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产业大转移
党中央、国务院对待2009年，已经做好了“经济发展将遭遇更大的冲击和波折”的准备，而有关经济政策将更多的倾向于如何加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以能够承受住来自内外经济下行风险的“多波次打击”。
胡总书记在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表达中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将要遭遇世界经济下滑的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走势在09年更严峻，为此，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不是仅仅希望千方百计把这种风险和冲击尽可能的减少到最小程度，尽可能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或者说，中国的应对策略，已经不是单纯的希望通过类似“4万亿”的方式来“保增长”，或者“奢望”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而是明显转变为，更加强调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抗打击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而中国经济最终“取得胜利的标志”，不再是保持GDP的高增长，而是在全球经济同步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在渡尽劫波之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过来，通过自身经济政策的“向内转”，保住元气、保持中国产业发展的完整性和坚韧性，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维持在现有的轨道和水平之上（也就是说，尽可能保证中国经济可以在原有的“较高”数量级标准下的 “较低水平”发展）。
中央的经济政策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做了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不再奢望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更多的只能说是“尽可能”，甚至是一种“口号”），而是把工作的重点和重心转向了----
1、通过稳定“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稳定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群体，保持大局的稳定；
2、通过加强全社会的民生和保障，构筑中国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以此增强中国社会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提高中国社会的韧劲，也就提高了我们的抗打击能力；
3、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牺牲掉一些，“短期有利于保增长”、但不符合长远趋势的行业和产业，保证中国经济能够在下一轮增长周期来临之前提前做好准备，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元气（广东坚决的“腾笼换鸟”，应该不仅仅只是“一省之事”。结合近几个月中央领导密集的赴广东调研，以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强烈态度，我推测广东坚决“腾笼换鸟”是执行中央经济决策）。
换言之，我们不能规避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趋势，但我们一定要是损失最少，波折最小，复苏最快的经济体。
4、中央把保持经济发展的侧重点转向内需，虽然是面对全球经济下滑外需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做出的抉择，但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同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
5、“内忧外患”迫使我们必须放弃一切不同意见和分歧，不折腾，团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应对这次“应对经济危机”战役----
政府所做出的加强保障、满足民生，将使得此次经济政策的调整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为赢得此次“应对经济危机”战役的胜利，巩固群众基础； “4万亿”的经济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打好这一仗的“弹药”；而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是制定了这次战役的“战略规划”，至于具体的战术方案和做战计划，将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具体去制定、执行和落实。
6、党中央所强调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以及利用此次经济放缓抓住产业转型的有利时机，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看来中央已经将下一波经济增长周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基础之上。
从去年9月农民工返乡潮初现伊始，我就开始关注就业问题对我国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的影响。为了更好的认清当前的就业形势，分析国家的相关政策以及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我先做一个总结回顾，并按逻辑推导过程，将就业问题逐步引入第二次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的框架。
就业问题的紧迫性以及对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决定了“保就业”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
今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是传统上规模达约2亿之巨的“农民工”、应届毕业生、其他新增就业人口、以及因为各种原因“下岗、失业、无业”的人员，外出打工、重新谋职的高峰。而鉴于08年以来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传统经济能够吸纳的就业人口，恐怕难以再增加，甚至不排除出现“排斥”就业、制造失业的问题。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有可能导致，这约2亿“打工者”当中，约一半的就业人口，不得不重新选择未来、重新找出路。因此，中国急需应对“1亿不确定人口”挑战，
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也即从此前的“保增长”，将转向“保就业、保稳定”。因为只有妥善解决大量（甚至的“数以亿计”）的无业流动人口“无序”流动，才不至于引起、或者制造、激化“各种不利于稳定”的事件、矛盾，才能够为进入“保增长”关键时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否认出现农民工返乡潮，到将农民工（部分）纳入失业统计，再到暂缓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于“保就业”的力度越来越大。然而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就业压力并未得到显著改善。美欧等国的经济持续衰退固然对此有一定影响，但管理层对失业问题的本质和“4万亿”功效的误判，或许也是未有更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4万亿”只能作为“保就业”的开始。失业的本质是我国产业升级和“民生产品”缺位。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只是加速了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的步伐，其真正实质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造成的劳动力转移，以及满足内需所必须的“民生”产品长期缺位。
而仓促推出的“4万亿”并没有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针对性部署，所以，“4万亿”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GDP、一定数量的“新增就业”，但绝不可能完全“托住经济增速”，也不可能解决所有“新增就业、和大批失业人口”。“4万亿“功效仅在于建立失业“缓冲带”，中国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保就业”已经和“促改革”绑在一起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留给政府解决所谓的“二月压力”的时间只剩下“黄金30天”。值得欣慰的是，关于“保就业”的针对性部署已于12月开始密集推出：
针对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这两个最大的就业群体，国务院出台的“积极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六条措施、人保部提出的“就业再培训”的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四项措施，教育部关于毕业生留校以及研究生扩招的四项政策，都可谓救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的缓解就业压力。
而中央经济会议上关于东、中、西部间产业升级和衔接，以及《国务院部署扩大消费稳定外贸增长七大措施》中明确提出的鼓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则是中、长期内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
因为既然产业升级和转移是造成当前就业压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应该从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入手。
就业问题，是保增长问题，更是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
