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金融家命运启示录

金银岛岛主

第一部分 海南:失败的突围
　　 (1)历史的回响
　　上海某郊县，一群朋友围座在一起准备吃河豚。其中一位性急，举筷欲先尝其鲜，另外一位连忙阻止说，“还是我先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还可以为咱们家留个香火。”说这话时，这位男子表情悲凉。
　　这位男子就是李建民，原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而那位性急者则是李的弟弟。其时，作为海南信托投资公司中的后起之秀，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最终关闭的命运已经注定。接下来的，将是一连串的清算。对于近在咫尺的牢狱之灾，李建民肯定已经心知肚明，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场牢狱的期限。此情此景，也难怪这位曾经在海南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席间大发悲声。
　　听闻这个故事几个月之后，赛格信托案即告宣判：李建民被一审判刑3年。这项判决还同时判处李的两位助手万善颐、阮庆生有期徒刑2年半。 这项由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称，在1997年到1998年，“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取超额发行、重复发行、变相发行的手段，擅自发行公司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擅自发行公司债券罪。”
　　虽然我们无法详细索解赛格信托案的真实内幕，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建民及其同事所重复的不过是中国金融界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故事：利用模糊的规则打擦边球--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乃至整个改革一直沿用的核心潜规则。对于这个终于到来的判决，李建民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它毕竟没有与具有强烈道德化色彩的腐败联系起来。而这种特殊勾连在我们见过的金融案件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如果是那样,李建民面临的指控将会严厉得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建民并不知名，但对于海南，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2002年8月由海口这个区级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具有十足的象征意味。作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正在悄悄了结那场轰轰烈烈但却十分尴尬的巨大实验。事实上，早在1993年南方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海南的正剧就已经落幕。这场由海南发端然后又迅速燃及整个南方的地产狂热，差一点导致了一次金融崩溃。据说，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资金争先恐后加入南方的地产炒作，许多内地银行都濒临关门的危险。相信，亲历过那场狂热的人们，都不会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当时中央银行头寸的紧张状况，为1949年建国以来之仅见。这也最终导致了从1994年开始的新一轮金融改革。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史中，海南即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遗迹，一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典型案例。而最近几年陆续曝光的海南金融案，不过是那个时代就已经撞击出的历史回响。
　　（2）海南信托：特区中的特区
　　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很难体会到海南当年那种独特的精神魅力了。在他们眼里，海南不过是一处美丽的海滨度假地，那里不曾发生过任何惊天动地的故事。而对于当时那一代青年，海南简直就是一个圣地。正如抗战时期的延安，海南也曾经引发了中国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人口集中迁移，其主体成份也同样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的一代理想主义青年，将海南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边陲海岛当作他们理想和激情的避难之地。于是，“到南方去！”，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最富魅力的选择。能够准确刻划这种魅力的，是一位朋友的例子。这位从小到大都小心谨慎的上海孩子，在大学毕业分回上海一年之后，也犹犹豫豫地被卷入了去海南的潮流。在海南一个洗钱公司干了一年之后，这位朋友做出了现在看来非常聪明的决策，重新回到了上海。现在，这位朋友早已经当上了上海一家老牌四星级酒店的老总，其年龄不过32岁。而那些死守在海南的同学们，许多仍然在“海里”艰难地漂着。
　　客观地说，这批青年人对海南的冲动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既夹杂着强烈的理想热情，也包含了强烈的经济企图。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汇聚在海南巨大的喧嚣中，有一种声音一直不愿隐退，那就是：不仅要将海南建成中国的经济特区，还要将海南变成中国的体制改革特区。这样的人口成份与这样的信念，构成了海南独树一帜的改革模式。当时对海南很经典的一个概括是，深圳是西化的，但海南是中国的。对深圳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对海南的描述却非常到位。的确，海南是中国的，这不仅是指海南的主要经济成份是中国的，更是指海南独特的氛围：它是由一群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青年知识分子构成的独特世界。在那里，一群怀抱强烈企图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塑造着他们自己的空间。实际上，活跃在当年海南风云际会的舞台上的，正是这批急欲突围的年轻人。中国的特区大多选在传统行政体制控制能力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深圳如此，海南亦复如此。此种原由，也为这些急于成就事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个人发挥的空间。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海南并不具备成为任何一种特区的基本条件。海南，对于当时这批年轻人来说，只是一个历史误会。这一点在海南金融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中国所有的经济领域中，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最为滞后。这虽然与金融业的特殊敏感性有关，但最主要还是受制于中国改革具有强大惯性的总体模式。出于这样的原因，在1994年之前，中国金融改革采取了与其他领域一样的所谓双轨制模式，信托业就是当时并立于传统金融体制之外的最大一根“轨道”。