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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之路》Paths of Glory (1957)

      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MGM的道尔.萨海瑞Dore Schary非常欣赏哈瑞斯和库布里克，答应给他们投资一部电影，萨海瑞问他们是否有什么现成的想法，这时的库布里克手头正好有一个电影素材，那就是《光荣之路》。许多年前有一次库布里克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读了荷姆弗瑞.克勃Humphrey Cobb在1935年写的小说《光荣之路》，留下了印象深刻。克勃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基于真实事件写了这本小说，小说讲述了五个法国士兵在1915年因为背叛而被枪毙，1934年为他们平反时，其中的一个遗孀得到了一个法朗的赔偿。萨海瑞在听完了故事之后，清楚地告诉他们，米高梅不会为这个题材投资，因为他们刚刚做了一部反战影片，那是《红色警戒线》《The Red Badge of Courage》(1951)，但库布里克还是决定要自己找钱拍这部电影。

剧本是由库布里克和另一个作家一起写，原先剧本的结尾是达克斯Dax上校通过威胁他的上级去救了三个士兵的命。库布里克想有一个光明一点的结局，使电影更加商业化，但后来的剧本恢复了小说原著的悲观色彩，而且使达克斯上校比原著中更显突出。

柯克.道格拉斯看上了达克斯这个角色，于是库布里克的公司和道格拉斯布.拉恩制作公司签署了一个五个影片的交易。作为条件，道格拉斯告诉全美艺术协会United Artists，如果他们不拿出850000美元投资《光荣之路》的话，那他就不会保证当时他正在出演的另一部影片《海盗》The Vikings（1958年）的收入。谁有权力，从钱上看得一清二楚：道格拉斯获得350000美元，而哈瑞斯和库布里克为了20000美元，再加上一个百分点的票房分成而工作。
      这无疑是一部在政治上相当具有反动性的电影，《光荣之路》在法国禁影直到1974年，在柏林电影节上也什么没有得到，被瑞士军方审查直到1970年，而美国军方也禁止它因为它的欧洲背景。评论更不妙，《纽约时报》评论道：“闷气的，沉重的库布里克式的眼光，阴暗的电影直接进入一个诡计多端的人的意识里，一个病人和被判死刑的战士的心里。”

      但事隔多年后来看，《光荣之路》无疑是库布里克早期最光彩夺目的一部电影，争对这部影片斯皮尔伯格这样评论道：“很多艺术家，当他们探讨一些空白领域时，他们以轻描淡写的细致一笔，开始深入探讨，而斯坦利在电影里总是以概念开始，以观点出以，再以浓墨重彩的风格努力使他的概念浮出水面。每个情节都是千锤百炼，每个情节都体现着作者的狡猾与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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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该被人遗忘的奥斯卡华人影帝

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是英国制片人戴维·普特南出资拍摄于1984年的一部影片，这部描写当代柬埔寨战争期间残酷景象的影片，因为真实、准确地揭露了红色高棉的凶残暴虐，在中国大陆上始终受到封杀，从来没有获准过在中国内地公映，但因为中国大陆盗版光碟现象的猖獗，政府难于控制，所以这部影片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VCD盗版光碟在私下销售，近两年来，DVD盗版光碟也出现了，有的光碟相对准确的译作《杀戮之地》或《杀戮地带》。
　　
　　 今年， 2008年的年初，《凤凰卫视》关于原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柬埔寨受到公审的系列电视片一经播出，致使长期受到中国官方统治媒体欺骗的那些中国人大吃一惊，原来当年那个时代我们所极力支持的柬埔寨共产党，竟然是这么一伙弑杀成性的残暴刽子手。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会记得当年的电影、电视、广播、报纸上，将柬埔寨共产党带领人民抗击美帝侵略的英勇行为捧上了天，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和他们领导的红色高棉的"英雄事迹"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斗志的学习榜样，然而他们夺取政权后实施的那一场又一场血腥野蛮的大屠杀，却被中国官方的统治媒体包裹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现在，《凤凰卫视》重新给中国人补上了这一课。

