因此救助行动有所偏向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辩论。这种情况出现在最近的一系列讨论中：救助汽车工业在分配上会造成何种效应？人们普遍认为对冲基金是近年来金融生态恶化的罪魁之一，它们究竟该不该有权申请美联储的紧急信用额度？

最近，人们常常援引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遭遇来作比较，那就是经济学界所谓“失去的10年”，它也瓦解了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正当性。大萧条所导致的后果则更严重：通缩横扫东欧和拉美，所激起的政治反响摧毁了主导的地区秩序，还颠覆了若干民主政权。

在新的不确定性出现时，20世纪的典型回应是国家主义。若连国家主义也黔驴技穷，代之而起的往往是一种更老派的反应：反对市场经济，胡子眉毛一把抓地谴责所有债务和债务工具。说真的，在各国政府手忙脚乱地应对当前危机之际，我们应当记住：通缩不仅会导致激进的反资本主义，也会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经济或政治组织产生深刻的敌意。


（哈罗德·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

金银岛岛主

经济繁荣不能再依赖消费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在截至2009年9月30日的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将面临1.2万亿美元的现金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3%。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更糟糕的是，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1.2万亿美元并不包括即将出台的财政刺激方案——预计两年内至少耗资7750亿美元。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根据2008年12月公布的应计制财务报表，美国已经有了第一个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的财政年度——2008年。（不幸的是，看到这些报表的人并不多，包括当选的官员和其他决策者。）然而，是什么把布什政府执政之初不断扩大的巨额盈余，变成了他任期结束时日益上升的巨额赤字和债务？首先，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没有信守“负起财政责任”的承诺。正如在我领导政府机构的15年里——时间跨越里根(Reagan)、老布什、克林顿(Clinton)以及小布什政府——所发现的，政治家们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不幸的是，布什可能会以美国历史上在财政上最不负责的总统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的身份卸任。谁会想到，一位自称保守派的人士会让法定预算控制——曾帮助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日益扩大的巨额赤字转变为90年代末不断扩大的巨额盈余——在2002年年底走到尽头？谁会想到，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没有人要求做出“共同牺牲”，为“反恐战争”融资？谁又会想到，布什会支持自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来规模最大的联邦权利计划(federal entitlement programmes)扩张？医疗保险处方药补贴法案的施行，在联邦政府规模巨大、没有资金来源的医疗保险承诺中又增加了逾8万亿美元。上世纪60年代，人们批评约翰逊既想要黄油又想要大炮；布什则是“大炮、黄油和减税”都想要。

除了这些财政上的失败，监管和审查职能也未能防止不负责任的放贷和债务的累积，从而引发了与抵押贷款相关的次贷危机。我们必须从这些失败中吸取经验。

公平而言，我们不能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布什身上。美国国会也有责任，美国人民同样有责任。毕竟，在我们这个宪政共和国，最终对美国政府行为负责的是“我们人民”。

美国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未来几年内采取的行为。我们必须令经济复苏，解决我们的权利计划、消费政策、监管方式及税收体系长期面临的挑战。奥巴马的目标肯定是巩固美国今日和明日的经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既需要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还需要救助某些境况不佳的行业。其成本（再加上衰退引起的收入下降）将造成近期联邦赤字和债务水平的飙升。这令人担忧，但在当前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

任何刺激计划都应及时、有目的性，同时也是暂时的。其规模应大到足以产生影响，但又不能过大，同时应该结构合理，以便尽量减少浪费。其目的应是促进就业增长，进行有目标的基础设施和其它投资，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尽管我们需要一些经济刺激，但我们无法通过消费实现经济繁荣，特别是在所有新支出都依靠债务融资的情况下。一位即将上任的著名高级经济官员把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称作未来的“预付款”，这令人担心。如果其中不包含任何资产，它怎么能成为预付款呢？这个例子表明，华盛顿的措辞并非总是符合韦氏词典(Webster)的定义。

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必须设计一个程序，让当选官员能够重新实行严格的法定预算控制，改革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健康和税收体系。所有这些都需要美国政府已拖延得太久的重大改革。我们还需要对所有主要支出和税收选择进行基本考察，重新排定其优先次序，以反映21世纪的现实。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如果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未来比过去更美好，决策者需要做出艰难抉择。反过来，美国人民必须奖励那些做出艰难选择、旨在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决策者，同时让那些未能做出行动的决策者承担责任。