虽然从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开始，中国信托业几经整顿，并最终在这几年被彻底“推倒重来”，但在那个时期，信托业无疑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繁荣”的一个领域。换句话说，当时信托业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最大的“特区”。两个特区加在一起，海南的信托业自然就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这种特殊的土壤，造就了海南信托业空前绝后的荣景。据我们统计，海南信托业全盛时期，海南的信托投资类公司竟然达到21家之多。这个数量让几乎所有的省份都瞠呼其后。在那时的海南，信托业就是金融业，金融业即是信托业。就连海南在1995年成立的唯一一家地方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也是由五家当地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而成。信托业当时在海南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如此多信托投资公司挤压在这个没有任何产业基础，没有任何地缘经济优势的狭小孤岛上，其生存空间可想而知。不过，有了这一批极富想象力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奇迹是迟早要发生的。当时海南流传甚广的一句语录非常贴切地表现了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旺盛的企图心：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海南的特区之“特”（可以炒卖地皮）与信托业的金融之“特”（可以大量融入资金）开始同时发挥作用。在资金大量聚集但又没有任何资源可以依凭的情况下，脚下的土地就成为唯一可以下注的筹码，一场史无前例的地产炒作“会战”就此登场。在海南及北海炒地最狂热的1992年，许多生怕错失机会的外地炒家，经常是直接驾驶装满现金的小车奔赴目的地。由于拥入的资金太多，当地银行的营业部经常出现十元钞票（那时候还没有百元大钞）堆积如山的情形。这些地处边远的银行职员经常发出的一个疑问是：从哪里冒来这么多钱？以现在的眼光看，那绝对是一场想象力与勇气的比赛。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这帮年轻人,商业经验的苍白和对经济的浅薄理解都不能构成障碍。在他们面前，只剩下辉煌的个人成就和豁然洞开的金钱诱惑。这一刻，海南如流星般短暂的辉煌及日后绵绵不断的痛楚同时铸就。而这其中，海南信托业举足轻重。在海南地产最狂热的时候，一位海南信托业的名人曾经气壮如牛地发誓：要将海口所有的地皮都买下来。这句今天看上去无论如何属于商业噱头的豪言壮语，在当时却十有八九是发自内心的。其中底气来自海南信托业早期的巨大成功。在早期的地产炒作中，海南信托投资公司凭借其资金优势大发横财，资产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一时间，那些导演这些天方夜谭的金融家们，个个变成了点石成金的英雄。海南的滚烫的土地上到处都有这样的传奇人物。笔者的一位好友当时曾经供职于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这家只有1000万元注册资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中快速发迹的神话，语气中充满羡慕与景仰。而让这个神话特别具有诱惑力的，是因为创造这些神话的，竟然是几个与我们几乎同龄的年轻人。显然，这并不仅仅是海信的神话，而是整个海南的神话。由海南信托业为主力所创造出来的表面繁荣一度被誉为“海南”模式，并在全国广受推崇。在一段不短的时间中，海南曾经作为与传统体制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极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本人曾经亲眼见识过1990年代初期上海商人对海南金融人的毕恭毕敬。当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奉命在沪上筹备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时，上海当地人跑前跑后帮忙的热情表现，直到现在我还很难忘记。对于有浓厚优越感的上海人来说，这种发自骨子里的尊敬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反衬出当时海南金融业带给人们的神秘和感召力。就在那段时间，笔者有幸与海信的一位副总共进过一次晚餐。谈吐之间，这位年轻副总所流露出的自信与见识，让人自惭形秽。不过，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在随后的年月中，我这位朋友所在的公司前后有两任老总携款潜逃，不知所踪。让人感慨的是，这种结局几乎是所有当年海南金融巨子共同的命运。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李建民之外，这个名单上还写着：
　　李耀祺，原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法人代表，2002年3月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死刑。该判决还同时判处苏国华（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5年，判处霍文铭（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3年，判处张澄光（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3年。这个判决意味着，当年在海南威风八面的港澳帝国的主要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李耀祺领导下的港澳国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创造令人眩目的历史。其旗下不仅有电厂、鞋厂等各类实业，更有各类金融公司和上市公司，投资遍及南方几乎所有热点地区。由于在海南初期开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耀祺曾经被评为“海南特区拓荒创业先行者”及“优秀企业家”。
　　但是，李被捕后的审计却发现，港澳亏损巨大，资产质量低下。与此同时，李个人的财富积累却达到7000万元。据说，李是1998年9月以“商谈相关工作”的名义从广州被调至北京并最终被捕的。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中，海外曾经一度传言李自杀身亡。饶有意味的是，李耀祺是在离任后被逮捕的。这实际上表明，海南十年前的旧帐仍然远远没有算清，千金散尽，掀起一场巨大的泡沫，但人却成为历史的抵押。
　　朱帮益，原海南南方信托投资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1998年被逮捕，罪名是非法提供金融担保构成诈骗。荒唐的是，朱早在1991年即被人行海南分行暂停职务，但朱帮益却是在1996年为一笔1 .18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的。同样荒唐的是，检方认定朱无权提供担保因而构成诈骗的理由竟然是，“从1991-1996年原人行海南省分行再没有对朱邦益的职务问题下发文件。”海南信托业当时混乱的情况由此立现。排除个人贪欲所起的作用，在导致海南金融家纷纷跌入深渊的过程中，荒谬的制度安排实在难辞其咎。