这部影片所反映的焦点，在于1975年以后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到1979年，红色高棉被越南军队赶下台、赶进丛林为止。这段时间，是赶走了美国人的红色高棉占据了首都金边，实行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消灭城市，把金边及其他城市的数百万居民，无论老幼病残，一律驱赶到农村，集中劳动管理；消灭阶级差异，对有产者、知识分子、宗教信徒进行思想改造，改造不好的一律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消灭货币和商品，一律实行"按需"分配；消灭家庭，实行男女分居，孩子一律由"党"抚养教育，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与此同时，在党内实行大清洗，大批干部及战士被处死，就连曾经积极支持过红色高棉的华侨也不放过。
　　
　　 在波尔布特不到四年的执政时间里，整个柬埔寨几乎成了一个杀人无数的大屠宰场，至少有一百余万人被杀害，当时全国的六百万人口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一左右。影片《战火屠城》真实地描写了那一时期的恐怖景象，那成堆的人头骨、铺满道路的残臂断肢、死尸和人骨堆满的河流、面无表情地用塑料袋将无辜人窒息死的少女刽子手、那一个个手持冲锋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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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救赎
2008-04-30 20:48:00　　来自: 同期の桜(私在黑暗中，是为了守护光明)
The Killing Fields / 杀戮战场的评论