（大卫·沃克/彼得森基金会总裁，1998-2008年担任美国联邦审计总署署长）

金银岛岛主

“迷失经济学”

经济学家没有料到正在发生的这场危机。现在很多人都不禁在问：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日益加深的经济衰退使得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好过，然而经济学家的日子是尤其不好过。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经济衰退的复杂性是令人沮丧且让人诧异的，还混杂着痛苦和忧虑：这些密密麻麻，看不见的危机如同格子篱笆般你搭着我，我搭着你地从房价到保险公司，失业，再蔓延到汽车零售；难以捉摸的金融产品助长了这种衰退的蔓延；过去几个月股市的剧烈动荡，信用等级评级机构和联邦管理机构被这个冲击波完全打败了。

无法预测=无法医治？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连我们本应该预先有所察觉的这个想法都显得有些荒谬。毕竟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是专家。然而学院派的经济学者该是懂行的啊？

然而他们当中除了极少数几个之外，也没有人预测到这次危机。也有些学者曾经警告人们有房市泡沫，然而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个灾难性的结果。

整个致力于研究市场行为的金融领域专家全都没能预测到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而在此时我们就处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因此，很多学者直言不讳地表示说他们根本没法阻止这种越来越糟的形势。

可以看到，如果说有些经济学者想找到恢复经济的办法的话，他们也正在试图恢复自己的职业信心。这些讨论已经在博客，评论，国会听证会，会议和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

经济学终于回归“实用主义”对于公众来说，人们对经济领域越来越了解了。我们通过研究一些偶发巧合事件解释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然而这一切在过去的几个月之间，突然间演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概念。

在被称作是经济智囊团中心的哈佛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职员的午餐会内容已经由之前的理论性问题和贝叶斯分析的关键点问题换成对经济救援计划的剖析了。像那种长期讨论的话题：比如关于商业周期的稳定性，市场的恢复能力，还有货币政策都受到了考验。

一位哈佛的经济学家大卫来柏森这样表示，所认识的经济学者里头，特别是学术界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学学者都重新开始思考这些原始问题了。很少，很少有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很自信的。

其中有些经济学家指出这次危机在方法上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学者们大声疾呼是否是因为领域太过于细分，太抽象，还有太分离，使得某种程度上它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他们争论说这些模式当中有很多过去可以解释并且预测金融市场动态或国家经济，现在却完全被人们经济行为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因素给抹杀掉了。而这些都仅仅是为了维护某些简洁的理论。最终，这些分析手段几乎没能在危机当中起到作用，也谈不上给这次经济衰退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危机带来了转变以往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往往和普通人的经济生活相去甚远。这就好像在几乎所有的学术界，实际的问题总是和那些有趣而有价值的问题沾不上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不间断经济增长的这段时间里，同时也是更多制定经济政策等一些实际问题涌现的时候，这种矛盾更加剧了。

多年以来，几个经济界的头号经济学家像拉里萨玛斯和阿兰格林斯潘争辩说：“在这个问题上，是美国迫使商业周期变成这番境地的。”也部分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转向更怪异，或者说是更偏向于纯数学性的研究了。

对于大众来说，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很多报纸书刊上有关日常生活的经济学文章象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其中最知名的实践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莱维特，但像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费子曼，伯克利分校的爱德华米高，本溪法尼亚大学的贾斯丁华福仍然至少还在这个领域里做研究。

这些研究通常是富有创造性。他们把经济学作为他们研究家族变迁，速配，违犯交通规则，篮球比赛或是街头流氓的生存选择等等问题的有利工具。

而对那些呆在更传统一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人来说，他们趋向于更狭隘以及更抽象的问题。金融经济学家试图找出股票为何比债券更赚钱，或者给投资者提出建议来计算贝塔—单一资产价格和它的市场价格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些学者则选择研究非常难以解答的问题，比如解释钱到底为何物？

华福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把这些所谓技术含量很高却跟政策关联不大的研究课题称作是某种学院派的“奢侈品”。

人们通常在经济看好的时候消费更多的奢侈品，然而当经济不景气，宏观经济学者往往会觉得这时候为大众答疑解惑才是我们该做的事儿。有些经济学家也指出这种倾向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金融危机的信号，也没有预测到它的强度大小。

其他一些观点则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这几个月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的诸如从买房到银行投资者都很难作为经济学家的分析手段。

那些研究国家，地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模式完全就靠做一点点分析就试图解释这个流动市场的混乱情况。