　　在李建民即将宣判的前夕，一位非常熟悉海南早期情况并幸运逃过海南劫难的企业家告诉作者，“海南当初的风云人物已经差不多抓完了”，语间充满隔世之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就在2001年底，海南仅存的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也被同时关闭。其中包括在岛外也颇有名气的海南华银和海南汇通。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海南最后一批信托投资公司的关闭，还会有更多当年的金融名人将陷入深渊，我们上面那个远不完备但已经足够让人唏嘘不已的清单将会进一步加长。不过，现有的事实已经足够可以说明，建立在特殊金融模式下的海南模式已经失败。海南将从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心舞台彻底退隐，重新回到她原来的边缘位置。海南，依然是那个美丽、迷人，甚至有点挑逗意味的边陲之国，是流放者一个孤独的歌吟之地。蓦然回首，我们开始懂得，海南曾经有过的重要意义，原本是为一种青春的想象力所赋予。 　　（3）需要公平和清晰的规则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之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作者的许多朋友开始逐渐向内地回流。他们一部分开始重新回归那个他们曾经厌烦的体制，更多的人则是再也回不去了。他们要么留在南方，要么回到内地。但无论是哪种，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主要是在旧体制中新生长出的灰色地带寻求机会，而这个灰色地带总是更多地与体制中心相重合。不过，他们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了，他们被以个体的方式安放在一个个利益集团中。他们是分散的，无奈的，被动的。南方已经消耗掉了他们一生的激情。当然，崩溃带来的不仅仅是死亡，也同时带来了成熟甚至世故。实际上，现在不少在舞台上甚为活跃的民营企业家都是从海南的废墟下爬出来的。他们今天的成功与在海南惊心动魄的历练是分不开的。但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有今天并非是由于他们更聪明，而是由于他们更幸运。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一开始就玩金融起家的，以后在内地的很多年里，他们仍然是准金融家，而他们今天的事业与当初海南的事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逃离了海南--一个太容易水干见底的地方，而留在那个快速干涸的池子里的金融家们，则陆续被渴死了。更应该提醒这些过来人的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上岸，仍然身处同一个模糊的体制之中，这个体制依然没有（甚至比海南时期更没有）清晰的规则，他们只能凭直觉、凭本能、凭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智慧采取行动。与过去相比，他们一点都不安全。
　　当初在海南，人们就是想利用制度的模糊而乱中取胜，但大多数人最终反过来被这种模糊所击倒。在中国改革的词典中，特区的准确解释就是制度性模糊。它并不明确地告诉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只有语义模糊的政策暗示，只有精明人对这种暗示的借题发挥。所以眼见着一批金融人成为阶下囚，一位信托业人士相当委屈的说，以前从来没有规定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怎么回过来全都变成违规了？
　　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当事人都是因为个人原因而利用制度空白故意试错的。但是，既然有制度空白，负主要责任的就不单是当事人。而我们在海南金融人的个人悲剧中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畸形的风险收益比例。一些人赌赢了，更多的人却被埋葬。赌赢的人未必明天还能赢，而赌输的人却永远被埋葬了。这大概就是中国金融改革独特性所在--一个将人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的改革。但愿,在这么些人倒下之后，人们会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公平和清晰的规则，不仅有益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更直接关乎我们个人的旦夕祸福。
　　从总体上看，海南模式，是中国整体改革模式与中国第一阶段金融改革模式在海南这个特殊时空上的一种混合。在这个意义上，海南模式并不特殊，它在其他特区及内地大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这种模式之所以在海南被发挥得如此极端，则主要是因为海南当时特殊的人口构成。虽然在海南的实验中，也有一些如李耀祺式的旧体制人物，但其主体仍然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金融才俊（虽然他们还远远不是金融家，但他们在当时非常少见的专业背景使他们比别人更有希望成为未来的金融家）。经验的缺乏与激情的过剩都很容易使这些年轻人失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海南，就特别伤感的原因。的确，在这决定个人命运的所有因素中，较之与制度，个人的才智、性格及修养，实在太过渺小。制度无常，命运即无常。
　　如果说海南模式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海南实在太脆弱了。无论是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地缘条件，海南都无法与其他特区及内地其他大城市相比，而金融根本无法脱离这些基础而单独繁荣。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海南的金融人在地产泡沫崩溃之后，也曾作过艰难的挣扎，并将业务伸向内地和其他诸如证券之类的新生领域，但无奈海南大本营的资源实在过于贫瘠。所以，这种模式才在海南崩溃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在其他地区不会失败。以这个角度观察，那些在中国其他地区从事同样金融冒险生涯的金融家们，不过是走运的时间更长一些。他们偷吃了河豚，却没有死去。但很显然，这只是一种巧合。
　　十多年了，人们被大潮裹挟着东奔西走，左冲右突，从未有时间仔细端详自己的过去。十年的时间只是历史的一刹那，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对于中国改革，海南短暂的历史却显得格外凝重。远远的回头望去，那些被埋葬在废墟之下的昔日强人，就像是祭献。在中国，这或许是一个必然的仪式，但没有什么仪式比这更原始、更让人感慨万千了。

金银岛岛主

第二部分 上海－深圳： 边缘的游走
　　（4）仰融：看不见的金融家
　　从1993年年中实施的紧急宏观调控开始，中国的金融改革即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在金融的宏观体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尝试，比如设立政策性银行、外汇体制改革等。但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务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路，表现出渐进和模糊的鲜明特色。这与第一阶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实际上一脉相承。不过，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金融领域却生出一块更大的体制外生存空间--中国证券市场。与当初局限于某一区域的信托业相比，中国证券市场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其聚集资金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当年的信托业。以今天中国证券市场动辄几千亿的进出，当年的信托业简直就是小打小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加让人眼热心跳的巨大舞台。于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后来者，在这里开始了他们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于传统行政官员对证券市场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轻人。