《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是英国制片人戴维·普特南出资拍摄于1984年的一部影片，这部描写当代柬埔寨战争期间残酷景象的影片，因为真实、准确地揭露了红色高棉的凶残暴虐，在中国大陆上始终受到封杀，从来没有获准过在中国内地公映，但因为中国大陆盗版光碟现象的猖獗，政府难于控制，所以这部影片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VCD盗版光碟在私下销售，近两年来，DVD盗版光碟也出现了，有的光碟相对准确的译作《杀戮之地》或《杀戮地带》。
　　
　　 今年， 2008年的年初，《凤凰卫视》关于原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柬埔寨受到公审的系列电视片一经播出，致使长期受到中国官方统治媒体欺骗的那些中国人大吃一惊，原来当年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所极力支持的柬埔寨共产党，竟然是这么一伙弑杀成性的残暴刽子手。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会记得当年的电影、电视、广播、报纸上，将柬埔寨共产党带领人民抗击美帝侵略的英勇行为捧上了天，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和他们领导的红色高棉的"英雄事迹"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斗志的学习榜样，然而他们夺取政权后实施的那一场又一场血腥野蛮的大屠杀，却被中国官方的统治媒体包裹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现在，《凤凰卫视》重新给中国人补上了这一课。
　　
　　 这是一场迟到的审判，但是它毕竟来了。与此同时，随着柬埔寨公审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开始，《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的影片也开始重新在中国大陆私下里流通起来。有些电影网站公开在宣传介绍和下载这部影片，只是几乎没有多少观众写的影评，凡是那些用词过分的语言都被版主们为了网站的安全给删掉了。无数的中国人通过这部影片，看看全国每五六个人当中，就要被迫害死一个人的红色高棉的残暴统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1972年，越战接近尾声的阶段，纽约时报记者辛尼来到了燃起战火的柬埔寨进行战地采访，柬埔寨人潘迪受聘担任他的翻译、助手兼摄影师，两人在战火中历经血与火的磨难，很快熟悉了起来。1975年，美国军队撤出越战，原柬埔寨政府军垮台，红色高棉占领金边，红色高棉士兵的凶残开始显露头角，任意枪杀政府军的俘虏。鉴于形势的危急，辛尼进入法国领事馆，随大批的外国记者一起安全撤退；潘迪因为没有外国护照，无法跟随外国记者们一起撤退，只能作为柬埔寨人，留了下来，又被集体遣送到乡下的强制劳动营接受劳改。潘迪在红色高棉治理下的劳动改造营中历经饥饿毒打，亲眼目睹了红色高棉政权的虚伪欺骗、血腥残暴、对知识分子的野蛮屠杀，以及红色高棉内部的自相残杀，在逃难中他也亲身爬过满是柬埔寨人尸骨的道路和河流。 1978年底，越共的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军仓皇撤退，潘迪趁乱逃亡到泰国边境，最终在设在泰国的难民营里与一直寻找他的老朋友辛尼重逢，最后到了美国。
　　
　　 这部影片所反映的焦点，在于1975年以后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到1979年，红色高棉被越南军队赶下台、赶进丛林为止。这段时间，是赶走了美国人的红色高棉占据了首都金边，实行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消灭城市，把金边及其他城市的数百万居民，无论老幼病残，一律驱赶到农村，集中劳动管理；消灭阶级差异，对有产者、知识分子、宗教信徒进行思想改造，改造不好的一律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消灭货币和商品，一律实行"按需"分配；消灭家庭，实行男女分居，孩子一律由"党"抚养教育，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与此同时，在党内实行大清洗，大批干部及战士被处死，就连曾经积极支持过红色高棉的华侨也不放过。
　　
　　 在波尔布特不到四年的执政时间里，整个柬埔寨几乎成了一个杀人无数的大屠宰场，至少有一百余万人被杀害，当时全国的六百万人口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一左右。影片《战火屠城》真实地描写了那一时期的恐怖景象，那成堆的人头骨、铺满道路的残臂断肢、死尸和人骨堆满的河流、面无表情地用塑料袋将无辜人窒息死的少女刽子手、那一个个手持冲锋枪心如铁石心肠的少年战士，与处在长年战乱中的非洲、亚洲的某些地方何其相似。
　　
　　 这部影片如此成功，感染力如此之深，与其中的一位业余华人影星的成功饰演是分不开的。饰演影片中的柬埔寨新闻记者潘迪的，是一位柬埔寨华侨吴汉（Haing S. Ngor）。
　　
　　 吴汉，出生于1940年3月22日-去世于1996年2月25日，原是生活在柬埔寨王国和后来红色高棉恐怖统治时代的一位华侨，祖籍广东潮州，柬埔寨华裔，正式职业是医生。同影片中的主人公所经历的一样，几乎所有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血腥年代，吴汉都亲身经历过，有着深刻的体会。1979年，越军入侵柬埔寨的混乱状态解救了他，他死里逃生到了泰国。1980年，吴汉作为印度支那难民得到美国的收容。当英国著名制片人戴维?普特南开始筹拍影片《战火屠城》时，公开征求柬埔寨难民参加演出。吴汉见自己与角色的经历相似，便前往应征。吴汉并非专业演员，他从未演过戏，但却以自己在柬埔寨战乱中历劫而生的真实经历出演一位柬埔寨记者，表演得很成功。1985年，他因该片获得金球奖最佳男配角，随后又获得奥斯卡奖。获奖后的吴汉并没有继续演员的生涯，不久，他回到了柬、泰边境，办起了一所医院，专为柬埔寨难民治病。
　　
　　 时光流逝，红色高棉的统治近三十年时间过去了，在《凤凰卫视》的镜头里面，每个接受采访的柬埔寨人都坦诚面对那段血腥的历史，诉说自己的亲人在那四年地狱般统治里的牺牲状况，那一堆堆屈死者的头骨、那一张张遇难者的黑白照片，你像面对着一声声无言的控诉，控诉着极权统治下的野蛮、残暴、愚昧和极度的不公正。昏庸到连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事也要残杀的地步，这样的领导者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还要扶持这样病态的人掌握党权、军权、政权？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曾经那样极力扶持红色高棉一伙的中国领导人大都也死去了，把羞于见人的秘密带到了地下。现在，中国大陆继续封杀那一段见不得人的历史，看来是有理由的。
　　
　　 我至今搞不懂，中国大陆极力封杀那一段血腥历史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你觉得你扶持的小兄弟犯下种族灭绝的罪恶你也有份，在阳光下愧对世界大众？还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上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血腥历史，怕人们举一反三，联想到中国大陆那段昏庸的过去？难道封住你人民的耳目，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患上历史失忆症就行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大陆，一个日益融入世界范围的中华民族，你控制得住吗？封锁得住吗？
　　
　　 即使是在强盗窝里也会有好人的存在。《窃听风暴》中的"好人"是一位东德秘密警察中的窃听专家，《战火屠城》中的"好人"是一位红色高棉的地区领导人。注意，在这里，"好人"的概念和意义是在道德上的，而不是在政治上那个的，并不是你站队站在哪一边就是"好人"，站错了队就是"坏人"，而是说你还有慈悲恻隐之心，良心未泯，不忍看着民众、或身边的人在受苦受难，不去落井下石，在凭空制造出新的苦难，而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暗地里、或公开的伸出援手，尽可能解救受苦受难之人。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弑杀成性、专门制造人间苦难的邪教组织里，这种"好人"的命运可想而知。在《窃听风暴》里，唯一的"好人"窃听专家被分到邮局的分拣处，抽检信件，东德解体后沦为沿街送邮件的邮递员；《战火屠城》中的"好人"干脆为自己的好心付出了性命。
　　
　　 正像在一个恶劣的生态环境里，稻谷战胜不过稗草一样，在一个穷凶极恶的政治环境里，做一个好人是要付出比一般的常人更大的代价，甚至会遭到淘汰的。事实不是如此吗？在党的总书记因不忍镇压民众而也会陷入囚徒地位的时候，很难预料到一般的人做善事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所以在中国大陆日常平和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人做善事而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不仅是一个谦虚的问题，也是为了安全自保的需要。
　　
　　 这部抨击人间罪恶的影片发行后，曾获得美国最大的电影奖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等四项提名。最后正式荣获的奖项有第57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三项金奖。
　　
　　 此外这部影片接连获奖的还有：
　　
　　 美国第42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影片、最佳(剧情类)男演员、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作音乐的提名；最终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英国第38届电影学院奖最佳男演员、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乐、最佳化装、最佳导演的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音响、最佳剪辑、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新人共八项大奖。
　　
　　 最后获奖的还有：美国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奖；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摄影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摄影奖等等。
　　
　　 这其中的许多奖项就是直接授予吴汉的。一个头一次走上银幕的业余演员，还是一个美国主流族群之外的亚裔、华裔，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能接连获得如此众多的殊荣，令人赞叹。
　　
　　 吴汉最后的结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十分凄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吴汉被人发现陈尸在洛杉矶华埠他寓所外面的车棚内，身上有致命枪伤，凶嫌是华裔美国人，被控一级谋杀与抢劫罪，获判监禁五十六年至终身，目前还在坐牢服刑当中。吴汉去世后，吴汉的家属将一块价值22万美元的在金边的地皮赠送给柬埔寨福建会馆，用于恢复一所华裔子弟的民生中学。民生中学于1999年8月28日正式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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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巨匠，《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去世后七年，正当法国公众猜测这位大师是否后继有人的时候，一位隐居乡野的无名作者，出人意料地以一部惊动法庭提出公诉的小说作了回答，这位作者就是福楼拜，这部小说就是《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 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社会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


