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您好!如果您还活着,今天就是一百零六岁了。按理,我不应该直呼您的名字,但我情不自禁地这样叫了。
1984年大阅兵时,来自北大的几个年青人在经过天安门时自发地打出了“小平,您好!”那几个字竟成了我心里的底片,每当心灵的潮水涌起时都会自动冲冼。因为那一刻,让我看到了有理性思考的普通民众与站在天安们城楼会心微笑的你,是那样准确地对接到了一起。
曾有机会跟打那个横幅的其中两个人交谈过,他们那天因为人太多怕您看不到,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尽量高高举起,好让您能看到。是的,您看到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不仅看到了,而且这个极简洁朴素的问候语是如此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历久弥新。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想,反正,我对那几个打出标语的人充満敬意,他们适时地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心里话,我相信这句话很多人在心底对您说过很多次,至少,我本人是这样。
有一个同事,他在您逝世的纪念日的一个夜里,特地从香港赶到深圳街头您那幅大画像前深深鞠了三躬,这个场景是他不经意说出来的,可当我听到时内心深深震撼了,他让我看到一个普通人对一个领袖的真情实感。其实,是否为人民为中国带来了福祉,每一个个体都在用各种方式丈量着。我在深圳也曾路过那幅画像,我没有走过去,我也不会专门到那个地方表达对您的敬意,因为您的骨灰已洒向江河湖海,您就在我们周围,在空气里,在土壤里。
我从未见过您,更没有机会采访您。与您深入交谈的是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华莱士和已过世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这两个记者都是我职业生涯的楷模,我真的好羡慕他们。2004年去美国时,我专门到CBS的“60分钟”与华莱士交谈了几个小时,详细了解他对您采访的全过程。2005年,当我知道法拉奇采访您的全部录音带捐给波士顿大学传媒中心时我专门前往。我想听听当时您的全部录音,其中一定有许多我想不到的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记者,我又似乎知道我要问您的问题的答案。小平,一个多月前我就想起了您的生日。我连自已父母的生日也不记得,但是我记起了您的生日,我说这句话没任何造作,因为太多的现实困惑让我想起您。
小平,我曾做过几个调查,参加的人数一千到二千人不等,多半是年轻人。我们问,当你有机会移民时,你是否选择移民,其中有70%的人回答会;当我们问单靠踏实的工作能否过上体面和富裕生活时,75%的人说肯定不能;有69%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很少人有信用。
不仅如此,我深深感到我们的社会不仅贫富差距在加大,还有官与民的心理距离和对抗也日益增大,一篇报道说,在广州亚运会来临时,那里的人们要买厨房用的菜刀需要登记身份,因为这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相关,治安和稳定已如此脆弱?!与此同时,我们的传播话语系统对外对内逐渐在失效;还有,关系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不能激发年青人创新,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失望甚至痛恨。国内稍有条件的人,大多送子女到国外留学,他们似乎集体在默认教育失败;还有社会道德的沦丧,还有每年扫黄每年黄潮汹涌;还有灾难频发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还有,许多的企业主或者企业家们心中都有一种很深的不安全感,他们说“到时候”财富可以一点不要,只求一个活路,我知道他们指的“到时候”是什么时候,看着他们目前建立的伟业和如此这般的凄凉内心,我真的无语。因为安全感缺乏,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另一国的护照,准备某一日一走了之,有些已早早将老婆孩子移民他国……小平,看到这些您会作何想?
我知道一个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不必呼唤强人政治,我们需要的是法治。您构架出一国两制,您将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带到改革开放的路径。您说过如果发生两极分化中国社会就会有发生革命的危险;您说过最后只是一少部分人富起来就算改革的失败;您说过城市再漂亮没有农村稳定的基础不行;您说过教育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您说过所有的改革都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您还说过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许多阻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是中国社会一切有正义有良知的群体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您最关心的问题。如今的中国是一艘快速航行的巨轮,我们前方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这艘船在迎接外面的风浪之前不能有太多的地方漏水。
小平,您没有架子,您将心比心,您也愿意倾听,您身上带着乡野的通俗智慧。作为一个受惠于您改革开放智慧的公民,请让我在您生日之际,带着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和心底深处的感恩,郑重打出二十六年前的那幅标语吧:小平,您好!
(王利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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