　　仰融，中国资本市场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其神秘倒不是因为仰融积累了号称70亿元的身家，而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眼鼻子底下成长起来的富豪，我们对他的过去竟然浑然不知。以至于有人猜测，仰融原本不姓仰，因为在中国姓氏中根本就没有“仰”这个姓。仰融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其意为“仰慕金融”。这位人士进一步发挥其想象力猜测到，仰融曾经因为某中特殊原因而整过容。虽然，对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怀疑，但在一个透明程度仍然止步于传统社会的舆论环境中，小道消息的流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实际上，今天这种对仰融们莫衷一是的传言，正是对我们舆论长期缄默的一种历史报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仰融的简历是如此残缺：仰融，45岁（？）、安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问号，实在是因为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在2002年1月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一篇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文章中，作者在介绍仰融的籍贯时，也只是称:“经国外专业调查公司查证，籍贯安徽的仰融与中国政要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很显然，这种介绍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们对中国富豪某种惯有的背景联想，也同时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无真正的把握。一个在中国资本市场拥有数间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其最基本的情况竟然要靠外国调查公司的资料，这不仅与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不符，更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在中国，新富阶层的麻烦，经常发韧于公众这种带有强烈民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谙这种国情，所以仰融明智的保持将近十年的低调。这种风格与中国许多暴发户的炫耀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仰融超凡的克制与冷静。不过，仰融还是出事了。
　　今年4月之后，有关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小道消息无奇不有。有人说仰融已经被有关部门双规，也有人说，仰融已经远走他乡，避走于美国及加拿大一带。而最有想象力的猜测则是，仰融正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看守之下，在缅甸一带清收资产,因为仰融在当地设立了多家洗钱公司。铺陈如此具体的细节，猜测者肯定是想证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而我们最近得到的比较确切的消息则证实：的确有级别相当高的部门在审计华晨在上海方面的公司。猜测归猜测，但苏强--位追随了仰融10多年的左膀右臂，还是间接证实了老师的下落。在最近接收的一次采访中，苏强说，我很尊重仰总，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是仰总带出来的……但我们是职业经理人。话语中替恩师惋惜、与恩师告别的意思已经一目了然。以苏强与仰融几乎一样的沉稳性格，这句话其实已经证实，仰融出事了。这批在混沌时代追随仰融并逐渐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后生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挥别过去，在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他们更加名正言顺的宏图伟业。毕竟，他们还年轻、有着同时代人根本无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历练，有比恩师更加可为的事业前景。然而，混沌时代真的结束了吗？苏强们的职业经理人之梦真得可以就此开始了吗？游戏规则真得已经天翻地覆了吗？恐怕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能是苏强们的一种个人愿望。作为华晨神秘内幕的见证者，苏强们肯定已经忐忑的意识到，历史并不能轻松割断。这大概也是苏强们--批青春岁月即遭逢混沌时代的青年们，无法摆脱的特殊困扰。混沌造就了这批年轻人，恰如造就了他们的仰总，但混沌会毁掉他们吗？
　　那么，仰融与华晨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更不愿为人知的历史呢？
　　就我们现在所能知悉的公开材料，仰融的华晨帝国发端于两个公司，一是1990年注册于百慕大的“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仰融以董事长身份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则是，1991年2月注册于香港的华博财务公司（Broadsino Finance Co. Ltd.），出资人为仰融及郑金海。仰融占有股权70％。以这两家公司开始，仰融开始了气势恢宏的金融跋涉。现在熟悉资本运作的人们大多已经知道， 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着资本运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即便是中国金融专业人士对这类操作也相当陌生的时期，仰融就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眼光。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仰融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觉醒者。而仰融在其后一系列稳建而成功的操作更进一步证明，仰融不只是一个敏锐的先行者，而且还是一个老练的金融资本家。实际上，在仰融之后的黄鸿年所缔造的“中策模式”，虽然更为轰动和知名，但远远没有仰融成功。而19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资本市场所诞生的所谓庄家，与仰融相比，更是等而下之。从专业的角度讲，仰融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金融资本家。不过，这种天赋，并不是华晨成功的唯一因素，更不能保证仰融能够继续做他的金融家。决定仰融命运的还有仰融不能回避的“出身”。