例如其中很多模式实际上都只适用于一种利率。甚至在经济动荡的时候，各种利率往往会有相当大的差别，以至于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清这个利率到底是哪一个。其结果就是经济学家在他们拟定政策的时候就过分简单地估计了当时的经济状态，或者干脆就不深究这些东西。

危机促进了经济学的完善人们的经济行为会使得经济放缓并且陷入瘫痪。所以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生活中这种巨大的咬合作用，并且找到一种应对的方式。有些经济学家正转向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另一些学者则投身于模式泡沫研究，虽然这是个相对容易被忽视的课题。无论哪种方法，金融危机的研究似乎正成为年轻一辈经济学家的首要问题。

“我敢说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你会看到很多有关银行危机和金融风暴的论文。”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的金融专家安德鲁罗说。

另外，其他人也预测将会有相当多的年轻经济学家转战这个领域。“银行业有阵子不太热门了，现在也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蕾丝说。“银行又青春焕发了。”

事实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长期争论的课题正在发生转变。这点可以从阿兰格林斯潘在十月国会中所讲的和他要求政府更多干预这些事可以看出来。这也挫败了格林斯潘追随者们在自由市场的“自我纠错能力表现”。同时也给那些需要政府做出积极干预政策的人们壮了胆。

从某种意义上看，上个世纪的几个危机都是“你方唱罢，我就登场”的。古典经济学家被三十年代大萧条完全打败了，之后的几年人们转而信奉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麦娜德·凯恩斯。凯恩斯认为个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会集结成非常可怕的结果；从长远看，商品价格和工资之间的“黏着性”也会导致事业和经济萧条；政府最终就不得不介入其中重新恢复经济。

只要我们拿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通胀稍稍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重蹈覆辙。当时，弥尔顿·佛雷德曼---一位狂热的凯恩斯主义激进评论家就倡导完全的自由市场，因而，解决了通胀和高失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人们对未来通胀的担忧陷入一种谜团不断出现。正是佛雷德曼的这个建议强硬地限制了货币供应量。尽管当时非常艰难，问题却最终得以解决。

今天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把凯恩斯摆在了争论的核心位置，然而有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它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就在前不久，市场泡沫的研究还未受到关注。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所谓泡沫的定义。而有些经济学家—他们是完全理性市场的信奉者，争辩说所谓的泡沫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如今有一个越来越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了解泡沫对于了解市场至关重要。这里面包括美联储主席本本曼可，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他正打算找一些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年轻经济学家来做些研究。

与此同时，有一个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凸显出来了。这个研究领域是由萨勒，莱布森和罗伯特施乐—曾预言了包括房市泡沫和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

行为经济学结合心理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在这些理性的利己主义经济模式当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如何挫败的。比如我们不善于思考未来；我们对趋同人群的行为过于敏感；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却又低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一系列的特性可以完美地描述人们一连串的不利行为，并最终如何制造了这场次贷危机。

“人们过去总觉得这些行为就像是实验室里那些细小的反常事物，一到真实世界里就会无影无踪。然而事实是这些行为会在真实世界中不断繁殖放大。”乔治梅森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泰勒考文说。他本人并没有做行为经济学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行为经济学还只是一味地批评，并未提出实质性的办法。不过这也许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罗提出了一种被他称为“适应性市场假想”的模式。他解释说这个模式能反映投资者在经济向好时的理性行为以及经济下滑时的盲目恐慌行为。

不管怎样，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危机的教训似乎要小一些，虽然仍然是带有羞辱性的涵义。这些学者辩解说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所谓前所未见的挑战而是一个人所皆知的“因果报应”。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比较好的老式金融恐慌。”布鲁克林学院的一个经济学家杰弗里科林这样说。“这可能是一个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跟以往也没什么不同。”

罗伯特卢卡斯是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理性市场的先锋人物。他也没有在这场危机当中看到什么根本的转变。他说：“这场风暴只是提醒我们想要事先就预见到这些危机是不可能的。”

“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预见这些走向的。宏观经济学家真的象我们想象的那样了解这些东西吗？”他说。“他们不了解。”

按照这个逻辑，问题倒不是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世界经济，而是我们对经济学所寄予的期望过高了。

劳伦斯保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也说了类似的观点：“没人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儿。”他说。“没人看到通胀来了，没有看到大萧条来了，也没人看到珍珠港事件或是911。这种灾难性的大事儿常常都会吓人一大跳。”




德瑞克本尼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