夏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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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
夏之父为银行职员，夏于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欧西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
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又称洛氏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也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1961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席。2006年7月，当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该院成立以来当选时最高龄的院士，夏志清表示“好像在作新娘子”。     
      夏氏以一贯西洋文学专家来看中国文学，他语重心长的指出“……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陀两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陀两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索、莎、托、陀诸翁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事实上，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作家都具有这种宗教感的。我既是西洋文学研究者，在《结论》这一章里就直言：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夏志清：“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阿瑟·威利、艾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看的人很多，大家说：就是好！翻译得多了，就没什么好了。小说也一样，《西游记》翻译一点点，大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看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夏志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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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达人
(1935—    )原籍绍兴两溪,出生于上海、官僚地主家庭。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梁效主笔之一。
        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卫生员、宣传员、文书,进军事干校。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捷克语,2年后转入历史系。1962年毕业留校成为教师。文革前在历史系负责学术批判工作。
        1966年5月底写大字报反对聂元梓造反。“6?18”成为被揪斗、剃阴阳头的教师之一,被称作“黑帮”。罪状有三条:反对聂元梓大字报、陆平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官僚地主子弟。
        为了解脱,他开始改造自己来适应文化革命的要求。在干校时兼做赤脚医生,因在部队卫生部呆过,有点医学基础知识,便一边背着药箱,一边背着理发工具,为贫下中农服务。并揣摩、模仿姚文元、戚本禹大批判文章,学习写大批判稿;1973年参与北大历史系写作的四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因此得到两项荣誉: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到秘鲁和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被选为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
        1973年10月被安排参与两校写作班子——当时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即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前身。是“梁效”笔名的创意发明者。他任组长的写作组是梁效的“尖刀班”。梁效发表的181篇文章中他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28篇。江青点题《孔丘其人》,要求“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文中形容孔子71岁,重病在床,讨伐革新派的一段话,出自范的手笔。后来因“影射周恩来”遭到重点追查。
        1976年9月17日,《光明日报》约稿希望梁效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由写作组一个组员起草、范改稿,完成了这篇文章。这就是当时《光明日报》刊登、后来被定为“四人帮政变信号”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10月10号半夜12点,梁效驻地被军队包围,中共中央下令查封。
        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后他从会场被直接押上囚车。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一年多。
        1979年1月离开监狱。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抛头露面。只许做一些资料打杂工作,命令他为〔沙皇俄国扩张史〕一书作人名地名的中英俄日文对照表。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结论:该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其放下包袱,为教育做贡献。
        为到美国进行比较史学的学术考察并申请索罗斯基金,周一良、汤一介写了推荐信。1989年3月他赴美访学半年,六四事件使其顺利延长了签证,陆续申请到一些奖学金,成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他靠一手推拿按摩,中医偏方,在波士顿购下住宅。为美国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与保健研究所所长、教授。1999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2005年5月接受凤凰台“口述历史”采访,做了以梁效往事为主题的访谈节目。
        (参考资料:《绍兴籍院士、教授名录》;范达人《忆周一良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文革“御笔”沉浮录》,“凤凰网”  2005年06月06日;没心没肺厨房《命运与盘算》,“大学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