　　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仰融的履历中有非常让人疑惑的残缺。他的履历总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么，在这之前，仰融在干什么？按时间推算，1990年的仰融应该只有33岁。为什么33岁的仰融即具有如此广泛的国际视野？为什么仰融在那个时候即能够轻松游历世界？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即便所谓的高干子弟具备如此见识及方便条件的恐怕也不多见。这就是说，仰融要么出身所谓高干，要么出身所谓特殊部门。仰融在20世纪90年注册于百慕大的"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中的国有资产代表身份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点。以我们的了解和观察，仰融应该属于后者。实际上，早在1990年代初期，当所有人都为华晨在美国上市这一石破天惊的壮举所震慑时，即有朋友告诉作者，华晨是某某部门的。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方热点地区混迹过的商人都经常碰到过自称或确实是这些特殊部门的人。不过,此后的仰融一直低调，人们也就逐渐忘记了华晨的这些特别之处。虽然仰融一直声称，在华晨的“奇迹”中，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站在仰融的角度，这可能是对的），但仰融可能忘记了，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特殊出身”依然是种稀缺资源，又何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呢？换句话说，金融家仰融如果没有这种特殊身份，他能够顺利的贷到款来取得他的第一捅金吗？如果没有第一桶金，仰融又如何能在以后大展其金融天才的身手，并逐渐建立起他的华晨帝国呢？没有这种“特殊出身”，仰融又如何能够在十年的资本运作中如此顺风顺水呢？我们倾向于相信，仰融已经在帐目上还清了所有的原始贷款，拥有比较稳健的财务状况（这在中国地下的私有金融家中可能是非常少见的），但站在赋予仰融“特殊身份”的那些国有部门的角度讲，仰融还远远不能是一个干净的“私有者”，赋予仰融以特殊身份，即是赋予了华晨以巨大的无形和有形资产。在这些人看来，仰融的这些成就应该归属于某种“职务发明”行为，仰融个人的努力和天赋是微不足道的。而仰融恐怕很难这样看待自己的这些成就。这大概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棘手的是，发生在仰融身上的这种产权纠葛，并不仅仅是仰融所独有。仰融代表的不仅仅是仰融，而是一批人。在这个意义上，仰融实在是一个符号，一个准确反映了中国改革20多年“地下路线”的符号。仰融戴上了一顶特殊而且脱不下的红帽子。
　　确实，这顶特殊的红帽子曾经给仰融及华晨带来过特殊利益。有媒体查证，1999年3月，华晨曾经在几天之内火速成立了“珠海华晨控股”。在极力保持了多年的低调之后，仰融突然调转枪口杀回国内，很明显是冲着国内的资本布局而来。1999年3月，正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发生的前夜，是中国证券市场政策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仰融及华晨的消息已经准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仰融在国内的根基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到今天，仰融恐怕要为当初的决策后悔了，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好比在一个巨大的老鼠仓上下错了注。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仰融曾经提到他与宝马董事长相谈甚欢，他将这种彼此投缘归结为他们的共同之处：用自己的钱心疼。但现在看来，仰融对华晨的产权归属还是过于乐观了。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有许多如仰融的地下金融家。这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系那个系，也包括许多完全不知其姓名的“厉害角色”。虽然这些人都声称有这样和那样的实业基础，但明眼人看的很清楚，他们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家。这固然是中国大量民营企业一直以来的基本生存状态，但就真正的实业基础以及财务状况而言，他们大概很难与仰融的华晨相提并论。以此判断，他们面临的处境丝毫也不好于仰融。他们应该醒悟到，混沌的时代可能成就我们于一时，也完全可以置我们于非命。
　　现在，如果没有像中国证券市场突然蒸发的许多人那样远走高飞，仰融应该正走在归隐的路上。在还未来得及看清仰融的真实容貌时，我们却看到了他远去的背影，像一名神秘的过客，也恰如我们这10多年。 　　（5）管金生的同行们
　　与仰融们不同，管金生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另外一类人物。他们有体制赋予的合法的金融家身份，但却在从事体制外的边缘金融事业。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从事的是未被体制明确规定界限的所谓创新工作。这可能是这类金融家们独特的工作风险。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金融家们不仅是在从事业务创新，而且实质上也是在从事某种体制创新。他们的行为具有鲜明的跨体制特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以体制内的原有规范来界定他们的行为，还是以体制外的规范来判别他们的罪与非罪，就成为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全面失范的体系中，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将他们定义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也同样容易。而实际上，不光是他们，我们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是似而非的时代。这不仅是我们这些评判者所面临的困境，更是这些当事人所面临的困境，在体制中如囚徒般无力的管金生们的人生挣扎由此而来。
　　管金生，男，1947年5月19日生。硕士文化程度，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1997年2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等多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7年。据管的老朋友称，管现被关押于上海非常有历史的提篮桥监狱。从1995年5月19日被逮捕时算起，管已在高墙中度过了七年。七年，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天翻地覆，大多数人也早已经忘记管金生。只有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这个奇怪名称的背后，我们才能依稀看到管金生当年的峥嵘岁月。看到今天的中国股市，不知管金生会想些什么？惟愿他已经心如止水，毕竟他还有十年的铁窗生涯。到那个时候，管将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切都将与他无关，甚至包括生命。
