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根、瑞银、美林、花旗等国际投行承揽的中国国企赴美、赴港上市的项目中，任职于各大投行的中国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
美国SEC的一份机密文件令全球的舆论兴奋。《纽约时报》8月17日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摩根大通雇佣中国高官子女的行为是否涉嫌行贿，涉事的包括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和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之女张曦曦。
有美国律师预计，“会有更多在国际顶尖投行工作的中国官员的子女引发类似的调查。”该律师表示，“一旦被调查企业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同行业均有类似行为发生，美国证监会就会对同类型、同行业的并且与公司采取相同模式或是相同代理商的公司进行调查。”
近些年，随着国际投行竞相角逐中国区业务，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行选择雇佣有政府背景的官员子女或亲属担任要职。
这些官员子女依靠父辈们积累的人脉资源，帮助外资投行获取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承销项目。外资投行也因此迅速打开中国区市场的大门。
不难发现，在摩根、瑞银、美林、花旗等国际投行承揽的中国国企赴美、赴港上市的项目中，任职于各大投行的中国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
一个“金融女王”的能量
路透社在8月18日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投资银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已经有20多年历史”。在2001年之前，外资投行在中国的办事处已经有56个，现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膨胀。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谁能够精准地拿下中国的超级客户呢？
外资投行们非常清楚，在中国，“人际关系是做生意的重要因素”。这种关系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官员行贿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子女、亲戚“另辟蹊径”。一些官员的子女有海外留学背景，以及国内丰富的人脉关系，成为外资投行聘用的首要人选。外资投行希望官员子女在父辈们的荫翳下，以及权力影响力之下，帮助公司获准承销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项目，增加外资投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系数。
这些官员子女背后的巨大政府资源，可以为其开启正常途径下不易开启的大门、打通各种关系，甚至制定有利于外商的政策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跨国投行中国业务的表现起伏与其在华组织结构和高层团队的变迁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Margaret Ren，中文名：任克英。《英才》杂志报道称，任克英是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之女、赵紫阳儿媳。《首席执行官》杂志报道称，任克英在中国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的圈子里很受尊重，在政治智慧方面极富天才。
1994年，任克英加入贝尔斯登之后，这家投行争到多宗国企赴港上市的项目，贝尔斯登担任广深铁路、兖州煤业的保荐人，在中移动上市的过程中，也争到联席承销商的职务。
任克英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工作七年，由于业绩出色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任克英离开贝尔斯登之后，中国区业务急剧下滑，国内几乎很难见到贝尔斯登的承销项目。
2001年8月，任克英转任所罗门美邦（Soloman Smith Barney），现称“花旗集团”此前，20世纪90年代，所罗门美邦在中国的项目只有两个：1999年帮助国家开发银行发行海外债券；同年，帮助长城科技在香港上市，但长城科技认为所罗门美邦将招股价定价过低，一度扬言起诉。
1999年10月，所罗门保荐的中海油因IPO认购不理想，在纽交所挂牌前的最后一刻取消交易，200亿美元的上市融资计划中途搁浅。此后四年，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区颗粒无收。
2001年，任克英被花旗集团聘用为中国区投资银行总裁。此后花旗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建设银行及民生银行四笔业内瞩目的大单。任克英在花旗的强势出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投资银行在中国业务上的版图，她本人也跻身亚洲区最成功投资银行家之列。
正当任克英在花旗集团广东大刀阔斧开展业务之时，2004年，一封“举报信”让任克英从云端跌落。美国SEC因中国人寿IPO中的一些问题对任克英开展非正式调查。2004年6月23日，花旗集团宣布，暂停亚太区副主席任克英和驻北京的中国投资银行主管颜庆华的职务。理由是，任克英及其助手因涉嫌在中国人寿赴美国和中国香港上市期间向公司和监管机构披露虚假信息。
但是，SEC始终未将该调查转为正式调查，而后根据SEC一份9页的文件，任克英被调查的具体原因是，国寿在港、美同时上市，招股反应热烈，但之后却涉嫌在招股期间为相关人士安排优先认购，违反配股程序，中国人寿在美上市期间有不正当行为。此外，监管层还想了解有关赠与相关个人的酬劳和礼物的一些情况，以及花旗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获得了建设银行的承销权。
任克英离开后的三个月内，上海汽车等几近得手的项目也相继丢掉。在任克英离开花旗后的两年多时间，花旗在中国区的投行业务再也没能做起来。
尽管花旗集团声称此事与客户无关，并强调由于集团在内地还没有投行办公室，上述高管停职事件不会对中国业务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任克英的停职实质上已对花旗构成一定影响。
2004年，花旗在中国仅拿到一单IPO项目，获得承销费2000万美元，而竞争对手瑞银和高盛从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中分享到12亿美金的盛宴。2005年，花旗集团在全球市场上超过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首次获得股票承销排名第一，但中国业务却显得黯淡无光。
据彭博数据显示，2004年花旗集团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股票承销额排名由第4名跌至第8名。2006年的承销排名中，花旗彻底跌出前十。
2006年9月，美国SEC彻底结束了对花旗集团原亚太区副主席兼中国投资银行总裁任克英的“非正式调查”，做出了“无不当行为”的调查结论，从而证明了她的清白。
任克英在调查事件后，以其强劲的国内人脉关系重返投行界。2009年8月，任克英加入法国巴黎银行任命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席一职。2012年10月，任克英被美银美林高薪挖角，接替刘二飞出任中国区总裁，帮助美林在中国不断扩大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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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3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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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0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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