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抓住东部产业升级的契机，尽快完成第二次全社会资源重构，实现东、中、西地区的产业链衔接，让东部原有的成功发展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得到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目前全社会生产资料要素重新分配的契机已经出现：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为中西部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熟练工人，国家“偏重”于中西部的4万亿计划提供了资金与政策支持，加上中西部原有的资源优势，假若能够创造有利条件，使得中西部能够顺利承接东部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断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那么非但解决了这数亿被转移熟练工人的就业问题，还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宏图。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就业”是全文出现得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共10次），与之伴随的，往往是“发展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升级”。
胡锦涛主席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明确指出，“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
显然，保增长对全中国来说是第一任务，但对于肩负着再次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重任的东部地区来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须，中央已经做好了为产业升级而牺牲部分GDP增速的准备。在同样的问题上，东部地区也不太可能为保就业做太多的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已经“放弃”“保就业”这一影响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的第一要素，在我看来，“保就业”和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一起，成为“战略大后方”中、西部所必须挑起的重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部与中西部，“要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调整地区结构”，全面协调产业升级和创业就业的关系，在坚持发展模式转型的同时，“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央政府首次将之前东部地区单兵突进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纳入到了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的范畴----“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配套出台分类调控的区域政策”，以“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
言外之意，目前中国的生产要素分布并不合理，东、中、西部的产业衔接并未建立。显然，这个衔接就是----集中了就业和转型矛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东部的产业升级造成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迁，而这种外迁之前是没有方向性的----既可以是海外也可以是中、西部。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统筹规划之前，甚至以迁往海外居多。但由于这关系着我国社会最敏感的就业问题，在今年初可能要解决高达两亿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下，中西部承接东部“溢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求显得格外迫切，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中央提出了“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的战略，战略方向显然瞄准了中、西部。
然而，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以上各种因素基本上依然“各自为政”，并没有被捏成一个整体----农民工提前返乡仅仅是失业问题，4万亿计划只是单纯的为了保增长，珠三角的“双转移”与“腾笼换鸟”仅仅是为了珠三角的产业升级，而并没有考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方向性。
三十年前，发达国家开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全球范围迁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成功，就是集中一切有利条件，促成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这构成了我国社会生产资料要素的第一个阶段性流动：我国几乎所有最具优势的生产资料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支持等，都集中输往东部地区支撑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无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解决了数以亿计外来务工人员就业问题的同时，带动了我国整体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也东部也形成了产业升级的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迁出。这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做出调整的必然，但生产资料要素的调整并没有及时跟进。
目前看来，这次农民工返乡更像是东部原有发展模式的一次“溃败”----产业工人“丢盔弃甲”回到中西部，而将维持战斗力所必须的“辎重”和“粮草”----资金、技术设备、其他资源都留在当地，甚至流向海外；而将整个部队捏合在一起、形成战斗力的士官阶层----管理、技术人员则不知所踪，一整套成熟的产业链也将随之消散。
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不啻于一种对成功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的浪费。
应当承认，对东部地区来说，原有的优势、原来被保护的“稀缺资源”，现在成了发展模式转型的累赘、负担，特别是过剩的劳动力，已经超过当地城市和工厂的容纳上限。而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由于低耗能、高污染，或由于属于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在与新产业争夺土地、资金、自然资源，成为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之一。广东大谈“双转移”、要“腾笼换鸟”，正是要挤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地区的生存空间。
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到了尽头，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发展模式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可能还要做三十年衬衫,这个符合中国的国情”，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由于中国仍然有几亿人是农民，这种国情决定我国出口产品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外贸出口结构调整需循序渐进。
这种生产关系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不应该将之单纯的“赶尽杀绝”，而是如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那样，通过第二次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为中、西部承接东部迁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有利条件。
三十年后的这次发展模式的转型，成为全社会二次生产要素重构的契机和必然----若想将这次东部产业工人的“败退”变成有组织的“战略转移”，在中、西部重新形成吸收劳动力、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的“成编制部队”，就必须利用东部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反向回输”以及“四万亿”计划适时出台的契机，完成第二阶段全社会生产资料要素的重构----将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资料要素吸引回中、西部，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完成东、中、西三地梯级产业结构的战略布局。
不仅要“人”回来，还要把“枪”带回来，“徒手兵”是不可能形成战斗力的，“枪”带回来才能维持、甚至发挥原有模式的“战斗力”。
所幸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之前东部地区单兵突进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纳入到了全社会生产要素重构的范畴，提出以“要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调整地区结构”为目的，“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的做法----唱戏的还是那帮产业工人，剧本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剧本，只不过舞台由中国东部变成了东西部----继续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吸收劳动力，为下一次的中、西部的产业升级完成原始积累。
现在的中、西部与东部相比，缺技术、管理、市场份额（营销关系+运输条件）等。优势在于，不缺人，不缺土地，不缺资源。这也是当初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竞争发达国家转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劣所在。当初东部可以在竞争中获胜，现在中、西部亦可以创造条件，以实现“中国制造”的顺利交接。
2008年，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大溃败，在就业压力和保增长压力下，“4万亿”的出台，基建工程、农村改革，充其量都只能是为之建立缓冲带，为产业的顺利交接争取时间而已。当然，产业转移的过程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许要花费我们5-10年的时间。
而2009年，将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开篇。 |
发表于 2008-12-31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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