　　有业余的堪舆专家曾经对作者说,管金生面相不佳，遂有“3·27”之祸。不过，在管金生的悲剧中，我们看到的却更多的是有迹可寻的体制局限，而不是乱力怪神的无情捉弄。无论从那个角度将，“3·27”都是一场赌局。但这场赌局的发生并不是管金生个人可以左右的。当人们无力左右制度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将灾难归咎为当事人的性格缺陷。但可以肯定，这只是对制度一种惯有的绥靖。具体到“3·27”，我们可以问，如果管金生即将输掉的20亿元人民币不是国有资产，管金生还会如此狂热吗？如果万国当时的决策权不是管金生一人独揽，而是有较为健康的治理结构，万国会在一夜之间输得干干净净吗？如果……,无须所有的条件都一一齐备，只要一条具备，管金生与万国的结局就可能大相径庭。虽然，我们很难排除在这场灾难性赌局中，管金生个人性格所起的作用，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缺陷。体制应该尽量限制这种缺陷，而不是放大这种缺陷。但很显然，在“3·27”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进一步说，如果将体制缺陷及个人性格共同造成的灾难，完全归结为个人责任，则肯定是出于对制度的无知和人性的险恶。当然，从“3·27”管金生失控的表现中。我们发现，管既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也远远不是一个称职的金融家，他仅仅是一个与时代同步但受到时代局限的乱世强人。但这并非都是管金生的错，他不过是被时代推上了这个位置。不过，对于管金生来说，最难以接受的可能是他的罪名。谁都知道，管是由于“3·27“所导致的巨大亏损而惹祸的，但他的罪名却是受贿及挪用公款。在中国证券市场短暂的历史中，管金生和万国无疑象征着一个时代，接下来的是君安和张国庆时代。然而，这又是一个短命的时代。
　　在1996年发起于深圳股市时间接近两年的牛市中，张国庆率领的深圳君安证券公司大出风头，一举奠定中国证券市场的霸主地位，人称君安时代。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所谓君安时代，都只是中国证券市场江湖上的一种名不副实的传说。实际上，据君安知情人称，在1995年年底，君安已经发生巨额亏损，财务状况极端恶劣，接近破产边缘。在这个意义上，1996年并不是君安发动了行情，而是行情挽救了君安。而在这个也许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牛市之后，君安的财务状况也没有根本好转，这一点，在君安后来与国泰合并时提供的审计报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讽刺的是，这与“5·19”行情之前以及今天中国券商的情况极其相似。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大牛市的利润到哪里去了？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大牛市的利润都通过证券公司被转移了。所以，君安时代不过是中国证券市场资产大转移的一个段落，而君安作为一个新锐券商，也只能是这个游戏台面上的布罩。
　　谈君安不能不谈到张国庆。张国庆，湖北人，出身于1956年，曾任人行深圳分行证券管理处处长。这个与仰融一样有着谜一样身份的人物，在1992年创办君安证券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其后，君安在张国庆的领导下，成为国内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一时领风气之先。对于君安的背景，坊间传说甚多。但不管君安的背景如何复杂，他依然带有转型期中国企业普遍具有的那种“暗箱”特征。这种暗箱特征在下面的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到。
　　作者的一位朋友曾经在君安总部的财务部门任职。当时君安一位高层人物曾非常神秘地托付这位朋友保管一个他的个人股票帐号。于是，这个帐号便成为这位女士观测老鼠仓动静的一个重要窗口。但奇怪的是这个帐号很少有动作。有一天，这个帐号终于有了动作，这位女士马上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们。但让诸位老乡扫兴的是，这只股票不仅不动，而且每天放量小跌。其时，97年的行情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时候大家才最终明白，君安高层以一个当时最翻新的方式让大家吃了套，老鼠仓变成了老鼠套，而真正的老鼠仓是决不会让你看见的。虽然君安在当时的券商业务上有不少创新，但君安在私下的创新也实在不遑多让。
　　不过，最能体现君安创新意识的，还是张国庆在处理产权方面的技巧。如果说管金生犯的还是纯粹国有企业的错误的话，那么，张国庆的失误，就更加具有某种时代先锋的特征--一种在管金生之后越来越流行的“公司合营”企业的错误。导致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张国庆及杨骏等君安高层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操作，用“儿子”收购了“老子”。这最终引爆了君安之变。 然后，张国庆被捕。在没有什么公平报道审理的情况下，张国庆现在却已经出狱。如果他能够重战江湖，他可能还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大的红人，因为他当初对君安的操作，正是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如火如荼的MBO。不仅有人做了，而且还有更多如长虹这样典型的国有企业正准备做。在这一点上，张国庆绝对是中国吃MBO螃蟹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张先生这一口吃早了两三年。短短几年，形势大变，张国庆有一万个理由感叹自己的运气太差。一位张国庆早年的司机曾经告诉本人，张国庆很相信面相，也凭面相提拔过君安的多位高层。相信经过君安之变，张国庆恐怕“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对体制无常之痛也当刻骨铭心。
　　与张国庆一样，他曾经的同事，湖北证券董事长陈浩武如今也获得自由。陈在2001年6月曾被检查机关提起诉讼，罪名是受贿，金额不大。最终还是幸运地免于刑事处分。
　　与中国证券市场许多第一代创业者不同，陈浩武具有典型的学者形象：儒雅、斯文，在湖北当地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以著作等身、廉洁奉公、思想新进而著名。有意思的是，陈还是中国第一位提出要追求阳光利润的人。以此观之，陈大概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1991年39岁时就担任湖北证券董事长，已经成功规避了种种凶险的读书人，也最终蹈入了陷井，不能不让人感受到这个新兴行业无所不在的高风险。
　　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路数，但却不约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条河流。那么，他们的后来者呢？
　　中国很有智慧的经济学家谢平先生曾经将1997年之后划分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三阶段，并将此阶段的核心内容明确定义为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但仅从证券市场的情况看，这个风险似乎越防范越大，公正和透明的秩序离我们还非常的遥远。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使我们半夜惊醒，但我们却服下了一颗安眠药。显然，我们并没有因为危机而早起。直到今天的事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还远远没有走出混沌的年代，在这个混沌中冒险闯荡的老老少少的金融家们之中，恐怕还会出现更多的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而今天中国券商比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艰难时世，实际上已经充分暗示：中国金融家的流逝名单还会成批量的增加。

金银岛岛主

第三部分　 体制内的金融: 刀刃上的舞者
　　（6）陨落的新星
　　1996年11月，朱小华赴港履新，出任光大集团第三任董事长。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1999年7月，朱小华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被中纪委“双规”。其时，朱在光大董事长任职不足三年。此后的朱小华如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
　　2002年8月，事隔三年之后，朱小华失踪之谜终于尘埃落定。一则2002年8月15日发自新华社的消息称：“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朱小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随后的几天中，朱小华案以超级速度开庭审理。朱小华被控犯有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起诉书上的一句“数额特别巨大”已经明确无误的显示,朱小华已无回天之力。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界又一颗耀眼新星就此陨落。改革20年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中央政府部长级官员的年轻程度，以金融界为最。虽然这与金融业的专业要求有关，但这批才华横溢的年轻部长们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朱小华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他并不是最早陨落的一个。
　　朱小华，浙江鄞县人，1949年出生。1966年17岁时候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职业金融生涯。与当时所有被耽误了大学之梦的年轻人一样，朱小华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进入上海财经学院夜大学上学。朱小华这个不起眼的夜大学学历，在博士如林的中国金融新秀中，显得格外奇特。不过，这也显示了朱小华与众不同的基层经历。的确，朱小华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他曾经作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实际上最初只有三个人），然后是处长，再然后在19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正是在这个副行长的任上，朱小华将要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朱曾经担任过上海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处的处长），然后于1993年7月直接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并于1994年年初开始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
　　朱小华的噩梦始于光大任上。光大，作为最老牌的红筹公司之一，可谓水深浪急。虽然在香港，朱小华面对的环境约束，一点都不比他呆过的其他地方好。其风险程度甚至远甚从前。而对于香港这个市场，朱小华虽然也有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的短暂历练，但这毕竟还是一个陌生之地。但朱小华还是出手了，积蓄多年，朱小华已经急不可耐。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在光大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所谓“朱小华热”。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快速并购还是股市热炒，朱小华已经卷入了一场很不理智的亢奋。而从职场的角度看，朱小华这种惹眼的出镜活动就更加不合适宜。让人感叹的是，在内地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朱小华一直是以克己、低调著称。虽然他思想活跃，但决不激进和张狂。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朱小华这种谨慎作风和良好的风险控制意识。20世纪90年代早期，上海股市初创，但已经相当狂热。就在朱即将离任之际，朱小华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过高。文章一经发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当时主管的副市长直接询问此事。一位亲历过此事件的朋友回忆说，直到现在他还叹服于朱的理论说服力。而在那个时代的上海股市，能够保持如此清醒头脑的人恐怕就更加少见。据说，在光大的朱小华变得十分强势，这种形象与他早年同事印象中的谦和、平易，似有天壤之别。然而，经过多年艰苦跋涉，险峰在即的朱小华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无论是在人生上，还是职场上，朱小华在光大的激进表现，都是他整个人生中的一个致命的败招。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管金生的影子。于是，同样的灾难刹那间降临。
　　将朱小华与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这只能表明我们民族的健忘。因为朱小华这个名字所隐喻的，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群落。且不论这十几年中国金融系统如过江之鲫的失踪、入狱人员，仅与朱小华同一级别的年轻高官，就还有王雪冰、李福祥、段晓兴等多人。
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年仅42岁，比朱小华升任同一级别时，还年轻两岁。虽然出身工农兵学员，但风云际会，使王雪冰有机会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由于其在纽约表现出了杰出的交易员才能及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遂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国银行行长。在2000年转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两年多之后，王雪冰被撤职。无疑，王雪冰的人生已经就此断送。
李福祥，曾经与王雪冰在中国银行时共事，1998年45岁时即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0年在北京一家医院跳楼自杀。
　　与我们前面列举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华、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这十年来中国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在体制内，决定性的人生经验都在体制内完成。这就决定了，虽然他们都有某种专业背景，但本质上仍然是官员，而不是金融家。所以，这批人的腐败，就决不仅仅只意味着金融家的腐败。在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足与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两样。贪污、受贿和渎职成为他们身陷覆辙最具标志性的原因。虽然在某些特殊场合，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许多外国观察家在对中国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时候，总是认为导致这些人最终掉进陷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们究竟是金融家还是官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中国，所有的规则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观到鉴别一个金融家的身份。这经常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人在20年改革所表现出的独特智慧。然而，看看这些金融家们的悲剧，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导致这些金融官员翻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身为金融官员，但这批体制内的金融人实际上相当缺乏必要的市场磨练。一旦进入真正的市场，他们的许多理论错觉就会经受到市场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对市场的极度不适应症状随之而来。朱小华在香港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将朱小华们看作真正的金融家。但是，如果朱小华们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国还有金融家吗？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国的银行的现状，你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诞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国的银行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这种尴尬，实际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国核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其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当然，我们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迟滞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隐身于金融体制之后的，还有更具压迫性的体制力量。
　　但愿，朱小华、王雪冰等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拂晓前的最后一批吃河豚者。而实际上，朱小华们——这批因改革而声誉鹊起的年轻金融家们，如流星般的纷纷坠落，已经急切地昭示：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走到了无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第四部分　 尾声还是引子： 不期然跳出的历史
　　就在我们准备结束这篇长文的时候，中国证监会一个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海南。显然，历史并不愿意就此了断，它是有记忆的。这种顽强的记忆力可能出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证监会不动声色地发布了关于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公告，这则公告称：“鉴于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了维护证券市场及金融秩序稳定，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决定会同辽宁省及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停业整顿工作组，自即日起对该公司实施停业整顿。”
　　这是中国证监会开始行使关闭证券机构权力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关闭的第二家证券公司。不过，不要以为这是刚刚过去的那次股市崩溃的后果，实际上，这是我们在为中国证券市场更早的历史买单。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许多大鳄都是从这段混沌的历史中走出来的，证监会在发布公告时的低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事件，证监会甚至超乎寻常的选择了指定媒体很不起眼的位置。不过，在这种“低调”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表现出的不安。毕竟，历史并不能轻易绕过。
　　与鞍山证券相比，大连证券的关闭恐怕更加意味深长。大连证券的董事长石雪曾是华银信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华银信托，更能够反映这十多年中国金融体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几乎参与了从信托到证券的所有历史。
　　华银信托，全称为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股东为华远集团、中国金融学院、以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开业。在90年代早期，华银信托一度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主力的代名词，凶悍名声如雷贯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托业声名显赫的闻人。1991年上半年，华银信托将当时上海股市的龙头股电真空从100多元拉抬至900多元，是中国股市的第一庄，当时以至于市场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测为华银所为。90年代中期之后，华银在公开媒体上突然选择了低调，但私下里，华银在证券市场中仍然凶猛如常。看得出，这种低调是刻意选择的。然而，再低调，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知情人称，华银信托2001年11月被关闭后，一座潜伏多年的巨大冰山开始浮出水面，大连证券及仰融的华晨不过是其最早撞翻的两艘船。大连证券及华银信托虽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祸根早在1990年代中期即已经埋下。知情人表示，华银信托及大连证券不仅涉及早年大量的国债卖空事件，而且也涉及近年一直持续的非法集资问题。多年来资金链一直紧绷，资产质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够想象。不过，经历过1995年国债回购市场崩溃的人，对事件牵涉的资金规模及内幕应该心领神会。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亲身参与者一直担心的清算和审判居然没有发生。然而，正当在那场崩溃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的人们以为，时间即将彻底尘封这段往事的时候，历史不期然跳到了我们的面前。在那场崩溃后，一些人销声匿迹，静悄悄的离去，一些人改头换面，继续在这个市场上厮杀，并成为鼎鼎大名的庄家。但如此大的资金流动，如此大的财富再分配毕竟有迹可寻。作为一直浸淫于这十几年中国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带的代表，华银可能正将一部隐秘的历史带到世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